外交部街59号院大食堂

中华龙

　　北京外交部街59号院是协和医院宿舍区，也曾是第一代中国医学大腕云集之地。

院里树木繁盛，历经百年的美式别墅分布其中，但在东南角，也就是新楼的南面，却还蛰伏着一幢极其不起眼的建筑。

普通的墙、普通的顶，连房门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说它像临时建筑，倒真委屈了它，一则此建筑已年过半百，二则比起临时工房那还是要巴实的多。

但认定它是正经八百的建筑物，这结论您还真不好下，因为它又确实显得不那么庄重、踏实和上档次。

　　数年前起，这座有几分莫名其妙的建筑里，居然开始进出令人羡慕的协和研究生们。

这些为向医学高峰冲刺而蓄积能量的年青医学高材生的到来，给这一常守寂寞、曾被人们忽视、淡忘的建筑物增添了诸多生气和活力。

稍加修缮后的简易建筑，摇身一变，居然成为协和新时期研究生们的一处集体宿舍了。北京人讲话，屎壳郎变知了，有点儿神！

想知道这幢建筑的由来和故事吗？咱得从头说起。

　　1958年夏天之前，这里曾是一个50多米长、30多米宽平坦的操场，里面有木制篮球架、有沙坑，操场中部因打球、玩耍的人多，春夏秋三季地面长不上草，周围倒都是一抹翠绿。操场边沿，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杨树和松柏。平日放学和节假日，孩子们常常聚在在这里玩耍、聊天。

操场西北角台阶上，有一幢不大的平房，里面分成相通的两室，一间是灶房，一间卖饭，59号院最早的所谓“食堂”就在这里。

为什么说“所谓食堂”呢？因为这里地方小，做饭的师傅只有一男二女共三位，据说都属协和营养室派出人员。

人少地小，所以每天只供应早、晚二次食品，不能用餐，并且只有主食，如馒头、窝头、米饭等不多的花样（偶而也炸油条），不做菜肴。

记得主食出锅下屉后，师傅们将热气腾腾的馒头、米饭快速倒入农村喂牲口的大笸笈里，当然笸笈都是全新的，上面用白棉被盖好保温，抬到外间屋的桌子上，这时等候着的院里住户们，特别是那些没请保姆的双职工，就会争先恐后地买了饭食打回家进餐。

　　1958年下半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公共大食堂做为“新生事物”在各地农村似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办不办大食堂？办食堂的态度积极不积极？似乎已不是单纯的建设计划和工作方法了，而成为衡量对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严肃政治标准问题。

　　当时的协和党委、协和领导没有丝毫犹豫，会上大家一致决定要办好协和大食堂，并且还要突出个“快”字！接下来，大食堂建在何处成了研究的焦点。

有的建议盖在协和医院护士楼外侧，也就是后来盖协和医科大学教学楼的地方；有的提出在医院东门南面空地上建；还有的提出就盖在59号院东南的操场上。

　　57年7月经国家卫生部党委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合并成立统一的党组织。58年正式成立党委，第一书记是张之强，第二书记是白希清，副书记是薛公绰、李钟勋。

好家伙，您看看，四位头儿，三个住59号院，家还都在离操场不足20米的新楼上，盖大食堂的地点最终选哪儿还会有疑问吗？！

领导拍了板，下面说干就干，当时提倡雷厉风行，口号是“多、快、好、省”、“一天等于二十年”。

现在看，这些口号本身就是矛盾的，多怎么能省？快怎么能好？省想好也难，多如何达到快？一天和二十年划等号，更是荒诞不经，如果硬将今天借助科技的发展速度与原始时期相比，还会列出等于一万年、甚至十万年的得数。

