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晏在甘谷驿

中华龙

（一）

        1937年初冬，刚从“抗大”毕业的刘自强（刘景晏曾用名），一身土布棉军装，背着背包，走在延安通往甘谷驿的土路上。那年，他21岁。

        80里的路程，要走多半天。

        刘自强哼唱着毕业前刚学会的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大步流星地迈着步子。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惊起路旁树上的寒鸦，也引得坡间捡拾柴草的老汉驻足观望。

        整整8个多月的抗大生活，使这个革命青年迅速成熟起来、成长起来。

        刘自强刚入“抗大”时，“抗大”的全称还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不久，该校随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迁至延安，才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泽东对办学十分重视，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并规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治学严谨，要求严格，学习内容丰富、实用，加之上下精神振奋，内部团结和谐，日常生活紧张、多彩且富有激情。

        刘自强热爱学习、喜欢动脑子想问题，入学不久，军事二队的学员一致推选他担任俱乐部主任，业余时间他组织大家学文化、做游戏、讲故事、打篮球、开展战地包扎救治，把个军事二队搞得热火朝天、风声水起。

        惹得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有事没事都喜欢往军事二队跑，还号召其他各队向军事二队学习，大力活跃业余生活，全面提高军人素质。

　　刘自强是山西赵城人。1916丙辰年出生时，父亲刘赓荣已在不久前去世了，他属龙，是遗腹子。母亲张长贺管他叫“石蛋儿”，为的是好养活，母子相依为命，家境十分困难。

    张氏虽然裹小脚、没文化，但深明大义，还认准了一条死理：儿子要出息，必须读书认字上学堂。她省吃俭用，变卖陪嫁和不多的积蓄，硬是让6岁的儿子进了刘家垣镇有名的“翰林堂”私塾，拜师后，私塾先生、前清举人刘进槐给“石蛋儿”起了大名：刘自强，旨在鞭策、激励这个学童，“不求不靠，自发图强”。

    小自强聪明、伶俐，与别的孩子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十分具有定力。自强学习努力、专注，成绩经常名列榜首，他没有辜负寡母和先生的希望，5年之后，顺利考入了临汾国民中学，毕业后，又以高分考上了全公费的陕西省省立医药训练班。

    这个医训班，由陕西省政府开办，实际有着国际教会的背景。每期仅招收25名学员，完全按照西式医学设置课程，依托西安广仁医院开展教学，经费充足，师资雄厚，教学、实习可同时双线展开。

    四年中，刘自强的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药剂学等二十余门课程，几乎全都是A，还打下了拉丁文和英文良好的基础。他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津贴，除了买书就是寄给母亲补贴家用。

    一个偶然机会，刘自强结识了陕西著名老中医孙汉诚先生。孙先生据说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后代，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尤善接骨和医治创伤。

    孙先生在接触中，感到自强是可塑之材，亲自指导自强学习《千金药方》、《千金翼方》等医药古籍，还将多年行医的经验、感受和广为收集的偏方秘方一并传授给他。

    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强占我国东北烧杀捋掠的暴行，激起了国人的愤慨。刘自强在医训班学习时，积极阅读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立志献身于改造黑暗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并参加了陕西省医药界救亡运动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进步组织。1935年10月毕业后，在西安广仁医院工作一年。

    1936年12月，他怀着投身革命的满腔热情，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南汉宸介绍，携笔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当兵后，年青人的浪漫和理想使刘自强希望金戈铁马、冲锋陷阵，他对机枪、火炮的机械原理和操作规程犹感兴趣。

        可是，一次不大的战斗后，领导发现他具有熟练的医疗救治技术，并得知他经过正规的医药知识训练，立即将他调往卫生队。开始他死活不去，觉得打日本就得真刀真枪的在前线血拼，到后方当医生，岂不白穿军装当红军了。

        基层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无奈红军干部老大粗、文化低，根本讲不通刘自强，最后只好把眼一瞪，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来了一句“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此，开始了刘自强终身与医结缘的人生传奇经历。

