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葛洲坝工程开工五十四周

吉祥号-黄荣安

葛洲坝工程开启水电事业新篇章

　　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乘“江峡”号客轮视察三峡，重点考察三峡工程坝址，那日便成为葛洲坝工程的代码“330工程”，葛洲坝工程的实施机构“三三O工程指挥部”，1974年7月1日起改称“三三O工程局”，1982年10月改称“长江葛洲坝工程局”。

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的送审文件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批示那天，便自然成为葛洲坝工程的生日！

葛洲坝人怎么也忘不了那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昔日的葛洲坝，十里工区，昼夜灯火通明，机器声、呐喊声、爆破声此起彼伏，芦蓆棚、干打垒内外，人们都在为建设自己的工程而不懈奋斗，他们不计报酬、忘我工作！十万职工及家属在这个壮丽的舞台上演绎出丰富精彩的人生。至今，有的在这个舞台上飞煌腾达平步青云，有的因工作或家庭原因远走高飞，我们不能忘怀的是数万职工将自已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给了葛洲坝工程！葛洲坝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水电事业史上的伟大丰碑！数万职工家庭一辈子甚至几代人至今仍坚守着，默默无闻地与难舍的葛洲坝同甘苦共命运！

感谢你，330！感谢你，葛洲坝！因你，我拥有众多携手并肩、同甘共苦的同事！因你，我结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知心朋友！因你，我有了奋斗目标和体现了人生的价值。有你，我自豪！有你，我骄傲！让葛洲坝精神发扬光大，永远传承下去。

　　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1973年西坝开始建造第一批住房

房建工作组合影 赞成兴建此坝 ↑葛洲坝大江截流 ↑今日葛洲坝

　　以下摘录几篇有关330的文章，供大家共享。

张震将军: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

张震将军和工人们在葛洲坝工地

　　1971年元旦过后，曾思玉又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军区分工你到那里工作。对工作的重新分配，我虽然没有更多的考虑，不过乍一听到让我去搞水利工程建设，确实感到十分意外。这时，我的心情也比较矛盾，几年没有工作，情况生疏，尤其没有领导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担心难以挑起这副重担。

1月上旬，军区召开党的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任务。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随后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增补我为武汉军区党委委员、常委。

在这次党委全会上，曾思玉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是在1970年12月26日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他在批示中写道：“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主席的批示，明确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近年来读《周恩来年谱》，得知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周总理曾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专门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情况汇报。总理逐字逐句地审查了湖北省革委会上报的《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简要说明》，要求把葛洲坝工程方案建立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总理还指出，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随后，他又致信毛主席和林彪，报告葛洲坝工程酝酿情况，表示“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总理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没，真可谓殚精竭虑。

曾思玉在讲话中，还向与会同志打招呼说，正在考虑葛洲坝工程的领导班子，准备由他担任第一指挥长兼第一政委，张体学为指挥长，张震任政委。这就又一次向我发出了去葛洲坝工作的信息。

1月15日，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和湖北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专题讨论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的组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了指挥部的领导成员，除曾思玉、张体学和我的上述任职外，还确定了副指挥长、副政委的人选。副指挥长有王英先、宋美初、刘炳华、胡茂悌、俞侠、江含章、赵修、朱俊功、林一山、滕宏杰、李地山、邹光炳、程建仁、余光秀、廉荣禄、任士舜、田冰、史维汉、张浙、刘志毅、傅殿阁、项关福等22人，副政委有何镇浪、司鲁民、麦汝强、王子卿、黄世忠等5人。其中，既有国务院有关部委、湖北省和武汉军区的干部，也有一些水利专家，但大多是兼职，一直在葛洲坝工作的并不多。

这次联席会议还批准了指挥部的机构设置。仿照军队的体制，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江含章兼任司令部参谋长，何镇浪兼任政治部主任，滕宏杰兼任后勤部部长。他们都是军队干部，在部队的工作岗位分别是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54军副政委和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曾思玉特别向我介绍了滕宏杰的情况，说他艰苦朴素、管理严格。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好干部。

会议还明确，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主要是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因为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三峡工程练兵，创造一些条件，搞完葛洲坝工程之后，还将继续整个三峡工程的建设，所以称之为330工程。

为了增加一点水利工程的感性认识，我到葛洲坝之前，张体学同志专门陪我参观了汉江丹江口库区，收获很大，真感谢他的周到安排。体学同志十几岁参加红军，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5师的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湖北工作，对水利建设很内行。丹江口水库等多项大型工程建设，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体学同志对葛洲坝工程建设抓得也很紧。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竣工，因病于1973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年仅58岁。

为了加强对葛洲坝工程的组织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军区党委决定：从军区机关、部队抽调261名干部，作为军代表，派往葛洲坝工作。春节过后，这批干部集中在滨江饭店办学习班，由我主持。2月1日开学那天，我请体学同志作了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的报告。他主要讲了决定修建葛洲坝工程的经过，工程的规模和重要性，修建工程与各方面的关系。他说：我们搞葛洲坝工程，对今后的三峡工程是最好的实战准备，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谈了葛洲坝工程的领导关系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其间，我们还组织全体军代表察看了葛洲坝工程的现场。

今天，到此地游览的人们，都会为葛洲坝工程的宏伟壮观赞叹不已，但很少有人能够想像出当年的葛洲坝是个什么模样。

葛洲坝地处长江西陵峡口的河床中部，是一个江心洲，长1500米、宽300米，地面高程59米。我到洲上去过，当时住有几十户人家，长满了桔子树。与其相邻，还有一个西坝洲，长3000米，宽800米，地面高程69.5米。这两个洲把长江分割为大江、二江和三江。大江为主河槽，宽800米，江底高程30米；二江宽250米，江底高程45米；三江宽300米，江底高程48米。枯水期，大江水深10米，二江、三江断流。从地理条件看，这是修建水利工程的理想位置。

