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外 知 青

舟行水

1968年下放农村，距今已50周年了，全国各地的下放知青陆续有各种纪念活动。我与大多数知青的经历略有不同,当年就不曾有过知青集体生活体验，如今也少了参与那些群体纪念活动的激情，但觉得还是有些话想说。

我是“老三届”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正好赶上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洪流。当年江西省搞“左”的一套还是很有招数的，不光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城市里凡没有正式工作单位者统统都要赶到农村去，甚至把那些合作组织也全部砸烂，人员全部下放农村。父亲偏偏就是合作单位的人员，为避免全家下放农村，父亲提出带儿子去农村插队。当时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可通融之处，只要不是单身去农村，带上一个子女就行。单位本来要求父亲可只带上一个小女儿去，见父亲提出带儿子去，单位上立即答应，并派人到我学校联系好，让我随父亲下放。

初时我是百般地不愿意随父亲走，虽然年幼，却隐隐地感觉脱离了同学群体，将来可能影响个人的前途。这个理由当然挡不住家人的轮番劝说，我本是必须下放的毕业生，而我随父亲走就可使妹妹免于下放，年仅16岁的我左右不了自己的去向，于是只有随父亲下放到了永修县江益公社江益大队红星小队。

这种脱离组织的行为，导致了我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徘徊在主流“编制”之外，从一开始我就算作是成户插队，不属于“五七大军”编制，只是个“编外”知青，恰似一只失群的孤雁。

最难忘刚到农村的那个夜晚。我们是乘火车下午四点多钟到达江益车站的，下放人员先行运达的家具行李都堆放在公社办公楼前的场地上。当地各生产队派人拿着纸条点名找人，然后各自找好自己的家具行李，由生产队来人接回去。

我们到达生产队后天已黑了，家具行李都堆放在村中的空地上。共三户人下放到这个队，我家就两人，其他两户人多些，先安排他们。我就坐在自家的行李箱上，茫然地张望四方。周边漆黑一片，只有边上农家窗口透出些昏黄的煤油灯光。夜风簌簌，那秋末的寒意更让我对未来感到心凉。

安排我家住的是半间茅屋，它曾是一个流落到此的安徽人住的，约五、六个平方米，土砖墙，茅草顶，两米来高，房顶茅草上缀满了二、三十厘米长的烟尘，一张用松树干搭的床，宽约1米，上方拉了块布挡烟尘，不小心碰一下，烟尘就洒落一床。门是用竹子编的，靠门口是个灶台，有锅没锅铲，一农民回家找了个搅猪食用的破锅铲送给我们用。茅屋的另半间住的是一对流落到此的安徽兄弟，中间的芭茅草隔墙约一人来高，上半部分都是通的，与那兄弟俩搭话都不用高声，晚上睡觉翻个身对方都听得到动静。我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下放生涯，这深刻的第一印象让我刻骨铭心。

这里没人把我当作什么知青，我完全过着农民一样的生活，犁耙耕耘，割谷插秧，挣工分吃饭，没人给我什么特殊照顾，什么贫农大娘的关怀、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我从未有过这些体会。倒是那生产队长欺我年小，找茬在我头上抖过威风。还有一次随队里十多人上山扛树条，最后剩下两捆，这队长还要我多跑一趟多扛一捆，把我给压伤了，第二天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至今背上还留有当年的压伤。

农村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每天就是出工收工，回家做饭，没有其它色彩。也没有外面的任何信息，什么招工、参军等，我从没听说过，当然也就与我无缘。农村的艰苦生活让我十七、八岁就患了胃溃疡而不自知，后来被生产队派到柘林电站做筑坝的民工，胃部大出血被抬到医院抢救，从此这胃病与我如影随形，终生相伴。

在柘林电站又被抽到营部（公社）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基本上由九江和上海的知青组成，在这里我才有了一点知青的感觉。不过仍是“编外”的，有时上级从宣传队里抽调知青去搞什么工作组（备选干部）以及招工等，我这个“编外”的还是沾不上边。

那些年像我这样的“编外”知青也是蛮多的，有的也是如我一样本就是学校毕业下放的知青，因家庭下放也就随家落户；也有的是年龄尚幼，随家庭下放后也就成了“编外”知青。“编外”知青在农村的境遇可能都差不多，挣工分过日子，真真切切的农民生活。但后来离开农村的情形却各不相同，有的凭着亲友的关系招工回城，有的后来随家庭回迁，也有的在当地成家立业。我是经历了调换劳动地点又被拒绝落户，再申请病残回城等反复曲折后，才把户口迁回九江。其中曲折难以尽述，辛酸苦涩唯有自知。

回城后成了街道待业青年，做过搬运工，干过家属工，后被街道抽到政工组搞落实政策工作，以后又兼过团委干事。在街道的关照下，被招工到集体单位算是有了正式工作。开始是欣喜的，颠波多年，终于有了安定的正式工作。然而，此后由于集体编制问题却让我屡受羁绊。

