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上党高氏教育世家

潞邑

你所不知道的上党高氏教育世家

李潞玉

曾有人把在旧书摊上淘书称之为“从废旧纸堆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说的到也有一定的道理。前些时候一个星期天在长治聚源文化街古玩市场旧书摊上，发现一份建国初油印的《政权干部鉴定表》册，翻看内页，表格填写全部是用规范的毛笔小楷字书写，字写的工整漂亮，如同雕版刻印似的，令我不由的赞叹过去的人毛笔字写的真好。原本也只是随便翻翻，但就因这一笔好字，便使我仔细翻阅起来。该表格册为16开，共11页，1950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制定。表册右上角印有长子县人民政府，封面大字“政权干部鉴定表”下，印制有：部别、职别、姓名，分别填写的为，文教科、副科长、高孟徵。据其表格所填写的内容，填写该表的主人名字叫高孟徵，长子县城关人，1903年出生。个人简历：先后在山西省立第一模范两级小学、山西省第一中学、山西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31年至1937年在太原禁烟督察处制药厂为管理员。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回本县任西区鸦儿沟小学教员。1945年10月后，先后任本县第一完校校长、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等。本县家庭主要成员：妻子张菊如，长子县师范教员。两侄（没填姓名）在上师范。有弟二（没填姓名），一在任宁夏中学为主任教员，一在北京大学任讲师。在社会关系一栏内填：妻兄二、嫂二，余不详。一兄任北京市副市长，嫂任职教育部。一兄在台湾不详，嫂不知现在何处。所填写妻兄二，也没有写名字，只是在后一项：“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对你的影响”栏下写道：北京自1948年始通音信，但也稀少。台湾久绝音信，仅传闻其在彼。看到此，我寻思着这高孟徵究竟是长子县何许人也？从其所填表中的家庭人员、社会关系来看，应该是长子县的名门望族显赫人家。可没听说长子县的谁，建国初担任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呀？我正纳闷着此事，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理事陈惠岩先生走了过来，两人就探讨开来。陈惠岩分析说这高孟徵是不是与长子县教育世家高洪是一家子呢?

　　高洪（1880——1935），字容斋，号绵谷山人，长子县城内东街人，清末廪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山西省公派选送赴日本东京铁道学堂学习，为山西省首批官费留日学子之一，也是上党地区有史以来官派出国留学第一人。归国后，为开启民智，返乡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执教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向学生介绍海外新知，传授进步思想。并大力提倡“女学”与“天足”，动员家族堂妹及亲友之女等，不缠足，入“女学”读书。高洪后执教于山西省铁道学堂和实业学堂，并参与同成（大同——成都）铁路公司创建事宜，任咨议局议员。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时期山西上党地区有重要影响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山西省首届省议会副议长，并曾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任省政府统计处处长，主持调查统编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资料，逐年汇编成册，前后历时十年。高洪热心于教育事业，公余之时，还在省一师、省商专及省育才馆等多处，兼职讲授簿记学、统计学、公牍学等课。高洪曾兼任山西省国民教育补习教材编纂会会长及国语研究会会长。曾主编《国语报》，刊行各县，并与外地刊物相交换；同时又举办注音字母讲习会，亲自讲授语音知识，对推行国语读音统一运动，颇有建树。

1925年8月，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太原主持召开中华教育改进会第四届年会。出席年会的有蔡元培、傅斯年、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柳亚子等全国著名学者。高洪代表山西教育界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与各地专家学者交流教育改进意见，获得好评。

1932年7月，高洪与地方乡贤郭宝清、马骏、连天祥等，在长治北寨集资创办上党联立村师范学校。该校宗旨为上党培养乡村教师，改变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高洪被推举为该校董事会董事长，他积极参与制定学校教育改进规划，联络聘请进步人士来校主教。诸如：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等，均先后在乡师任过教。抗战爆发后，乡师师生大多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在晋东南一带颇有影响。

高洪

　　高洪日本留学时的照片(不清晰)

