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回忆

华彩

纵光

1978年，我在镇江市参加了全国高考，语文考了70多分，觉得低了，去招生办请求复查，接待我的是位40多岁的男士，他说：“你的分数在镇江地区是高分，没查的必要”，未予登记。
考试以前，体检过一次；成绩出来后，过分数线的再体检，这次要验血，据说是查有无肝炎，那时肝炎患者是不让上大学的。第二次体检在镇江的江滨医院，我们一批人在一小室里等待，我听见两个小护士在嘀咕：“你看，你看，这人47年出生的”。我正巧站在旁边，一看，正是我的体检表，不好意思，年龄大了。
那时，中学教师奇缺，有人建议，设立两年制大专班，挑选一批年龄大的、成绩好的，两年学完三年课程，授予大专文凭，迅速充实到中学教师队伍中，我被选中。
镇江师专的两年制大专班有三个班：中文班、数学班、外语班，我分在中文班。陈秉玉老师、高春华老师主持日常工作，中文班的班主任是朱同老师。印象中，整天是上课，三年的课程两年上完，课外活动很少。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逻辑学、写作、历史、外语等，蒋文野老师教授现代汉语，周仲器老师教授现代文学，石复生老师教授文艺理论，钱瑟之老师讲授过《诗经》，他们那时四五十岁，工作认真负责。
我担任现代汉语的课代表和班级墙报主编、班级写作小组组长。记得赵康琪同学（他后来担任镇江市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当时恭维
我“德高望重”，那意思是“年龄最大”。
今天回首过往，关于“大专班”的记忆很少，记得有次考试，我的某道试题答得较好，高春华老师给我加了分，好像是关于古典文学的。时间紧，记忆都近似：上课，做作业。
毕业前，上实习课，我被分配到镇江一中，在高一（6）班实习。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学生学习自觉性强、理解能力强，上课的课堂纪律好，我喜欢这氛围。我的高中在南京一中（也是省重点）度过，我仿佛又感受到久违的气息。实习一个月，上过几堂课，批改了一次作文。每一本作文本都干干净净的，字迹清晰端正，每一篇作文都有四到五页，甚至七到八页，这些，我都满心喜欢。批改作文，要指出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还要加眉批、总批。我对这五十多本作文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缺乏想象力，思想不活跃，这些，又让我心不安宁，这是省重点中学呀！因此，我在很多作文中的总批里写上：“希望发挥想象力”。高一（6）的语文老师是一中的语文教研组副组长，也是我实习的指导老师，他注意到了这点。他问我：“你觉得中学语文教学要注意什么？我竟脱口而出：“增强想象力。”说完知道答錯了，标准答案是增强“双基”，即教学内容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语文知识有字、词、句、篇；语文能力有听、说、读、写。今天，我71岁了，回首以往，我认为：语文教学要抓紧“双基”， 也要增强想象力。
报载：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调查不一定很准确，但中国孩子要增强想象力，则是必须的，这几年，国内教育界对此有所反思。
这以后，我一直注意此事。我想，年轻人忙，功课多，看课外书的时间少，我收集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比喻句，编成一本小书，让他们有空翻翻，这样不断收集，收集到精彩的比喻句有310句，至2015年，编成了《六觉比喻和六觉通感》一书。
1981年2月，我到镇江九中报到，开始了七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刚到九中时，张华荣校长、居乃复教务主任让我到他们办公室做一张试卷，我一看是高三的，内有100题，划主谓宾定状补。我心想，自己是教师了，总不能反复思考吧，便看完划完，很快交卷。事后，有人告诉我，99道题和标准答案一样，有一道题也不能算错，因语法有各种派别；这样让我上课堂了。
我教两个班的语文，一个班每周上7节课，每天还有一节自习（早自习或下午自习），也要到堂；这样，一个班每周上13节课，两个班上26节课，工作量不轻，被称为“主课教师”。
九中是普通中学，班级里学生有的成绩好，有的成绩差，而教材和教学进度是針对80分的同学设计的；这样，90分的吃不饱，80分的正好，60分的就跟不上。我比喻为“饺子、面条、汤团一锅煮，有的熟了，有的生的”。应该分成小班，因材施教，最好落实到人，一对一，但哪来这么多教师和教室呢？无奈。成绩差的同学听不懂，就做小动作，找他人说话。一会，课堂里就“嗡嗡嗡”的，成鸭子塘了；班主任在办公室里听到了，就往窗口一站，全班鸦雀无声，学生名曰“鎮压”。我不喜欢这种课堂纪律，挺怀念在南京一中求学的那种课堂纪律。记得高一时，物理学力学，力学较为抽象，教我们的是徐庭模老师，他20多年专教力学，讲课形象生动。用打弹子作比喻，小玻璃球碰大玻璃球，小的后退，大的不动，两个同样大小的玻璃球相撞，各退一步，这和质量有关。他讲课时常用烧饼、油条作例，生动易懂。有次，他提问：“两个汤圆相撞，会怎样？”大家都愣了，后有两三个同学答：“粘在一起了。”“对啰” ！他那时50多岁，特级教师，讲老南京话，一堂课仿佛一场单口相声。45分钟课，他25分钟讲课，20分钟说笑，全班一会哄堂大笑，一会万籁俱靜，进入了艺术的境界。
