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古城：十八年年馑

党老师英语

摄影：党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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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有自己铭心刻骨的事件和画面。

小时候的我身体不好，爱挑食，常常听到爷爷奶奶说：“娃呀，你现在享福了！放到年馑里，你啥吃的都没有！”

老人说起的这个“年馑”，指的是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年馑里，陕西有超过200万人被饿死。

记得老人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年馑期间，有一个人在武功古城街上刚买了一个馒头，正准备吃的时候被一个乞丐抢走了。

这位被抢者十分生气，一个劲地追赶，乞丐则拼命地奔跑。当乞丐看到被追上的时候，就立即停下来，将馒头塞进路上的牛粪里。

被抢者看到这样，只好骂骂咧咧的走了。而乞丐则从牛粪里取出馒头，直接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深。

　　这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武功县县长石翊先生拍摄的武功古城照片。

下面这篇文章转自武功书院。

作者简介：葛天，武功长宁葛家村人，1979年6月生，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西安博物院（小雁塔）馆员。

一、灾害简况及损失

从1928年开始，天气干旱，夏秋田都歉收。到1928年冬天，农人粮食普遍紧张，开始进入饥荒时期，当地人称为“年馑”。

从1929年直到1932年，武功等地持续干旱，即使降水，也不合农事需要，十之八九的耕地没有耕种，收成不足一二成。1929年到1930年之交，关中一连下了六场大雪，开春之后，又“获甘霖充沛”。但是灾民已经没有种子，没有牲畜，没有垦荒的力气和等待新谷的时间，致使有地不能耕，灾情愈演愈烈。

1930年秋天，蝗虫成灾，所过之处，颗粒无收。本年雨水依然很少，塬上夏秋无收，只有沿漆水、渭河的小块水浇地有庄稼，但已成“白日饥民强要，晚上土匪又抢”的集中地带。

1931年4月，狂风大起，小麦受损。1931年秋，蝗虫食禾。1932年3月14、15日，连降两晚黑霜，麦苗、烟苗（罂粟）全被冻死。除了天灾，还有疾病，1930年秋，伤寒（俗称出水病）流行全县，毙命很多。1932年夏秋之交，急性霍乱（俗称“虎烈拉”）大行，其症状为发热发冷，上吐下泻，抽筋转腿，发病五六小时即死，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

严重的灾荒使武功县处于异常恐怖的世界，当时的乡村极其残破，人烟稀少，死尸随处可见，无人掩埋。“关中40余县，‘田野荒芜，十室九空，死亡逃绝，村闾为墟。床有卧尸而未掩，道满饿殍而暴露。’‘白昼家家闭户，路少人行，气象阴森，如游墟墓。’”[1]1929年下半年，本县灾民大批逃往南北山区及甘肃、山西、河南等省，死亡急剧增加。当时武功镇东关只有一个万人坑（或称乱葬坟），到1932年，有三个万人坑，其他各镇和大的村落，也都有这种埋葬死者的场地。[2]

1929年，“据赈委会特派赴陕调查专员田杰生氏电告云：又视察团由西安往咸阳，兴平，武功一带视察，咸阳全县秋收，不足一成半，棉花尤少，麦子全未种，……兴平全县十七万人，日死数百人，田价每亩二三元，尚无人买，灾情较咸阳尤甚，武功为陕灾最重之区域，人口计十八万，饿殍七万余，逃亡五万余，尚有六万灾民，待赈孔亟，东望四五十里无人烟，农田尽成荒土，学校全停，冬麦未种，死者载道，掩埋无人，夫卖其妻。父卖其子以求生，灾童遍地，为状惨，田价每亩五角，寒冬衣食俱无，来春瘟疫，尤极可虑！”[3]由此可见，武功县的灾荒比咸阳、兴平更为严重。