　　据有关资料显示，高洪教子严谨有方，膝下有三子：长子高之杞，次子高之杜，均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三子高之林就读于北大地质系。

如果这个高孟徵真与高洪有关联，他们之间又会是什么关系呢？出于好奇，我就把那份表册买下，待回去后慢慢考证。

当我闲下来再拿出那份高孟徵的表册仔细观看时，发现该表册封页上方有好像用钢笔红墨水写下的“已调太原”四个字。高孟徵是从长子县文教科副科长位上调往太原的，太原是省城，那么就应先着重从山西教育方面有关资料中去寻找线索。看来真的搞对了，在《山西教育（管理）》2011年第9期，还真查到篇上面有高孟徵名字的文章。文章如下："太原市万柏林区第二实验小学原名太原重型机器子弟学校，1951年建校，与新中国重工业的娇子——太原重型机器厂结伴而生。建校60年来，经历了突飞猛进的“成长期”，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大跃进”，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到如今，仍以她独特的品质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高起点办学，规范化管理。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在百废待兴的山西发展重工业，党中央决定筹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第一个重型机器厂，选址在太原。筹备处举着“我为先锋”的大旗从上海奔来，全国顶尖人才云集太原，投资几十万担小米的太重厂破土动工。看着数以千计拖家带眷的建设大军日夜奋战，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列入最高决策人的议事日程：建太重厂职工子弟学校，让“新中国工人阶级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于是决定学校建设与厂房同步进行，并选择抗日民主人士、品质高尚、出身教育世家的高孟徵先生任校长。高孟徵先生出身于山西省辛亥革命元老高洪这一教育世家······"。

后经查对，高孟徵为高洪的长子，名之杞，字孟徵，别号“杏园主人”，长子县城内东街人。1929年毕业于国立山西大学中文系，青少年时代随父亲长期留据太原，抗战之初高孟徵与妻子张菊如回本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夏，日军占领长子县后，夫妇二人棲于县西山区，在鸦儿沟创办抗日小学，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1942年，高孟徵在该县南坡村创办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暗中接受进步人士委托，积极从事抗日工作，1945年10月后，先后任县第一完小、第四完小校长，县文教科副科长等。1948年7月出席华北（在石家庄市）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1950年调太原市，创办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学校，并任该校第一任校长。

　　在搞清楚高孟徵的身世之后，再来说说其妻子张菊如。在那份有关高孟徵的“政权干部鉴定表”中，填写有张菊如的两个兄长，一个为北京市副市长，一个去了台湾。就凭这一点，说明张菊如之家族，也非一般寻常人家。那张菊如究竟是那里人呢？在查找有关资料时，最先查到张菊如抗战之初曾任长子县民高教师。“民高”为抗战之初长子县于1938年成立的高等小学，全称为“民族革命高级小学校”。该资料上仅记载有民高教师张菊如，后面括号内“灵石”二字。“灵石”应该是注明张菊如是灵石人吧！但没有听说过长子县“灵石”这个村，那么是不是山西省的灵石县呢？翻查有关灵石县的史料，果然找到记载灵石县赫赫有名的张氏家族中，清末秀才张映南，膝下二子：长子张象鼎（又名张友渔），建国初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次子张彝鼎，1949年去了台湾。

张象鼎，又名张友渔（1898——1992）山西省灵石县人，1918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和1934年三次东渡日本求学和从事革命工作。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等处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1947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张彝鼎（1902——1992）山西省灵石县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专攻法政，193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主任、战略顾问等职。1949年赴台湾供职，1962年执教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防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等院校与科研单位。有《常设国际法院所适用之证据规则》、《条约之司法解释》、《国际公法讲义》、《中外思想之比较》等专著。曾主编《龙旗》杂志，宣传一个中国思想，力主祖国统一。