那时没人去琢磨这事，还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么着、就得这么干。

操场东、西、南三面本来就有围墙，东面要烧火、出渣，还要留出地方储物，所以北墙和东墙要新建，西面和南面则充分利用原有旧墙加高就行了。

开槽出土打地基，工地上红旗招展，标语口号加来往干活的工人，一派热气腾腾的新气象。脚手架搭上后，拉上大灯泡，白天大干晚上加班。

张政委、白院长、李政委上下班经过时，常到工地转转，就连住新楼一层的协和医院总支书记张绍荻，也不时登上脚手架对工人指指点点。

　　领导重视，机关卖力，施工人员认真负责、埋头苦干，工程进展神速。特别是西墙，那里原本有美国人修别墅楼时建的高墙，借花献佛，太可用了，直接在墙顶垒上几层砖、安几个窗户，得了、齐活，整整一面新墙，擎好吧您呐！

房顶用的是当时的新型建筑材料——大块波纹石棉板，据说结实、不重，还防火。地面比较费工，水磨石的，用黄铜细条等距分格，水泥漫好，再撒上白石子粒抹平，阴干后，边浇水边用抛光机打磨多遍，直至平整光滑。

施工期间，安谧、恬静的院里，尘土、噪音不断，林巧稚、周华康教授住的28号别墅楼，梁植权、劳远绣教授住的29号楼，以及新楼南楼顶头，包括王克勤教授家的四层楼住户，都饱受其苦。

教授们要看文献资料，要写论文报告，家里呆不下去，只好在办公室熬到深夜再回家，各家孩子上幼儿园、上中小学的都有，反正在学校和幼儿园疯了一整天，筋疲力尽，天黑吃饱上床睡倒后，被人抬走都不知道，哪管你什么钉啊、砸啊、锯的。

许多孩子还把工地当成景点，没事就去溜达，找工人要钉子、铁丝、木板做玩具，抓上两把白石子当鱼缸的垫底，用砖头搭小房子，更不要说在脚手架上“探险”、捉迷藏了。

　　十个月左右，第二年“五一”劳动节前，59号院花繁树绿，崭新的协和“大食堂”也竣工了。

大食堂有北门、西南门二个门，两处门口的门楣玻璃窗上，都用红漆、正楷书写着“大食堂”三个醒目的大字。

启用前，举行了简朴、隆重的剪彩仪式。锣鼓队好一阵敲打，喧闹中领导剪断系在食堂北门的红绸带，几十位工作人员和一大群家属、保姆、小孩一拥而入。

雪白的墙壁、光滑的地板、浅蓝色七合板顶棚、崭新的桌凳、一溜排开的取餐窗口，一千多平米大、五米多高的室内空间，三分之一是操作间、三分之二是餐厅，宽敞、明亮，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不少穿塑料底鞋的孩子，当即助跑几步，在水磨石地板上打起了“出溜”。

大食堂开张后，确实挺红火，给协和人尤其是北院上百户住家带来了方便。食堂按照一比二十的比例配备了四十余名工作人员，主任由总务处的副科长老李兼任。

　　李主任也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山西吕梁人，四十大几，中等个、红脸膛、一圈落腮胡子，他的一句满是山西口音的顺口溜“要想做好饭，处处用心钻”，很快成了大食堂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据说，张之强书记还在干部大会上表扬过李主任，肯定并倡导老李“用心钻”的工作精神。食堂采买、会计、出纳、卖饭票以及烧火、洗菜、清扫等打下手人员占十三、四位，其余都是厨师，红案、白案刚好对半，有的解放前还在六国饭店当过主厨。

