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生涯录(一)讲述人：陈詠

雪林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是一名归国华侨，从共和国成立不久我怀着建设国家的情怀从越南回来已经近70年了。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多岁正在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而现在的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今后的日子不会很长，因此想把我的故事讲述给人们，传达一些正能量。以示后人。

一、家庭和童年

从祖父那一代开始我们家就从广东省佛山市背井离乡来到越南堤岸市谋生。祖父靠宰猪养家糊口，生活十分拮据。父亲陈成枝是佛山出生的，母亲吕锦庭是广东省江门市人。父亲18岁就在西贡市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工作，他懂法语在公司任翻译员。当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母亲没有工作，全家生活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持。1940年父亲因病去世，那时我们一家人十分悲痛，祖父70岁了，我们兄妹6人我是老大才13岁，最小的弟弟陈耀荣才一岁多。父亲去世时才33岁，当时亚细亚火油公司有一规定：职工工资每月只发80％，其余的20％存在公司。离职或死亡时存在公司的20％双倍返还。我父亲在公司工作十几年，公司给我们2000多元法属印度支那元（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货币，当局在1885年到1952年期间流通的货币。）当时有纸币和铸币两种，铸币含银量大约有90％，因此在当时中国商人喜欢使用，并且在广东很多地方做生意可以流通，和中国当时的袁大头银元价值差不多。

为了生存下来，我家把这笔资金投资到我外祖父开的一家“必灵药店”，每年可以分享红利180元。外祖父家的药店生产白树油和爽身粉，母亲在那里当包装工赚些工资维持家计。祖父虽然70多岁，每天到市场上帮人卖肉挣点钱補助全家。我刚上初中，放学回家后帮助母亲剪纸盒，是“必灵药店”包装爽身粉的盒子。每剪100张，才三分钱。全家九口人，四个弟弟一个妹妹，祖父母和我母亲，当时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直到我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家里的境况才有好转。我和大弟弟陈耀祖都是在越南当小学教师。

二、踏入社会（1944年一1951年6月）

一九四三年底，我从越南堤岸市中山中学初中毕业。翌年经同学陈炎生介绍到越南东川省崇正小学当教师。这是一所客家人出钱办的学校，规模很小。全校连我算上才三名教师，那两个人都是客家人。学校用国语普通话教学，学生都是中国人。由于学校生源不足，我只在那学校工作了一个学期。

1944年下半年，经朋友推荐，我又到越南大义市的一所小学教学。主要是教国语和音乐。我在堤岸市上初中时学会了手风琴，技艺还不错。学校很小的地方，交通不便，靠近海边。出去都是坐小船，没有码头。当有大船经过时，由小舢板把人送到大船上。崇义是一个小镇，做生意的中国人不多。村民们都很穷，有些当地人身上穿的是用草带编织的衣服，看上去像5000年前的古代人。那时候越南布料价格很高，当地人买不起。有一回我的衣服被偷走。在这所学校，我也只待了𣎴到一年，因为学校发生了一些问题停课，我又回到了堤岸市家里。

1945年我为了生活，在柬埔寨金边桑正小学教学。那正是日本人入侵越南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都是法国殖民地。1945年3月9日发生政变，日本人夺取法国人的执行权力。学校因此停课，教师发半薪留校执守。每天无事可做，正好有个中国人聘我当家庭教师，教两个小学生国语和音乐。我教了一首歌曲“打长江”，是号召广大人民抗日的歌曲。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歌曲是什么性质的。后来朋友悄悄的告诉我，说日本人知道了，你赶快找个理由辞职吧，不然的话日本人要抓你。我赶紧找学校，说母亲病重，迅速离开金边返回越南。

我从1944年到1951年陆续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地教了七年多小学的国文和音乐。尽管如此，家里的生计没有太大的改善。我虽然初中毕业，但我在教师的生涯中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打字，晚上去学法文。学习的地方离家有四、五里路，都是步行来回。时间一久使我感到有些劳累，有时还有胸闷，但休息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