　　严重的灾荒，使武功县灾民大量死亡和逃亡，人口数量锐减。据1931年8月统计，“武功县之东大寨原有三百多户，菜园原有数十户，此时连一户也没有了；城西南乡之陈家沟，全村人都饿死窑内，全县人口减少八万余人。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和流散，家之牲畜极缺，许多农具遭到破坏，又没有籽种，即使天落透雨，也无人种地。”[4]1928年武功县的人口有179099人，1929年遭特大旱灾，全县人口锐减到90320人。前述1929年“据赈委会特派赴陕调查专员田杰生氏电告云：“武功为陕灾最重之区域，人口计十八万，饿殍七万余，逃亡五万余，尚有六万灾民，待赈孔亟。”从1929年到1932年，全县饿死及逃亡98000余人，灾情之惨，前所未有。[5]当时统计的死亡和逃亡的数字虽然不一致，但饿死灾民至少在5万人，外逃而死亡他乡的人不算。

1929年的特大干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且体能急剧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大量被廉价出卖，农业生产力大为下降，田地大量荒芜。据天津《大公报》及西安《民意日报》调查，1931年全县废弃耕地占总耕地的80%。撂荒原因：人口大量减少，无力耕种。[6]1932年《新陕西月刊》刊登着这样的消息：“陕西省因人口减少地多荒弃不种，去秋麦田平均不过占全耕地面积的34﹪，而被灾最重者之乾县、武功等处几等于全荒。”[7]直到1934年6月，经调查，全县耕地约2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6%左右，其余耕地仍被荒弃。

二、政府赈济

对于这次灾荒，县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当时的一些慈善机构，均采取措施，对武功县的灾民进行了一定的救助，挽回了许多人的生命。当然，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救济粮款的数额非有限，县境内毙命的灾民至少有5万余，逃亡的5万灾民也大都亡于他境，因为整个陕西省逃亡他省的灾民总共才40万，而当灾民离开本地之后，很难得到到救助，因为各地开办有限的粥场，只对本地灾民发放。灾荒开始后，县府马上上报省里请求赈济，并筹募资金救济灾民。1929年2月7日（腊月二十七日），按救灾分会决议，县粥场提前开办，灾民日就餐两千余人。之后贞元及各乡区亦相继开办，总经理张梅庵。2月1日到20日，县救灾分会募集到粮款26宗，合计现金1278元。2月24日，县救灾分会主任马屏西领衔发出第一次《吁请救济书》，省拨面粉500袋，由分会设法从潼关自运赈饥。3月，因募借困难，粥场难以为继，赈济分会通过县府按每亩八分，在全县摊收地亩捐。7月，马屏西亲自赴省，向当局及各报馆和在西安的各慈善团体痛陈武功灾情之烈，灾民之苦，引起各方关注。此后，直到1933年，先后来武功施赈的有华北慈善联合会、汉口同愿实济会、上海济生会和陕西赈济会等。

1931年省财政厅派阴毓云为武功等县提款委员，阴到武功视察后，将实情呈报财政厅：“武邑三年荒旱，灾情过重，加之兵隳频仍，土匪滋扰，民生凋敝达于极点，灾民无衣无食，专赖赈粮生活。虽民欠田赋甚巨，所有民户，死亡强半，委实征收困难。瘪论遍地荒草，村落多毁，即未掩尸，尚有一万余具。” 1931年5月底，华北慈善会结束由该会主办的武功镇第一、二粥场工作。自1930年11月起，半年时间，两粥场共散杂粮3082. 2石，种子102石，杂支经费3340元。但是救济粮太少，根本无济于事。慈善机构办的粥场，当地灾民每人每日能领稀粥一碗，外地灾民根本领不到。且粥场数目很少，设立的时间也不长，因此，无法遏止大量人口的死亡。1933年8月底到9月初，陕西省赈济会先后两次发来急赈洋3000元，种子洋7000元。[8]

　　1930年底，杨虎城主陕，宣布治陕的方针就是“救济灾荒”，除了加大粮款赈灾外，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救济灾民，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关中农业的抗旱能力，杨虎城邀请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关中广兴水利，这些措施均惠及武功县。