专家们经过反复论证，最后选定在葛洲坝洲修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并且采取低水头径流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大坝不需要修得太高，上下水位相差比较小。这样，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考虑到国防的需要，即使突然爆发战争，大坝被轰炸，对下游的危害也小一些。

2月10日，军代表学习班结束。我作了总结讲话，主要是分析了建设葛洲坝工程的有利条件，要求大家增强信心，同时要充分认识工程建设的艰巨性，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同时，我还特别要求军代表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山头，不能闹特殊性，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尊重地方干部，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虚心向他们学习。

2月16日，我和200多名军代表起，踏上了葛洲坝工地。工程指挥部设在靠近葛洲坝工地现场的一所中学里。学校已搬到宜昌市内继续办学，原有的教室成了我们指挥部的办公室与宿舍。

我到葛洲坝之前，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水电部、交通部、长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已经做了一些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勘察坝址、抽调施工队伍等。在毛主席批示后第4天，已在工地现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拉开了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序幕。

这时，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多达5.5万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水电队伍，有湖北省的丹江水电工程第十局、陆水工程总队和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还有山东省马颊河水电工程第13局，共有1.2万人，组成3个分部，仿照部队体制，编为11个团。民兵队伍，是从恩施、咸宁、荆州等地区调来的3个民兵师，均由各地县主要领导带队，共3.8万人，编为23个团，分别配属3个分部。勘察设计队伍，来自长江规划办公室和长沙水电勘察设计院，编为勘察设计团。国务院还将基建工程兵等61支队调来了，有5000人，他们设备先进，号称为水电部的“四大家族”之一。

数万人马一下子拥到工地，住房一时难以解决。于是，就在原来的荒山坡上，临时搭起一座座席棚，犹如我在延安学习时住过的一排排的窑洞。不过，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这里的席棚可比不上，四面透风，寒气袭人。可以想象，到了夏天会热成什么样子。工地一时没有新鲜蔬菜供应，大家啃咸菜就饭吃。

生活条件艰苦，还可以克服，但压力最大的是工期太紧。按照工程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在二江、三江的上下游修筑围堰。搞过水利工程的人们都知道，要在江河上建电站，必须先建坝。为了建坝，需要围绕坝址修建临时性的挡水建筑物，通称围堰。尔后，将围堰内的水抽干，方能在干涸的情况下挖掘基坑，修建大坝。由于是枯水期，二江、三江围堰是在滩地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5月1日前完成，一旦汛期到来，就将无法施工，在建部分也会被江水冲垮，付之东流，整个工期就要推迟一年。按照设计方案，二江、三江围堰全长2123米，土石方量180万立方米。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号称葛洲坝工程建设的第一个战役。

2月20日，指挥部召开第一次指挥长会议，分析施工形势，对3个分部的任务作了分工，确定要集中全力抓围堰建设，确保五一劳动节之前，完成围堰任务。

施工之初，机械很少，大部分还是靠人工。工地上，数万民工冒着严寒、昼夜奋战，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肩挑两只小筐，来回奔跑，就像穿梭一样。工地广播站不停地表扬先进，公布施工进度，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整个施工现场，一派战斗景象。有人说，那时是搞“人海战术”。实际上，我们何尝不想搞机械化作业呢？只是没有这个条件。后来，从国外引进的一些先进设备逐渐到位，一台电铲工作一天，可以抵一个民兵营的劳动量，如虎添翼，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3月20日，我主持召开指挥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听取了围堰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对施工进度表示满意。由于上下齐心协力，尤其是数万民工艰苦奋战，终于在4月10日胜利完成了二江、三江围堰的建设任务，比计划提前了20天。任务能够提前完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计人员及时修改设计方案，减少了土石方挖填量59万立方米，既节省了经费，又赢得了时间。

围堰如期完成，大家都很高兴。4月11日，工程指挥部举行了“庆祝围堰战役胜利，向大坝进军”的誓师大会。曾思玉司令员和中央有关部委、省地市的负责同志来参加大会，带来了对数万建设大军的问候和祝贺。与会同志群情振奋，对早日筑成大坝充满信心。