记得大食堂有几样家常菜做得很地道，去得晚一点根本捞不着吃。

首推是熊掌豆腐，油煎过的豆腐片再加料焖，咸香出味、滚裹肉沫葱花的老豆腐片，无论就馒头还是配米饭都是一个爽。

其次是木樨肉，鸡蛋、肉片和木耳三合一，火候恰到好处，量足、汤鲜、嫩滑，用菜汤拌饭，得多吃一大碗！

再就是榨菜豆干青椒炒肉丝，香味扑鼻，色彩诱人，见天吃都不带腻味的。

还有就是酱蹄膀，用多种调料制成，工序也讲究，蹄膀出锅后，酱红油亮、皮韧肥香瘦不柴，比北京的浦五房肘子、苏州的万三蹄毫不逊色。

主食里，开花馒头、枣发糕、葱油肉沫烙饼、茴香羊肉大包子也是很吸引人的东西。

　　除了用餐，大食堂还承担起了俱乐部功能，将饭桌贴墙放好，凳子依序排开，就可放电影、开舞会、举行结婚仪式。

《海鹰》公映后，协和在大食堂放过，银幕挂在南墙上，看的人很多，因为当时彩色胶片拍的电影很稀奇，几百人坐得满满登登，孩子们只好跑到最前面直接坐在地上，或者爬到靠墙的饭桌上看。印象最深的是出演民兵队长、靓丽的王晓棠和出演鱼雷快艇艇长、英俊的王心刚，还有就是刘江演的“国军”李舰长那句著名台词：“婊子养的美国佬跑了”！

现在，每当看见容颜不驻的王晓棠女士，鼓着金鱼眼、头上依仿年轻姑娘别着宽发卡，仍然奋力上镜做SHOW时，国军舰长的台词、协和大食堂的夜晚，就会快速闪过脑海。

　　夏天一过，秋天来临，为解决冬天吃菜，食堂李主任想到两个办法：建菜窖和腌咸菜。

先说挖菜窖。按李主任的意思，菜窖本想就近挖在林巧稚教授住的28号楼南侧，但要砍掉长在那里的一棵大槐树，领导没同意，后改在了对面宋儒耀、吴德诚两教授合住的43号楼南面空地上。

地窖十米长、四米宽、三米深，协和组织工作人员和医大学生轮流义务劳动，不到半个月就挖成了，李主任督促木工房十几个工人，按照南高北低在大坑上面加了个顶盖，向南一面安了几扇窗，用于采光、通风，顶盖上铺油毡，又用碎麦秸和泥抹了厚厚的一层保温。

　　入冬前，京郊、河北的大白菜、萝卜开始大批量上市了，北京大街小巷随处能看到堆积如山的大白菜、满地脱落的菜帮子和闻见空气里弥漫着的生白菜味儿。

　　59号院也不例外，大批白菜进来后，不能马上入窖，因为水汽重，易腐烂，要先运到院里空场上晾几天，然后去除最外面的老帮子，才能入窖码放贮藏。

　　李主任当院收拾白菜时，把周围玩着的几个孩子招呼到身边，“你们爱吃什么菜啊”？他问。

有的回答，爱吃西红柿；有的说，爱吃茄子；有的则说，喜欢吃心里美萝卜。

老李带有指教地说：“你们要记着，百菜不如白菜，诸肉不如猪肉，猪肉熬白菜，吃后保平安，常吃定成才”。

　　李主任掰着手指头告诉我们，市面上卖的大白菜分一、二、三级，一级的棵大、包得瓷实，倍儿沉，价格稍高，限量供应；二级差点儿劲，也按人头定量卖；三级的小、松、没芯，随便买，主要用于渍酸菜用。

他一指右侧地上的绿叶白菜，“看！这边的叫‘青口’，是北京周边种出来的”。再往左边一指，“那边的叫‘白口’，白叶白帮，是山东、山西运过来的”。

　　“但最好的还得属河北玉田白菜，它又叫‘锥子菜’，特点是：形状包尖、耐贮藏、不抽苔、叶甜脆，营养成分含量高。做馅，清鲜宜人；溜炒，不乱汤；嫩叶、菜心可生食，甜脆鲜嫩，清心爽口，能去油腻、解酒醉，是饭桌上的美味佳品。过去专门进贡给皇宫，所以又叫‘御田菜’。”