当时陕西省交通异常落后，省政府实行筑路工赈，雇佣灾民修建公路，其中的西凤（西安到凤翔）公路，即从西安起，经过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等县至凤翔的线路。1931年，西凤公路武功段，经过武功县的长宁、贞元、武功镇等乡镇，由县府征派当地民工修成通车。公路虽是黄土路面，但速度为每小时30英里的载重汽车行驶毫无困难，而速度较高的普通汽车，则更能畅行无阻。[9]

　　1935年，渭惠渠工程武功段与其他段同时开工，1936年12月第一期（眉县魏家堡到武功县薛固乡金铁寨村）工程竣工，并试水成功，武功县南部的杨陵、大庄、普集、薛固等乡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农业产量大为提高。

为了提高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农业的抗灾能力，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国民政府在武功县建立了农林专科学校，为武功乃至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希望。1932年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偕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由焦易堂陪同（武功县河道乡大村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视察陕西。到武功后，目睹灾情惨重，荒地极多，焦易堂、戴季陶建议在此设立农林专科学校，林森主席答应在中央提议。同年秋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戴季陶、于右任、焦易堂、张继等人的提议，在武功县建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业大学）的议案。1933年，经过多处查勘，始确定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建于武功县杨陵张家岗。8月筹建工作开始。[10]

挣扎的灾民

在灾荒的肆虐下，武功县成了人间地狱，许多人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有饿死，而一些绝望的人悲壮地选择了自杀，甚至全家集体自尽。1929年2月，武功县绅民代表马镇恒等呈给省政府的《武民代表吁请救济书》中写到：“目前麦、米斗价四倍于昔，油渣、糠秕且不易得，榆皮、槐实求取亦难，小蓟、白茅、前胡、野菊连根皆被煮食。破扉拆房以做薪，卖弃小儿，弱女更有谁怜。入冬以来，憔悴益甚，死亡日多。乞丐饿殍，每村皆有，流落道路，转死沟壑。父卖其子，悲痛欲绝；夫鬻其妻，不敢明言。或赴水而死，或投崖而亡，或母女同溺，或全家自尽，生离死别，惨目伤心。”[11]灾民挣扎着寻找一切可吃的代食品。1928年冬天，“凡树叶、树皮、草根、棉籽之类，俱将食尽。”1929年春天，刚刚破土的野菜，萌生嫩芽的树叶，转眼就被灾民挖光捋净。杨树、柳树、槐树、榆树，都只剩下了枯枝。[12]

　　为了活命，广大饥民不惜一切代价地变卖家产，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皿、直至卖妻、卖女、卖儿，凡是衣、住、行及其他方面一切被认为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廉价拍卖。而谷物价格成倍增长，其他物资价格急剧下跌。武功县的田价跌到每亩五角，只相当于2斤半小米的价格。陈翰先生在《崩溃中的关中小农经济》中写到：“陕西西安农具市场出卖的物品包括锄、犁、耙、磨、镂、镰、担、笼、镢以及水车、柳罐、耕牛、大车等，还包括门窗、栋、梁等，卖主主要是来自兴平、武功、咸阳、泾阳等地的农民。”[13]许多村民更将整根的房梁、椽木锯成几段，当燃料廉价出售。由于农民为了获得粮食，拼命地抛售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市场成了买方市场，价格极低。1931年在西安出卖的农具，“最高价值之犁耙及辘轳绳索，平时新置均须十数元，现在至多售一、二元；至于锄头镰刀，只值二、三角。”[14]

　　残酷的饥荒，导致人们的亲情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廉价卖掉。

1929年夏季开始，武功镇、长宁、普集等地先后出现“人市”。夫携其妻，父引其女，头插草标，入市求售者满目皆是。身价最高20多元，最低只有四五元，不够一斗粮钱。当买卖说定，骨肉分离之际，男哭女嚎，撕肝裂肺，致有昏厥倒地，顿时气绝身亡者，其状之惨，让人心悸。[15]

