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侠的时代

江中流

<h3>金大侠的时代 金庸老先生仙逝了,微信圈里每天都看到许多怀念的文字。 我们这几代人,受到武侠情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或者许多人了解社会是从武侠小说开始。 记得第一次看武侠小说,是在一本期刊《今古传奇》,1984年刊登了《玉娇龙》(后来电影《卧虎藏龙》的原著),讲述罗小虎和玉娇龙曲折动人缠绵凄厉的爱情故事。由于是连载加上邮寄的时间,每一期间歇两个月的翘首以待都是那么漫长。 其实之前港台武侠之风已经传到了大陆,万人空巷的《射雕英雄传》奠定了郭靖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经典大侠形象。成功的影视作品反过来激发了文字作品的流行。 或者天意如此,我们接触到主流的武侠小说是从梁羽生开始的,梁大师尚武,贴近武林本源,《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一招一式的武学启蒙,正邪不两立的泾渭分明,如饮甘露。金大师多情,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犹抱琵琶、山重水复、引人入胜、回味无穷。古大师出奇,悟人之未曾想,陆小凤、楚留香、小李飞刀令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武学之道,历来提倡练好内功,再拓展招术,最后随心而行。犹如我们喝酒,年轻时先尝尝啤酒,再经历一下红酒,然后才喜欢用白酒干杯。梁羽生的武侠有点像啤酒,讲究的是用料的纯正,麦芽的品质所蕴含的大自然的清香。金庸的武侠有点像红酒,讲究的是产地和年份,葡萄的前世今生脉脉含情讲述的人世间悲欢离合。古龙的武侠有点像白酒,讲究的是烈度和口味,茅台五粮液二锅头好酒的感觉只有一杯下肚心里那种烧的滋味才能意会。 中国人讲无酒不成席,酒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显性要素。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武侠小说曾经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可能是渐渐地由显性变成隐性,但是我们相信在江湖上还会有它的身影和传说。 因为武侠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人格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几代人,或者说,大师们把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一些特质加以提炼,精英化理想化传奇化,借助一个个武侠形象和故事,在读者欣赏和模仿中使这种理想和愿景得以发扬传承。 相对而言,金庸大师的作品历史感、故事性更强,使读者在欣赏之余更容易有“感情移入”,因而影响力更大一些。这些烙印并非都是完美无瑕的,甚至武侠小说以及金先生作品被一些人攻击的弊病也如影随形。 例证之一就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观念。侠是属于江湖的,某种意义上只有闯荡江湖才能产生侠客,故又称游侠。我们看到江南七怪让初出茅庐的郭靖一个人上路,赴二十年之约;也许启蒙老师都明白,真正的人才都要先放到江湖中磨砺。改革开放四十年,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口大流动,海南、深圳、浦东吸引了一批批一代代远离家乡走南闯北的开拓者。“敢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同为“金迷”的总设计师的这些话语,透着浓浓的大侠豪情。 武侠小说被诟病最多的是这些侠客都不吃人间烟火,好像都不用操心吃、睡、穿,而自然是每天喝酒吃肉。这种淡化生活的繁琐杂碎看起来是个瑕疵,但总体来看是一种意愿良好的引导。许多当年闯荡特区的人回首从前,确实大部分人都有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开、明日会身处何方的体会,然而记忆在时间的沉淀中留住的只有美好,即使是食不裹腹、居无定所,所有的苦难都将为日后的成就铺垫一段序曲。这也是武侠之所以穿越人性而又吻合人性之处。 例证之二就是我们的婚姻观念。这个问题有点敏感,但总的来说,武侠小说确实是对一个时代的婚恋观的形成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比较讲究出身,或农或工或兵,比较地讲究门当户对。在武侠小说年代,似乎淡化了出身,皇亲国戚的段誉、世家子弟张无忌、科班出身令狐冲、草莽英雄乔峰都可以成为偶像。如果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品。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女“金迷”都偏向寻找一个玉树临风、言而有信而又出手大方的如意郎君,整体上比较关注个人素质和潜力。当然也有些人按图索骥,不小心找到韦小宝。 武侠小说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就是鼓吹“靓女先嫁”并赋予美女相当大的特权,比如两军相争剑拔弩张之际,一见香香公主都歇菜了,美女比主义和生命重要。大师们笔下的女主角都是美貌与智慧并存,性情各异但各有可爱之处。这种逻辑使男士们当然的以貌取人,形成了婚姻社会方面的“虚荣效应”。 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女爱情,绝大部分都是谦谦有礼的。如上述《玉娇龙》中罗小虎虽然大胆地结识了玉娇龙,但是心中的自卑和将爱慕对象的神化,使他下意识地保留那一点点距离,以致于两个人结局令人唏嘘。