　　在来葛洲坝之前，张体学同志曾与我谈到，说一个人一辈子最多搞一两个这样大的水电工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既然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周期这样长，现在刚刚上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扎扎实实地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当务之急是抓好班子建设，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
3月19日，葛洲坝1坝指挥部党委正式成立，曾思玉，张体学分任第一、第二书记，我为书记。但他们两位的主要精力，是抓军区和湖北省的工作。那段时间，葛洲坝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我在那里张罗。
指挥部党委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阅历不同，性格各异，而且大都初次共事。作为党委书记，我多次强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块了。在这个战斗集体中，要谦虚谨慎，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党委成员之间，有问题摆在桌面上谈，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但决定了的总是要坚决执行；大家要同心协力地工作，按毛主席的批示办事，尽一切努力，搞好葛洲坝工程建设。
指挥部党委成员，党性和组织纪委观念都很强，有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工作很负责任，经常深入施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情况，劲往一处使，遇事多商量，为工程建设昼夜操劳。在生活方面，大家严于律已，都是宿舍兼办公室。尽管工作中有不同意见，但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合作得也愉快。
地方干部懂技术，有专业知识，搞水利工程比我行。所以，我特别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起初，他们中有的人因“文革”初期受过冲击，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大胆工作。我就找他们个别谈心，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对于他们分管的工作，我也从各方面给予支持。
当时，水电部派来两位副部长：钱正英和王英先。正英同志在上海读大学时学的就是水利工程，并且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新四军第4师工作，那时我们就已相识。解放后，她一直从事水利建设，工作很有魄力。我与英先同志是初次接触。他工作勤奋，作风扎实，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水电部还派来水电专家刘志毅、林汉雄加入指挥部。
副指挥长林一山，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长年战斗在长江水利战线，经验丰富，被誉为“长江通”。他为人直率，责任心极强，很受周总理器重，对葛洲坝工程建设提出许多好的建议。我对他很尊重。后来，我到总后工作，一山同志组织长江源头的科学考察，需要总后支持的事情，我都是“一路绿灯”。 长江水利专家文伏波，是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提议人之一。可巧他也是湖南人，乡音好懂。一些有关水利建设的书刊资料，我读不懂的地方，就经常向他请教。
我在葛洲坝期间，如果说工程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与这些地方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幸亏有他们这样一批既懂专业，又有责任心的同志，否则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我以他们为师，学到了不少水电方面的知识，对做好工作帮助很大。
在工地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军代表主要是做政治工作。要做好人的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党委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更为严格：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努力当好政治代表，要尊重地方干部，大胆放手让他们工作，努力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工作中发生矛盾时，军代表要勇于自我批语，要一心一意地搞好工作。我们还规定，军代表不准在葛洲坝找对象，不要在晚上找女同志个别谈话。大家都能严格执行党委的规定，积极工作，恪尽职守，严守纪律，保持了良好的内外关系，表现出了良好的政治素质，为葛洲坝的建设作出的应有的贡献。
建设葛洲坝工程，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这就要求领导必须成为内行。在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军队的同志，过去没有接触过水利建设。我自己就是个外行。再说，葛洲坝工程建设门类很多，即使是专家，也不一定门门都精通。为此，党委一再要求，领导干部不能总讲外行话，要尽快熟悉业务。这样，才有发言权，也便于与工程技术人员沟通。我对军代表们说：在水电部门当军代表，必须努力钻研水电业务，从熟悉名词、术语入手，逐步深入到设计、施工以及防洪、发电、通航等各个领域中去，尽快提高业务能力。总之，要向地方干部学习 ，向专业技术人员学习，向群众学习。
我到葛洲坝之前，原以为勘察、设计工作都已经搞好了。到工地后，方知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后面的工程，只有设计任务书，没有扩大初步设计，更没有单项技术设计。对此，我很着急。虽然是外行，但也知道，搞这样的工程，就像打仗一样，上了战场还没有作战计划，这怎么能行？所以，在围堰工程施工紧张进行的同时，党委也认真抓了大坝工程的设计工作。
为了搞好设计方案，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此，指挥部党委研究决定，派副指挥长谦荣禄率领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多瑙河铁门枢纽工程进行考察、学习。5月下旬，他们写回一封信，谈到铁门见闻和对工程设计的建议。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读过这封信。除派人到国外考察，我还要求技术人员研究国内外的有关资料，要多看书，多看材料，鼓励他们不要怕别人说“崇洋媚外”。这样做，在“文革”中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为了保障工程质量，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围堰工程完成后，党委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都放在研究工程设计方案上。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我们多次召开常委会、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研究葛洲坝工程的设计问题。党委分工王英先、刘志毅、林汉雄负责设计工作。他们都是水电专家，对设计工作抓得很紧。
起初，他们提出了3个方案。第一案，大江设电站、泄洪闸和船闸，二江设泄洪闸，三江设电站、船闸和泄洪闸；第二案，大江上的建筑物不变，二江全部用于发电，三江全部用于通航；第三案，大江泄洪，二江发电，三江通航。 3个方案拿到会上讨论，意见不一，争论的焦点是在三江航道泥沙淤积和三江建筑物的布局方案问题。主要是二江用于泄洪时，上游两侧会出现两个大回流，影响三江船闸上游的水流条件，容易产生严重的泥沙淤积，妨碍船只进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主张“长流水不淤积”，要在三江设电站。而有的人则认为，电站的进水，会导致船闸上游横向流速过大，船只不易靠岸，有碍通航。对此，党委没有急于作出结论，只是要求把各种意见充分摆出来，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同时，确定做1：500的模型，按不同方案进行试验，为最终统一思想创造条件。
大坝设计方案，事关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全局，不是指挥部能勉励决定得了的。为了能及时得到国务院的指示，听取各有关部委的意见，指挥部决定向国务院作一次汇报。4月23日，我带领搞方案设计的同志赶赴北京。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也随后抵达，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我们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的汇报。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德生、粟裕、余秋里、华国锋在座，到会的还有国家建委的宋养初，交通部的杨杰、余侠和水电部的张文碧、钱正英、王英先等。 林汉雄代表工程指挥部，汇报了葛洲坝工程的3个方案。会上讨论甚为激烈。国务院业务组提出了两点原则要求：一是无论哪个方案，必须保证航运与发电，要在保证航运条件下搞好水电；二是要研究淤塞的影响。
汇报之后，搞方案的同志留在北京，根据会上讨信纸的意见，继续研究、修改方案，搞了10多天。后来，一部分人员先行返回湖北，组织有关试验；一半人员留京，等候向周总理汇报。但他太忙，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又委托先念同志两次听取我们的汇报。由于指挥部内部意见不一，李副总理也不好马上敲定方案，便指示我们回去继续试验，尔后再行决定。

