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前世修来，定是今生炼成——写在刘绪贻先生百岁寿辰

珞珈老久

沉痛悼念刘绪贻先生

我非刘绪贻先生的入室弟子，却与先生结下非同一般的友谊，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知己。前年去见刘先生，还能侃侃而谈。但从去年开始，我先后五次去看望先生，他都是在昏睡，竟没有能与他说上一句话。今年九月下旬从欧洲回来后，就去看望先生，护工几次问他这是谁，他都昏迷不醒，时而努力睁开眼睛却马上就闭上了。离开时留下护工电话，几天后问了护工他的状况如何，护工说可以去，我才赶去，没想到他又睡去了。我越来越意识到先生来日无多，心情十分沉重。最近我连续出差，本来打算这次回来后再安排时间去一次，没想到就在回武汉的途中收到刘东大姐的微信，顿感高山倾覆。这里重发我为先生百岁寿辰庆典写的文章，作为纪念。

若非前世修来，定是今生炼成

——写在刘绪贻先生百岁寿辰

武汉大学 谭君久

刘绪贻先生就要迎来他的百岁寿辰，我们这些晚辈自然要写点东西。我虽然未能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攻读学位，但从1977年有幸认识刘先生，即得到先生多方教诲，又应先生之邀来武汉大学工作，后虽转归政治学系，但仍与先生多有交往。我算不上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在同辈人中我又是很幸运的，与先生有过许多忘年的交谈，不仅谈学术、政治、社会、人事，也谈私人生活，耳提面命，受益良多。因此，我对先生的治学、人生以及人生态度都多有了解。

中国有句老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但现如今这话显然已不大合适了，中国已进入老年社会，活过七十岁的人已经很多。但是，能够活过百岁的人还是非常稀少的。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至今还在笔耕不辍，指点时事，就更是罕见了，至少在我所熟悉的老人当中，能活到这个年纪并且还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情趣的，唯此一人。如此高寿而又有学问、有修养，我想可以称呼刘绪贻先生为刘绪老，或者干脆称绪老吧。

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但即使在医疗保健非常发达的今天，要真正达到绪老这样的境界其实仍是非常不易。若按过去迷信的说法，应该是前世修来。绪老是不相信迷信的，我也不信。关于长寿和保持健康的秘诀，绪老曾应报刊的约请写过几篇文章，我在与绪老的交谈中也多次请教过这个问题。现在人们谈论养生经验，大概都离不开“坚持运动”，这一条绪老是坚持得很好的。珞珈山校园里的许多人都爱靠散步健身，绪老却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80年代初，我刚到武汉大学工作不久，还不大了解先生的生活习惯，有一次去他家汇报工作，我去得稍早了些，他还没有下床，正坐在床上“做操”，由捶臂、擦脸、梳头、顺耳等动作组成。先生告诉我，这套动作是根据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关于综合按摩法的小册子做的，他已坚持了几十年。后来，先生让我协助他做一些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是编辑研究会通讯，向他请示汇报的机会也多了些，如果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去，多半是在宿舍楼的侧面找到他，他总是在那里打羽毛球。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1977年秋，当时我和先生的次子刘西同在湖北省的沙洋师范学校工作，一起到武汉出差，到他家里拜访了先生。先生住在珞珈山上的老十八栋，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到桂园操场前的历史系大楼上班，途中要上两处陡坡。那时，先生六十多岁，骑自行车大概还不算什么。可是，十五年后，有一天见到先生，他告诉我，前几天他带着全家去磨山游玩，他是骑自行车去的，而且后面还带着他的大女儿，先生说这些时一脸的童真，我却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时的先生已是八旬老翁了啊！

但是，绪老注意健身，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是有着远远超越“活着”的使命。先生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寿的境界，除了坚持运动外，还有两条更重要的秘诀，一是他开阔的心胸，二是他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断思索。

先生在他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的前言中总结说，他生平虽然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波浪，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化险为夷，暂时波平浪静，而且过程不够雄壮，不够传奇。在自传出版后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有什么养生之道，先生回答说“我不嫖，不赌，我也不酗酒，不抽烟，生活比较正常，思想比较开朗。我挨了很多整，但是我不在乎。”对先生过去经历的波浪和坎坷，我没有直接的了解，从《箫声剑影》中可以读到一些。但是，对于先生在遭遇波折时的坦然和“不在乎”的人生态度，我却有过直接的感受。