1947年下半年，我祖父因病逝世。大弟弟耀祖在越南中部教书，沒能参加葬礼。祖父去世后，母亲照常去必灵药店工作。而二弟没有上中学就到杂货店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上学，生活十分窘迫。

1949年中国解放了。我的同学梁素馨和黄慧晶她们于1950年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梁素馨在越南堤岸鹤山同义学校任教，她回国后介绍我接替了她的职位，那时候的我在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6月在鹤山的同义学校任教。同学们纷纷离开越南的原因是越南是法国殖民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越统一后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从1885年到1976年法国统治越南共91年。我从小就知道中国人越南人受到欺负，在越南谋生也不易。当时我想回国，但是母亲却不同意。原因是我是家里的老大孩子，如果我走了，家里生活会更困难。同时顾虑回到中国后会人地生疏，找工作也不容易。母亲时时哭泣，我也感到进退两难。如果我走了，家里还有五口人吃饭和弟弟妹妹们上学的问题。母亲考虑我的前途，我当时已经24岁还未出嫁，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终于想通了。回国需要筹备旅费，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我终于在1951年6月30日上午10时搭乘法航客机离开越南，于当日下午两点到达香港九龙机场。大弟弟耀祖前来接机。他早我两年去了香港，在香港皇后大道的三联书店工作。香港的三联书店前身是发端于30年代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书店于1948年10月合并于香港。三联书店在旧中国文化界出版界和知识界曾经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邹韬奋、胡俞之、李公仆、艾思奇沈靜芷等。1949年3月三联书店迁到北京。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书店。这是后话。

我大弟弟陈放，（参加工作后改名）是很有远见的，在建国前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香港的第二天正好是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纪念日。七月二日我就乘轮船离开香港，当日下午到了广州。开始住旅馆，后来住在陈秀华母亲家几天。我记得她家在广州市太平南路福来新街4号，房子很大，环境也不错。刚刚解放的广州其实和越南西贡差不多的情形。越秀山就是一座荒山。爱群大厦是广州市当年最豪华最高的建筑。“芝麻糊一”、“当当糖一”这是广州小贩们最熟悉的叫卖声。刚刚解放的广州百废待兴，但当时年轻的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包括广州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广州，一则钱不多，二则无固定职业是不可能长期住在旅馆里。后来我申请住到华侨招待所，该所在广州长堤。在这里自己拿钱吃饭，不用付房费。每天所里组织集体学习，这里有很多年轻人思想进步，非常活跃。有些人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私下跑回祖国，所里的领导对我们特别关心。回来后觉得什么事情都很新鲜，新中国新气象。经常集体参加大会听报告，我们排成队列一路走一路唱歌，心情好愉悦。广州的大街上有许多标语，像“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等。当时国家还有三大任务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在华侨招待所里住着的人都是清一色的归国华侨。有些人是从东南亚国家的，有些是从欧美回来的，总之大家欢聚一堂，十分愉快和对自己前途的期待。为了前程我报考了南方大学，这是因为梁素馨和黄慧晶她们都是在南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分配工作。经过考试和体验，最后因为我的体重太轻而不合格。要求体重45公斤以上，我只有35公斤。听说以前没有这么严格，原因是上一年考取的人在学校参加劳动时体力不支，所以51年比50年体检严格，且有标准。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当时广州招考各类职位的单位很多，大部分都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我只有初中学历，让人感觉有点失望。来到广州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连生活费都快没有了。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时，真的柳岸花明又一村了。正在焦虑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交通银行招收广告。文化程度要求初中毕业，共招收400名。200人到西安学习，200人到北京学习。经过文化考试和体检我被录取了。我被分配到北京学习，高兴。不但找到了工作还要去北京首都，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随后的事情不太顺利，虽然被中国交通银行录取，但是要找铺保，就是找两个证明你身份的人担保你没有任何问题。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黒，到哪儿去找铺保？后来还是我在越南的两个同学梁素馨和黄慧晶她们担保我。当时她们已经在广州参加了工作。