        

        几十年后，耄耋老人刘景晏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团长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医生是红军里的金疙瘩，十挺机枪都不能换！”

        就在抗大毕业前，刘自强认为又一次机会到了，连续写了三份报告，要求直接上抗日前线，与日军刀枪相见、决战决胜。可分配命令却是十分明确，去“二兵站医院”报到。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不成再让抗大领导拍一次桌子！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二天，刘自强揣着介绍信，离开抗大，去往二兵站医院驻地——甘谷驿镇。

（二）

        陕北的冬天，北风带着哨音不时卷起黄土和枯叶，在地上打旋。

        太阳落山前，刘自强看到了耸立在民房错落的镇口前那块大石头，上面用魏碑体苍劲地刻着“甘谷驿”三个大字。

        甘谷驿，按照本世纪最新的行政区划，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的一个镇，现在是没啥名气了。

        想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在老红军、老八路嘴里，那真是大名鼎鼎。许多人不知道枣园、不知道王家坪、不知道南泥湾，但几乎没有不知道甘谷驿的。

        早先，甘谷驿就是一个官道上的驿站。

        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成了党政干部和军队领导进出延安的落脚点，也是全国民主人士、进步青年来延安的必经之路，吃饭打尖，歇脚等人，有时还在这里住一宿。甘谷驿经常是人来人往，嘈杂热闹的。

        自打二兵站医院进了甘谷驿，许多迎来送往的接待任务就由医院承担了，为了表示同志情、战友爱，来去改善一次，竭尽地主之谊，逐渐成为二兵站医院负责同志的必修课和常规工作。

        刘自强上抗大前，部队行军曾经到过这里，排长张丑娃以前是陕北红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告诉自强，甘谷驿是历史古镇，位于延安城东80华里。80里是古代两驿站间的法定距离，居三延（延安、延长、延川）交界处。  

        早在南北朝时，这里即设点安寨，到了宋代，由于边塞烽火，连年征战，这里成了闻名遐迩的“三关门户”和交通枢纽。还由于人烟稀少，土层较厚，降水稍多，因而连年粮食丰收，百姓们称这里为“捞饭盆”，是个令人眼馋的地场。

        张排长还说，镇子东门外，是杨六郎当年的练兵场，宋辽两军在此相持甚久，最后议和地点定在雁门关。在划分疆土时，争执不休，后双方商定，由杨六郎射一箭，落箭之处即为边界。

        六将军持拳头粗的枣木弯弓，搭铧尖粗箭，运足神力，箭矢呼啸而出，直刺北地，眼看把辽人的土地占完了，辽境之内一片哭声。 

        孰料神箭飞经大青山时，恰一妇人在河边洗污秽血布。神箭见辱，一头钻入了大青山（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从此双方信守诺言、息兵罢战，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后这里就流传下了“脚站雁门关，一箭射到大青山”的传说。

         刘自强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好，很阳刚，也很富于想象，不由得对甘谷驿也自然生发出许多好感来。

        按照镇口哨兵的指点，沿着窄窄的镇中小街，刘自强来到了镇东兵站医院院部驻地——天主教堂。

        当他第一眼看见这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时，心头不由得一震。穷乡僻壤里，居然有这样高大、美丽的建筑，太神奇了。

        慢慢地，随着在甘谷驿时间长了，刘自强了解到，院部所在的教堂建于1831年，是西班牙传教士马休斯神甫主持设计，雇佣当地300多民工修建，花费10多万两白银3年才落成的。

        教堂系砖石结构，坐北面南，正面立有三座塔楼，呈笔架形。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

        教堂开阔高大，北端为突出的圆弧形圣坛，南端人口中央设六边形高14.6米的钟楼，内置楼梯。立面以高耸的钟楼为中心，柱头、屋顶及门窗的细部均为尖券、尖拱形，表现出哥特风格的高耸特征。

        教堂内部侧廊与中厅以连续的券柱式拱廊分隔，北端弧形圣坛墙面有6个尖券高窗，圣坛光线明亮。墙面尖券假窗还饰有地方特色的砖雕。

        

