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烂的高更和他肉欲的大溪地

麦 汁

李智红/文

高更自画像

一
　　在所有“印象派”的画家中，高更、梵高、塞尚是真正大师级的人物。但许多人都同情梵高，敬仰塞尚，对高更却报之以一种冷漠的轻视。
　　中央美院艺术系教授陈瑞文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高更给人的印象缺乏人情味，人们不能谅解他为艺术而导致的家庭离散。高更从不列塔尼到大溪地，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原乡，这种不寻常的行径，如果没有深刻体验到生活本质的人，是难以认同的”。
　　陈救授的分析可谓切中了要害，不过，我想只要那些对高更抱有成见的人真正读了他在大溪地写下的随笔《生命的热情何在》一书，就会改变自己对高更的这种偏见并对他报以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诗人许悔之说得好：“高更的一生，因为充满了热情与活力，从而使他能够看见世界、触碰世界，进而解释了世界。”
　　因为高更，大溪地成了许多艺术家心中的“乌托帮”，成了绘画艺术的“伊甸园”，与其说是大溪地成就了高更的艺术创造，不如说是高更的艺术创造成就了大溪地的千古“传奇”。

二
我是从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认识大溪地的。毛姆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放弃了美满的家庭生活，远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大溪地）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灿烂的生命。而这个故事的原型，正是伟大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小说的内容精彩纷呈，不管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太太，还是温柔的土著人爱塔，他们对于主人公的忠诚和尊重，都让人羡慕不已。而真实生活中的高更，与众多女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则远比小说中的描述要更有戏剧性，更充满传奇。
高更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美丽的丹麦姑娘梅泰。当他们因为疯狂的爱情而走在一起的时候，高更还是一个勤恳精明的证券经纪人，艺术仅仅只是生活中的调味品而已。这个美丽的丹麦女人梅泰，还接二连三地为高更生下了五个孩子，两个人的小日子也算是过得有滋有味。到了高更35岁的时候，这种平淡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高更开始不顾一切地追求心中的艺术理想。正如毛姆在书中提到的：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而这种不顾一切，就包括抛妻弃子。梅泰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乡丹麦。高更则独自前往法国南部的布列塔尼，后来又接受梵高的邀请，去往阿尔。

三

梵高和高更，是同时期的一对难兄难弟。在法国南部的阿尔，他们迎来了绘画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1888年10月至12月，高更和梵高在阿尔共同度过了后来在艺术史上十分扑朔迷离的一段隐秘时光。梵高在与高更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受高更的影响很大，他曾以高更的绘画风格，创作了一幅《埃滕花园的记忆》。此外，他们还共同创作完成了《戴红帽的男子》，这幅著名的油画作品，现在还收藏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

两个性情古怪的绘画天才聚在一起，最终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某天，因为绘画艺术上的分歧，梵高对高更突然“剃刀相向”，高更夺门而出，从此和梵高分道扬镳，再也没有回到阿尔。据说在高更决然离开之后，梵高转而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也有人说梵高的耳朵，实际是两人在吵闹厮打的时候，让高更给割掉的。总之，就是一对天才的好基友翻脸了，各奔东西了。自此之后，两人虽然依旧偶有书信来往，但人生再也没了交集。对于这些艺术界的“江湖传言”，我还是有些相信的，因为我们至今依然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寻到这段时间的种种痕迹，高更曾经画过一幅梵高正在创作著名的《向日葵》的油画，就是最好的佐证。

四

在1889年于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高更被爪哇参展的一系列艺术展品所深深吸引，便决定前往大溪地去寻找他绘画艺术真正的“原乡”。

高更的大溪地之旅，除了对原始文化的追寻以外，梵高的自杀也是促使他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都知道，和梵高“同居”的日子，高更并不愉快。他曾与梵高一同在阿尔作画，是梵高的自杀提醒了他，使他终于意识到：“在欧洲，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财，生命便是一杯苦酒，一种酷刑，面对一个尝试新方向的人，除了被嘲笑是疯子以外，什么也不会有。”

1891年4月1日的清晨，高更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法国，只身乘船前往梦中的“天堂”大溪地，开始他绘画生涯中那段特殊独一的、蛮荒狂野的彩色时期。

大溪地又名塔希提岛（港台译为大溪地），是位于法属南太平洋爪哇莫里亚群岛深处一个毛利人聚居的岛屿。其范围西起从汤加、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到东南的皮特凯恩群岛。岛上四季温暖如春、物产丰富，海水中与陆地上均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和动植物。这里既有海岛的自由，又有法式的浪漫，居民均称自己为“上帝之子”，外国人则称它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江湖传言，一个大溪地等于二个马尔代夫，四个巴厘岛，八个长滩岛。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能去一个海岛，那必然就是大溪地。大溪地的生态、文化、宗救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散发着一种本真的、朴素的原始气息。

高更的画具有一种文学的、色彩的和原始的情调，但其本质则是孤独、忧郁和哀伤。高更的书写，也具有着同样的特质。在他优美流畅的文字背后，我触摸到了一个伟大的画家那孤独、忧郁的灵魂。不过，通过阅读《生命的热情何在》一书，我们不难发现，高更在大溪地的创作与书写，恐怕是他失败的生命中唯一可以由自己掌控的幸福了。

尽管高更到达了大溪地之后，发现欧洲的许多文明恶习以及西方的疾病，也被殖民者带入了这片乐园，但波拉岛的蓝色湖光、令人心醉的橙色晚霞、神秘的黑珍珠、芳香馥郁的白色提亚蕾，还有黄色的帕皮提小教堂……和大多数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海员出身的高更最终还是在这里找寻到了他“生命的愉悦之地”。

