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束

久安江南（拒聊）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但有些往事会印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虽然只是些琐碎的小事。记下来权做留念。

听母亲讲故事

　　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不高的薪水一家五口过得很清贫。母亲没去工作，一人带三个孩子，料理家务也挺不易的。妹妹是早产儿，孱弱，瘦小到两岁还不会走路，医院诊断为营养不良，给她订了牛奶。每每她喝牛奶时，我们眼巴巴的看着，吃完后刷锅水（有淡淡的奶味）由我和弟弟分享。家里虽然清贫，但也温馨，每天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听妈妈讲故事。母亲没啥文化，是识字班学的，认字但不太会写。

为补贴家用，母亲为皮革厂缝制手套。傍晚忙完家务，天一擦黑就开始做手套，一只25支光的灯泡悬挂在饭桌中央，母亲就坐在桌子上，昏黄的灯光下，三个儿女围坐桌子旁，我帮妈妈穿筋（皮手套背上的花纹）。母亲的故事包括古代名人逸事，神怪鬼狐，讲得绘声绘色，听得我们非常入迷。许多情节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妈讲过这么个故事：有个穷人家的孩子，身着一件绿色衣服，在野外割草，刚好有一位大官路过，那个大官顺口来一句：“蛤蟆娃子身穿绿。”小孩不慌不忙怼过去：“出锅的螃蟹穿大红。”大官又说：“穿红穿绿谁家的子？”小孩又还一句：“蟒袍玉带哪朝的臣？”那大官暗自吃惊，问道你母亲在干吗呢？小孩说：“手抱乾坤不出来。”那父亲呢？答道：“肩担日月长街卖。”原来母亲是在家磨面，父亲是卖饼的。大官以为这小鬼有才，就关照要好好栽培。后来长大后看书才知道这是明代才子解缙小时候的故事。

还讲木兰从军故事，边讲边背诵北朝民歌《木兰辞》。九十寿宴上她还差不离地把《木兰辞》背下来。

母亲还要讲狐狸精，鬼怪的故事，还有老鼠娶亲。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一怔一怔的。故事中的狐仙，鬼怪都很善良，美丽，并不恐怖。母亲是山东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是山东人，小说中的不少故事也是蒲收集来的，看来当时那些狐仙鬼怪在山东流传甚广。

听母亲讲故事是我第一堂文学课，受益匪浅。

烈士墓前的笑声

五十五前的今天，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是一个清明节，照例这一天要去祭扫烈士墓，缅怀革命先烈。同学们都佩戴着红领巾，排着整整齐齐队伍，为首的同学打着少先队队旗，抬着自已做的花圈（把白纸黄纸卷成绉纹纸然后做成花朵，折松柏枝把纸花缀在其中，把我们崇敬和哀思也织在其中。唱着《少先队队歌》等歌曲向烈士墓前进。当时的烈士墓在半山腰，在苍松翠柏掩映下，显得庄严肃穆。

在司仪的口令下，立正，敬献花圈……一切都有条不紊。然后默哀三分钟，同学们都把头深深低下，心中默念着悼念先烈的口号。突然从角落里传来窃窃的笑声，这个笑声好象有传染的，不少人都笑出了声，我们站在前排的同学东张西望，也不知所以然，只见带班的老师很严肃，铁着脸，笑声也嘎然而止。

回校的路上步伐很沉重，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的形势下，同学们都觉得这事很严重。第二天班主任老师让我们每人以《烈士墓前的笑声》为题写一篇文章，作深刻地反省。后来，得知因为当时有同学感冒了，默哀时鼻涕流出来了，拖得很长，旁边同学看到了就笑了，然后你也笑我也笑，有的是莫名其妙地跟着笑。真相大白。老师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不知怎么这件小事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疯狂的挣钱

　　我幼年开始就特热衷干一些挣钱的活。家里虽然清贫，但也决计不会让我去干活赚钱的。

大约是学龄前，我就和邻居家的哥哥，姐姐们去摆茶水摊。泡点茶屑，拿几个杯子，暖瓶，二分钱一杯，站在虞山戏院对面的太阳底下，一身大汗，但也乐此不疲。到底赚到钱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直到有一天父亲在虞山戏院开会，发现了我，回家教训一顿，：你太丢人了，不准去!这才收手。

六十年代又流行编草帽辫，我又跟打了鸡血一样，编起来了。先去买麦秸，一清早跑到市场去买，然后分拣，把有用的浸在水里，开始编，一共要编六丈六长，分三种品质，2角2，2角，1.7角，主要凭粗细论价。编好六丈六后，拿块木板，钉两个钉子，把编好的草辫盘起来，扎好缴到草品厂，每年暑假我就忙于这件事，暑假作业要到最后几天才匆匆赶出来。