        1935年红军解放陕北后，教堂停止了传经布道做弥撒的活动。随着二兵站医院的组建，这里成了医院办公和伤病员治疗的场所。

        百年建筑，丝毫未显破败，还是这么结实，还是这么美仑美奂。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上乘的艺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慑力。这座教堂，在刘自强的脑海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90年八一前，解放军报记者曾采访过这位功勋累累的副兵团离休干部，谈起在甘谷驿的火热生活，谈起解放大西北的战斗经历，谈起我军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刘景晏泉涌般的记忆和滔滔不绝的故事，往往还是把这座哥特式教堂作为源头和起点。

（三）

        刘自强跟在院部门岗身后，进到天主教堂中一个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门岗向自强介绍坐在办公桌后的医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国南，自强向方政委敬礼后，呈上抗大的介绍信。

        方国南看完介绍信，上下打量了刘自强一阵，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二所正缺医生，刘自强同志，你先去二所工作吧”。

        方国南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建国后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1997年逝世。刘自强在二兵站医院工作期间，他一直十分关心自强，后来成为自强入党介绍人之一。

        就这样，刘自强成为了二兵站医院第二医护所的一名军医。

        二兵站医院，当时也叫甘谷驿兵站医院，其实它有正规的编制名称。

        它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二兵站医院”，后来又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兵站医院”，颁发有正式的印章。

        这个医院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各自所属的后方医院基础上，合并后组建起来的。三个方面军的医护人员融汇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成为边区重要的一支医疗力量。

        抗战期间，延安的医疗卫生工作大致分为三个系统：

        一是中共中央系统，由中央卫生处领导，设有延安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等；

        二是中央军委系统，归军委总卫生部领导，设有第二兵站医院，第三、四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1939年12月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一、二两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

        三是边区系统，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领导，设有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休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

        二兵站医院以规模大、位置重要、技术力量强、收治伤病员多而著称。

        医院院部住教堂，其余下属单位则分布在附近的民居，有的在平房，有的在窑洞。整个医院当时编有：院长、政委、医务科，供给科，政治处、警卫通讯连、运输排、医训队和5个医护所，工作人员460余人。可收治千余名伤病员。

        第一医护所，驻杨家湾村。所长刘世发，政指王永兴。医生有：严立慈、都毅、杨清秀、林春芳、陈新、翟碧文，司药潘永兴，护士长杨贵生，护士20多人。另有司务长1人，上士2人，炊事员12人，通讯员勤务员1个班，司号员1人（勤杂人员各所相同）。该所能收容伤病员200人，主要医治伤病较轻人员。

        第二医护所，驻谭家湾村。所长邓耀祖，副所长赵锡亭，政指钟生贵。医生范国雄、张新生。司药白新亭，护士长刘金科，副护士长同子凌，护士班长苏安贵、吴宏义，护士有：贾竟洲、曹中兴、李复兰、张绍良、唐进新等20多名同志。该所能收容250名伤病员，主要收治重伤病员。

        第三医护所，驻延长县城外，收容量150名，专门收治刚从前线转移下来的伤病员。

        第四医护所，先驻文安驿后移驻禹居镇。所长程道仓，政指熊培兰，医生：肖志功、郝必清，司药刘华，护士长刘贵生，杨在田，护士20余名。收容量250名，主要接收从延水关和宋家川方向转来的伤病员。

        第五医护所，驻延川县城北一山沟中，中间是公路，路两边是民房，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均分住在民房中，生活用品都是向当地借用的。所长徐承俊，政指黄华龙，收容量100余名，主要接受从延水关转来的华北前线伤病员和同反共摩擦分子袭击作战的伤病员。

        二兵站医院延水关伤病员转运站，驻黄河西岸。站长何银根，政指张世臣，医生林岗，司药刘华，上士2人，炊事员8人。黄河流经此处，河水东深西浅，岸东水深山高，来去过渡，一靠木船，二靠羊皮伐子。平型关战役、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伤员，以及华北前线的伤病员都是从这里中转运送到二兵站医院的。