1964年3月，先生等到一个机会，如愿以偿地从政府部门回到武汉大学，正当他雄心勃勃地投身美国史研究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接着就是“文革”，这一折腾就是15年。直到从1979年开始，他精心组织、规划了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带领一班人，承担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担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职务，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尽心尽力。可是，正当先生踌躇满志，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在1987年被要求离休了。1986年，刚刚从兰州开完美国史研究会年会回来不久，人们获知，在当年评定博士导师的时候，先生却意外地落选了。那时博士导师资格不像现在由各校甚至学院的学位委员会就可以评定，而是要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来评定。先生落选的原因据说是他已年过七十，而且据说上面有这样的规定。但实际上当时当选博士生导师的人当中不少人都超过了70岁，至于先生为何落选，大家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其中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按照武汉大学的规定，因为不是博士导师，先生也就只好离休，而且在返聘半年后，也没有让他像其他一些人那样继续返聘。学界很多人都对此感到遗憾，凭心而论，论先生的学识、在学术界的影响和为推动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样的结果不仅对先生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对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的建设，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重创。可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谁也没有办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绪老离休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就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现当年蒸蒸日上的势头，人们每当谈起这件事都会唏嘘不已，既惋惜又无奈。刚开始的日子里，先生的心情也许有些难受，在个人接触中，我也感到他内心有些压抑。但是，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多少有些过头了。突然到来的离休，非但没有将先生击倒，反而激发了先生的生活热情。他告诫自己，过去几十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离休不是坏事，可以卸掉一切学术研究之外的负担，正好趁着这个时机，抓紧时间写书、写文章，完成原来想做但因忙于公共事务而未能做成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情上明显的不公，先生也没有去多抱怨，他真的是心胸开朗，做到了“不在乎”。因此，离休以后的25年里，绪老不仅完成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的撰写和主编的任务，主持了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北湖南两家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组稿的多本译著的译校，主编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而且指导他的两位私淑弟子将他当年在美国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译成中文出版，还整理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懂憬——1948年文集》，并且频频接受约稿，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散文、杂文、时评、书评等，又与余坦坦合作完成了他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的上卷，现在又在忙于完成这部自传的下卷。这些著译的出版和发表，告诉人们，绪老虽已离休，却离而不休，他恰恰是在离休以后迎来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多产期，攀登上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高峰。

我与刘绪贻先生和他的研究生大弟子韩铁，摄于先生家中

1982年6月，我陪先生前往苏州出席并主持中国美国式研究会年会，途径南京，摄于南京码头江边。

正如先生自己所说，由于历史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自感生平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这其实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也是他们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学者的共同遭遇。刚认识刘绪贻先生时，听刘西说他父亲在忙着研究陆游，后来在他家里也看到了先生为研究陆游而做的一些功课，我感到有点不解。无论是社会学还是美国史，都与陆游风马牛不相及，先生为什么要研究陆游呢？直到前两年，我在梳理政治学恢复后的六代学人时，仔细地了解了吴恩裕先生的经历，才似乎悟到了其中的奥秘和苦涩。吴恩裕生于1909年，以专攻政治学出身，1936年公费留学英国，师从著名的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也长期在大学讲授政治学，还出版过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可是从1954年秋起就转向红学，研究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最后竟是以红学家而非政治学家著称的。吴恩裕先生的研究红学和刘绪贻先生的研究陆游，他们真的是基于一种学术上的自愿吗？这里我无法做出结论。两位先生年龄相仿，分别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恢复后的第一代学人，这一代学人幼儿时代都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国学修养深厚，后来又留学欧美，因此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正受过中西双面学术训练、融贯中西的学者。可惜的是，1949年后，政治学与社会学一样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科取消了，耽误了整整一代学者，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涯，也中断了整个民族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关于民主、宪政、自由等问题的思考。有人说从吴恩裕的治红学的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刘绪贻先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不过，作为学者，他们又都有排解苦闷的办法，那就是从学术研究中求得快乐并实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不幸的是，吴恩裕和那一代的另一位政治学者楼邦彦（1912年生）在1979年同年去世，还没有来得及在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中展露自己的才华，就带着终身的遗憾走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感到宽慰的是，从那以后，又过了三十多年，绪老的生命力却依然是那么强大，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多么难得的三十年啊。先生自己总结过，恰恰是从1979年起，就很少再浪费时间。在这三十多年里，他不仅治美国史，也关心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要“把余年全部献给呼吁民主与法治”。我想，只有理解了先生曲折的人生和学术经历，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仅没有因为离休而终止他的学术生涯，而是出了更多的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界众人景仰的一颗常青树。

