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生活在金华机关大院。金华的机关大院,有地委大院、专署大院、县委大院、党校大院等,另外还有部队的大院。儿童时代,我家住在县委大院里,后来又搬到地委大院。参加工作时,还住在地委大院,后来到外地工作,父母的家还是在地委大院里,直至一九八六年才搬出地委大院。大院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今夜雨声淅淅,忆起往事,聊写几笔,抒发情感。
一、机关话
文革前的县委大院,位置是在金华西市街的北端。县委大院,以前是国民党的旧法院。五十年代初,大院里驻着部队,后来部队搬出了,县机关才搬进来。县委大院里有三个大门:南边是正大门,门口有县中队的解放军站岗;大院后面有个东大门,出门就通往环城小学;西面还有个大门,上坡出去就是当地俗称"城墙背"的山坡。
县委大院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办公、住宿、食堂、医务室、大礼堂、理发室、篮球场等都在里面,除了没有幼儿园、学校,俨然是一个小社会。

  县委大院里的语言,除了山东南下干部说着齐鲁大地特有的方言外,南方的干部,基本上都说着一口"金普话",俗称"机关话"。各大院里的孩子也都说着大同小异的“机关话”。当然部队大院的孩子,都是说普通话的。

这个"机关话",不同于金华方言,更不是普通话,而是介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县委大院孩子互相之间说话,基本都操着"机关话",孩子和大人说话,大人是山东人,那就说山东话;大人是南方人,那就说"机关话"了。

  在大院里,孩子们说着"机关话",到了学校,和同学就说当地方言。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我和同学说起"睡觉",不知咋地,我脱口说了"机关话":"困觉",随即引来了一阵嘲笑声,而我还不知为什么笑我。这时,边上一位同学用标准的方言说:"困学"。我当时真是害臊,赶紧跑开了。

  有一次,我经过县委大院东门边的池塘,听见对面传来小姑娘的呼喊声:"小哥哥……"。听到这声音,我好是奇怪:一是这"小哥哥"三个字,发音字正腔圆,京味十足,一听就不是大院里的语言;二是大院里各家兄弟姐妹虽多,也有称呼哥哥姐姐的,似乎没有叫小哥哥的。后来才知道这一家刚从北京搬来,小姑娘有三个哥哥,"小哥哥"是她的三哥。不知道这小姑娘后来有没有学会"机关话",但她那口标准的北京口音,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六十年代初,我家搬到地委大院,发现地委大院的孩子说的也是"机关话",语音基本相同。陌生的孩子,几句"机关话"说下来就熟悉了。记得有一次,我有个同学到地委大院找我,不知为何事,与一位大院孩子吵起来了。吵了几句,发现彼此都说着"机关话",一下子距离拉近了,也不吵了,后来还成了朋友。

读初中时,下课后同学聊天,有一位大院的孩子,讲"一辈子"这个词,说了"一béi子",结果也招来哄笑。边上同学用当地方言纠正道:是"一桑穴"。嗨,说"机关话"不看看场合,被人挤兑了吧。

我后来到衢县工作,有一次听到一位衢县县委干部子弟,竟也说着"机关话",与我以前说的大同小异,很是惊奇,"机关话"竟有这么大的范围;以后到杭州工作,发现有些南方干部说着"杭普话",也类似"机关话"。哈哈,难不成这"机关话"在浙江是"第二官话"?

查资料,杭州话、金华话、衢县话均属于吴语内的方言,我想,这"机关话",也应该是吴语中的一个"小支流"吧,也算是丰富了吴语的内涵吧。

  我们的“机关话”一直说到了文革初。记得那时我和姐姐说着“机关话”时,被一位朋友听见了,他惊异地问: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啊?后来随着老三届知青的插队下放,大家的语言都融入当地方言,“机关话”逐渐淡出了。可我始终认为,儿时学会的语言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有诗为证:“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那年在衢县烂柯山下的大学工作时,夜晚坐在窗前,一轮明月挂在空中,忽地想起了当年说过的“机关话”,不禁脱口说了几句,脸上一阵阵发热,觉得很幼稚。犹如小说《军队的女儿》中,刘海英参军到了军垦农场,对着老场长,用手做了童年时才做的“勇鹰式”……我当时的感觉,除了幼稚,还有对纯真的孩提时代浓浓的眷恋之情。

