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雪林

　　接着第三章节往下写的是张杰英从内黄县白条河农场调到焦作风动机械厂任司务长及以后的事儿。虽然还在劳动教养但可以请假回家。他在62年摘下右派的帽子，只是摘下帽子并不是彻底平反昭雪。

61年我女儿艳红和儿子雪生由他奶奶带到焦作生活。我们家也从焦作市的焦作街搬到烈士街合作巷。生活依然困难，粮食和蔬菜凭票供应，增加了三张嘴吃饭，家里连做饭的炊具都没有。但还是比以前好些，我的精神状态好起来，家，总算有了那么一点点生气了，我回到家，有了孩子的笑容和亲人之间的话语。丈夫当司务长，常带给家里一些食品，有时还有白面馒头吃。这时的我依然在机关扫地喂猪。

62年2月5日，春生出生。我只在医院住院3天就出院了，从人民医院走路回家。那个年月，生孩子做月子就是一个字：苦。沒有补养品，二月天气很冷，吃用醋和盐调的生萝卜丝，吃到嘴里冰牙。物资奇缺，经常停电，停电时只好点煤油灯，可连点灯用的火柴都难以买到。

1962年6月，我的右派问题终于解决了，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和工资。回到财政局企业科做内勤。虽然平反恢复工作，但犹如一张白纸被染色，难以复原，只是颜色淡一些罢了。当时科里有一个刚从电厂调来的大学生名字叫冯先耀，他原是电厂的会计师，被打成右派后受到了伤害。在那年月大学生是很宝贵的，一旦划为右派分子就不可能被人看重了。像我丈夫一样被摘除帽后在62年分配到市供销社下属的废旧公司工作。63年时国家的经济环境有所好转，调整了工资，我升了两级工资，从企业科调到农业科工作。科里连科长就3个人，科长叫胡新敏，是部队转业干部。另一个人叫路茂林，年龄大些，单位一直怀疑他有重大历史问题，碰到各种政治运动他都是运动的斗争对象。说他是杀人犯，又没有人逮捕他。他虽然是国家干部，但穿着很破旧，显得寒酸。经过许多年后才证实他不是杀人犯，但是太晚了，问题澄清后不久就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了。他家在李封农村，家庭由于他的原因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随着最小的儿子林生的出生，家里的生活日渐好转。那段时间我坐月子，幸亏有个好邻居。说的是周素霞的母亲，每天帮你做饭、挑水，还帮我看孩子一个多月。我们单位财政局搬到解放路，即人民英雄纪念塔的东边。我们家又搬到焦东路一号院即冶金局家属院，房子只有一大间，没有窗户，不通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煤火灭了，只能重新升火，放入许多湿煤封火后我又给孩子做棉衣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准备睡觉，这时小儿子突然哭了，我赶紧把孩子的小姑淑凤叫起来(淑凤是我丈夫的小妹，刚从北京老家来给我看孩子)，她起来后把门打开就昏倒在地上了，我好不容易扶起来了，她一直迷述糊糊地说要上厕所解大便，我这才意识到煤气中毒了。幸好我没睡，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回想起来让人感到可怕。1965年小儿子林生已满周岁，他小姑带着他回到北京农村老家生活。

我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北京农村长大的。他们在北京市顺义区(原来是顺义县)李家桥镇张辛庄村各自都住了5年到8年左右。户口当时随人迁至北京，因为在农村生活有户口才能有口粮。他们大都长到八九岁时又迁回焦作。

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见街上的人许多都会在上衣的左胸处戴上一枚小小的红色的毛主席像章，让人觉得很羡慕那些戴着像章的人。财贸糸统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部分人都在第三中学集体学习毛泽东选集，有200多人。食宿都在三中。学习的同时还要忆苦思甜，吃野菜，喝黒糊糊面汤。一天夜里大家都在睡觉，突然有人大叫一声：有鬼了！好多人都被惊醒起来乱跑，有些人跌倒受伤，具说发生这种事叫做“夜惊”

这个事情发生使人想起三中后面有许多坟墓，是一大片坟场，是不是灵异事件的现场说不清楚。 在焦作市三中学校里的学习尚未结束，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南海大院里，虽然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锋芒所向，不言而喻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要是刘少奇。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实际宣告，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现在看来真如邓小平在18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后第二号「走资夲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总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岀来了。从此时开始，焦作市各机关、各企业以及农村都是响应中央号召，学习十六条并纷纷成立了各种形式和派别的战斗队。每个单位都有两派，一个叫造反派，一个叫保皇派相互攻击对方。焦作矿业学院也有两派，保皇派称为“文联”，造反派称为“八一八”，由于观点不同，经常辩论甚至打斗。造反派攻击时甚至开枪打，矿院保皇派为了自保，把所在的楼里面的窗户都用砖头堵起来，以防造反派持械万一攻进来伤人。真的是死了好几个人。大专院校的学校的学生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小学生则是红小兵，也会印各种传单上街上去散发。由于红卫兵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多次接见后成了敢于打倒一切的文化革命的先锋。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坐火车没有人敢查他们的票，到处串联对毛泽东主席忠心不二，导致了红卫乒的盲目和极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当时中国的红卫兵达到1000万人。冲击的大部分是教育文化界和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当时红卫兵的各种口号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批学者，上层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名作家、名演员高级知识分子等纷纷被揪出来批斗，甚至抄家。个人的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被抄走，许多图书、名人字画、唱片被销毁。

一些成份不好的人被拉去游街示众，还有的被戴上高帽子，脖子上带着大牌，上面写着被游街者的名字和罪状。例如：某某某是反革命份子、妄图翻天的地主恶霸、走资派，甚至还有什么“破鞋”之类的，简直是侮辱人格。他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目空一切，过于情绪化，具有空幻性。

我们单位有个叫沈志鸿的人被造反派打死后，有人为逃避责任而将沈的死说成是畏罪自杀，并制造自杀的假象。在财政局楼西侧的茶炉房内有一个水缸，他们把已经死亡的人头朝下塞到水缸里，人双脚朝天几小时没有人管，就是要大家看，以便相信沈是自杀。后来又说沈志鸿是特务，他家有一玩具说是电台。沈的妻子没有工作，丈夫死后将他妻子和孩子送到农村去改造，说他妻子是反革命的家属。残无人道！

1968年财政局抽走机关的大部分干部去五七干校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起初在民主路职工俱乐部集中学习，集体住宿。不准自由行动，是为了斗争某些领导和个别有问题的人。后来又搬到郊区的安阳城村附近，在那里学习了3个月左右。第二年又搬到新河农场学习，说是学习，其实整天都是开会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坏份子及有历史问题的人。这样的集中学习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一年才回到单位。

由于我被认为不适合在机关工作，69年我从财政局调到群英机械厂工作。

71年我又被借调到重工局物资站做财务工作。一年后又回到群英机械厂。

文革时期，我们的家庭极不稳定。丈夫在供销合作社经常被监视居住，不让回家。我又在五七干校学习，家里只剩下大女儿和儿子雪生，两个小儿子都在北京农村生活。无耐让孩子的奶奶来焦作照顾孩子们吃饭上学。两个小儿子在老家由他们的姑姑照顾。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家人分别几地生存，家不像家，人不像人。至到文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