他还说，他老家的大白菜，一棵能长二十多斤，大人站上菜都不带倒的。

　　老李的话，当时听了直愣神，将信将疑的。后来到了吉林、山东农村，都看到过地里长有十几二十斤、站个大人上去都倒不了的大白菜。

晾白菜那段日子，满院都是整齐躺着的大白菜，一棵挨一棵。现在想来，我敢说，有一种震撼，就是李主任的“白菜论”；有一种壮观，就是59号院里的海晾大白菜。

　　菜晾好后，食堂员工就地摘掉老帮，把白菜两棵对头码放成一列列半人高的菜垛子墙，等着用推车和平板三轮运往窖里。

孩子们抓住这个机会，将菜墙当作掩体，把菜帮子当手榴弹，展开了“战斗”，一仗下来，往往大汗淋漓，浑身是土，头上、身上还沾满了菜汁、菜叶，但不会受伤，没有危险，玩得痛快、爽气。

　　再说腌咸菜。在食堂东墙外储物棚里，李主任带领员工砌了一个水泥池子，搬来了十几口一抱多粗的大缸。

池子用来腌雪里蕻，大缸腌疙瘩头，咸菜成本低、易保存，但腌咸菜也不容易，先要晾至半脱水，菜要用粗盐搓，疙瘩头每个要开三、四刀，再按比例配盐兑水压上木板和石头腌制，有的还要定期翻动、倒缸，也很辛苦。

　　1959年农村不少地方已开始出现饥荒，北京城里的居民真正感受到日子不好过，则是在60年春后，粮食减少、副食减少、蔬菜种类也明显减少，国家开始实行严格的供给定量体制。

大食堂没有先前喧闹了，虽然依旧三餐供应，肉类、细粮难得一见，主食、菜肴已主要是窝头、土豆、萝卜和青菜了。就餐的人们不停地搓着手中按定量购买的饭票，反复盘算应该选定何种食物才能即节省又顶饱。

在不景气的状态下，大食堂又熬了近一年。

　　60年冬季一天下午，寒冷的北风带着哨音，卷起枯叶和尘土到处飞舞。

“克妞子”张克君、“老驴”张峰、“高狞子”高宪三个小伙伴在院里转了一圈，信步遛到地窖前。地窖门虚掩着，铁链和锁头搭在一侧门把儿上，显然炊事人员拿菜后，忘了关门上锁。

拉开窖门掀起厚厚的棉被帘，一鼓暖湿气流扑面而来。仨人六目相视，全笑了。大冬天猴冷的，能找这么一个暖和的隐蔽处猫着，也不失为一种野福气。

进得地窖，把码在木架上的麻袋铺在白菜垛顶，每人枕棵白菜直接躺在麻袋上说东说西闲侃着。

一会儿，不知谁的肚子率先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种咕噜声就像会传染，很快每个人都“咕噜”了起来。七、八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的时候，谁知却碰上了食物少、吃不饱的岁月。

饥饿，不但降低人的体力，也影响人的精神。三个孩子眼睛直楞楞地盯着地窖顶棚，这会儿好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张“老驴”一个仰卧起坐，转身将当做枕头的白菜抱进怀里，扒掉菜头上几层老叶子，右手从上用力插向白菜中央，很快抓出一把淡黄色的菜心，另二个孩子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也迅速爬起来你一把我一把，硬是将整棵白菜很快吃成了一个空壳。

　　白菜生吃有股子土腥气，但北方大白菜包得紧、心子嫩，特别是经过霜打后，叶片泛着淡淡的甜味，也并不是特别难以下咽，尤其到饿极了时，吃口感觉还不错。

当然，现在是不会有人再去生嚼白菜了，独生子女更是金贵，热带水果都吃厌了，谁还会没事找棵生白菜吃？！

如果今天发生这种情况，家长肯定立马带孩子上医院去看精神科！

回想大食堂李主任的一番箴言，不得不承认，大白菜以产量大、耐贮藏、烹饪常用、食用广泛，排在百菜之先。如今闲时，取白菜心洗净切好，先用些许咸盐搅拌杀水，然后加适量糖、醋、精盐、红辣椒丝、麻油、鸡精等佐料拌匀，也还是一道爽口、嫩脆，受人称道的家常特色小凉菜呢。