我们在北京整整工作一个月，5月24日返回葛洲坝之后，指挥部党委一连10多天，进一步研究修改设计方案。大家决心，整个工程要达到70年代的先进水平。6月9日，指挥部党委召开会议，由张体学主持，钱正英等同志都参加了，根据1：500的模拟试验结果，再次讨论葛洲坝枢纽布局方案。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综合方案，并决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同时组织基抗的开挖。
在研究方案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要不要保留葛洲坝。原来设想利用葛洲坝洲作为大江中的一个横坝，后来经模拟试验，发现一旦这样把坝建起来，坝下将会出现折冲水流，江水顶冲江岸，极易导致崩岸，威胁宜昌、荆州的安全。若要避免坝下折冲水流，就必须挖掉位于江心的葛洲坝洲，在洲的原址上修建深水泄水闸。这个主意，是一个年轻人提出来的，为会议所采纳。钱正英同志也是积极主张挖掉葛洲坝的。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葛洲坝，已是“名存实亡”了。
6月12日，我与张体学一行再次赴京，向国务院汇报。行前，我们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水利电力部、交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名义，起草了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葛洲坝枢纽布局修改方案的报告》。13日，国务院有关部委党的核心小组讨论了这个报告。根据讨论意见，我们对报告作了修改，16日向李先念副总经理以及李德生、余秋里、华国锋等作了汇报。随后，根据先念同志和国务院业务组其他领导的指示，再次对《报告》作了修改。
23日，周总理听取我们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先念等同志。总理不时插话、提问，十分仔细，最后表示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嘱咐我们要进一步搞好设计，并语重心长地一再提醒大家：对于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太急容易出乱子。不要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总理特别强调，对未认识的问题要继续认识，解决不了航运问题，就不要修坝，因为长江是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汇报进行了5个多小时。我看到总理工作十分忙碌，其间还不时有急件要他审批，身体也也非常消瘦，心里很不是滋味。辞行时，我关切地问起总理的身体情况，他说：“还好。”尔后又叮嘱我一句：“现场一定要抓紧。”

回到葛洲坝后，7月3日，我向指挥部党委成员和勘察设计团的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我特别强调：不能认为修改后的方案就是天衣无缝的，设计中还会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这样，上下进一步统一了认识，确定要集中力量，搞好设计。
在抓设计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很明确，一定要依靠知识，依靠人才。没有知识和人才，是干不了水电建设的。那时虽然没有把它作为口号明确提出来，但在实际工作中是这么做的。葛洲坝工地的领导也都很尊重、依靠和关心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那时调到葛洲坝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少，除前面所讲的林一山、钱正英、王英先和林汉雄等水利专家外，在勘察设计团、各个分部和指挥部的技术处，也都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加起来有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
当然，对专业技术人才光讲数量行不行，还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些老知识分子，经历比较复杂，有的历史上或多或少有些“情况”。在“文革”中，大讲阶级斗争，使得他们不敢大胆工作，有的领导也不敢放手使用他们。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党委会上多次提出：“要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对技术干部要大胆地使用，对于历史问题，挂起来，只要不是反革命都要使用。”我还提倡：“工程技术人员多看书，多看资料，多做研究工作，不管中文也好，外文也好，要多看。”这样一来，使这部分同志感到很温暖。他们诚恳地说，在葛洲坝，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这批专业技术人员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有许多发明创造。比如，为了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工程设计人员经过多次观察、试验，提出了“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新思路，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难题。
一次，我到设计团去，发现图纸上均无设计人员署名。我感到，这种做法是不尊重知识分子劳动成果的表现。再说，整个工程的图纸量这样大，都不署名的话，出了问题找谁？为了健全设计责任制，我向党委建议：今后绘图，都要把设计人员、绘图人员的名字写上。这样一来，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了责任心，绘图的速度明显加快，质量也更好了。
对工程技术人员，指挥部党委既在工作中大胆使用，又在生活上给予关照。尽管葛洲坝条件艰苦，但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包括一些颇有名望的专家，和大家一样，不计较条件，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令我十分感动。为了保证工程技术人员良好的工作环境，党委要求后勤部门尽力为他们安排稍好一点的住房。为解决吃菜问题，派船、派车到武汉等地采购，优先供应工程技术人员集中的勘察设计团。在炎热的盛夏，党委成员把自己办公室的电扇送到了设计现场。梅雨季节，阴雨绵绵，遇到个晴天，指挥部就有意识地给设计团放假，因为那里的女同志比较多，让她们洗洗涮涮，晒晒衣被。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她们却记在心上。20多年以后，遇有记者采访，她们还动情地谈起这些往事。
为了集中兵力打好设计这一仗，党委还十分注意发挥集体优势。7月初，党委对设计团的组织形式作了适当调整，将技术处的有关人员全部放到设计团，参加第一线的设计。对设计任务也做了相应区分，要求每项建筑都有单项设计。另外，还强调搞好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这样做，既解决了技术人员忙闲不均的问题，又发挥了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设计工作中，我要求坚决克服“设计凭估计”的不良现象，一定要注重科学实验。自7月下旬起，一些单项设计，如船闸、机电厂房、泄水闸、大江截流工程等，陆续搞出了方案，并提交党委审议。为了确保设计的可靠性，指挥部分别在宜昌、武汉、南京等地，搞了几个试验点。同时，在工地、长江规划办和清华大学等单位，建立了5个实验室。通过试验，获取有科学价值的数据，及时提供给设计人员。设计中，数学计算的任务很重，当时工地没有计算机，就带着图纸到长沙，请有关院校用计算机帮助计算，既准确又缩短了时间。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从第三季度开始，设计工作进度明显加快。勘测设计团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出初步设计。8月，国家建委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在现场召开葛洲坝枢纽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又用了10多天时间听取汇报，进行论证、审查。9月6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国家建委、水电部、交通部、农林部、一机部、六机部等8个单位，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情况报告》。12月份要，国务院审查意见，又提出了修改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大江设装机7台的大江电站、15孔的泄水闸、1号船闸和3孔闸，二江设装机6台的二江电站和16孔的泄水闸，三江设6孔的冲沙闸和2号、3号船闸。总装机容量221万千瓦。总泄洪量按每秒8.6万立方米设计。总工程量，挖填方为2748万立方米，混凝土浇注量为390万立方米，混凝土浇注量为390万立方米。
在研究大坝方案时，对如何解决过鱼问题，也曾反复研究过。长江里的中华鲟鱼，是国家一类野生保护动物。为了它的繁衍，开始曾考虑修专专门的鱼道。但在最后确定方案时，鉴于对中华鲟鱼的习惯不清楚，坝下水流和泥沙情况复杂，难以找到鲟鱼过坝的位置，就没有修建专门的鱼道，只是确定在下游建产卵场，进行人工孵化的研究。尽管想了许多办法，但终因缺乏经验，这个问题后来才逐渐得以解决。
此时，设计方案虽然明确了，但对长江水利建设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正像毛主席当年批示中所预料的那样，后来在设计、施工中又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航道泥沙、泄洪、泄水闸消能等方面。这里的教训是，这样大的工程一定要先设计、后施工，边设计、连施工是根本不行的！
1972年11月，周总理果断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上全面负责，同时将葛洲坝工程弹指之间改为葛洲坝工程局。1974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工程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修改初步设计，并于同年10月恢复主体工程的施工。后来确定的方案与1971年的方案相比，主要不同点是：在大江建冲沙闸，大江电站装机由7台增加为14台；在二江建的泄水闸由16孔改为27孔，二江电站装机由6台改为7台。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3个船闸也各有分工，一、二号船闸过大船队同，三号船闸过小船队。这个方案，是经过多年反复研究和试验得来的，很不容易。但此时，我早已调离了工地。