  一晃,我们这批机关大院的孩子,大部分已年过花甲,比当年住大院时父母的年纪还大。闲暇时,想着哪一天,约上几位儿时的伙伴,找一家僻静的小酒店,用我们陌生而熟悉的机关话,聊天,聊那竹马青梅的往事;喝酒,说说当年偷喝老爹的酒挨打的事,不醉不休……

二、捡钱

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地上却有真钱捡。小时候住在县委大院,大院北面有个大礼堂,平时是用来开会的,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大礼堂就经常放电影。那个年代,看电影似乎是孩子们最大的乐趣了,特别是看打仗的电影。大礼堂,对我们有多大的吸引力啊!

记得暑假的一个周六晚上,电影刚结束,有一位小伙伴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到大礼堂来捡钱……“捡钱”?怎么捡?虽然我一头雾水,但是第二天的一大早,我还是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大礼堂门口。一看,已经有几个小伙伴到了。大礼堂的大门没锁,我们推开了大门,几位小伙伴熟门熟路的直奔一排排的椅子,在椅子下面寻找着……没过一会儿,一位小伙伴就开心的叫着:我捡到两分钱。嗨,这就是“捡钱”啊?这我也会。我一头扎进椅子下面,瞪大眼睛仔细寻找着……

  这天早上,我们几个小孩把大礼堂的椅子下面还有过道等,全部寻了个遍,收获颇丰。最多的一个机灵鬼,捡到一元多钱,因为捡到了一张一元的纸币;我捡到七八个分币,合计几角钱,也非常开心。我用这钱买了几支铅笔,剩下的都换成棒冰了。

以后几个周日的早上,只要头天晚上放过电影,我们都去大礼堂捡钱,记得最多的一次捡到一元多钱,因为也捡到了一张一元的纸币。这一元多钱,如何使用的,早已不记得了。大礼堂,吸引我们的,已经不只是看电影了,而是椅子下面的“钱”了……

  然而还没捡几次,“捡钱”的事就被大人发现了,狠狠的训了一顿。从此以后,再也没去大礼堂捡过钱了。不过,每当周六晚上去大礼堂看电影时,心里还是痒痒的,想着那椅子下面,是否躺着几个硬币?抑或还有纸币?它们最后的命运如何?……

  若干年后,碰上一位当年一起捡钱的小伙伴,说起这件事,小伙伴说,我那时就想捡到一张十元的纸币……。十元的“大团结”,那可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钱啊!谁会把十元钱随便揣在兜里?捡十元钱,做梦去吧!哈哈!

三、食堂

记得县委大院里,有两个食堂:一个叫“县委食堂”,另一个叫“县人委食堂”。“县人委”就是“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民委员会,是指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我国县级国家行政机关,即县人民政府,是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县委大院为什么要搞两个食堂,我后来曾问过大人,大人说是为了有竞争。这两个食堂,大家都可以随便吃。两个食堂的饭菜票是否通用,早已忘记了。那时候我家去食堂买饭菜,一般都是由老阿姨(保姆)去买的,偶尔我们小孩也会去买个馒头啥的。印象中,两个食堂的伙食都搞得不错,有时买菜,看哪个食堂人不多,就在哪个食堂买,真方便。在困难时期,食堂还提供豆腐渣吃,但是买豆腐渣也得排队,而且也是定量买的。虽不能放开吃,但总能吃上一点。

在一个大院里有两个食堂是很少见的,只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哪个食堂搞得好,也不知后来两个食堂有没有合并。

  搬到地委大院后,大院里就一个食堂,而且就在我家对面,买饭菜很方便。那时食堂菜的品种也很多,价格也很便宜。还提供开水,一分一壶。吃饭可以买饭,也可以在食堂量米蒸饭。当然自己带米蒸饭也可以,但是需要搭伙费。搭伙费一个饭盒一分菜票。

