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冬天》

陈剑文

冬天

故乡

母亲

哥哥

人们

爬犁

苏雀

我们

人儿

一个

       在我少时的记忆中，故乡，始终是冬天最早抵达的地方。

        每年九月中旬一过，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会急不可耐的翻越蒙古高原，裹挟着冰雪，顺势而下，席卷故乡——这座深藏于大兴安岭北段西北坡的山间小镇。
        而我每一次知道冬天到来的消息，大抵都是因为早晨传来的悉悉簌簌扫雪的声音。
      “这天儿嘎嘎冷啊”。
      “嗯呐”。哗哗哗哗。
      “够呛能化了”。
      “嗯呐”。哗哗哗哗。
      “咱家这疙瘩今年冷得早啊”。
      “嗯呐”。哗哗哗哗。
       听到窗外的对话声，我知道冬天是真的来了，寒冷将会又一次冰封河流、森林和大地，冰封一切可见与未知的事物。以至于故乡人们的话语都会因寒冷而变得短促、简单，少了浮夸和粉饰。
       在窸窣的扫雪声中，我与哥哥一骨碌的爬起来。“穿上棉袄，穿上棉袄”！母亲的声音还在身后，我们已经急匆匆的冲进雪地里了，团一个雪团，砸到板杖子上，或者躺在地上，印出一个大大的人形浮雕。也可以脚跟并拢着在院里走出一行弯弯曲曲的拖拉机履带状的脚印。雪是冬天带给孩子们的第一件礼物。
       堆雪人儿几乎是故乡所有男孩儿冬天的必修课。先滚一个大雪球做身子，再滚一个小雪球放在大雪球上，一个雪人儿的雏形就诞生了。然后可以用煤核做眼睛，用胡萝卜或者小木棍做鼻子，用一种下小上大的被称为“畏得罗”的铁皮水桶做帽子。讲究的话，还可以给雪人儿戴一条方格围脖儿。
      在冬天的童话里，人人都是艺术家。
       据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我相信世界上也绝对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雪人儿。可是几乎没有人给雪人儿们起名字，以至于在春天来临之前我们就早早的忘记了它们，忘记了雪人儿诞生时带给人们的喜悦。       

        对于早来的冬天，习以为常的大人们并不惊慌。
       窗户缝儿早已经溜好了。墙上挂着一串串晾晒好的蘑菇，地窖里堆着新鲜的土豆、大头菜。坛子里了装满了用卜留克、芹菜腌制的可以吃一冬的咸菜。人们像仓鼠一样储备着过冬的食物，勤快的家庭主妇们早在秋天的时候就把这一切打理的井井有条。
       孩子们被强制性的换上了冬天的服装。
        一双黑色圆头、铝扣眼被叫做棉靰拉的胶鞋，一件黑色粗布对襟的棉袄，一条直筒棉裤通常是那时大多数孩子的标配冬装。如果外面套一件蓝色连尖帽、被叫做棉猴儿的半截大衣，那往往是一种代表来自北京或者其他什么大城市的时尚。
       长达6个月的漫长冬季，人们需要一顶好帽子来抵御常常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七十年代末，狼皮、狐狸皮的帽子已不多见了，最多的是灰黄短毛的兔皮帽和黑灰短毛的狗皮帽子，如果谁有一顶褐色翻毛绿军帽，那就足以炫耀整整一个冬天了，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一下那个时代少年从军的梦想。

       第一场大雪后，我们就去逮鸟。
       与南方用箩筐捕鸟不同，在故乡，人们会使用一种由铁丝或者竹签制作的滚笼捕鸟神器。这笼子呈凸字型，凸字顶部是一个小阁楼，里面会先放入一只诱鸟，凸字长方形底部在两肩处各有一个L型的滚拍，人们会在横拍上放置一穗谷子，有鸟落到滚拍上吃谷子，滚拍就会立刻向下翻转，惊觉上当的鸟儿振翅欲飞时，却又被翻倒下来的竖拍挡回了笼底，这逮鸟行动就算大功告成了。
        选做诱鸟的通常是一种叫苏雀的小鸟，它长得像麻雀，但头顶有一小撮红羽毛，胸前绒毛则是淡粉色的，因为它喜食苏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苏雀（qiao）。苏雀体态轻巧，性情温顺，极易饲养，所以是冬季捕鸟的首选。雪后初晴，天空蓝得透明，苏雀纤细、尾音打着卷的鸣叫，从笼子里穿过静寂的山林，就像一小块片石划过水面，溅起一朵朵水花。
       而我与哥哥藏在白桦树丛中，屏住呼吸，等待着另外的一只倒霉蛋儿从天而降。