绪老没有成为博导，但是，这些年来接受过他指导的学生无数，不分校内校外，只要来求教于他的学生，绪老都是热情接待，孜孜不倦。他对那些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敢于质疑的学生，尤其愿意给予帮助。他经常谈起，最近又哪里的哪个学生来找过他了，有搞世界史、美国史的，有搞社会学的，也有来自其他学科的。我个人也属于其中的一个。我1968年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只能分配到县以下的单位。这一去，就在下面沉了十年。但我也算是幸运的，期间辗转到了湖北省的沙洋师范学校工作，也还能一边教书一边自学。但是，眼看到了而立之年，眼前却依然是一片黑暗。就在1977年秋，我与刘西一起到武汉出差，就这样认识了刘绪贻先生。不久，就在高考恢复的同时传来了即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决定闯一闯，试一试。根据我的工作和专业背景，我报考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美国政治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在备考期间，我数次到武汉向先生求教，他都是热情地接待，指点我该读那些书。1978年我去复旦大学读研，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选择的学位论文题目就是“美国民主党与罗斯福新政”，这又正好与先生当时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1981年初夏，先生有一次到上海出差，他专程找到我的宿舍，了解我的想法，热情地邀请我来武汉大学工作，并积极地运作武汉大学接收我的事情。我来武大后，先生知人善任，安排我协助专攻美国政治制度史的曹绍镰先生，这正好与我原来所学的专业相衔接，有利于我后来的学术发展。1985年，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约承担了翻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的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任务，坦白地说，对于翻译这样一部较大部头的书我的信心是不足的，绪老一方面鼓励我，同时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帮我联系了他过去的学友、同样是曾留学美国的朱鸿恩先生参加译稿的审校，朱先生以那一代学者特有的严谨，审校特别仔细认真，对于重要的修改，不厌其烦地附上贴条，引用相关词典的释义来说明修改的理由。朱先生远居昆明，我们的讨论都是书信来往，但在朱先生的感染下，我坚持对近一百万字的译稿逐段逐句地将译稿与原文对照，对一些重要的语句反复斟酌推敲。所以，虽然这本书在付梓时恰好遭遇中美版权协议生效而多生枝节，但由于译稿质量得到精通英文的资深责任编辑的大力肯定，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以《美国式民主》作为中文版书名出版，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1986年，武汉大学恢复政治学，我自感缺乏史学的训练，思考再三，决定还是回归到政治学，先生非常开明，对我的打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尽管我离开了美国史研究室，但与先生的交往却从未中断，在与他的广泛的交谈中，我所学到的不只是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治学求实求真的态度、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关心国运民生的情怀。

先生在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和提携青年时，态度又是严肃的，从不马虎敷衍。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社会青年与先生素不相识，非常唐突地找到先生，在电话里张口就要先生给他写推荐信，先生觉得自己对他毫无了解，不能不负责任地随便推荐，就婉言谢绝了。不想这位青年竟找上门来指责先生歧视他，不支持青年人。先生先是耐心地给他解释，请他理解，谁知那人不听教诲，居然赖着不走，纠缠不休，先生不得已只好请学校保卫处的人来协助解决此事。听了这件事，我感到先生做得好。对比时下一些大学为了找门路、拉关系，不惜降低标准，大肆招收官员博士，甚至“赠送”文凭，有的教授为了拉关系、争项目，不惜在阅卷、录取中放弃原则，有的甚至公开向学生索取好处，先生的高风亮节就是一面镜子，值得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们反思。

1993年春，先生满八十岁了。多年来我与先生一直严守着君子之交的准则，也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先生，但基于这些年来对先生的认识和理解，写了一副对联，我不善毛笔书法，就用钢笔字直接抄给了先生，内容是这样的：