在地委食堂吃饭,大部分是量米蒸饭的。上午在食堂窗口用饭盒量了米,用自来水洗净再放上适量的水,然后就放在食堂的大蒸笼里。大蒸笼是方型的,用竹木制成,每边约1.5米长,两边各有两个圆把手,一共有好几个大蒸笼。大蒸笼里的饭盒各式各样,为了便于区分,几乎每个饭盒都刻上了字,有的还在饭盒上绑了绳子,这样方便寻找。当然还有用搪瓷杯等容器蒸饭的。

蒸饭是用蒸汽的。大蒸笼下面有一根自来水管,管子里是从厨房的锅炉里引来的蒸汽,大蒸笼靠蒸汽蒸饭。每当到了开饭时间,大蒸笼旁就聚集着许多大人孩子。当两个年轻力壮的炊事员把冒着蒸汽的大蒸笼抬出放在地下时,大家便一哄而上,蹲在地上,在弥漫着蒸汽的大蒸笼里,仔细寻找着自己的饭盒或搪瓷杯……说也奇怪,看上去乱糟糟的场面,也没听说有偷拿别人饭盒的,拿错倒是有的。

文革开始,父母进了牛棚,工资都冻结了,只发生活费。大人每人每月二十元,小孩每人每月十元。我们姐弟几人的生活费都自己掌握。记得有一年国庆节,我买了两碗青菜,每碗三分菜票;又买了一碗炒螺蛳,四分菜票一碗,一共一毛菜票。我姐说:你一毛钱买了三碗菜,有荤又有素,真不错。嗨,这是苦涩的“不错”啊!那年月,如果有一碗红烧肉,估计连肉带碗都啃了!

四、记忆碎片

县委大院办公地方有个小花园,边上有很多办公室。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到了一位叔叔办公室,看见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许多邮票,而且都是漂亮的纪念邮票,就向叔叔提出送我们一两张。叔叔答应送每人一张,说着便掀开了玻璃板。说时迟,那时快,当玻璃板掀开的一霎那,我们几双小手不约而同地伸向了邮票,每只手都抓住几张邮票,然后迅速地跑出了办公室……回家一清点,每人抓到四五张邮票,最多的有七八张。兴奋过后,很长时间不敢再去这位叔叔的办公室了。

大院里有个理发室,里面坐的凳子,系瓷做的鼓凳,腰鼓型,外圈有漂亮的纹饰,表面有几个孔,我们小孩称这几个孔为“放屁孔”。夏天坐上去冰凉,冬天则铺上一棉垫子。现在回忆起来,这几个瓷鼓凳应是清代之物,属古董也,不知是否逃过文革劫难。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离开大院已经几十年了,偶尔脑海里跳出一段回忆,当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似乎回眸还可见,伸手仍可及。

悠悠往事,往事悠悠;触景生情,泪洒前胸……

  当年各个城市都有各种大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专署等机关大院;空军、海军、陆军等部队大院。都梁的一部《血色浪漫》,把北京大院子弟的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生长在小城市,我们的大院生活,虽没有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袁军这批干部子女那样精彩纷呈、跌宕起伏,但是,机关大院的生活,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纯真记忆。

  后记:半年前,由于上网查资料、写东西过于频繁,导致颈椎不适、手臂受损。经过吃药针灸治疗,并辅之暖宝宝,有了点好转,但未痊愈,所以现在写东西还得悠着点。

最近一个月来,靠着嘴说手写,拼凑出这篇“大院生活点滴”的美篇,也算了结了一点事,欢迎各位发小拍砖。

在此感谢小学班主任贾老师对我身体的关心与鼓励!感谢初中同学陈建华给我寄来了进口药品!感谢发小燕敏同学给我发来治疗的有关资料!感谢各位同学、朋友、同事对我支持!人间有真情!谢谢各位亲们!

201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