五

大溪地的原始和纯粹，让高更将其视作自己的精神家园，灵感缪斯。在大溪地，海岛上的浓郁色彩，土人们的纯朴劳动，田园牧歌式的海岛生活，激发了他原始主义的创作灵感。高更终于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艺术形式，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作画技巧，开始重视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以及心中的感情。他以率真、单纯化、近于原始艺术的造型和配色，给画面带来了特殊的韵味。他画中那种强烈而单纯的色彩，粗犷的用笔，和东方绘画风格的装饰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感。在高更的大溪地系列作品中，那些懒散、梦幻般的南国风景，是高更在亲身体验了大溪地的人情以及大溪地独特的芬芳之气以后，内心情感的凸现和表达。

大自然中那些最寻常也最隐秘的事物，那些神秘诡异的部落生活场境，通过高更强烈的色彩渲染，构成了一种令人兴奋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呈现出了一种音乐般美妙玄奥的力量。

同时，高更还对毛利族神秘宗教的起源，进行了潜心的硏究和探索。大溪地的蛮荒和单纯，使他感受了心灵的踏实和生命的愉悦。高更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常常几近全裸也用不着担心被太阳晒伤，文明的味道正一点一滴从我的身上消褪，我开始简单的思考。所有属于人类或动物的欢愉，我都享受到了。”“这些无知的人（毛利人）教会了我生活和快乐之道，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更了解自己，他们给了我最深层的道理。”“我现在终于进入了真理之中，进入了大自然的怀抱。这样自由而美丽的日子将可持续好一阵子，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祥和。”

在大溪地这块原始传统与新世界的所谓文明相互混杂的土地上，高更惊喜地发现：“这里的男女之间，依然有着自己民族的坚持。在岛上，男人和女人因着森林和海面吹来的微风强化内部，他们的肩膀和臀部都增宽增厚，不明显的两性分别让他们的关系简单化。他们终年赤裸着身体，让彼此免除‘神秘’的幻想，也免除了把爱沾染上隐晦和虐待的色彩。”

在大溪地，高更经历了末代国王波麻黑五世的驾崩；邂逅了没落的大溪地公主以及骄傲的妓女蒂蒂；遭遇了许多热情而奔放的大溪地女人的爱情。大溪地原始的欲望不断刺激、挑逗着高更。在这片纯粹而原始的土地上，高更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女性伴侣，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妓女蒂蒂，她是一位半毛利、半英国血统的年轻女孩，但很显然，高更对这种无谓的身份并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纯粹的喜欢。妓女蒂蒂对于高更而言，只是一个单纯的性伴侣而已。高更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不久之后，他就对蒂蒂失去了兴趣。他生命中的第二个伴侣很快就出现了，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高更找到了他的大溪地新娘，也就是年仅十三岁的蒂呼拉。蒂呼拉理所当然地成为高更的笫一个模特儿，诸如画作《亡灵窥伺》《蒂哈阿曼娜的祖先们》以及一些木头头像，皆以蒂呼拉为创作原型。对于这个姑娘，高更倒是投入了真感情，著名的《游魂》就是以蒂呼拉为模特的经典作品。那段时间，他们不仅是生活的伴侣，还是真正的灵魂伴侣。不过，很快蒂呼拉就怀孕了，高更虽然非常开心，但是由于法国的汇款迟迟不到，经济日渐捉襟见肘，加上身染梅毒，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高更没有多余的资金养育心爱的女人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于是他不得不在1893年回到法国进行治疗。行前，他告诉蒂呼拉自己要回法国处理一些事情，很快就会回来。蒂呼拉满心欢喜地在大溪地等待着，可谁知，高更一走就是两年。

六

回到法国后的高更，于1893年11月在巴黎举办了他的《大溪地人》画展，但却以失败而收场。大溪地的系列绘画，在当时的法国完全没有市场，巴黎那些所谓文明人的嘲弄，让他倍感失望。在习惯了大溪地的生活之后，现代文明的生活规则，对高更而言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时刻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因无法抗拒大溪地那种原始生活的呼唤，无奈之下，高更于1895年再次回到了大溪地，重新开始了他的原始主义创作之旅。

这次回来，他之前的大溪地“妻子”已经结婚生子，倍感失落的他，又重新找了好几个情人，并且多是未成年的少女。高更对于女人的沉迷，亦如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他迷恋着流浪，迷恋着异乡，迷恋着一切荒野异域的肉体与原始，迷恋着那大片大片走不完的茂密丛林，迷恋着那些散发着动物体味的异族女子。他说：我要画出文明社会失落太久的蛮荒肉体的奢华。

在这段疯狂创作的时间里，他发现了现代原始主义的根源。他向往获得一种全新的，没有任何羁绊的艺术表达方式，以抛弃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回到史前人类和野人的真理中去，从而达到艺术和灵魂的“原乡”。可惜，在世时，他的这种探索并没能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他的一生也而一直处于物质匮乏的挣扎之中。

七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使高更完全忘却了病痛的折磨，他慨然决定在死前将自己心往神向的东西绘制出来，这便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这幅不朽的世界名画。这幅画是高更对自己生命和对艺术探索的一个精湛总结，也是他将近10年的大溪地生活中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

　　“新的一天，太阳光芒万丈地升起。”这是高更在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所留给世界的一句话。

　　李智红，彝族，云南永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读者》杂志连续四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七期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现任大理州文联党组成员，副调研员。作品曾先后在全国5000多家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以及海外100多家报刊发表并获省级以上各类奖项100多个。已出版《西双版纳的美》《花开的声音》等文集11部。其中，散文集《布衣滇西》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五届文艺基金奖，记实散文集《乡愁大理》入选“云南省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文艺创作文学图书”项目扶持，长卷散文《云南表情》获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重点作品项目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