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上的十八溪汇集于洱海,成就大理的风花雪月、以及这方水土远古以来的繁衍生息后,从西洱河流出至黑惠江汇流到澜沧江,最终南下经过六个国家东拐到南海。这是洱海的自然流程。

洱海的另外一个流程是它的人文流程:从洱海周围居住着的"昆明族"为起始点,以"昆明"这个文字符号的形式,北上首达长安为"昆明池"、再东迁北京为"昆明湖",最后南回到了云南省府为"昆明市”。

“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族”是古代洱海区域原著人类的族称。

西汉王朝建立,北方匈奴依然不断骚扰汉王朝的边境。汉武帝之前的几个皇帝试图采取和亲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府库有余”、“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国力强盛。

汉武帝有了实现雄图伟略的基础条件,便筹谋彻底解决匈奴之患,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10年后归来的张骞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夏国的任务,却带回来了一则重要的信息:南方有一条畅通到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道路。

在张骞带回来的信息基础上,汉武帝启动了开发广袤南疆的战略规划。他派出四路使臣前往“西南夷”去寻求道路。王然于等寻路使者分几路进入巴蜀、南夷地区。其中一路使者翻过横断山脉诸多山岭,来到洱海地区。当时洱海区域是白族等先民原著“昆明族”的集聚地。汉朝使者们在自然山水的阻隔下、以及当地原著民族的干扰下无法前行,就只得在洱海边与白族的先民们留居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们感觉“昆明”族彪悍英勇、且善于水上作战。这些使者回到长安后,将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五谷桑麻,产铜铁铅锡”禀报给了汉武帝。武帝更加坚定了于南方开疆拓土的决心。


汉武帝针对洱海水域的 “昆明族”强悍、且熟识水战的特点,开始备战,下令在长安西北角开凿了一个人工湖;同时修造大型战船,专供兵士操练水战。因为造人工湖主要用途是练兵,练兵的目的是征服洱海周边的“昆明族”,所以就把这个人工湖称做了“昆明池”。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乃大修昆明池,列官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的典故,也就出自这一历史事件。

这一历史事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促成古滇国举国归汉,汉王朝在南方的版图格局基本确定;二是滇王之印的颁发,包括昆明族在内的西南夷首次融入汉王朝;三是益州郡建立,封藩建卫的国家体制正式在云南推行。综合来讲就是云南正式纳入汉朝版图,包括“昆明族”在内的西南夷成为了如今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这是有关“云南”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也是洱海、以及周边居住的 “昆明族”首次以一个信息符号的形式北上到了汉王朝帝都长安,并被定格下来。有了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以洱海区域为代表的云南远古文明与中原文化从此开始往来、交融。从洱海北上延伸到长安“昆明池”名称,再从“昆明池”反哺到洱海的过程,从开始就源于中原王朝对彩云南边之下的广袤富饶土地进行经营打理,其故事一直在延续和拓展;只不过有许多故事细节被尘封掩藏、淡化引转。

到了唐朝唐玄宗登基掌朝时,对长安的“昆明池”进行了大规模淘淤、整修和加固,这些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使得昆明池面貌焕然如新。当然,皇帝这样做既为了保障都城饮用水的安全供应,借此让水产业发展,丰富了宫廷和市民们的餐桌;同时让达官纨绔们有了观景休闲好去处、亦让平民百姓的农田得以浇灌、皇城漕运输送功能得到完善。总之对这个人工湖进行大动作有充足的理由。但这仅仅是层面上的理由,层面下的真正理由是: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想发挥出“昆明池”最最原初的功能:训练水军。训练水军的的目的,依然与汉武帝最初开凿是有相似之处:攻打降服洱海流域,只不过这时期,洱海区域也已经有了南诏政体。唐玄宗与汉武帝都以洱海延展成的“昆明池”为出发点,兵指洱海区域。因为他们各自所处背景不一样、谋略水平也不一样,所以效果也大相径庭。但是可以从中看出洱海区域为代表的云下南边这片博大富饶之地,一直是朝廷和皇帝们的念想,经营打理从未间断过。

