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恩 贵 人

曾老伍

感 恩 贵 人

——怀念“活字典”方承宾老师

和所有读书人一样，在学生年代，我曾得到许多师长的教诲与帮助；有些师长所给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受益终生，甚至足以影响我的为人处世。这样的师长，在我心目中，他们就是“贵人”。我常常感念贵人！

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方承宾老师，是我最感念的贵人之一。

方老师与先父差不多是同辈人，我初识方老师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上初中时。方老师时年五十左右，慈眉善目，脸色红润，神采奕奕；自然卷发，但华发早生。正所谓“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绝对是老帅哥一枚！当他穿上中山装时，更是儒雅潇洒，英气逼人，简直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

当时我们学校姓方的老师有好几位，因为我们的这位方老师外貌特征鲜明，所以他的同事们都管他叫“白毛方”，我和我的同学也曾在背后偷偷地用这一外号称呼他老人家。

方老师还有个一般人不敢有的美称——“活字典”。

方老师是解放前夕中山大学政史系毕业的老本科，在五十年代就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而又高风清流。听其他老师讲，在我上中学之前，在我们中学，一提起“活字典”，无论是方老师的同事，还是他的学生，都知道这是指称他老人家。

那时，普通话还不普及，我们的老师中除了个别客籍和归侨，老师们上课几乎都是用潮汕方言。我们读初中时，一般同学手头有的只是一本《新华字典》，潮汕音字典则很难找到；遇到生字，查普通话的读音还没多大问题，但要查潮汕话的读音，往往就卡住了。个别有港亲的同学虽然有港版的《潮汕新字典》，但遇到冷僻的字词，有时也查不到，问身边的年轻老师，往往也得不到确定的答案；但只要问方老师，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潮汕方言口语中的一些词语，往往说得出，但写不来，同样，只要我们请教方老师，问题总能迎刃而解。

不仅如此，方老师还主动教我们一些潮汕土话中出现的生僻字词的读音、含义和写法。诸如潮汕方言中的一些拟声字，像“井”字中间加一点（“丼”），或上方加一点、下方加一点之类的。直到今天，在现有的一般字典、词典里，“丼”字还能查得到，而“井”字上方加一点或下方加一点之类的潮汕方言字，则都查无可查。但这类很令人犯愁的字词，潮汕方言怎么念，是什么意思，当年在我们的方老师那里，都不是问题。

　　因为方老师是“活字典”，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对他有些崇拜。听了一段时间的语文课后，我们对方老师的崇拜与日俱增。那时初中语文的课文，最具文学性、艺术性和文化底蕴的，当数毛主席的文章和鲁迅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听方老师讲鲁迅的杂文，方老师讲《友邦惊诧论》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方老师讲解时模拟鲁迅的口吻，当他讲到文中的那些反语时，还不时用他那不太标准的“方氏普通话”重复了一遍。通过方老师的讲解、分析和绘声绘色的模拟，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的形象，以及体现在其杂文中的战斗性和犀利文风，排比、反语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等等，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方老师的渊博和深厚与我初二以前的语文老师形成巨大反差，这使我有相识恨晚的感叹，我曾暗自庆幸：终遇良师！

　　我和方老师的关系日益变铁，始于初二的第一次命题作文。

　　记得我们读初二时，第一次命题作文的题目是《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题目也是我们从初一升上初二的考试作文题（我们这一届同学，多数人是在各大队的“戴帽小学”读初一的，升上公社中学读初二时要经过淘汰考试）。我猜方老师当时的用意：通过同题重写，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对我们进行作文评点和指导。我不知道我升初二时的考试作文得了多少分，但重写的作文发下来时，一看评分，我着实吓了一跳：60分！ 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股”（即“学习委员”），而且，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起，我的作文从来没有低于70分的。这个“60分”不但让我感到非常尴尬，更对我产生强烈冲击。若干年后我自己当语文老师时，为了不让学生难堪，对按照评分标准只能打50来分的作文，一般都稍作拔高，往往都打及格分数。回想起来，我猜当年方老师或许也是这样照顾我面子的。