1951年8月23日，我们一行200人离开广州集体乘火车赴北京。火车被我们包了几节车厢，那时的火车很简陋，跑得很慢，不像现在跑350公里的高铁。晚上睡觉就在车厢里的地板上，天气时分炎热，让人感觉很难受。每人每天发给一万元伙食费（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一元）。到了武昌站火车上轮渡过江到汉口火车站。在汉口火车站停车半个小时，火车又开车北上，这时渐远南方，车里渐渐变得凉爽。一共在路上四天四夜才到达北京。哪像今天的高铁，北京到广州只需8个小时。

在北京我们集体住在西城的取灯胡同里的一家旅馆。在这里需要说几句题外话。北京市的煤市街取灯胡同在明代的北京城属于正西坊，原称取镫胡同。“取灯”二字北京土话意思为火柴（洋火）。那位看官说：“伙计，给我拿‘取灯’来’’其实就是给我拿一盒火柴的意思。也有说也有取火灯（笼）的意思。到北京的这200个人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到北方来，领导对我们照顾很周全，吃饭都是上好的大米饭，每餐都至少有四、五个菜，味道很美。一星期只吃两次馒头。记得第一天吃的是芝麻烧饼，甜香脆口，喝的是小米粥。这对南方人来说是一种新的饭食。

我们交通银行的学员在学习期间的待遇是按分计算。我的分为111分，按照北京当时的小米价计算折合人民币为26万元。（也就是26元人民币)当时的物价很低，东西便宜。一个烧饼才三分钱，一个烧麦一分钱，一斤炒栗子四毛钱。到北京后每个人发一身棉衣，一床棉被。在越南从来没有人穿过棉衣，也没盖过棉被。北京的冬天太冷，我们都穿着棉袄、棉鞋再带上口罩，还有风沙眼镜，出门让人感觉胖了好多，连脸都看不见。北京严冬时节北风狂吹刺骨的痛，开始很不习惯，时间一久也就过去了。学员们在冬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集合站队到天安门广场跑步🏃‍♀️。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休息。星期天的时间学员们可以自由支配，许多学员都会去西单商场、东单商业街上购物，那时候的我们在新中国的庇护下生活学习的日子非常愉快。

北京的学习生活是8个月。每天学习社区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等授课内容，另外还有专业课程，如会计学、数学、国文课等。学会计知识，对于什么借方，什么是贷方，什么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些数语当时学习也是糊里糊涂。到了1952年4月底学习结束，学员们的工作单位是全国各省都有。我被分配到平原省新乡市交通银行，一同分配到平原省新乡市的学员好几个人。到新乡市报到后，当地有两名女同志加上我们一行四人共六人一起又被下派到焦作矿区交通银行办事处工作。焦作矿区办事处在我们6人到位之前有彭瑛、张杰英、姜作民等7个工作人员，加上我们新到岗到位的6个人一共13名工作人员。交通银行焦作矿区刅事处办公地点就在焦作最古老的新华街的老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处，由人民银行代管。

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一行南方人，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考核、学习最后来到了北方的焦作。焦作这个地方，北边几公里就是太行山，只有几条破旧的街道。据说，焦作历史悠久，早在8000年前的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夏朝属冀州，战国时期属魏国。清代属河南省怀庆府。1945年9月8日建立焦作市。1948年3月改为焦作县。1949年10月15日改为焦作矿区，划归平原省新乡行政专员公署领导。1956年7月9日，改为焦作市。

焦作这个城市 ，历史名人有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天文学家、思想家许衡，大文学家韩愈，诗人李商隐等。

三、在祖国的工作与生活（1951年6月至1986年）

要说说我自己，在那个年代里也是有文化、有理想、有着满腔热血的青春年轻的女子。我喜欢历史、文学、音乐对未来美好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