        刘自强在二所工作了半年多，这段时间，他以吃苦耐劳、待人谦诚、医术出众赢得了院、所领导和伤病员们的青睐，也在医护同行中受到好评。

        他擅长胸腹和四肢的创伤外科手术，护士们说，刘医生开刀干脆、麻利，下刀准、刀口小、手术快，不拖拖拉拉，都愿意跟他一起上台做手术。

        实际上，刘自强每次手术前都要认真准备，反复查看伤情病情、仔细询问伤患身体状况，认真制定手术方案，确实做到心中有数、手头有准。虽然他有在西安正规医院工作的经历，经验过复杂手术，但从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没有一次是马虎上台，随意施治的。

        期间，1938年2月，刘自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自强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入党第二天，刘自强为表达对党的忠诚和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斗争”。

        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开始。

（四）

        为加强四所的医疗力量，38年5月，院领导调斗争到四所任主治医生。

        改名斗争后，医院许多人叫着不习惯，往往还把姓加上，起草文件也写“刘斗争”。所以现存许多我军抗战期间医疗卫生的历史文件上，见到的均是“刘斗争”而不是“斗争”。

        刘景晏晚年曾回忆说，“四所的老底子是原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除所领导外，绝大多数是四川女同志。勤务员、通讯员、炊事员、洗衣员、担架员、上士、采买也都由女同志担任。”

        他尤为感慨地是，“这些四川女同志，出身穷苦，十来岁参加红军，许多人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经过诸多生死考验，她们个子不高，性格泼辣豪放，一身军装，剪着短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女性。有时就因为她们头发短、帽子戴得低，引起当地妇女误会，当四所的女同志摘下帽子，露出短头发，笑着说，我也是女人时，大嫂媳妇们才不好意思地赶快端水、让坐，往屋里让。四所驻在禹居镇，女同志们经常到群众中开展宣传，有空就帮助群众灭鼠、清水井、起羊圈，干地里的农活，军民关系搞得相当融洽和谐，完全像一家人一样。”

        斗争到四所后，很快熟悉了情况，他除按职责完成一般医疗任务外，重点抓了三件事。

        第一是在治疗中推广使用中草药。边区很艰苦，医疗器械和西药都十分匮乏，斗争将从孙诚汉老中医那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医护工作中，经常带领所里人员上山采药，亲自制备后，按偏方秘方配给伤病员外敷内服，既节省了物资，又收到了好的医疗效果。

        第二是土法上马制作西药和器械。经过多方努力，用简陋的工具，生产出医院常用的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多种片剂，以及药棉、纱布、夹板、便携担架等卫生用品用具，引起了军委卫生部的关注，八路军制药厂和边区卫生材料厂都曾派人专门取经、学习。

        第三是加强技术培训。老实说，那时八路军的医生护士水平普遍较低，经过正规训练的没有几个，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上级批准医院组建成立了医、药、护训练队，斗争和朱金茂等担任了教员。为把培训工作搞扎实，斗争按医护人员状况合理编组，制定出科学的教学计划，并以现实伤病员和所里担负的任务为例，编写教材、讲义。朱金茂刻得一手好字，油印出来的学习材料端正、整洁，散发着油墨特有的香气，发至人手一份，方便了学习。

        唐进新是老红军、全国著名模范老干部，曾在二兵站医院三个所任过护士班长、建国后回老家江西安远县当过县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天中午，一副担架抬来一个伤员，我走上前一看，见他左臂被打断，一颗子弹打进了胸膛，还在不断流血，伤员痛得额上渗出一片汗珠，牙齿咬得格格响。我立刻三步并作二步走，把担架带进手术室，找来主治军医刘景晏，刘军医检查了一下，命令说：“准备输血，抢救！”

