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71年3月至1973年1月,是我的高中学习阶段,当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按照以片划分的规定,我被录取到第三中学。当时杭后共有四所高中,一中在旗政府所在地陕坝镇,二中在二道桥公社,三中在三道桥公社,四中在永胜公社。当然,一中的办学条件最好。</h1><h1> 入学第一天是大姐赶着马车把我送到学校的,车上拉着行李,还有粮食。记得当时刚下过一场雨,道路比较泥泞。到学校后,大姐将马车停到一个广场,去和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后就回去了,我则在学校住宿下来,开始了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涯。</h1> <h3>这是2015年在三中门口拍摄的一张照片,是侄女婿张克贞开车拉我过去的。在这里也向克贞表示谢意!</h3> <h1> 三中时老师的印象已不深,只记得语文老师是董明礼,此外有个英语老师很年轻,学了几句诸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Our Party is a great Party”之类的英语。而同学则有几位印象颇深,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与同学的合照。</h1> <h3>前排左起:陈德志、傲世林;后排左起:陈通、王美青、笔者本人。</h3> <h1> 在三中上课的事没记住多少,倒有几件小事至今记忆深刻。一是在食堂打饭的情景。当时是分组打饭,我分在15组。开饭时,各宿舍派两人去打饭,然后带回宿舍去吃。至今能回忆起大师傅呼唤“十五组”的声调(民以食为天,严格说来这不能算是小事)。当时的伙食不仅差,而且也吃不太饱。二是一次由于走路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木头桩子上面,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三是一次反复感冒,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说我这是感冒的二次方。这一风趣说法,在这之前和之后再未听人讲过。 此外,还有一件事:当时父亲在公社供销社工作,一次回家,去他单位,父亲给我买了炖羊肉改善伙食,又亲自骑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虽然父亲当时还不到60岁,但那时的人衰老得早,俨然已是一个老头。坐在父亲的车上,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然是暖暖的。</h1> <h3>这是父亲留下的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当时也就50多岁。</h3> <h1> 为了让我能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学习,三哥通过关系,将我转到一中去上学(现在的奋斗中学)。所以,我在三中只呆了一个学期。在转学从三道桥前往陕坝的路途中,曾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我骑的自行车突然车把断裂,人整个从前面马趴摔倒,好在没有大碍,我也顺利地迈入杭一中的大门。</h1><div> </div> <h3>杭锦后旗奋斗中学,原来的杭一中。</h3> <h1> 杭锦后旗第一中学的前身,是1942年傅作义将军创建的私立奋斗中学。1952年,私立奋斗中学改为公办,与普爱中学、陕坝师范合并,称“陕坝中学”。1958年学校更名为“杭锦后旗中学”,并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1961年,学校更名为“杭锦后旗第一中学”,1989年恢复“奋斗中学”校名。我们这届高中生被编为24-27四个平行班,其中我所在的班级为高27班。</h1> <h3>1972年年底,杭一中高二十七班毕业照,实际离校时间是73年1月。参加我们毕业照的只有我们的班主任杨广增和分管团委、学生工作的王生才二位老师,似乎多少感到一些遗憾。</h3> <h1> 时值“文革”中期,学校的教学体制遭到极大破坏。庆幸的是我们正好赶上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不再以“革命”而是以教学为主,大家的学习劲头很足,虽不像现在的高中生那么苦读(其实我并不赞赏现在这种近乎摧残式的教育),却也全力以赴。而且遇到了不少好老师,也就实实在在读了一年半的书(当时的高中学制二年)。