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沙当政委——致敬缉私警察👮20周年

广战

“政委”这个词源自军队管理，从意大利共和军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有过“政委”这个职务。它诞生的本源在一国大革命推翻原中央政权后，面临国内旧势力的反扑和外部的干涉，在军事上必须立即大量接收利用既有的旧军队，即便是组建自己的新军，也同样需要大量旧军人作为骨干。这些部队或人士往往在旧的效忠对象垮台后，与其说其单纯敌视革命敌视新政权新政府存在潜在危险，不如说这样的军队上下极易迅速军阀化匪徒化并摇摆不定而产生实际威胁。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新政权派出代表人士接收并监督，以便使其听从新政权的号令。而革命党往往缺乏真正熟悉军事工作的干部，毕竟战争首先需要胜利。这就需要政委有否决权、监督权，而没有独立的决策权，有点像古代监军。

人民军队的政委工作，就是尽快的使部队从上到下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军队的转变，也就是在军队中发展拥护新政权的力量，改变军队的成分，逐渐的使军队从上到下变成自觉维护新生政权的工具。旧式监军只负责监督“将领”有没有二心，而新式政委要让全军没有二心。

2017年4月，北京下发了两份红头文件：一份是我的行政职务任命，任长沙海关缉私局政委；一个是党内职务任命，任长沙海关缉私局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组长。5月中，我正式到长沙就职。随后，在召开的全局机关党员大会上选举我担任了长沙海关缉私局机关党总支书记，之后我又被湖南省直机关工委任命为长沙海关机关党委副书记。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人，对政委这个词是不会陌生的。我对政委的最初好感是来自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但真实感受到政委的好，是我在番禺海关缉私分局当局长时。当时和我搭班子的政委是李忠大哥，他是湖南永州人。我们俩同时调入广州海关辖下民警最多的分局，不同的是我刚脱下关服穿上警服，而他这个在部队时的团职军官已经在兄弟缉私分局当了五年多局长，是个老警察，论年龄比我年长，论资历比我深厚。

最初，我对两人能否合得来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我知道在部队实行的是双主官制，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首长，政治委员隶属于直属上级部队首长，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政治工作上 ，服从上级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在军事工作上，服从上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和军事机关。缉私警察由海关总署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实行警务管理。所以根据《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的规定，缉私局政委的职务层次虽然与行政局长相同，同为本单位正职主管，但与军队不同的是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局长是公安局的法人代表。这就意味着李忠大哥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一把手”变成了现在的“二把手”，他能够适应这样的角色转变吗？

但接下来，在我们俩搭班子的五年里，副局长换了四位，李忠大哥始终和我在一起，他的所言所行，让我对这样的担忧感到汗颜，他让我切身感到了大哥风范，感到了政委的重要，对我后来的接人待物都产生了影响。大哥为我做的事看起来都是些小事，而无数的小事集合起来就是一座丰碑。比如，我们到任不久，一个科长经我两次提醒还犯同类差错，让我甚为恼火就狠狠地撸了他一顿。事后没两天，我有事要到政委办公室，走到门口，发现政委在和这个科长谈话，潜意识中的灰暗心理让我驻足竖起了耳朵，结果发现政委是正在帮我补台给那科长做思想工作。知道内情后，我为自己的行为脸红而悄然离去。类似的事，在我们搭班子期间，有太多太多了，几乎所有局里需要排忧解难的事，都有政委大哥的身影，我可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往前冲。结果，出彩都被我占了，大哥政委只是在我的背后憨厚的笑。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干部“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近20年来，因为交流，我基本上都是每周才能回一次家，而今又要跨省到外地，想“多回家吃饭”都难了。作为党员有个人的思想很正常，但服从命令听党指挥是必须的。到长沙就任政委伊始，我就抱着向大哥李忠政委学习的态度，迅速适应角色转变进入工作状态。

长沙海关缉私局党组班子由党组书记、局长焦德高，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波、徐四明和我这个政委四人组成，我比他们仨虚长几岁。这个班子组合应该说是非常棒的，局长是比我早一年从山东交流过来的，两位副局长都是湖南本地干部。焦局长和徐副局长都是从公安院校毕业，从警30年，拿了公安金质荣誉勋章的“老警察”，更重要的他们俩都是四肢健全的一等功获得者。而我和杨波副局长都是属于关服警服来回换穿，在海关多个岗位工作过，且都当过隶属关长的。四个人分属四个属相，但都是经历过风雨的人，知道风雨同舟的重要，珍惜在一起共事的缘分。班长心细心善，公平公正，自我要求严格，垂范作用显著。两位副局长，各有所长，各有特点，能量和潜力都不容低估。有时我们哥几个下班后小聚时，局长为活跃气氛会用沙家浜胡传魁的戏语“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住地头蛇啊！”调侃一下他俩，实际上他们对我们两位“外来务工人员”非常关照，因并肩战斗这份友情是扎实的建立起来啦，这样的团队组合，想不坚强有力、攻无不克都难!

长沙海关缉私局致力打造一支“红色关警，忠诚干净，卓越担当”的队伍，特别强调政治建警，政治建警是党对公安机关的一贯要求，也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更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同时，还是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政治原则。湖南是孕育革命领袖的地方，署长要求长沙海关作为毛主席家乡的海关党建要走在前列，缉私局理应是这走在前的排头兵。因此开会、上党课、找人谈心谈话、组织相关活动和政治学习是政委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为此，我参加了法制处党支部在夏明翰故居的党日活动。夏明翰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1900年8月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豪绅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清朝的官吏，是当地有名的官僚地主，毛主席曾戏称夏明翰“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1920年秋，受母亲影响颇深，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史和共产主义学说》对夏明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28年初，夏明翰被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出卖，同年3月20日清晨被害于汉口，年仅28岁。他就义前写下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那种矢志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震撼着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站在夏明翰故居前，联想起昆明市委四任书记和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等前赴后继的贪官，我强烈的感觉到：理想信念的树立，与政治学习的次数和时间长短没有直接关系，能够走上厅级领导岗位的人，按例都要经历N次的政治学习，所以重要的还是学习的内容和自己的真实感悟，我告诫自己今后组织的政治学习也要切合实际，有的放矢。

缉私局是中国公安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海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说：“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大家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关心关爱公安民警，加大综合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打击走私是我们缉私局的主业，每个党支部能否在打击走私战斗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每个党员能否在和走私违法犯罪分子斗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衡量我们党建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标准之一。同时，我们还应该牢固树立“宣传也是打私”的意识。毛主席在红军建军初期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等于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了红军的势力”。当我们聚焦主业时，还需要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好长沙海关缉私局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联合搭建的党建云平台，利用好长沙海关缉私局的“湘关缉私”微信和微博公众号，大力宣传海关在反走私斗争和湖南省在反走私综合治理中的好人好事，全面展示党建排头兵“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风采。为了长沙海关缉私局的明天会更好，作为政委，我不仅要“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还得为此撸起袖子加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