　　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

一件是黄羊肉。一个星期六的晚餐，大食堂做了大锅的羊肉炖青萝卜，许多人好久没见荤腥了，打了一份就着窝头吃起来，一口肉汤喝到嘴里，强烈的膻气呛得人们一机灵，肉的纤维既紧且韧，嚼起来很费劲。谁都能凭感觉认定，这绝不是真正的羊肉。

看见食堂师傅在旁边收拾桌子，不少人询问究竟。师傅回答，是上面分给医科院的野味——黄羊。

　　黄羊是野生动物，实际并非羊类，而是羚，名称为蒙古瞪羚。

它体形不大，四肢细长矫健，全身土黄色，一般为20─35公斤，也有大一些的，公羊有角。主要生长在内蒙等北方草原和丘陵地带，擅长奔跑、跳跃，最高时速可达90公里。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肉、蛋奇缺。为解决首都居民的副食需要，内蒙古草原的黄羊就成了最好的补充品。

国务院把这个任务下到北京军区，军区又下给内蒙部队。

听参加过大规模猎杀黄羊的人说，草原当时黄羊巨多，大的一群能达数万只，有时多群相聚，绿色草原顿时变成一片褚黄色。

黄羊特性：喜光，根据这个习性，部队乘车在夜间守候在羊群聚居地，同时开亮车灯，当黄羊在远处看到光亮，马上奔跑过来，这时，战士用机枪、冲锋枪向羊群扫射，即可轻而易举地射杀大批黄羊。甚至那些开始并没有被射中的，在眼花缭乱的灯光下，也会像着了“魔”似地不肯逃离，只能候以待毙。

从草原打来的黄羊，或直接分配到大单位，或进入菜市场向居民销售。

东单菜市场就买过好一阵黄羊，孩子们专门去看过。在菜市场水泥台和肉案上的黄羊，确实只只身上都有弹孔。

现在内蒙也还有黄羊，只是数量不如以前，种群也没那么大了，国家已将其列为保护动物。

为帮助渡过困难时期，黄羊用自己血肉之躯做出过贡献，北京市民尤其不应忘记它们。

　　另一件是高级糖。60年糖成为珍贵的好东西，不论红糖、白糖、冰糖还是水果糖，都成了稀罕物。

家里凭“本儿”按量买的一点糖，被大人藏得严严实实，以备家人生病补养之需。

商店里买糖果的柜台经常是空空如也，后来为回收货币、调节市场，国家出台部分商品高价政策，十几二十元一斤的点心、几十元甚至更贵一斤的奶糖出现在商店里，那时这就是天价，一名青年工人月工资才二十元左右，所以一般群众和干部只有看看的权力，根本买不起，只有民主人士、高级专家和原工商业主才具备购买力。

北京小孩那时的儿歌唱道“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说的就是这码事。

　　十二月中旬，一场大雪过后，陈韶山、刘如光、张宪乐到院里玩堆雪人，堆雪人要先滚雪球，将大球和小球叠加后，再安上“鼻子”、“眼睛”和“嘴”。

黄家驷教授住的41号楼与胡正祥教授家住的42号楼中间的空地雪层厚，雪球容易滚大，孩子们一路将几个篮球般大小的雪球推过来。

“看！那是什么？”张宪乐眼尖，指着42号楼北墙地面大声喊道。顺“得儿乐”（张宪乐外号）手指方向看过去，一个被细绳十字扎牢的纸包出现在眼前，刘胖子刘如光几步跑上前，拿起纸包仔细端详。