最工程浩大的是纺纱挣钱。其实纺纱怎么回事，我看都没看过几回。先是央求我妈去找木匠做纺车，然后买两个锭子，就去领棉花纺纱，我是一点也不会的，开始棉花拉不出线来，或拉出一个疙瘩，就扔掉，总算能拉出来了，但也浪费了不少棉花，损耗是有规定的，超标要赔钱的，先是把纺出的纱放在水缸旁潮湿的地方，还不够称，我就把我妈做棉袄用的棉花贴进去，纺纱的棉花是次等的棉花，而做棉袄的是上等的白棉花，纺出线一截黄一截白，我还很担心会不会拒收。就是这样做些赔本的买卖。那时大约是小学毕业，未入初中的日子，我起早摸黑的纺纱，纺车嗡嗡作响，当时我听成是美妙的乐曲。直到有天姨父来我家作客，一位红军老战士，直言不讳地说：二姐，你怎么把孩子教育成家庭妇女了？他很看不惯这种小市民习气。我妈也以为然，纺车就此束之高阁，再搬家时把它劈了当柴烧了。我估计本也没出，想想也真可笑。

后来，我又陆续做过用钩针钩帽子，包包，在毛线衣，手套上绣花等营生，我手脚不太快，但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很有耐心，一直要做到下半夜才肯放手。

挣钱没有？全然不知道，当时也不感到兴奋。我想，我主要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手工活，还能挣点小钱。

夏天乘凉夜

　　童年的夏天是最值得回忆的日子。两个月的假期，每天无所事事，看看小说，东游西荡。当时度夏既没有电扇，更没听说过空调。整日挥汗如雨，还会到太阳底下玩，有时胳膊上长满痱子，双腿被蚊子咬得一个个红疱并不觉得有啥痛痒。

每天最期盼的就是夜晚乘凉。太阳一下山，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去井里打水冲小院，冲得暑气全消，然后拿着门板，竹塌搁起来，每到吃过晚饭，个个手摇芭蕉扇，或坐或躺来院子乘凉，大人们闲话家常，小孩或打牌，或讲故事。打牌除了争上游，还有抽乌龟和接龙等项目，一片祥和，有点象丰子恺漫话中的场景。讲故事我最喜欢听恐怖的鬼故事，夜深天黑，间或夏虫鸣叫，汗毛耸立，听了很刺激。

比较文明一点的数星星，辨认哪是北斗星，猎户星等，有时还会看到有流星划过，大伙一阵惊呼。再大一点，我会和邻居的小孩比谁能说出的国家、首都多，当天完了后，第二天白天回家找地图，晚上接着再来，还发展到讲国家位置，出产等等，连续玩几天。因此我对地理比较偏爱。

记得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一天乘凉到下半夜大家都沉沉入睡，邻家女孩小琴大呼：捉贼!捉贼!院子里大人小孩惊起，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小琴睡眼朦胧中看见一个人在收衣服，以为是我妈，但看他收了衣服往外走，并顺手拿了个脸盆，认为不对，就大声惊呼起来。院子里的男人都追出去抓贼，剩些妇孺，我想这个贼会不会没有逃走，躲在哪里，心里有点怕怕的。过了一会贼抓住了，被绑在电线杆上。原来大家跑出抓贼，那贼是躲在外院的厕所里，人都跑远了，他听不到声响就出来了，被没抓住贼回家的小伙子逮了个正着。于是被绑在电线杆上打，是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被打得尿裤子了。现在想想也可怜，收几件夏衣，一个脸盆里盛着水，他也怕有声音，不敢倒，端着沉甸甸的脸盆走过几家，又放下了。后来，他交待说，天一黑他就躲在小明家床板下面，等到下半夜才出来行窃。小明兄弟说，怪不得今天的床板经常分开。（他们是两块板合併而成），可见他在床板下蜷了三个小时。除了有怪癖，不是穷极潦倒，天下有这种贼吗？又被暴打一顿，绑在大街上又丢人又受皮肉之苦。

出了这事，大家很兴奋，下半夜睡意全无，叽叽喳喳个不停。

后来搬离了这个大院又去了另一个大院，夏天还是要乘凉，坐在籐椅子里摇扇子，院子里有个和我一般大，同姓少年，俩人热衷讨论《红楼梦》，讨论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十二钗的悲惨命运，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已是茫然，不知道他能记得这段往事么？

中学时代趣事

　　我是文革时读的初高中，没什么可炫耀的。都是地段生。一般左邻右舍，街坊邻居会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那时称X连x排）军事化编排。但有趣的事情还是多多。（这恐怕和我乐天派性格有关）

大约是70年底，珍宝岛和苏联干了起来，伟人毛发表了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时间，备战气氛很浓郁，各个企事业单位都大挖防空工事，学生更是如此，做砖坯，烧砖，把个好端端的操场挖得沟沟壑壑。当时我们三中还进行了军训，晚上也住在学校。一幢老楼，地板踩上去格吱格吱的响，负责军训的是一些退伍军人，教打背包，三压二，缝制米袋，放两斤米，随时准备开发。睡到半夜，紧急集合的哨子一响，赶紧打背包，背上米袋到操场上集合，然后，到马路跑两圈，看看有没有谁铺盖散了，搞得和真的一样。并且这一切必须摸黑进行，因为开了灯会暴露目标，一次半夜紧急集合，不知是谁踢翻了马桶，搞得臭气熏天。