</h1> <h1> 在我进入一中后,担任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有冯灌植和杨广增。冯老师是俄语出身,同时教过我们一段俄语课(冯灌植,我原写作“冯贯植”,汪凤兰同学告知是“灌”,据改。谢谢凤兰同学),教我们语文课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战地新歌》(?),描写铁人王进喜的。杨老师则是中文科班出身,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一直陪我们到高中毕业。杨老师的课印象较深的有鲁迅的《药》,古文《曹刿论战》,以及孔子的《论学六则》等等,乃至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熟练地背诵出《药》的开头一段:“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当时的教学条件差,杨老师还亲手刻制蜡板,为我们油印参考资料。</h1> <h3>1997年部分同学与杨广增老师在袁莉英家的合影。左起第一排:笔者本人、贺新民、杨广增老师、张连枝、汪凤兰;后排左起:杨秀莲、闫子俊、王忠耀、杨新宽、王国瑞、袁莉英。当年奋斗中学举行了建校55周年校庆活动。</h3> <h3>奋斗中学建校55周年校庆纪念章。</h3> <h1> 从小学以来,我一直就对语文课比较感兴趣。高中阶段,特别是自杨广增老师任课以来,这种兴趣与日俱增,这也促成了我作文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当时的作文讲评课上,我的作文往往受到老师的肯定,特别是在一次“学工”活动结束后,老师布置每人写一篇结合学工体会的作文,我写了一篇题为《小皮圈》的文章,大体是讲小皮圈在大机器中的作用,以及工人师傅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工作精神的。文章得到杨老师的高度评价,并被推荐到当时学校油印的一个刊物上。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文字表达上多少还能说得过去,是与这一阶段的学习、训练密不可分的。在这里,也向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h1> <h3>2018年1月,我们举行毕业45周年纪念聚会,杨广增老师在纪念聚会上。</h3> <h1> 我来到一中后,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有武璧、王志祯。武老师上课严谨,王老师则风趣,至今记得他麻花和油旋儿的比喻。此外,何敬之老师也给我们上过几次课,其用普通话讲的“零疙蛋”,也记忆颇深;物理老师有吴金骥、蔺德功,吴老师的京剧唱得很好;化学老师是我的本家樊兴中;历史老师孟凡清,后来考入北师大硕士,分配到河北师大工作,专攻蒙元史;俄语老师高子龙、麋贤圣。麋老师是四川外语学院或川大毕业,小提琴拉得特别好。此外,生物老师紫正勤(清?),据说本来是大学老师,“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杭一中的,讲课幽默活泼(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但想不起姓名,后王国瑞同学告知,也谢谢国瑞)。这些老师都是一时才俊,虽然在 “文革”当中,他们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老师们那种认真教书育人的精神,至今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我则除了对语文课感兴趣外,对俄语课也颇喜欢,成绩一直不错,为日后的考研,打造了一块敲门砖。而在理科几门课程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化学。</h1> <h3>武璧老师在我们举行的毕业45周年纪念聚会上。</h3> <h3>武璧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参观农博园。</h3> <h3>我的高中毕业照。这张照片我本人已没有,是汪凤兰同学提供的,特致以谢意!</h3> <h1> 在杭一中的一年半时间,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也收获了同学情谊。按照最后的毕业照,全班共有48人(中途有几位找到工作退学的,我记得的有付英明、陈良玉、张志勇等),基本都来自中部、南部地区,如南渠、光荣、红旗、五星公社以及陕坝镇等地。而我们北部地区的几位同学,都是转学过来的,这也是当时按片就学的结果。不过大家既然走到一起,并无先来后到之别,大家同吃、同住(当然是男女分开)、同学、同劳动,彼此关系处得很融洽。