　　“小分头”陈韶山和“得儿乐”围拢上来，大家纷纷揣摩着包里会是什么东西。细绳捆得太紧，刘胖子解半天都弄不开，还是“小分头”主意大，一句“撕开得了”解决问题。

“得儿乐”拿过纸包一把扯开包装，里面露出全是裹着五颜六色、缤彩纷呈玻璃纸和锡纸的高级糖果！

怎么办？短暂愣神后的孩子，第一意识就是：吃啊！

　　当时那包高级糖，对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太具有吸引力了，谁都没有犹豫，也没有想到别人东西不能吃，或是应该找找失主，还给人家之类。

三人忘了雪球，坐在一处矮墙上，你一颗我一颗吃了起来。

牛轧、红虾酥、大白兔、水晶糖、巧克力夹心一应俱全，太丰富了。

半个小时下来，估摸着有二斤多的糖果，全下了三个孩子的肚皮。

咽下最后一粒奶油软糖后，“小分头”陈韶山开了腔，“咱们吃糖的事，谁也不能说，否则赔不起”。刘胖子和“得儿乐”表态：“还用说，谁漏出去，出门撞汽车”！

　　可千万别拿糖果不当干粮。当晚去大食堂就餐，“得儿乐”瞅着窝头和肉皮熬白菜汤直犯怵，一点儿没有食欲。大人还以为是生病了，问东问西，好不放心。其他俩孩子也相同，晚上回家楞不饿，自己那份饭菜全㨄进了兄弟的嘴里。

那包糖到底是谁的？一直是个谜。

多年后，听说这回事问过当事人，其中一个不好意思地估计，胡正祥教授家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家有钱，买高级食品不含糊。

冬天楼里暖气热，糖果容易化，挂在二楼窗外保存，可能被风或是乌鸦给弄掉了下来，胡家人不知道，才让三个小家伙通通快快享受了一把。

　　1960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大食堂结束了食品少得可怜、打饭和就餐都没多少人的中餐后，在雪花飘零的冬日熄灭了炉火、关上了大门。

向房管人员办完交接手续，老李最后一个离开大食堂，他侧身眯眼拉紧身上退色的军大衣，迈着一双大头鞋向外交部街东口走去，经过59号院外墙尽头时，他不由地返回身，看到的是大食堂屋顶不再冒烟的三个烟囱和身后雪地上无数杂乱的脚印。

大食堂停业了，房子空关了很长时间。

　　直到63年寒假，59号院里成立了“少年之家”，大食堂隔出一块地方加前面两间小平房，作为活动场地，大食堂才又派上了用场。每到寒暑假，这里就会成为孩子们的福地和圣殿。

请看一网友帖子的原始回忆：“凡是大院的孩子，都接受少年之家的管理，孩子们组成各个学习小组，在一块儿做作业，玩游戏。

　　当时少年之家的老师姓曹，高高的个子，大眼睛，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年轻时很漂亮，她有一副好嗓子，教我们唱过“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网友跟帖称：曹老师就在外交部街东口住，前几年还经常能见着她，但往日的风采早已不在，身子又粗又胖，肚子挺的高高的，唉，人一老真没看头了），曹老师还经常带着几个骨干，到各家检查孩子们的假期作业。

少年之家每周都有活动，曾经到医科院三条礼堂看过幻灯，到史家胡同少年之家参加各种课余活动，许多孩子都亲耳聆听过孙敬修老先生讲故事”。

　　再后来少年之家不办了，大食堂就成为了协和的仓库。

您问都放些什么东西？堆得全是建筑用的跳板、铁管、龙头、木板和成箱的大块玻璃等等，也有一些五金器件。

高狞子高宪曾从大食堂气窗爬进去过，拿出一些协和老门上用的长柄铜钥匙坯、钢锯条、焊锡什么的，说里面漆黑一团，东西堆得几乎顶着天花板，后来陆续也有几个孩子爬进去拿东西。

协和房管部门发现后，为杜绝储物丢失，只留西南门上锁，其余门窗都用木板从里面牢牢钉死。以后，再没听谁说起，哪个孩子还进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