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的母亲出生在黄河岸边的石佛村。我的外公当年曾是毛主席亲点的红宜县委书记,常年在外。家中只留外婆一人带着母亲和几个弟妹勉强度日。由于常年劳碌,外婆在我母亲九岁那年就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无人照看。

从此,九岁的母亲就开始承担起家中的一切事物。我的大舅那时候只有七岁,我的大姨那时候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记得母亲告诉我,外婆去世的时候还呼唤她让把大姨抱过去,搂在怀里吃了最后一次奶。当外婆慢慢闭上眼睛的时候,她以为是睡着了,但可怜的外婆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不久,大姨就送给了人家。大姨被抱走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平时那个铁面无私的外公躲在柴房里放声大哭了一场。原本温馨的一个家一下子变了模样,九岁的母亲不知道怎样做饭吃,只能每天煮一些半生不熟的面糊糊和弟弟充饥。寒冷的冬天,由于没有棉衣,姐弟俩只能围着被子挤在炕头上相互取暖。那时候,幼小的母亲感觉天都要塌了,总是在睡梦里听见外婆喊着:“梅香(母亲的小名),快回来吧,饭都要凉了!”

一年之后,外公娶了新外婆。新外婆是一位温柔美丽的女人,做得一手好针线。新外婆的到来,给原本失去温暖的家又重新带来了生活的气息。尽管母亲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但年幼的她已经知道为外婆分担家务了。她不愿意再失去母亲,没有母亲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

转眼,母亲就到了进学堂的年纪,但家里农活较多,外婆一个人忙不过来。只好和母亲商量先让比她小一岁的大舅去读书,等外公回来了,家里有人帮忙了再让母亲去。尽管母亲很不乐意,但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方圆几里之内,只有石佛村有一所学堂。学堂就建在母亲家的窑背上,每天清晨,那朗朗的读书声和着山谷里的回音传得满村子都是。

只要大舅一放学,母亲就追着问:“蛮蛮,今天学校都学了什么?”大舅有时嫌麻烦,吞吞吐吐敷衍几句,母亲会把他哄出去,狠狠教训一顿,并告诉他:”以后每天回家都要把学到的东西教给我,不然我不给你吃白馍!”小小的母亲从小就是管家的,因为外婆一天除了忙家里,还有农活要忙,家里吃什么,吃多少根本顾不上管。母亲手握大权,大舅怎能不怕。

只要外婆给二姨喂饱了奶,母亲就会背着她坐在学堂外面的石桌旁,一边玩儿,一边听先生讲课。母亲有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先生讲的每一句她都能倒背如流。

先生看着心疼,于是找到外公:“让孩子来读书吧,这么有悟性的孩子不读书实在可惜!”

在母亲13岁那年,终于踏进了学堂的大门。当崭新的课本发到母亲手里时,如获珍宝的母亲都久久不舍得打开,生怕弄皱,闻着那淡淡的纸香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有时间就给母亲补习功课,很快母亲就赶上了上学早的大舅。由于母亲年龄比别的同学大,学习又很用功,老师不在的时候,母亲就是助教,不听话的孩子可以直接打手板。同学们都很敬畏她,齐声管她叫“赵老师”!

完小(小学)很快就读完了,母亲一家也住进了县城的政府大院。组织念在外公这么多年来做出的贡献,给家属们安排了舒适的窑洞,里里外外布置一新。母亲也顺利地考进了县中学。

中学时代是美好而短暂的,美好是因为可以无拘无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一切,短暂是因为50年代末的那场大饥荒,母亲被迫辍学,只能回家和家人一起共度难关。

听母亲说,闹饥荒的那些年,外公刚好又犯了病,被送去省城疗养。外婆一直是深居简出的,很少与人来往。家里的大小事儿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她就拉着大舅去山里挖野菜,捕蝉,打鸟,只要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她通通不会放过。大院里的人都叫她假小子,有些长辈会开玩笑地说:“你呀,这么嘎怎么能嫁得出去。”

“我就不打算嫁出去,我要一辈子呆在家里。”母亲甩着凌乱的辫子边跑边说。



母亲十九岁那年,一位年轻帅气的活力少年闯入了她的内心深处,那就是我的父亲,时年二十一岁,是家里的独生子,爷爷奶奶视若珍宝。母亲每次提起和父亲初见时的情景,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是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但长得帅,年轻时篮球打得也极好,写得一手好字。

母亲每次讲起她初见父亲时的情景,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县中学的篮球场上那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子,不知用了一种什么魔力让这个城里长大的高干子女,心甘情愿远嫁到那个穷山僻壤的小村庄。


1961年春天,母亲坐上了父亲迎亲来的自行车,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来到了多海村 。从此,母亲决定实心踏地的和这个小伙子过一辈子。