记得当时一间宿舍都有十几个人,只要谁的亲戚来了,带去一点好吃的东西,大家就共同分享。张莲枝同学对我说,一次我因为献血,家里给带去一些红糖等补品,还让他们分享了。这事我倒不记得。总之,大家处出了一种兄弟姊妹情。到毕业离校后,十几人的自行车队伍,到各家去串门话别,这种情景,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高中生毕业,至多也就是到餐厅聚餐一下。所以,它作为我们集体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人的脑海里。</h1> <h1> 在所有同学中,首先需要提到的是王忠耀。忠耀是我来到一中后认识的第一位同学,之后对我也诸多关照。1975年我在南渠公社工作时,与他的接触也颇多。忠耀是位非常热心的人,后来成为我们同学往来的接待站和联络人。在这里向这位大哥说声谢谢!谢谢你对同学们付出的心血和热情。</h1> <h3>忠耀同学在2018年举行的毕业45周年纪念聚会上致词。</h3> <h1> 还需要提到的是我的同桌王国瑞。国瑞和我是当时班里个头最矮的两人(当然后来他长高了,我却在原地踏步),往往也是坐在第一排。他是班里的数学尖子(记忆中数学学得好的还有汪凤兰、高银凤等),后来参了军。虽没有从事数学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但当一名人民的法官也是很荣耀的。</h1> <h3>1998年,与同桌王国瑞在西湖边上合影。当时国瑞到杭州出差,而我正在浙大读博。</h3> <h1> 再需要提到的是翟建新和李胜荣同学。胜荣长我一岁,建新与我同年,但生日比我要小。当时不知是一个什么契机,使我们形成了一种类似结拜兄弟的关系,毕业前夕还拍了一张合影。后来他二人都参军,也有过一些书信往来,建新也曾寄来了一张他在部队的照片。建新后来转业到呼市工作,与他也有一些交往,胜荣则除在部队上来过几封信后,就再没有了消息。</h1> <h3>与李胜荣、翟建新同学在毕业前夕合影。</h3> <h3>这是建新入伍后寄来的一张照片。</h3> <h1> 其余如李文斌的出操喊队;闫子俊的“西瓜蔓蔓,山药蛋蛋”幽默故事;史连生“说书离不开员外,吃饭离不开咸菜”的开场白;金福生的“油葫芦”诨名;陈良玉买了一套新秋衣秋裤在宿舍炫耀;段文平弹三弦、吹笛子以及他妈妈来看他,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苹果;赵德瑞吹黑管等等,仿佛都是发生在昨天的事。</h1> <h3>也是毕业前夕的合影。前排左起:王国瑞、姚仁山、笔者本人;后排左起:刘文忠、翟建新、李胜荣、白振河。文忠是当时班里的班长。</h3> <h1> 女同学的故事记忆不多。一则当时男女同学交往本身就较少,二来我是班里的“小不点”,情窦未开,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和女生的接触就更少了。只是记得咱们班的女排很厉害,袁莉英我们有时一起回家(她后来转学走了)。后来到内大上学,孔庆芬比我高一届,李瑞花和我同届,在内蒙古师院(后升级为“师大”)读书,我们的接触才多了一些。庆芬她们教室里有一台电视机,我们教室没有,便经常拉我去她们那里看电视。当时王国富同学正在呼市消防队服役,我们也经常去他那里蹭饭改善伙食。</h1> <h3>当年的女排姑娘们。</h3> <h3>这是1977年在呼市与王国富、孔庆芬、李瑞花几位同学的合影。</h3> <h1> 总之,在杭一中的一年半,时间虽短,却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在这里学到了知识,收获了友谊,磨炼了意志,奠定了理想,以后的求学之路,真正意义上说,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h1> <h3>2018年1月,毕业四十五周年纪念聚会合影,近一半的同学参加了这次聚会。</h3> <h3>毕业四十五周年纪念聚会在母校参观时合影。</h3> <h3>当年的物理楼,现在是校史纪念馆,也是现在保留的当年唯一一座建筑。</h3> <h1> 附带提一句,我们家族里毕业于杭一中(奋斗中学)的人亦不少,除我之外,侄女樊婧琳;侄子樊卫、樊斌;外甥李翔宇;以及侄女婿田占山、张克贞;表侄女刘霞、刘小燕;表侄刘军等等,都毕业于该校。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套用学校的一句流行语:“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母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学子,成千上万的学子则为母校争得了荣誉。</h1> <h3>最后附上一张笔者的近照。</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