我在葛洲坝时，工程指挥部对于质量问题，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从一开始，党委就反复强调，葛洲坝工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质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工程施工受“文革”的影响，许多全责的规章制度被废弃，没有定出严格的质量检查标准，施工中也发生了一些质量问题。突出的是在挖掉葛洲坝后进行围堰施工中，有的施工单位急于赶速度，捣固不到位，浇注混凝土出现了“狗洞”。好在验收中严格把关，及时发现，炸掉重来，消除了后患，但也造成了浪费，教训十分深刻。
葛洲坝工程规模大，人员多，环境艰苦，后勤工作能否做好，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活，影响到工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因此，我和党委一班人在抓工程进度、抓设计的同时，也把后勤保障作为大事来抓。
首先是努力搞好工程建设的物资供应。按照党委关于“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和“大工程不要有大浪费”的要求，后勤部门发场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传统，在物资供应上，优先保证生产之需。为了保证物资的正常供应，70多名采购人员奔走在全国各地，还从各分部调来一些人做调运工作。指挥部也注意在后勤保障方面协调分部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互相调剂与支援，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设备的效能。党委还号召物资管理部门大搞技术革新，提高机械、设备的维修能力，做到小修自己动手，中修、大修不要出分部。
为了逐步改善生活条件，后勤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考虑到工程建设不是短期的，即使建成大坝，也还要留下人来管理。所以，从1971年4月份开始，便有计划地盖些房子。先搞了“干打垒”，后来自己烧砖，生产水泥，又盖起了楼房，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以后，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建起了机械厂、砖瓦厂、水泥厂和制氧厂等，既满足了工程建设的部分需要，又解决了陆续来到工地的工人、技术人员家属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工地看病难的问题，经请示军区，决定临时抽调一所野战医院进驻工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工程指挥部自己的医院。同时，还兴修了一些道路和公路桥，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
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指挥部党委成员坚持走在广大职工的后头，不搞一点特殊化。坚持不盖办公楼，不盖招待所，不送礼，不买违反制度的东西，把钱用到工程建设上。一次，管理处给会议室买了20多把藤椅。我当即批评了这一做法，让他们将藤椅送到设计团，给专家们用，会议室仍用原来的木椅子。党委还明确规定：“工地不请客，不拿公家钱请客，私人请客自己拿钱。”正因为指挥部的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不搞特殊，广大群众虽有许多困难，但毫无怨言，工作更加自觉、更加努力。
军区党委党委于1972年1月17日再次分工，由副司令员李化民和我负责作战、训练，并发给我军区常委会议纪要。我对葛洲坝的工作做了安排与交代，于2月2日返回武汉。
这样，我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也整整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中，进入了水电建设这一全新的领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严格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丰富的水利电力建设经验，都使我受益匪浅。
1987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了葛洲坝。阔别15年，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整个工程已基本完成。我登上雄伟的大坝，下到宽敞的坝内，望着飞速旋转的水轮发电机，听着江水宣泄的轰鸣声，想起当年创业时的艰苦情景，思绪联翩，不能自已。
1989年8月，在北京举办葛洲坝工程开工20周年展览，我应邀出席。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了参加葛洲坝工程决策和建设的李先念、钱正英等同志。大家谈到当年艰苦创业、步履维艰的情景，对工程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都感到十分高兴。
鉴于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建设创造条件的，当年我曾和钱正英、王英先一起，专程到三斗坪考察，听取了三峡工程预选坝址的情况介绍。大家都很高兴，议论着三峡大坝建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还是一副美好的憧憬。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到2003年，三峡二期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在蓄水防洪、发送电力、改善航运、旅游观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设想到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几代中华儿女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节选
 张震回忆录：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 ）

毛泽东与三峡论证

　　新中国诞生以后，毛泽东不仅以新一代领袖的风采首开三峡论证的先河，而且，他的卓越治水辩证法思想正确地指引三峡论证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科学成果，为三峡工程决策提供了充足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他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乐于和善于听取下级意见甚至反面意见的民主作风，对于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治本与治标：毛泽东抓住了长江水利的要害

　　治水，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实践，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责任。出人意料的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来讲，这项任务的到来是那样突然，那样急迫，那样猝不及防。