       再冷几天，就可以滑冰板儿了。
冰板儿是孩子们冬天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锯一截脚大小的木板，前头打磨一个斜面，在底部像轨道一样镶嵌两条粗铁丝，板面上订上四个弯钉，穿上麻绳，像穿滑雪板一样系在脚上，就可以上路了，技术好的可以滑双板，大多数孩子选择单板，斜挎书包，身体前倾，用一只脚蹬地作为动力，刷刷的滑的飞快，一点都不亚于自行车。

       在我少年时代，林区已经禁止人们随意砍伐树木了，但家里还是要靠烧木材取暖，所以，进山捡拾枯木、砍伐一些不成材的灌木就成了那时林区孩子的主要劳动内容之一。星期日的时候，我与哥哥就要进山去拉柴火。那时，哥哥会扛着一把斧头走在前面，我拉着一架爬犁走在后面。
       冬日的雪原，空旷而寂寥，每一簇兀立的白草叶子都挂着一层白霜。山上的落叶松、白桦树早已褪尽了叶片，平素圆浑的山体变得稀疏而清瘦。万籁俱寂，只有我们的棉靰拉踩在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突然我的脸颊像被一根针扎了一下，用手去摸时，早已木了。“哥，你看我脸是不是冻了”“嗯，有一小块变白了，快拿雪搓。”我用脚踢开了积雪上面的一层硬壳，抓起一把晶莹的砂糖一般的雪粒子糊在脸上搓起来。“别停，一直搓到热”。哥哥边说，边去砍旁边的一株叫水冬瓜的灌木枝。喜欢生长在水边的水冬瓜，皮黑而厚，像放大版的冬青树。咔嚓咔嚓砍树的声音，像是水中的涟漪在山林里回响着，震得桦树枝条上的积雪噗噜噜的落下，偶尔声音也会惊起花尾榛鸡或者一两只雪兔。
       我们把砍好的水冬瓜枝条捆在爬犁上。水冬瓜的断口泛着令人心疼的青白色幽光，哥哥说水冬瓜耐活，明年春天就又会抽条出来。
        我们拖着爬犁，艰难的在没到大腿根儿的雪窝里挪动着往回走，只一会儿的功夫，皮帽子里的头发就湿透了，呼出的白气在前额的头发上结成了冰绺。
       有时我们会坐在树墩上休息，顺便倒掉鞋壳里的雪。黑黢黢的树墩长着斑驳的苔藓，断面上一圈圈的年轮清晰可见。
       幸运的话，我们会遇到一簇刺梅果，小小的已经干枯的刺梅果，红红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我们摘了几颗，把薄薄的一层果皮吃掉，甜甜的味道就溢满了口腔。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斧头砍些碎冰来吃，这样，那些带来的玉米饼子就没有那么难下咽了。

     

       天气越来越冷，零下四十几度低温已经成为常态。
       白天，小镇会笼罩在雾一样的冰晶颗粒中，步履匆匆的行人们，个个体态臃肿，眼睫毛、头发或者胡子上无一例外的都挂满了白霜。   
        冬天，让夜晚变得更加漫长了。
       我们蜷缩在被筒里，躺在烧的滚烫的火炕上，在母亲呢喃细语的故事中，渐渐睡去。仿佛刚睡着，又被轻微的咔咔声唤醒。
       我们知道母亲已经起床了。昏暗的灯光里，母亲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一小块桦树皮，引燃半夜已经熄灭了的炉子，然后用冰钎子凿开水缸里结的一层冰，开始烧水做饭。这轻微的凿冰的声音，像是闹铃一般，提醒我上学的时间到了，我就着咸菜疙瘩，喝了一碗苞米面粥，然后，一头扎入黎明前郁结不化的黑暗中。
       在林区，每个男生都要轮流值日，提前到校去生炉子。上学的路要穿过一条已经结冰的河床，还要绕过一片迷宫般的空心柳灌木丛，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走着。有时候路上会遇到同样起早赶路的人，影影绰绰的，看不清面目，心底有些发毛，脚下更是没深没浅的乱了节拍。
       学校的炉子是用旧汽油桶改造而成的。斑驳着铁锈的油桶稳稳地躺在教室中央，下面垫着红砖，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炉盖，侧面是一节节铁皮烟囱延伸到窗外。
       炉火很快着起来了，明晃晃的火苗呼呼的从炉盖的缝隙往外窜着，炉膛中的木材发出噼啪的开裂声。很快，炉子周围的学生会被炉火烤的脸颊生疼，而远处的学生却还是冻得手里都握不住一支笔。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室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冬天的时光。