        虽然当时因物质条件差、工作繁忙，大家的体质都很差，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谁也顾不得想别的，全所的同志个个捋起袖子，争先恐后要求献血。后来，根据血型情况，党支部决定，从刘景晏等五位同志身上抽血，700毫升殷红的鲜血，缓缓注入了伤员的血管里，他苍白的脸慢慢呈现出一点血色，大家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刘景晏同志刚刚抽完血，又立即给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连喝一口水啃一块馍的时间都没有，他挽起一个个生命在和阎王赛跑，把一个个战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刘景晏同志是医院里少有的当过红军的知识分子，技术好威信高，身材魁梧。他刚当红军时还在连队当过机枪射手打过仗，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办好医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开展一线战场伤员救治，因陋就简自制和筹集药品器械，为劳苦大众救死扶伤，在一切革命需要的方面，他都积极想办法开展工作，对革命对伤病员总是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极端的热忱。

        在教我们专业课时待人和蔼，可亲可敬，循循善诱，我们常常把刘景晏同志围起来，兴致勃勃地不停地提问题，他总是面带笑容反复讲解，直到大家理解弄清楚为止。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战地救护伤员，卧倒在地做完示范动作后，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让我们演练，我们一次没有掌握好要领，动作不到位，他给我们继续讲解为什么要这么作并且又卧倒在地再一次示范，直到我们熟练掌握方才作罢。”

        

        大半年下来，四所工作明显上升，医院连续三次组织评比竞赛，四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弄得其他几个所很是着急上火。

        二所领导一直发牢骚，开会就说，院里偏心四所，好干部老往四所调，吵着要将斗争再弄回二所来。

        院领导也坐了蜡，把斗争再调回去，肯定不行，那不是助长本位主义抬头吗？！不调整，也不好办，以后没法搞评比了，因为力量悬殊，差距太大，比起来总是四所出头，矛盾大啊！

        这可咋办呢？

（五）

        会上，几个院领导正为评比闹出的事犯愁。

        院长丁世芳突然大腿一拍，大声说：“把斗争调到院部来，当医务科长”。方政委也赞同，他的理由很充分：斗争医疗技术好，组织计划性强，善于思考，又善于协调，到院部工作对全院医技水平提高有好处。

        报军委总卫生部批准，1939年12月医院下达命令，斗争任二兵站医院医务科科长。

        医院的医务部门，是医疗工作的总枢纽。年度计划、阶段计划，各时期工作重点、任务安排，业务学习、技术训练，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具体工作不胜枚举。凡在医务部门工作过的人都说，那是个累死人的地方。也是锻炼人出才干的地方。

        斗争是第三任医务科长，第一任是单克、第二任是涂通今。斗争上任后，先挨个找科员们谈话，三天后开会，明确宣布，前任领导定下的章程继续执行，同时与全科人员约法三章：一、上午没特殊情况不准坐办公室，全部下所跟班帮助工作；二、每天下午四点前汇总当天医疗工作，晚饭前报院领导，晚饭后报总卫生部医政科；三、每周一次医务会，每个人必须发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意见建议。

        这一下。医务科全体人员都动起来了，每天必定下基层，与所里的医生、护士、伤病员打成一片，下面各所压力也明显加大了，日常治疗护理进度随时被医务部门掌控，医疗事故和疏漏一件也难得瞒报逃脱。

        给院领导和总卫生部的报告，斗争每次都亲自修改把关，他对文字要求较高，科员起草的稿件往往不容易过关。所以呈报出的文件，每份均是言简意赅，语句冼练，内容翔实，标点正确。医务科的文字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医务科还牵头编发了《医护简报》，每周一期，介绍各所业务进展，总结推广好的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宣传医药卫生知识。斗争经常撰写文章，客观分析医疗护理的成绩和不足，提出改进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为了有效提高医疗质量，斗争还集中精力，大抓规范化管理。他要求，有制度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没有的马上结合实际予以制订，然后汇编成册，经院领导批准后，组织大家学习、执行。二个月后，整个医院，小到填写患者名卡，大到医疗物资发放使用，全有明确的文字章程加以规范，医生、护士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医务工作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更绝门的是，医务科工作再忙，斗争事再多，但从不荒废自己的老本行——上台做手术。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至少到所里参加一次查房、做一台手术，每月必须带防疫人员到周围半径30里的各村庄了解疫情，防患未然。