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唐军压境洱海区域,南诏王阁逻凤带着妻子拜谒云南太守张虔陀时,因自己被索贿,妻子遭调戏,一怒之下起兵攻州夺县,逼得张虔陀饮鸩自杀。阁逻凤在战中俘虏了西沪县令郑回,非但不杀不辱,还叫自己的儿子、孙子拜郑回为师。后来郑回当了异牟寻的清平官(宰相),在郑回的斡旋劝说下,南诏复称臣于唐,多年的征战得以结束。接着又有了嫁女联姻和互派弟子留学等友好交流的史实。著名的“南诏德化碑”,便是郑回所撰。


杜甫《秋兴八首》中第七首描述: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诗中武帝指汉武帝,亦代指唐玄宗。诗中描述唐玄宗简单效仿汉武帝,发动战争给包括当时洱海区域的人民带来了苦难。作为被攻打的南诏对待战争的态度,却能奋起而冷静,化灾难成福祉。这是需要何等的胸怀,可见洱海区域的先人们渴求和谐发达的愿景是多么的强烈和真实。

天宝十年,唐玄宗再发兵攻打南诏,南诏王被迫应战。白居易在《蛮子朝歌》中,描写了这一战役: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南诏王再次痛快地打败了来犯军队,获得了胜利。历史记载中,朝廷的鲜于仲通虽败却升了官。天宝十三年,唐军再次发兵,直指洱海。结果10万大军因长途跋涉,遭遇瘟疫惨败,主帅李宓被沉江。大理人为李宓塑像立庙,成了当地的本主神。那些逃散或当了俘虏唐军,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了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李宓的孙女,还与南诏大将段宗牓结婚,也成了被奉祀的本主之一。对此,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诗中描述道:无奈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皆云前去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大理这种民族开放和睦,往来交流,最终反哺了大理,使之成了物阜民丰、文化发达的地方。天宝战争结束100多年之后,大和年间长安的昆明池干涸了;但是关于洱海衍生的历史故事没有结束。

清代,乾隆皇帝非常敬仰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气魄和功绩,并把这种由衷的佩服具体化为开凿“昆明池”的宏大工程,他把北京西湖更名为“昆明湖”来表示纪念。如此,由洱海区域北上到长安的文化符号“昆明”一词转驻到了北京。昆明湖原为北京西北郊众多泉水汇聚成的天然湖泊,曾有七里泺、大泊湖等名称。原先这里是西山山麓拱积扇前缘由泉水汇集成的一块沼泽低地,后来认为建设成一个湖泊。公元1153年,金定都燕京,金主完颜亮看中这块地的风水好,就在此建造金山行宫。到了金章宗时,从西面的玉泉山引泉水注金山脚下,使它成为一处贮水地,这就是昆明湖的前身。到元代,为增水量以供应京都漕运之需,水利学家郭守敬导引昌平县白浮村的泉水和玉泉山的泉水进入湖泊。当时金山改称瓮山,湖泊就改名瓮山泊,水面比原先扩大。明代,瓮山泊面积缩小。乾隆时凿深了瓮山泊并加以扩充,使它成为面积比明代时扩大两倍的巨浸,改其名为“昆明湖”,并沿用至今,其面积规模一直保持到现在。“昆明”一词很长时间指的是民族,不是地名。

晋常琚解释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指的是居住在中国西南包括洱海区域的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昆明”作为地名出现,是在唐代。资料载“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镇”指的是定笮镇,也就是今天四川盐源县境。把镇命名为“昆明县”,是因为这里也曾是昆明族所聚居的地域。到了元朝赛典赤主滇,正式置设大理拓东城为我们今天熟知的“昆明县”,标志着“昆明”开始了正式的命名,大理的行政中心由洱海区域迁移到了昆明。至此由洱海而起的“昆明”词根,由南到北、由西而东、再回到与出发地相关连的地方,转了一圈,留存了“昆明族”在历史过往中的蛛丝马迹,也从中透露出了洱海区域悠远的文明气息。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有一句话“北有敦煌,南有大理”,足以说明洱海区域的大理历史文化的丰富厚重。破解这支中华南方文脉的滋养、演化过程,关注洱海的自然流程与人文流程同等重要;因为洱海的自然流程和环境决定着这里的人文滋养环境。

此文曾刊载于《云南日报·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