据1930年《泰东日报》（大连）登载：“兴平、武功、礼泉、凤翔等处，竟设有人市。夫携其妻，父引其女，入市求售。人贩评货作价，买之一空。初则卖到四、五元之妇女，继则获利颇丰，人贩云集，价涨至四五十元不等。以汽车运至山西运城，展转相售，每一妇女，可得四五百元。”[16]

武功县灾荒严重，但省里起初却没有减免武功县田赋，导致灾民处境更是雪上加霜，社会矛盾激化。当时的报纸这样写到陕西的情况，“陕西关中道汉中道各县农民，因春收不到一斗，售价一元七角，而种子人工不算，每亩须纳税三元，所以交纳农具的地方（即将农具交给县政府，表示不再耕种，谓之交农），竟达七十余县，因这种风潮而被打死的，亦不在少数。”[17]

1931年冬，武功县田赋及各项派款，仍由县府派差催征。搜家掠舍，捆绑拷打，致残致死者比比皆是。

政府的残暴，激起农民的反抗，1932年3月21日、24日，4月21日，杨陵、贞元、长宁、普集等地的农民，先后三次共约2000余人，拿着各式农具到县城“缴农”，这些活动遭到驱散。与此同时。贞元、长宁两镇催收田赋的粮头，有的被赶走，有的被拘缚、殴打。[18]

反思

这次灾荒，虽然持续时间长，破坏性极大，但在近代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的情况下，死亡之惨重，实在与社会政治环境有着绝大的关系。

第一，战乱不断，赋税沉重，社会元气大伤，水利建设延误，致使农民抗灾能力极差。远的不说，仅从1925年10月到1929年3月，陕军与刘镇华残余势力及冯玉祥部发生战争，最终以冯玉祥的胜利告终。1929年9月，蒋、冯战争爆发，冯玉祥战败。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又失败，杨虎城开始主持陕政，大局才开始稳定。但是，灾荒最艰难、最关键的是1929年上半年，武功县人口大量死亡正是在这个时候，前已述及，1928年武功县的人口有179099人，1929年遭特大旱灾，全县人口锐减到90320人。频繁的战争，其费用只能转加在农民身上。如果陕西政局稳定，杨虎城倡导修建的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等早几年修建，灾情肯定会大为缓和。战乱又导致救济物资运输困难，延误了灾情，当时的的陇海铁路已经向西通到了河南陕县。灾荒期间，据报道：全国各地捐献“成千上万吨的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19]

第二，土匪猖獗，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武功县是土匪的重灾区。1924年春，民军第十二混成旅党海楼团进驻本县，该部成分复杂，纪律极坏，一到武功，即自行委任官吏，自定捐税，自征自用，激起人民不满。尽管该部横征暴敛，可自1928年2月该部东撤后，武功县大乱，土匪四起。党拐子踞普集、长宁、薛固；陈发荣占杨陵、永安；常有义驻游凤、魏公；冯逸安踞贞元、大庄；赤亚武独霸三厂（渭河以南武功的一个乡，后划归周至）；张万胜占县城。这些都虽称民军，实则土匪，无恶不作。全县10镇600余村，无一处不遭洗劫。后来甄寿珊部助宋哲元军经过50余日的追剿，始将各部扫净。

　　第三，罂粟种植泛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抗灾能力自然降低。从1907年开始，清政府下诏大规模禁烟，到民国初年，陕西禁烟取得良好效果。可自1914年陆建章、陈树藩等军阀统治陕西后，为了掠夺财富，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因为种植罂粟的经济效益比小麦高很多，政府向烟地所征的税收很高。如陈树藩等军阀统治陕西后，以节约开支为名，裁掉禁烟总局，撤出派驻各地的禁烟委员，暗使武功、兴平、扶风等数十个县广种罂粟，每亩征款9元。被新闻煤体揭露后，又以禁烟为名敲诈勒索。一方面强迫种植，一方面又“寓禁于征”，导致罂粟种植愈演愈烈。陈树藩统治时期，每年烟税达2300余万元。[20]即在灾荒依然严重的1931年，经省善后清查处派员会同县长调查，上报全县共种罂粟28012.39亩，应征善后专款及军事附加费各为112049.元，224099.12元。[21]大灾期间，在大量农田依然撂荒的境况下，武功县罂粟种植的面积竟然近3万亩。