        医务科强了，院长轻松不少，丁院长不时地踱进忙碌的医务科，乐呵呵地对斗争讲，“卫生部又通报表扬咱们院了”、“边区地方领导二天后来医院参观”、“年度工作院里总评第一”等等。

        那段时间，二兵站医院处处涌现着热气腾腾、奋发向上、人人努力的新气象。

        为了帮助医药资源十分紧张的陕甘宁边区，中国红十字会在著名医学专家林可胜主持下，先后派出红十字会第7、23、25、29、33、35医疗队和国联防疫团一团第三组（来延后曾改为西北防疫处第三组），携带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抗日根据地。

        其中第23医疗队从西安到延安后，被分在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工作。在院长、政委的统一部署下，斗争为他们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具体准备，使他们来到甘谷驿就能顺利开展工作。

        23医疗队共9人，大部分毕业于齐鲁大学。队长是候道之，医学博士，外科医生；副队长谢晋奎，内科医生；队员李汇文，外科医生；队员金茂岳，妇产科医生；X光机技士蔡子白，护士长王学礼、朱朝成、朱朝政，勤务人员李后怀。

        他们的到来，使二兵站医院更添活力。斗争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他们安排助手，确定跟班见学对象，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在治疗和教学中起到生力军的作用。

        23医疗队每个人都与斗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金茂岳医生，与斗争的个人关系更为密切。

        金茂岳是回民，斗争关心他的生活，改善伙食时，大家吃猪肉炖粉条，斗争招呼炊事班给金医生炒鸡蛋，每次杀羊，斗争交代司务长给金茂岳留下羊肝和一条后腿。他还经常与金医生促膝谈心，交流工作感受。

        金茂岳感受到边区和谐、廉洁的风气，看到八路军上下团结、一心抗日的面貌，决心留在边区，不回大城市了。

        他曾回忆说：“我们的队员大部分都在延安城东的甘谷驿，这里是第二兵站医院。我在这个兵站医院是救治伤员。这里的伤员和安庆医院里的伤员相比，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个兵站医院里，伤员和医务人员亲如一家，医务人员对伤员是认真负责的。医院的伙食搞得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伤员们一边治病、养伤，还一边进行学习，病治好后又重返前线。我们给伤员治病过程中，也受到很大教育。有的病，在治疗时需要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人的头脑从有控制、有意识，逐渐到不能控制、无意识的状态。在这个过程期间，从医学角度说，人的思想里哪一种意识最强，哪一种意识在这期间就表现出来。我们的伤员在麻醉逐渐失去控制和麻醉后将要苏醒时，他们喊的是：“同志们冲啊！杀啊！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伤员们的这些表现，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

        后来，金茂岳调延安中央医院工作，谁知道居然被牵连进所谓“王明被毒阴谋案”中，受到多年不白之冤。但这件事情，也极大提高了金医生的知名度，使他的名字在中共党史里经常被提到。

        23医疗队在二兵站医院的整个工作期间，成绩突出，大家心情舒畅，相处得顺利、融洽，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和不愉快。为此，斗争付出的心血确实不少。

（六）

        白驹过隙，弹指光阴，时间转眼来到了1940年。在紧张的工作中，斗争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医院专职文化教员叶德蓉，一个皮肤白皙、娇小美丽、活泼快乐的知识型青年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斗争的眼帘和业余生活。

        叶教员是湖南临澧修梅镇人，家境不错。38年初，林伯渠从家乡介绍来延安一批革命女知识青年，有林氏家族后代林泽敏、林明芷、林纫蓠，还有蒋端芳、华焰等，叶德蓉也是其中之一。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从田园肥沃、树茂水清的鱼米之乡，一下来到黄土漫天、高粱谷子的陕北，一般人还真吃不消。