　　1949年夏季，当百万大军挥师南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正在酝酿诞生的时候，万里长江突发大洪水。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警告!此时此刻，中华大地饱受战争的蹂躏，百孔千疮，百废待举。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20年时，毛泽东十分干脆地说了一句：“20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后，这一治标工程就可以弃置不用了。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冬季少雨，是长江的枯水期；夏季多暴雨，是长江的洪水期。在正常年份，长江靠自身的河床泄洪入海；在大水年份，当河床不足以泄洪时，多余的洪水就会在江堤的薄弱地段决口泛滥，造成田淹、房倒、人亡的大水灾。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就是用人工调度和控制的办法，在大水年长江洪水位超过荆江大堤防御能力时开启荆江分洪闸，削减洪峰，将多余的洪水蓄积在荆江分洪区内，以提高荆江大堤的安全度。因为荆江分洪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在分洪之前可以有计划地将分洪区内的人财物转移到高地安全区，可以尽量避免人畜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但是，由于荆江分洪区并非天然水域，而是良田万顷的居民区，一旦分洪，免不了田淹屋倒，造成很大损失；每次分洪，政府必须拿出大笔钱来补偿分洪区人民的损失，还要保证汛期人民生活，组织汛后重建家园。这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牺牲一部分，保存另一部分，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是治标的权宜之计。

　　那么，什么是治本之策呢？治本，就是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促膝长谈，探讨治江良策。林一山指着长江规划草图上的大小水库，介绍了长委会计划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上逐步建一系列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呢？”

　　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是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晤谈。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立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看看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究竟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结果发现，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雨洪，而从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发生雨洪则无法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仍然存在。结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4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20000 多万亩，受灾人口9000多万，死亡3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100天。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必须尽快根治长江水患!毛泽东坐不住了。长江大水之后，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望着洪水消落的长江，毛泽东在思虑：三峡工程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4年12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急召林一山面谈。在列车赴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问题；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这表明，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修建三峡大坝的强烈愿望和情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来华工作，三峡论证已经全面展开。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修建三峡工程应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100 余人察勘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

　　同年3月，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意见》明确指出：“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提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在1962年—1963年交出。”从此，三峡论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三峡工程，由治标而治本，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这就是毛泽东治水谋略的基本思路。整个三峡论证都源于这一思路。

二、短期与长期：水库寿命难题牵挂着毛泽东的心

　　修建三峡，决心已定；各项准备，迅速展开。毛泽东感到心宽了许多。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他向身旁的船员们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员立即回答：“太赞成啦!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毛泽东执三峡之牛耳，超脱坦荡。

　　重任在肩的周恩来则争分夺秒，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全面部署三峡事宜。他在率队察勘三峡，为成都会议提出决议草案之后，又为三峡论证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根据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兼任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改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89年6月改回原名简称“长委”)，由林一山任主任。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长办”主要承担治理开发长江的流域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等大型综合性枢纽的勘测、设计工作，负责三峡工程论证和提出三峡科研计划。

　　其二，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由张劲夫任组长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以便组织和领导全国三峡科研工作。1958 年6月，由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召集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举行。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全国先后共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全国性的科研大协作。

　　1958年8月，在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长江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为三峡工程“1961 年开工作好准备。”

　　然而，就在各项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三峡工程上马指日可待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问题—水库寿命问题，使兴建三峡的热潮“顿失滔滔”。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见了林一山，特别问到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

　　林一山依据一般演算成果，回答说：三峡水库大约可以运行200—300年。

　　听到这里，毛泽东心里一沉。稍停片刻，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200—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

　　当时，国内外水利界的一个通行观念是：水库是有寿命的，就像人有寿命一样。因河水都挟带有泥沙，泥少不可避免地会在水库中沉淀淤积；经过一定年份的运行使用之后，或几百年，或几十年(甚至几年)，泥沙会逐步淤死水库。因而，水库的寿命，水库的淤死，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虽然因不同河流的挟沙状况不同和水库的建筑设计不同，使水库寿命有长短之分，但是，水库淤死的趋势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是国外水利界多年经验的总结，对于年轻的中国水利建设者来讲，我们尚无根据轻易否定这一结论，“水库寿命”观念的权威性就不言而喻了。当时，谁也没有去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大型水库应当经“千年”而不衰，可以长期使用；200—300年的使用期是太短太短了。用周恩来的话来讲，三峡工程应当“千秋万代”都能安全使用，不会出问题。既然三峡水库是“千年大计”，要管千秋万代，那就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长期使用，否则，宁可缓建或不建。

　　短期与长期，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水利专家看来，数百年已经是长期了，而几年几十年才是短期。在共和国的领袖看来，数百年只能算短期，千年以上才算长期。按照哲学辩证法的观念，没有永恒的事物，日月地球尚有寿命，何况地球上的一项人造自然工程，也必然有一个终结期限；但是，追求一个可能的长期，使这一巨大工程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也并非天方夜谭!

　　林一山在苦苦思索。毛泽东冷不丁提出了一个在水利界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使他感到意外，又使他眼界大开；然而，要解决它，谈何容易!