想学徐老师，我把该教的都教了，剩下的就讲一些文史趣味，有一次，我一口气介绍了5首外国民歌，先讲歌词大意，再轻声哼唱，那优美的异国旋律把学生们听迷了。班主任有时听不到教室里的一点声音，以为我把学生带到操场上去了。过来一看，学生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上课，是生活的倾诉、真情的回报、生命的宣泄。感谢上苍，每次都派了50多个少男少女，睜着大眼睛，做我忠实的观众。
我要讲好课，让他们喜欢听。7个学期，我上了一千多堂课，那是一生中美好的享受、幸福的回忆。
我教语法和教课书上安排的不一样。教课书上要求教师在黑板上写4个句子，然后请4位同学上黑板划出主谓宾定状补，4位同学写好且全部回到座位后（这中间，课堂里常会“嗡嗡嗡”的），教师再逐题讲解；然后再写4个句子，这样，一堂课可讲解16个句子。我则请同学们翻开一篇课文，从第1句开始分析起，我请大家一起轻声回答，我即时分析。这样，免去了学生上上下下（那样，“气” 都断了），一堂课下来可以讲解30多句。我就像连长，带着一支队伍急行军，不时提醒着：“跟着我，朝下走”（ 嘿！来劲）。一堂课下来，大家连续思考，力求入脑动心。记得有位叫李为民的同学下课后对我说：“老师，我小褂子都汗湿了。”我高兴地鼓励：“好，学习是要流汗的”。
我这样教行不？心里没底。过了不久，区里举行统考，学校、班级、姓名都写在试卷左侧，考完后用缝纫机订上，再蒙上，换校批改。我教的那两个班，均分76点几，成绩较好，其中，张玉玲同学还考了102分（满分，有一题回答的有新意，加了2分）。
分数，教育局、校领导、家长、学生都重视。分数好了，我就放手“教改” 了。我特想教学生写诗。17岁，我高二时开始喜欢读诗、写诗，高三时担任南京一中校话剧队队长（全队3 0多人），创造了一些小剧、对口词、朗诵诗等，能演一台节目给全校同学看。68年去苏北农村插队，73年，我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一组诗，20多首，中间用散文联结，出现故事和人物，行吗？我把作品寄给贺敬之看，他回了信，给了鼓励，说这可以叫“散文联结的抒情组诗”。江苏省诗界知道后，先后6次邀请我参加了省级诗歌研讨会和学习班，十多次参加了地区、县举办的创作会议。我由此认识了江苏省的著名诗人章品鎮、忆明珠、孙友田、黄东成、陈咏华等、他们给了我指导。
在农村时，我写了不少诗，其中《小油灯》、《闪电像抖动的鈡绳》受到好评：“小油灯呵，捧着一颗跳动的心，照亮了——我心中的夜空。”“闪电像抖动的鈡绳，拉出了满天雷鸣，大风张开了翅膀，天要抖擞，天要飞腾”。 78年，考上大学时，写了《我的1978》：“伸手一摸，风都是热的；风抚摸着我，用温暖的手”。
我挤出了两节课，先用一节课讲解优秀的诗歌，以及诗的大概写法；下一节课在黑板上写出20多个题目，大家任选一个，作诗一首。我把两个班交来的100多首诗看了一遍，逐首修改（很兴奋），又挑选出30多首来，让学生们抄出来，贴在教室的墙上；又发给每个学生8张白纸，让他们从30多首诗中选出20多首，编成32k的诗集；订起来，画出封面，写上前言、后记，还画上尾花。
大家很高兴，人人当了一回小主编，很快，100多本诗集垒在我的面前，像筐金灿灿的果实。我带上两本，去了《镇江日报》社，文艺科的一位年轻的男编辑接待了我，他很高兴：“都是学生写的？” “是的。”他留下了一本，十多天后，《镇江日报》发表了九中三位同学的诗，记得是孟祥东、王晖、王红妹。语文组长王道明很高兴，用大红纸给党支部、校长室写了“喜报”，贴在布告栏里。办公室里，老师们一片欢喜，同学们也过节一般，我买了五十多张报纸，两同学一份。后来，孟祥东上大学（北航）期间给我写信：“你教我们写诗的情景至今还记得”。
一进九中，迎面有两面墙，涂上黑漆，作为黑板报，但多年来没老师负责。校长让我管，我欣然接受了，我挺喜欢搞墙报的。记得在农村插队时，省里有人要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视察知青工作。公社书记接到电话后，让我立即写文章，我从晚7时忙到凌晨4时，写了十几篇小文章：编者的话、小通讯、小故事、宝塔诗、快板等，有4个知青抄写。他们晨7时把大专栏贴上了墙，还请会美术的知青画了刊头、勾了花边。9时，县里领导陪省里的同志来视察。
九中后面有座小山叫鹤山，我给墙报取了个刊名《鹤山春》，两周一期。这个墙报对全校有所带动，每个班成立了写作小组，由班主任抓，给校报供稿，报道班级情况，有的班级也编写了班报。我负责审稿，改稿，排版。另外，从全校找了七八个同学，担任抄写员、美工，负责校报的抄写、美化。我喜欢搞通栏大标题，或两边写对联，这都是我自己挥写。
九中只有一个音乐老师，年纪较大，平时没有文艺队会。有次，市里搞文艺汇演，学校让我负责。我编写了诗表演《雷锋叔叔回来了》，并予以导演。朗诵队有20多人，有集体朗诵、男生朗诵、女生朗诵、男生独颂、女生独颂5种形式，交叉进行。队列前，有演员表演了3个小故事：扶老大娘过街、帮助推车、拾物交公，总共30多人，中有音乐伴奏。该节目最后获得创作二等奖。
以后，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眼睛一睜，忙到点灯”，感到亲切，我也曾经这样辛勤地为亲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过。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农村当知青（l0年）时，每月只挣5元，找对象都困难，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工作，每月工资40多元，还有人介绍对象，生活发生了巨变，我想努力工作。
1984年7月，我调回南京，在鎮江火车站广场，回望这片热土，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