        叶德蓉不怕苦、不娇气，住窑洞、啃山药蛋，出操跑步，服侍伤病员，很快与红军云集的医院干部战士打成了一片。室外黑板前，带领文盲伤病员和医院人员学写字；教堂大厅里，贴标语、挂灯笼布置晚会；村庄谷场上，向妇女儿童介绍防病保健知识；助农劳动时，抡撅头耪地、收杂豆拔谷子，叶德蓉每件事情都干得十分认真。

        正是这种青春的朝气和努力精神，慑服了斗争的感情，赢得了斗争的心。而叶教员也早已对被医院上下称为“青年才俊”的斗争，情有所钟。

        1940年9月4日，经组织批准，斗争与叶德蓉举行了“婚礼”。

        七十年后，离休老干部叶德蓉对子女们回忆说，“那还能算是婚礼？！既没有花轿，也没有鞭炮，更说不上什么仪式了，就是两个人的铺盖卷搬到一个窑洞里，请几个最要好的同志聚个餐，吃饭的钱还是大家凑的。但有一点可以值得骄傲，我们是自由恋爱，我们的心是真诚的，都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叶德蓉担任过行政助理员、幼儿园主任、保健科科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荣获人民功臣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成为当时全军仅有的40余名女校级军官之一。

        北京的中国照相馆给叶德蓉拍摄了一幅着蓝色军礼服的标准照，她英姿飒爽、风姿焯约，比挂在电影院里的白杨、王晓棠、王丹凤等电影女明星的大头照还漂亮，谁看了都不由得赞美几句。

        叶德蓉1958年转业，担任过北京协和医院护校校长、门诊部主任等医疗行政领导职务，她为人谦和友善，待人热情诚恳，深受协和医院同仁们的尊重和爱戴。

        在甘谷驿婚后仅仅一个月，军委总卫生部命令到了，调斗争到总卫生部任医政科副科长。

        就要离开二兵站医院，就要离开甘谷驿了，斗争知道，新的岗位充满着挑战，也意味着责任和压力，但他确实有几分舍不得走。

        在这块热土上，他努力完成和开创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并力争做到出彩出众。从医生、入党，到主治医生、医务科长，再到结婚、提升，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健、很潇洒。

        他忘不了甘谷驿的洋槐花、山药蛋，那是粮食缺乏时的食物，一丝甘甜里伴随着生命的希望；

        他忘不了甘谷驿的乡亲，那些喜欢剪纸、秧歌、腰鼓和信天游的淳朴可亲的善良人民，在自身仍很贫困的状况下，拿出粮食、让出窑洞，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极限支援、无私帮助红军、八路军，才使革命火焰得以越燃越旺；

        

        他忘不了二兵站医院的老战友们：宣传股长张天伟、保卫股长罗友林、总支书记胡飞、技术书记郑国、司药主任郑生、供给科长刘晓钟、管理股长贺银根、休养员指导员杨家华、会计股长王瀛洲。护士长杨在田、护士侯正芳、杨刷兴、模范司务长谢贤进……。他懂得，集体的浮力才能够托举起事业的成功与辉煌。

        人们对带给自己顺利发展的地方，往往以“福地”相称，甘谷驿可以称得上是刘景晏参加革命后的第一块福地。他对甘谷驿始终魂牵梦萦，眷恋终身。

    革命事业锻炼革命人，革命人成就革命事业。在火热的革命熔炉里，烈火的考验淬炼出了刘景晏这块好钢！

    正像一首祭奠刘景晏将军的《水调歌头》所颂扬的：

人生叹何短，壮志发春华。

乡间荒嵴石硬，冷风伴日斜。

投身共产革命，艰难岁月共度，战地拾黄花。

登高望云海，喜见七彩霞。

念往昔，多征战，走天涯。

和平建军枢密，研读是专家。

国际风云变幻，实力博弈局盘，退隐仍细查。

枕戈待旦老，犹念平胡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