临近春节时，全镇开誓师大会。备战备荒为人民，学生，居民都要疏散到农村。我家没有农村亲戚，未满十岁的妹妹跟着我随学校疏散到藕渠东方红大队。三五一组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我们住在妇女队长家的厨房里。记得那年的雪特别大，有一组同学住的房子被雪压塌了，好在都是草房没有什么伤亡。过年了，大家都很想家，从东方红大队出去必须要摆渡，必经之路。摆渡的艄公有点智障，可他就认准连长季老师手谕，其他什么人都不行。据说，有调皮的男生模仿季老师笔迹混出关去。疏散期间，有时要开会，没有板凳，就让我们用稻草学做甏盖头，每人一个挎着，坐着上面开会，后来，上城后，外出开集体大会仍然每人一个甏盖，不失为三中的一道风景。

高中有一个时期属于所谓“回潮”阶段，对学习文化知识稍有重视，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班主任老师透露，我们高中毕业后可直接考大学，于是考大学这个念头在同学心目中蠢蠢欲动，文化课学习劲头空前高涨。不久，政治空气又有变故，批判复辟，直接高考化为泡影。学军，学工，学农成为常态。

举两个例子：有一阵子，虞山上毛虫成灾，除了用飞机喷洒药水，还发动中学生上山捉松毛虫。不用端坐在教室，每天满山遍野捉松毛虫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快事。先用手摇树干，或用脚踹，松毛虫纷纷落下，然后用脚踩死，很原始的灭虫方法。又没定额，又没指标，同学们不亦乐乎。当时山上，有不少乱坟，白骨累累，胆小的女同学吓得哇哇叫，记得有调皮男生，捉一块死人骨头，偷偷带回教室，塞在胆小女同学课桌里，第二天，上学想把书包放入桌肚子，吓得惊叫，哭起来了。现在想想，这个恶作剧有点太过分了。

还有一次去农村劳动，学校安排我们两个小组留在学校做5406（当时流行的固氮抗生菌肥料），我们每天跟着生物郭老师在培养基上接种，培养，然后混在草木灰等肥料中，由另一组男同学拖着板车送到乡下（其他同学劳动的地方）去做实验，到底有没有增加土壤肥力不得而知，反正什么920，5406现在统统消声匿迹。做培养基首先要在一个小高压锅炉里杀菌，然后无菌状态下接固氮菌。一次晚上高压锅炸飞了，要修，放我们两天假，真是开心死了。

四五十年过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趣事，芝麻绿豆大的开心事至今还记得真真切切。

艰难故乡行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年代，家家户户都饿肚子，我家也不例外。不足月降生的妹妹严重营养不良，配给米糠，父亲原来曾在部队工作过，饭量较大，困难年代吃不饱，瘦得脱形，得浮肿病，腿上手指一摁一个坑。胡萝卜和荚一起烧饭吃是算好的了，多亏当时院子前后有场，垦荒种瓜种菜，共克时艰。

城市尚且这样，农村更是饿死人。我姥姥在山东老家，我小舅有七个孩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姥姥患重病，捎信说就想到南方来吃口热乎饭。我姨和我妈商量后决定，由我妈回老家一趟，把老娘接出来。我和弟住苏州，连姨家五个孩子，全部有姨照看。我妈抱着两岁不会走路的妹故乡行。

在苏州上的火车，我妈抱着妹妹，背上背了个用旧被单做的包袱，刚到火车站，包袱坏了，行李撒了一地。送行的姨夫急得跺脚，看二姐怎么走。我妈索性把破被单一撕两，打成两个小包袱，前后背着。老家日照大岭下了火车，坐汽车，然后要走十八里路，幸亏半路遇到同村亲戚用独轮车把我妈和妹推回了家。

那时山东老家极贫困，时有饿死人。吃地瓜干有的都发霉了。地瓜藤，榆树叶和着豆细充饥当主食，大人还可将就，苦了我两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姥姥。小舅家仅有的几斤米面，熬点汤，做点糊糊给一老一小充饥。

住了几天，我妈带着病娘回南方了。我姥姥患的是胃ca，面孔腊黄，小脚颤颤巍巍，我妈扶着姥姥，抱着妹妹，背着个包袱，火车里拥挤，肮脏，乱糟糟的。车行至徐州，我妈妈让姥姥坐在包袱上，抱着我妹，自己去买碗面给娘吃，不料走到一半，有一肮脏的中年男人，把手伸进碗里抓了一把面就往嘴里塞。人饿极了和牲口没啥两样。面也吃不成了，从包袱里拿出粗粮煎饼和凉水吃来裹腹。并用水泡软了喂我妹妹。车厢里有位解放军同志看到这个矮小的妇女，带着一老一小很艰难，就伸出援手，扶着我姥姥，一口一个大娘大娘的，出了南京站，送上了去苏州的列车。

关于我姥姥的印象我很淡薄，只记得她给我做了双青色的绣花鞋，穿了一天，被同学说是死人穿的，第二天就死活不愿穿。姥姥在苏州住了一年，病没治好，回老家后第二年就去世了。

故乡行的情节是我妈告诉我的，说实在我挺佩服我妈的。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就象潮水一般涌来，所以我不轻易开闸，回忆伤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