这张象鼎、张彝鼎二人与张菊如是什么关系？是张菊如的那两个兄长吗？后来又查找到有关张菊如的传略，证实了张象鼎、张彝鼎二位确为张菊如的兄长。

　　　抗战初期长子县民族革命高级小学所在地长子县西尧东岭道场庙旧址。

张菊如（1907——1972）山西省灵石县人，原名张静贞，别号“菊圃居士”。1920年入本县女子小学读书，毕业后留校做教员。1922年在大哥张友渔（原名张象鼎）二哥张彝鼎的支助下，入太原第一女子师范补习班，翌年正式考入该校师范本科班。1925年“五卅”运动时，曾作为女师代表参加省学联活动。1929年考入国立山西教育学院深造，毕业后受聘入太原女中任教。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共产党人宋维静和大哥张友渔引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太原沦陷后，随丈夫高孟徵转回其长子县老家，受聘在县立民高任教。日军占领长子城后，张菊如与丈夫转入县西山区，先后在鸦儿沟村、南坡村创办抗日小学，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1943年，张菊如被选为太岳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抗战胜利后，张菊如先是在南坡村纺花、织布、做军鞋，积极参加支前活动，后在酒村完小和县立师范任教。1951年被评为省模范教师，出席省教模大会；会后，留省教育厅中教科工作。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太原十中、十三中任教导副主任及政治处主任。后调太重协助丈夫高孟徵筹建重机中学，高孟徵为校长，张菊如任教导处主任。高孟徵与张菊如夫妇调入太原后，依然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1953年，夫妻二人将其所积蓄下的人民币五百万元（指建国初未改版的人民币），捐给他（她）俩在战争年代曾任教过的南坡村学校，促学校扩建校舍。当时夫妻二人收入也不高，高孟徵属于供给制，张菊如月薪米仅担余，当时还供养儿子和一个侄子读书。其所捐款为夫妻俩及全家平日里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那些钱，全部都捐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门首当其冲，作为太原重机中学校长的高孟徵与学校教导处主任的张菊如在所难免受到批斗等。高孟徵与张菊如夫妻俩都喜欢写古体诗，二人生前曾合写旧体诗词《床头吟》一卷。此外，高孟徵还善书法、治印，然其作品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现仅有《杏园书图谱·第八集》一册辛存于世。

高孟徵于1968年逝世，张菊如1972年逝世。

　　北京大学地质馆旧址

这里补充介绍下高洪另外两个儿子高之杜、高之林的情况：次子高之杜，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宁夏一中学执教，后来调回本省太原市外语学校任教。三子高之林（1916——1980），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辍学返乡投身抗日斗争，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1938年随校西迁陕西宜川，后离校辗转至云南昆明，入“西南联大”地质系复学。1941年毕业后任新疆地质调查所工程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母校北京大学任助教、副教授。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前夕负责部分高校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建国后历任地质部教育司办公室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三局副局长兼总地质工程师。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包围，毛主席及国家领导人果断下令要发展自己的原子弹事业。然而，发展原子弹，最重要的是要有铀。1954年7月，由高之林带队的铀矿勘探队成立。根据有关地质资料参考，他们第一步先到东北海城勘探，经过一番勘探，发现铀矿体，但因储量太少，价值不大。随后，他们又辗转到南方各地勘探，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在广西省的黄羌坪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富集的铀矿。这一发现为我国自己制造原子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高之林被称之为中国铀矿勘探事业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为我国铀矿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之林(中)带队轴矿勘探工作照。

　　上党高氏教育世家，自上世纪早期从事教育事业的奠基人高洪族长起，至今已有百年多。在这百年历史发展中，高氏家族五代相传先后有35人做教员或干教育工作，从事着“人类灵魂工程师”、“太阳地下最光辉的职业”。“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育是维系国家民族精神的根本。

高氏教育世家，之所以为“世家”，除了血缘关系外，家学渊源也即历来重视对后辈的文化培养教育，文化传承诸方面的延续等也颇为关键。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敬佩我们先人们所讲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那种治家理念智慧中的高思远见、家国情怀。

2018年9月14日于长治

注：《你所不知道的上党高氏教育世家》一文己刊登在《长治方志》2018年第五期，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