尽管父亲家光景还算过得去,但比起驰骋疆场的外公家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包办婚姻,能打破旧世俗自由恋爱的并不多。记得母亲说过,当年她骑着毛驴进村后,天已经很黑了。见过公婆,拜完天地就黑格隆洞入了洞房。当第二天睁开眼睛后,眼前的一切让她不由地大吃一惊,破旧不堪的土窑洞里一贫如洗,除了几块新被褥和一对新打的红漆箱子之外,其它什么都没有。父亲还调侃说,他家有一只手电筒,也算是家用电器了吧!打开窑门走出去,院子里只有两孔土窑洞,旁边有一孔已经塌了,留下半孔破窑堆放一些柴草之类的东西。爷爷正在院子里砍柴,奶奶已经做好了饭菜摆在大炕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母亲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爷爷奶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爷爷当年在外任职,很少在家。奶奶是远近闻名的“巧媳妇”,裁衣做饭都无可挑剔,只是身材较小,干不了重活。所以挑水,喂猪之类的粗活就由母亲来做了。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操持家务。


那个时候都是集体劳作,每年年底按所出劳力分工分,按工分的多少分粮食和农产品。由于爷爷和爸爸都在公家门上工作,所以在村子里是没有工分的。有一年过年村里分猪肉,年幼的大姐拉着呀呀学语的哥哥提着小笼笼去凑热闹,结果,村长只给了姐弟俩一些剩下的猪皮。母亲看了很难过,跑去问村长:“要怎样才能给我家工分?”村长回答:“那你就给村里的娃娃们教书吧!咱村没有老师,你要是好好教,我给你最高的工分!”母亲一口答应。从那天起,母亲除了教书,抽空还会去地里帮忙干农活,一年下来成了全村拿工分最多的重劳力。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山村教师生涯。


1977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冲垮了红旗水库。延河沿岸所有的村落几乎无一幸免。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去了安河公社。那时候,父亲是安河公社书记,母亲在安河供销社接任了出纳工作。父亲每天都很忙,公社的工作既复杂又繁琐,父亲很少在家,只有周日才抽出时间陪我们。


出纳工作对于母亲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母亲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给我们做好早饭,一个人先将就吃两口。然后就去办公室开始整理账目,每一笔账都要仔细查看好几遍,直到确认无误。母亲的那双手从来就没有光滑细腻过,尤其到了冬季,手背上总是长满密密麻麻的皴裂,手指头经常因为裂了血口而贴满了胶布。每次带我出门总要紧紧地把我拉在手里,我已经很习惯了那粗糙的感觉,有时看着从慢慢从胶布里渗出的血渍,心里难免有些难过。“妈妈,你什么时候可以不这么辛苦?”我看着母亲的眼睛问到。母亲这时候总是淡淡一笑:“等你们都长大了,我就不辛苦了。”啊!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什么时候才能不让母亲操心呢?然而,在母亲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母亲无论是工作上还是家里,从来不拖父亲的后腿。在母亲的眼里父亲就是家里的天,再苦再累也不能让父亲分心,只要父亲好家里一切都好。


1980年母亲调回了县城,在县农付公司做出纳兼会计。父亲继续在基层工作,几个月才回家一趟。我们一家住在分配给爷爷的老干局家属院里,母亲比以前更加忙碌了,我们兄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母亲每天继续起早贪黑地工作,由于工作成绩卓越,很快就当上了县供销社主任。母亲把县城一个破旧不堪的供销社管理得跟大城市的百货商店一样热闹 。几年之后,父亲也调回了县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父亲和母亲有五个儿女,我排行老小。父母现在都已到了古稀之年,他们如今最幸福的事就是给别人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的儿孙们。自从有了两个可爱的小贤孙,他们又开始天天说小贤孙们的趣事,言语中总是带着一丝无以伦比的喜悦。侄儿家的小轲轲每天都会找老爷爷老奶奶玩过家家,两个80岁的老寿星会像小孩子一样快快乐乐的陪着小贤孙玩好一阵子,时不时会发出开怀大笑。


父亲喜欢种花种菜,哥哥就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小花园。父亲把自己的小花园打理的井井有条,每天都会吸引来左邻右舍的观赏。母亲喜欢珍珠鸟,三姐就专门跑到南方给母亲找了几只回来养在笼子里。珍珠鸟清脆的叫声经常吸引来不少养鸟爱好者。我家的门前可以说天天热闹非凡。


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太多的学,多年来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写日记是她每天再忙都必须完成的事儿。母亲的日记本放满了整个书柜,每次回家,我总喜欢翻看母亲的日记,那里面满满的都是幸福,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一丝丝的甜蜜。每天清晨,我们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看“四世同堂”群里母亲发送的人生感言。偶尔一天看不到,母亲的电话就会被打爆。


父亲一直保持着最帅的形象,每天在院子里种花种菜,过着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偶尔在电脑上打打牌,听听新闻。院子里的邻居都喜欢找他聊天,因为父亲永远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夕阳西下,大家披着落日的余晖,坐在石桌旁品着龙井,谈论着今天发生的一些趣事。父亲,母亲,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最可爱的两个小人儿。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这个和平安定的幸福年代快乐地生活着。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让我们好好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多一些时间陪在父母的身边。他们的一生真的不易,能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报。愿我的父亲母亲在夕阳中好好享受晚年生活,多给我们留下一些精神财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像我们一样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