金大师更是谦谦君子,他笔下的男女主角也多是有情无缘,留下遗憾,令人扼腕叹息之余,也需深省之。 例证之三是我们的财富观念。某种意义上“今朝有酒今朝醉,千金散尽还复来”是侠义精神的一部分,劫富济贫、仗义疏财是他们的应有之举。财富的积累在侠客看起来是非分之想。在社会波动比较大的阶段,侠义的行为能够让他们迅速积累人脉和财富,但是在持续经营和发展阶段,需要更加保守和约束。渔樵耕读、工农兵学商,皆有侠者,不宜简单将财务积累和侠义行为相对立。打打杀杀的年代过去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侠义的内涵外延应该有所变化。 不管如何,金大师们用他们的妙笔生花,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武侠小说对当今时代影响力有多大?还能继续持续多久?有些人在悼念大师时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果真如此吗? 一般来说,一些伟大的事物在它出现的当时并没有显示出那么伟大的意义,而是在之后的长期历史中逐步发挥作用。毛委员在井冈山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许并不会想到二十年后统一国家成立新政府。金大师的老乡鲁迅先生在写《孔乙己》、《阿Q正传》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给广大的民众寻得良药。同样的,金庸先生在1975年便已封笔,很难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有任何想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中国予以影响的念头。 但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报人和一线的政论家,可以肯定地是,金庸的作品和中国的政策社会环境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发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爱国精神方面,港澳的华人华侨、甚至海外的华人华侨更加深情、更加执着、更加完整。当看到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大陆民生艰辛时,金庸们的侠义之心油然而生,寄望在现实的社会中,也有如郭靖、乔峰般的人物挺身而出,救社稷于危难之际。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在金庸们看来,就是要弘扬侠义的行为以及秉持其内涵。 这些在目前看来仍然颇具意义的社会价值观,除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或许还有: 对理想的执着。我们留意到,金庸小说的背景主要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在北宋末年南宋初期,一个是在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是汉文化遭受严重摧残的时刻,某种程度上已经亡国,但是以侠客为代表的广大民众仍然为恢复“正统”而不遗余力,以各江湖帮派虽有纷争但在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上仍然高度一致。金庸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大理国或者就是他们的理想国,这里君主廉明、家臣勤劳、百姓乐业、社会富庶。 对正义的期待。在武侠小说里,正义看会迟到,却从来不会缺席;胡斐为了帮曾阿四一家打抱不平,从广东一路追到北京惩罚雷老虎。正邪之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没有郭大侠的命运,也可如令狐冲隐忍洒脱,宁做韦小宝,不学林平之。 对民族的情感。令人惊奇的是,金庸作品中虽然不乏“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不乏对各名族的溢美之词,并无唯我独尊之意,如维吾尔族的霍青桐、白族的段正明、蒙古族的拖雷,甚至满族的鳌拜、藏族的金轮法王等等。似乎金大侠的逻辑是远大理想与和谐共处没有矛盾,各为其主尽职而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得到尊重。 对贵贱的平等。在武侠小说里,学生毕业的时候,师傅就会教导说:“今后江湖上遇到老者、妇人、小孩、和尚、道士的,要特别小心,不能想着占便宜欺负人家”,这是从专业角度说的;实际上,侠客们所一贯坚持的锄强扶弱、忠孝仁义,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理念是一脉相传的。 对学习的追求。就像罗文老师唱的:“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黄霑大师回答说“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江湖之中一山更比一山高,决定未来定位的,就是学习的心态和能力。诸多多武林功夫,最推崇的一是一阳指,所谓心念一致、无欲则刚;二是吸星大法,所谓化己若无、以人为川。 金庸先生说,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他去世一二百年之后,还会有人看他的小说。我也真心希望一两百年以后,金大师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仍然是社会的主流。 笑傲江湖承志无忌丹心照,书剑恩仇语嫣若兰游子吟。谨以此文怀念金庸老先生。<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