大概在方老师评讲这次作文的当天，那天下午放学后，我独自到方老师家讨教去了，还带着些不服气，想找老师理论一番。方老师当时对我说什么，原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概意思我是记得的。方老师对我讲：这是个议论文的题目，有几层意思——“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怎么做”必须说清楚，而且逻辑顺序不能乱……。听了方老师的当面评点和指导，对照自己作文的内容和写法，我不但自然而然地萎缩了“理论”的念头，而且口服心服。

自此以后，我利用“职务之便”（学习股每天要点收全班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常常在下午放学后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尤其是请教如何写好作文。有时是跟其他同学一起去，多数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因为谈得欢，忘了早晚，还被师母吴老师留下来用了晚餐再回家。

如此这般，大概半个学期过后，我的作文成绩，又渐渐恢复到从前的较好常态。

　　在我的记忆里，方老师从来没有因为我的“经常打扰”而表现出任何不耐烦。每次到他家里，方老师和师母总是客客气气地接待我，不但给我冲茶倒水，有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非得让我尝尝。每次一对一的面授开始后，方老师总是循循善诱，教诲谆谆；当然，有时也拉拉家常，并让我向家父带好。

就这样，时日长了，我对方老师不仅只有崇拜和敬重，而且渐渐有了“见师如父”的感觉。事实上，因为我常访老师家的行踪逐渐“暴露”，还因为方老师在课上课下对我多所关照（课上被老师点名提问，或在课间围着老师讨论问题，常常都有我的份），曾引起同学的议论，甚至有同学曾与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跟方老师拜了父子？——我并不介意同学的玩笑话，因为我与方老师确实好得不一般！

后来，我们上高中了，语文老师换成了钟老师。钟老师也是我敬重的好老师。在高中学段，每当语文课碰到疑难问题时，一般情况下我会先请教钟老师。但当我对钟老师的答案不满意或“有看法”的时候，课下我还会偷偷地去找方老师，听听方老师的解答；有时还不知天高地厚地与他老人家争论起来。而方老师对我没完没了的“长期纠缠”，还是一如既往地包容和欢迎！

我高中毕业半年后去当兵（那时高考尚未恢复），在部队的三年里，我和方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在家乡工作期间，还经常去拜访他老人家。我从师范院校毕业后，当他得知我也当起了中学语文老师时，他老人家曾向我发出警告：语文“圆胶榄杉”（潮汕方言，意思近乎深潭无底、深奥莫测；此处“杉”潮音念上声），不容易教好；除非你“性近”，否则有你辛苦的！——在离开惠来一中之前，我当过十几年的中学语文老师，教过初中毕业班，也教过高中毕业班，对方老师的“警告”深有体会，正所谓：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家乡赴莞打工，由于时空的阻隔，我才渐渐疏远了他老人家。但就像歌词写的那样，不管我走得多远，方老师都“走不出我的思念”。

　　可以说，是方老师让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上了语文。而且，这个“喜欢”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后来的升学志愿和职业选择。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我之所以能在部队当文书，后来能当高中语文老师，从学校转到企业后又能长期占着上市公司“文臣”之位，都与我的师长尤其是方老师教我打好语文基础不无关系。不仅如此，方老师及其朋辈师长的高风亮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的做人和做事！

方老师无疑是我这辈子中的贵人之一。我至今仍然觉得，能当方老师的学生真的很幸运！

　　十多年前，在惊闻方老师仙逝时，我曾以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为范，写了一首仿作《怀念恩师方承宾》：

曾记当年活字典，课前课后常相随。

学文或有难堪日，方言僻语成问题。

高风亮节树儒范，博学多才立匠威。

恩师驾鹤西游去，徒遇疑团可问谁？

我深深怀念我一生敬重的师长方承宾老师！愿恩师如庄周化蝶，飘然仙界，天堂永乐！

（2017年9月初稿，略有改动）

【附注】

1.《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孙策初见华佗时有这样的描述：“策见其人，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

2.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