　　毛泽东开始犹豫了。三峡工程还上不上马？偌大一个工程，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头来只能用200年—300年，那值得吗？

　　林一山坐卧不宁。他决心攻克这一世界难题，为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扫除障碍。他带领一批高水平的工程师，对国外成百个大小水库的淤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和分析，并到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区的上十座水库作了实地勘查和研究，得到重要的启示。例如，世界上有许多淤死了的水库，为了延长其寿命，有的水库采取加高大坝的办法，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后水库照样淤死；有的水库则由于修了底孔排沙闸，使水库寿命得以延长，并未在原设计的期限内淤死。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他们将经验材料上升到理论，提出了解决水库长期使用的一种全新理论。这一新理论的基本思路是：

　　①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临界点”；泥沙的沉积与冲刷也有一个“临界点”，这就是水流的一定速度。当水流速度大于这个质点时，就能冲刷泥沙；当水流速度小于这个质点时，就会使泥沙沉积。泥沙有粗沙与细沙之分，冲刷细微泥沙(悬浮质)所需流速较小，冲刷粗沙卵石(推移质)所需流速较大。

　　②在水流与泥沙的矛盾中，水流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入库泥沙多少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水库内水流的速度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许多水库淤死，其根本原因是水库内流速太低，致使泥沙大量沉积。因此，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保持水库内一定的水流速度。

　　③为达到一定的库内流速，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一般来讲，河槽型水库能够达到过沙要求，而湖泊型水库则很难达到过沙要求；因而，选择山谷地区修建河槽型水库是保证水库长期使用的首要条件。

　　④为了防洪、发电等等的需要，水库必须蓄水，蓄水就难以保护一定流速，因此，入库泥沙的淤积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与解决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发生了尖锐矛盾。从静态看，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从动态观点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在水库的小部分库容(死库容)淤满泥沙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库内河床；在死库容以上部位，枯水期蓄水时发生的少量泥沙沉积，可以在洪水期初靠强大水流排出库外，从而达到年均泥沙进出平衡，实现水库长期使用。

　　⑤为了最充分地排出库内泥沙，必须在水库大坝上安排足够的排沙底孔；同时，采用合理的水库调度方式(如“蓄清排浑”)，达到既能有效排沙，又能有效防洪、发电，实现水库长期综合利用。

　　⑥解决水库寿命难题的思想原则，就是治水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分析中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具体矛盾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案；静态矛盾动态思考，在变化中求发展，在运动中求平衡；一定矛盾的质、量、度关系，矛盾内部与外部的否定性、对立性和同一性、统一性，都应充分予以重视。

　　专家们认为：治水之难，就难在河流学的规律不容易掌握(其难度超过了一切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最难掌握的，则是河流辩证法问题，因为河流辩证法是河流学的核心和精髓。实际上，依照列宁的观点来看，河流辩证法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辩证法”，而治水辩证法才是主体的人在治水实践中所掌握和运用的“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认识和掌握。从治水的实践过程来讲，掌握治水辩证法，弄清和遵循河流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

　　1964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林一山用他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严重淤积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0年4月至1964年10月，三门峡水库在建成后的蓄水运用期间，淤积迅速，总库容由55.49亿立米剧减至21.43亿立米。经采用林一山方案扩建泄洪设施，增添排沙底孔，并在汛期降低坝前水位运用，使库容奇迹般地逐步恢复，至1980年总库容已稳定在30亿立米左右(见下表)：

　　三门峡水库库容变化表

　　----

　　日期

　　建库前

　　1964年 1970年 1973年 1977年 1980年

　　(1960年4月)

　　总库容(亿立米) 55.49

　　21.43

　　28.28 32.57 30.30 31.00

　　滩库容(亿立米) 35.49

　　13.26

　　10.76 10.76 10.73 10.76

　　槽库容(亿立米) 20.00

　　8.17

　　17.52 21.81 19.54 20.37

　　-----

　　这表明，按照新的理论改建之后，三门峡水库不仅逐步恢复了库容，而且实现了常年泥沙进出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库容可以长期使用。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也采用这一理论获得了成功。工程实践和水工试验都表明，这一理论是科学的。长江三峡水库完全可以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实现长期使用。此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证和再论证只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确证和完善。

　　1981年，国际泥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泥沙专家在会上宣读了阐发这一新理论的学述论文，得到各国专家的首肯。此后，“水库长期使用”的新观念取代“水库寿命”的旧观念，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这是中国的水利专家靠治水辩证法推倒国际权威的光辉范例!

　　然而，当1966年林一山将《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正式报告递达毛泽东案前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考虑另一更为紧迫的问题——水库防空问题。它使三峡工程一延再延，而三峡论证却愈做愈精细。

三、葛洲坝与三峡：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内紧张，苏联撤走专家表明国际关系紧张。政治关系紧张又预示着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因而，1959年，毛泽东针对防空问题，提出了兴建三峡应“有利无弊”的要求。于是，成立了专门班子研究防空问题，结果均不尽人意。这样，就由高坝型的三峡工程引出了低坝型的葛洲坝工程问题。

　　1969的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重新提出修三峡工程，毛泽东回答：“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200亿方水，你怕不怕？”

　　无奈，张体学又转而建议：可先建葛洲坝工程。1970年10月，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向中央提出了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正式报告，终于在年底获准开工。周恩来解释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这是符合毛泽东意图的。

　　林一山则坚决反对葛洲坝工程先于三峡工程仓促上马。其理由是：葛洲坝工程在长江总规划中，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反调节电站，一个航运梯级而存在的，它的先期兴建，将对三峡主体工程带来许多困难；而且，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三峡工程好。林一山力主先上三峡工程。他几次向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周恩来也犹豫了。在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表示了先上三峡的意愿，但因毛泽东不同意，他只好弃三峡而上葛洲坝。

　　毛泽东的信念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高于一切。一旦发生战争，高坝(三峡)太危险，低坝(葛洲坝)出事则损失较小。因而，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认定上葛洲坝工程优于上三峡工程。但是，林一山的“反面意见”他又不能不考虑，于是，毛泽东在1970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就葛洲坝工程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富哲理的批示：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这段批语，“赞成派”深感鼓舞，自然不言而喻；“反对派”亦感欣慰，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的意味，并没有将反面意见完全排斥在外。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注意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眼睛向下，虚心求教，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派飞机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等人接到南宁时，有人反映：“还有反对三峡工程的。”毛泽东说：“那好，把反对三峡的工程的人也接来。”结果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正反两种意见的陈述和交锋。