我原本对于“编制”并无认识，“文革”前国营、集体、干部、工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文革”以后，这些不同编制的差别就逐渐强化了。曾有多个政府部门欲调我去工作，皆因我不是国家干部编制而作罢。1980年代初为解决“文革”中形成的大量的以工代干问题而搞了一次普遍的转干工作，唯独对集体编制的以工代干不予考虑。我那时已在二轻局（原手工业联社）工作，真切地体会了对集体编制人员不予转干、不准任职、不得考干的无情铁规。

刺激最深的是1983年江西省行政学院恢复招生时，市二轻局分配了一个报考名额，我被组织上推荐去报考，考试成绩比录取线高出58分（据说是九江市考生中最高的），但结果却因不是国家干部身份且还是集体编制而未录取，而如果是全民所有制工人身份的考生则可以录取并由学校统一转干。此前省里通知报考行政学院的文件上并没有明确身份限制问题，而此后凡涉及考干的文件就专门强调了身份限制。这种情况江西也是独领风骚的，外省这方面比江西开放得早，如此身份歧视怎不让人心灰意冷？

直到1989年，江西省终于网开一面，允许“五大”毕业生不限身份参加考干，但又冠以改革名义，谓之聘用制干部。我因业余学习拿了电大毕业证，得以参加考试并被聘用而脱离了集体门，后又被调至事业单位直至退休。按照当初考聘用干部时的文件精神来理解，我退休时可以按工人、也可以按干部退休，但仍没有国家干部身份。故而我时常自嘲：坐了几十年办公桌，先后待了多个机关部门，到头来却还不是国家干部。

回想自己小学四年级时就曾在数学竞赛中获得过全校和全市第一，

学校的奖品是个普通的作业本，只保留下这第一页

市里的奖品是个硬皮日记本

学校还奖励我免交一个学期学费，母亲用免交的学费为我买了这件时新的海魂衫

小升初考试又是全市第一，却因拔尖子扶持民办而被分配到民办中学。下放农村成了“编外”知青，回城工作又是个集体编制，好不容易考干却又是聘干，始终被摒斥在主流之外徘徊，劳碌一生，却没能从事自己所理想的专业，多少有些遗憾。 同学聚会时有人戏说，若不是“文革”所误，我有可能会如何如何。我一笑了之。私下自忖：仕途非我所愿，若机缘惠顾，倒可能在学术方面或许会有些作为。真是造化弄人，时耶？运耶？命耶？

反思了一下，也许自己有抉择上的失误，一是下放时脱离组织随家走，二是回城后慌不择路错投集体门。再一细思，其实也难怪，形势所迫，别无选择，在时代的潮流中谁能自己把握个人的命运？好在退休时句号还算圆满，往日的愤懑皆如过眼烟云，只是在这下放50周年之际，多少总还是有些感慨。

有人在回首下放经历时高谈“青春无悔”，我对这种说法总觉得有些别扭。所谓“悔”，是懊恼过去做得不对。无悔，就是过去做得是对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几千万知青下放农村，除了当初报纸上宣传的几个典型说是自愿到农村的，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极不情愿的。既是身不由己，也就不存在悔与不悔的问题。至于在农村吃了苦，经受了锻炼，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非主观愿望的结果，既不是主观愿望，当然悔与不悔也就是一个伪命题。与其说无悔，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因为下放农村完全是无奈的。如果真的是无悔，那么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有谁还会选择去做一回下放知青么？或者现在有谁愿意再把自己的后代送到农村去练筋骨、炼红心呢？我想，高谈“青春无悔”，只是表现了在历经苦难后对如今生活知足的一种幸福感，特别是一些在职位、财富等方面有所成者更能产生一种成就感，“无悔”论正是这种幸福感、成就感的一种煽情的渲泄。

我忘不了1968年10月15日甘棠公园广场上送别同学，那蓬车出发时车上车下的泪水连成一片，更忘不了那年11月4日我随父下放时，火车站台上与车厢里那一阵阵的啜泣声。“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的衍生物难道还值得肯定？（“文革”前也有少量的社会青年下放农村，但只有“文革”中兴起并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才成了一个国策。）且不说知青群体也曾发生过许多悲情事件，就是大多数知青后来的生活并非都是如意的，多少知青为求生存多年在底层挣扎，有的生活稍觉安稳又遭遇二次下岗。难道他们真的是天生愚钝？还不是因为下放农村耗费了学习成长的时光，起步时就处于最低台阶，只能是学无所长，艰难谋生而已。我们满足于幸福感成就感之余，还要想想那些仍有些潦倒的同辈。

不管怎么说，下放50周年还是值得纪念的，它是我们走入社会的第一课，在农村磨砺出来的毅力使我们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也有所受益，也使我们的人生丰富了些许色彩。闲暇时，我也常回忆农村生活的许多情节，但伤痛多于怀念，思索多于赞美，只想冷静客观地审视那一段经历。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地评价知青生活，那是时代造成的客观现象。也不能站在个人角度而耿耿于怀，怨天尤人。对于那曾经的苦痛，过去了就不要再去纠结。我对自己的下放生活可以做到无怨，但并不认可无悔，因为我的“编外”人生，从一开始就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觉得，纪念知青生涯，应该是悲壮甚于豪情，可泣甚于可歌，只有正确地看待那段历史，才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而欣慰，才会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才可吟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苍劲。

周起鑫 二0一八年十月于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