贺刘绪老先生八十寿辰：

已非青年不亚青年年青在心魄换脑筋勤耕耘论新政结出成果累累

未成博导胜似博导导博无校界严教诲惜人才重创见今有弟子莘莘

学生 谭君久，癸酉年五月

其中的下联说的就是先生以宽阔的胸怀，对于没能成为博导、过早离休这件事他不仅没有“在乎”，而且激发了自己投身学术的意志，指导、帮助过的青年人也远远超出了武汉大学的范围；上联则可以用来说明先生始终为关心社会、追求真理而不断接受新事物，坚持思考。绪老研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这已为学界所熟知。在离休以后，绪老更关心的是如何用他的余年来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所以在完成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同时和之后，他写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时评随笔，来鼓吹和呼吁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些文章大多是探讨区别“民主”与“民本”，区别两种法治观和法治体制，立论鲜明，观点犀利。有的文章由于针对时弊，发表时颇费周折，先生的态度是宁可不发表，也不放弃自己的思考，体现了先生不唯上、不畏权的风骨。有一次我去拜访，先生特别兴奋，告诉我他写的《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发表了，其中的思想，其实是他1948年即整整五十年前发表的《人民自己作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的深化，他明确指出，民主应是人民自己做主，而不是由什么人、什么政党来“代表人民做主”。这样的观点，这样直率的表达，有的人听了当然很害怕，但由于先生的坚持，报纸还是发表了。

这些年来，绪老为了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他已近九十高龄时学会了使用电脑，学会了上网，还经常发发伊妹儿。绪老真的活生生一个“潮人”，这难道不正是健康的重要体现吗？从绪老的人生中我领悟到，一个人的健康，不仅在于“体”，而且在于“脑”，甚至脑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为重要。同样，一个人的自由，不仅在于身体的自由，而且在于用自己的大脑思考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用脑的能力，没有了对新事物的好奇和接受的能力，没有了思考的自由，他的创造力又何在呢？他的生命力还有什么意义呢？

2002年春，陪同先生游览于东湖宾馆内

2002年冬，陪同先生游览于武昌起义门

总结绪老实现如此高寿的境界的经验，除了坚持运动、坚持思考外，其实还有一条也是不应忽视的，那就是性情的健康。有一次和先生探讨如何保持健康的问题，先生说到了喜爱运动和总在动脑筋、想问题这样两条，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补充了一条：“您一直保持了一颗青春的心，到现在还依然喜欢漂亮的女孩子”。本来，我说这话时还有几分忐忑，不想先生对此并不避讳，他很认真地说，喜欢漂亮的女孩子，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健康的，你还有生命力，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这种喜欢又只能是柏拉图式的，也就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先生是多么的坦荡啊，他没有隐瞒自己对美的喜爱，我突然想起，不知是什么人说过：“判断一个人年龄的办法，就是看他是否保持着一种生活的浪漫”。根据我的观察，先生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其实是有讲究的。首先，他非常看重对方是否具备相当文化素养、较开明思想、较优雅生活旨趣；其次，他似乎还服膺女权主义，非常强调应将自己喜欢的漂亮女孩子看作和自己平等的主体，能与之进行平等的思想和语言的交流。所以，虽然先生年近期颐，身边却经常会有一些年轻的漂亮女孩，她们通过与先生的交谈成为他的“粉丝”，先生也坦然地与她们发展了一种正常的、和谐的、互相受益的“朋友”关系。后来，我从先生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中读到了绪老的一些生活浪漫故事。其中的一个情节，先生曾在数年前写成一篇短文，刊登在武汉的一家报纸上，用的题目本来是“撩人黄昏后”，不知怎么被编辑自作主张地改成了“抗拒诱惑”，先生对我谈起这事时十分不悦，我也觉得还是原来的题目有意境。从这些故事里，我看到了先生的浪漫情怀，无论是在青年时代，还是到了将近百岁的高龄，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颗青春的心，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同时，他又始终严守着道德的界限，睿智地在情爱与礼义、逢场作戏与家庭责任之间保持着平衡，真是让人敬佩不已！

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相继到了退休的年龄，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时常问自己，我们能够做到像绪老那样坦然，不在乎不遂人意的际遇，能像先生离而不休那样做到退而不休，笔耕不辍，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吗？但是，那种境界又是那么的高不可攀，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写于壬辰年正月初十

刘绪贻先生百岁寿辰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