       放寒假的时候，也就要过年了。
        过年，是漫长冬天最具仪式感的一件事。
       貌似大人们在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来筹备这件大事。
       母亲早早的就把渍白菜切成丝，捏成铅球大的圆团冻在外面，过年的时候，这些会用来包酸菜猪肉馅的饺子。
       母亲还在一个小碟里存点水，栽种几棵蒜苗，寒冬腊月里，葱绿嫩黄的蒜苗仿佛是灰黑白的世界里唯一的色彩。
       家里很早就开始计划着今年要给谁买一条新裤子，给谁买一双新鞋，通常是因为原来的衣物太小或者太破早已不能穿了的缘故。
       而我与哥哥反复数着手里积攒了很久的几个毛票和钢蹦，盘算着能买几支钻天猴，几挂麻雷子。
       腊月的年货市场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
       山上伐木点的工人们回来了，生产队的知青们放假了，往日不出门的家庭主妇们也来逛街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人都会出现在集市上。
        人们拉着爬犁，骑着自行车，与熟人打着招呼，与卖家大声的讨价还价，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的，仿佛要把一年挣的钱都要花在这一天。

      极寒的天气让天地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冻鱼、冻肉、冻柿子，所有的好东西都冻成了好看的样子，无比坚挺的向外挣扎着。
       在我的记忆中，冬天最好吃的是冻梨。那些个冻梨，个顶个的黝黑梆硬，手雷一样。拿出三两个叮叮咚咚的丢在凉水里，一会儿，这些冻梨外表就结了一层晶莹的冰壳。拿出一个，将冰壳磕掉，这梨早已变得软了，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绵滑冰凉的果肉，往下一咽，仿佛有一颗甘甜的冰核嗖地直沉入丹田里，整个人都激灵一下精神起来了。

       故乡的风俗，除夕是要守岁的。而母亲往往在下午时就开始忙碌了，凉拌木耳，油炸花生米，蒜苗炒鸡蛋，酥白肉，平时的玉米饼子和大碴子粥，都看不到了，母亲变着法子想多做上几个菜，而父亲也卸下一身的风霜疲惫，坐在炕上的小方桌旁与邻居叔伯们把一盅盅烈酒喝的有滋有味。
       午夜饺子是家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饭，大家数着时针赶在12点把饺子煮好端上桌，然后，请父亲母亲坐好，哥哥与我带领着两个妹妹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给父亲母亲拜年。母亲笑着给了我们兄妹每人一块钱，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嗯嗯。好了，快去接神吧。
       我与哥哥答应着走向屋外。外面的鞭炮声已经响成一片了，深邃的天空被闪烁的火光不断照亮，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燃烧后焦糊的气息。贫瘠的故乡从不吝啬让纸钞在空中炸响。对于劳累了一年的故乡人来说，这震天的鞭炮声是给予孩子的欢乐，是贫穷生活中绽放的喜悦，是对春天简单而微小的期望，是对冬天的接纳和宽容。
 

       有时候我觉得，如果冷也有硬度的话，那么南方的冬天就是一棵老榕树，暧昧，潮湿，散发着淡淡的青苔的味道。对于辽阔的北方大地来说，冬天更像是一截生铁，坚硬，干脆，甚至有一点冷酷无情。而故乡的冬天呵，则是淬过火的钢，纯粹，幽蓝，闪耀着质感的光辉。
       在我与故乡渐行渐远的尘世生活中，故乡的冷已经成为我记忆里的暖，而回忆更像冬雪，它覆盖了我一生中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