第四，官吏腐败。上级下发的极其有限赈济物资和款项，还受到不法官吏的盘剥，发放到灾民手里的粮款就更少了。1929年一个叫“济生会”的慈善团体向武功县灾民发放赈款赈粮，县长李耀彩以征粮征款为名，将这些赈款赈粮全部强占。“济生会”的主任委员张卿气愤地说：“我等非救灾民，直是与你们间接纳税。”[22]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灾荒，波及陕西全省及甘肃东部，陕西省饿死250余万人，18万人口的武功县，10余万人饿死和逃亡。灾荒肆虐下的武功县，其境况之惨，至今令人心有余悸。而军阀混战造成的恶果，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引起的无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后记

我婆是1928年生人，小时候经常听她讲“遭年馑”的苦难，3岁的她如何在地里寻找“牛眼镜”吃。我婆总在感念着她姨的那句话，“咱能活，娃就能活。”正是这句话救了她的命。当时外曾祖父、母实在撑不住了，买了一块锅盔，准备让我婆吃了就推到井里去，恰好我婆的姨来了，坚决不许，就这样活了下来。谁家还有9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询问其经历的灾情，只要录音并进行文字整理，即可成为宝贵的史料，口述史方兴未艾。1942年，河南大灾，死亡人口占河南全省的十分之一，现在河南籍的人士拍电影《一九四二》，并出版数部著作进行纪念。而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死亡人口占全省的四分之一，以致东部地区的记者当时惊呼“秦人要绝种”。

时至今日，陕西民国十八年大灾荒似乎被遗忘了。河南高校虽少，20世纪外省迁入河南的人很少，河南省各界有着强烈的地域认同。陕西高校虽多，抗战时陕西是大后方，中东部许多人西迁陕西，今天陕西人才云集的西安，但五方杂处，许多掌握各种文化资源的人不是陕西籍，他们自然对陕西民国十八年的灾荒毫无牵挂，以致高校云集、文化昌盛的陕西没有关于民国十八年灾荒的专著和影视作品。武功虽小，但我们是纯正的陕西，祖先的磨难，不敢忘记，希望大家行动起来，积沙成塔，以告慰三秦祖宗。西安虽大，但那里的许多人是外省籍，对陕西没有强烈的认同感，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他们刻意通过对陕西土著、特别是农民的歧视来强化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尽管他们的祖先也都来自农村。在此种恶劣风气的影响下，个别西安土著的陕西人也有时歧视自己乡村的亲戚，但西安大部分的陕西土著不可能去歧视陕西的乡土，因为那是纯正的陕西，是祖宗的坟茔，是他们的根。

参考文献：

[1]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2]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3——174页。

[3]黄尊生：《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天津：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第108页。

[4]中共陕西省党校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5]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9页，122页。

[6]转自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0页。

[7]转自冯和法：《中国农业经济资料》，上海：上海黎明书店，1935年，第778页。

[8]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0页。

[9]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政策》，《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76——77页。

[10]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1——32页。

[11]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5页。

[12]夏明方、康沛竹：《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13]转自：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3——174页。

[14]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4页。

[15]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29页。

[16]转自温艳：《20世纪20——40年代西北灾荒研究》，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第23页。

[17]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天津：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

[18]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19]诺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20]张岂之、史念海、郭琦：《陕西通史·民国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 页。

[21]武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功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1页。

[22]张洽洽：《长安史话》[宋元明清·民国卷]下册，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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