　　此风一开，技术民主与科学民主得到发扬，三峡论证才得以步步深入。

　　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之中，“个人崇拜”盛行之时，毛泽东尚能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并在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还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人们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表明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果然遇到重大技术难题，工程无法进展。周恩来当即决定：“工程必须停下来!”并很快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的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因为葛洲坝工程开工时采用了“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非科学方法，只有总体设想而没有技术设计。

　　葛洲坝工程出现的重大挫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他明确说过“要准备修改设计”；也证实了周恩来的担忧，他说他搞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证实了林一山的推论，他早就指出先建葛洲坝工程会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

　　但是，既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得令于困境之中，林一山也就无可推委了。他亲身经历了工程的全过程，深切了解工程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尽管问题不少，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解决。重振葛洲坝，他是充满信心的。周恩来却为他捏着一把汗：看来你林一山有些满不在乎；“你要是把葛洲坝做成了，你就给党立了大功!”

　　林一山不敢怠慢，全力以赴。他率领精兵强将，只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指导施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扫除了一个个施工障碍。自1974年重新开工之后，葛洲坝工地捷报频传。

　　1981年1月，长江截流成功。

　　同年7月，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90年，葛洲坝工程胜利建成。

　　至1991年底发电总量已达1000多亿度，创利税40亿元，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

　　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如今又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建成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重大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

　　第一，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了重要的“实战准备”。

　　第二，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泥沙论证，生态环境论证等等)，使各种分歧意见更趋统一。

　　第三，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已使国内大多数水工专家相信，“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这支科技队伍完全能够设计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任何水利工程。而这支队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设计能力是在葛洲坝工程实践中得到提高的。

　　第四，人们已经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巨大效益；而三峡论证表明，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将远远胜过葛洲坝工程，这样，人们就能经由葛洲坝工程的成功而激发起对三峡工程的巨大热情，使三峡工程建设得更快更好。

　　人们从葛洲坝工程今天的成就，看到了三峡工程明天的光辉前景：

　　——葛洲坝工程几乎没有防洪效益(总库容仅15.8亿立米)；而三峡工程却有巨大的防洪效益(总库容多达393亿立米)，可使长江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从根本上解除长江上游洪水对长江中下游人民的常年威胁。

　　——葛洲坝工程装机总容量只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41 亿度，而三峡工程的装机总容量多达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 亿度，约是葛洲坝工程的6倍左右；

　　——葛洲坝工程可改善三斗坪至宜昌河段约40公里的航道，而三峡工程却可根本改善从三斗坪上达重庆600多公里的航道，它开辟了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

　　——三峡工程的巨大供水(城镇用水、南水北调)效益、旅游效益、水产效益、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现代化等等的综合效益，也是葛洲坝工程无法比拟的。

　　总之，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前者以后者为主体，后者以前者为辅助；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逻辑的进展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节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萧木华 毛泽东与三峡论证）

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情怀

 张新生原文

　　197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工程。1969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提出的兴建三峡大坝设想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此后，为了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等地区三线建设和生产用电，武汉军区、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使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经过勘探、试验，1970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报告。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予以批准这一报告，要求多作试验和研究，写出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当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在国务院要求，并传闻当时他说如有什么后果他会将他的“人头”挂在天安门上。可见当时心情。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毛主席看过《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续工程的批复》后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你说也是神了，在兴建不到二年后也就是1970年初，由于葛洲坝主体工程仓卒上马，重大技术问题未解决，当时还有解放军“6·1”支队吧他们浇筑的砼后来都炸了，工程不得不于1972年底暂停施工。1974年第四季度工程复工。1975年4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式提出修改初步设计方案。直到1981年1月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并开始发挥效益。工程全部完工为1988年底。

毛主席批示那天他老人家刚好77岁。4天以后真是及时呀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破土动工，一万群众在工地参加开工典礼。我记得当时开工的要求是三个“万”字即：万人大会、万众一心、万炮齐呜。大会由省长张体学主持，本人做为一名新工人（从一个知青工招工上班一个多月）参加了该次大会。

万里长江第一坝，从请示、决策到开工，两个月就搞定了。那天，葛洲坝工地人山人海，最多时，民工十万，主要是湖北的各县组成的“民兵团”当时全部是肩挑人扛，吃住主要施工现场在葛洲坝现在的“镇境山”和西坝，本人住镇境山为浇筑分局一分局四团一连基建营“工棚”当工人（部队编制发了一套军装、干“泥瓦工”共五年）。

葛洲坝工程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荣获了很多国家奖励。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工程，也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首批获奖项目，我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1975年4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正式提出修改初步设计方案批准前由葛洲坝大学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在武汉水院学的水工建筑专业）主要参加了葛洲坝主体、附企多项工程，特别是大江截流一项本人主持并设计、制作了砼“四面体”钢模扳板、参与了“四面体”的现场浇筑。当年本人获大江截流“三等功”荣誉证书，后来在兴建“砼 7°工程、”“50万伏变电站工程土建项目本人为主要负责人”甚为荣幸，也深感我与葛洲坝有缘。葛洲坝工程总投资48·48亿元，其主要功能是航运和发电。葛洲坝工程从开工、停工、复工、到竣工，历尽艰辛，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我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葛洲坝。

葛洲坝工程是中华民族大规模治理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请记住：葛洲坝工程开工的1970年，距离长江遭受特大洪灾的1870年，正好一百年。1988年年底我作为“综合厂”最后一批坝顶公路梁完工的调度会上（当时的调度室负责人）拿到了“进度奖”告别了为贡献青春了十八年的工程。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了，我们要打出去了（到社会上去接工程了）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