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七零届，我们的七零年（六）

苏仁

一九七零年九月，参加工作已经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完全是按照部队新兵连的训练方式进行的。每天训练安排的紧张程度，几乎让我找不到功夫去上厕所。有时候你正在厕所方便。就会又听见外面的集合哨吹响了。这是我一生以来从没有体验过的。所以我们只能每天跟随这些退伍兵的军队生活节奏处理自己的事。

那一段恰巧我家从农业大学调到了农林部。由于那时正值是北京农业大学往陕西延安搬迁，所以农大一些同学说你们家可真幸运，学校正要迁往黄土高坡了。你们家却恰恰这时调离了学校。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们父母都是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对黄土高原的生活艰幸深有体会。所以当我接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木樨地地址时，这时我还根本不知道木樨地在北京何处。

那时，长安街正开膛破肚的修地铁。整个长安街两侧都被挖出来土堆得像一小山似的。我泥一脚水一脚的爬过土堆后，才看见大片整齐的楼区。回到家时，看见母亲正在厨房用煤气炉烧饭。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使用煤气做饭。原先在农大时，一直使用的煤饼炉。这是我到北京五年后，第一次真正感觉自己像个北京城里人了。尽管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然而这就是七十年代初的北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我父亲属于工农干部，随大军南下后，从当县委书记干起，进城后管过省体委，湘雅医院，进北京后又扎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农业大学。所以他比较符合毛主席，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的标准。文革中期被抽调到农林部工作。也符合国务院对各部委补充经过基层实践的干部的要求。这是因为，原先部委里的许多干部被打倒的，被下放的，被审查的，致使三里河小区，偌大一片楼房，许多房子被空置。这放在今天都不可想象。

然而正如苏轼所说，高处不胜寒，那时候政治运动就像翻烙饼一样，今日放晴，明日就落雨。调进农林部不久，另一派又掀起精兵简政的运动，父亲面临到省里任职的选择。恰巧有一天他在下班途中，遇到了他在晋绥中学的校长郭锡兰。郭锡兰当时正任西藏革委会主任。而当时我们两家住的楼距不过二三百米。只不过他们常年在西藏工作，所以两家从来都不知道相互是邻居。自从四九年分别后，二十年没有见过面。所以老校长知道了他的处境，就让他来西藏支边。果然不久他就被调到了西藏工作。

我们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一结束，就开始涨工资了。从12元调到了工资18元。新兵训练队三个月，我们连钱毛也没见过，12元工资直接划到连队炊事班，我们实行包火制。多出来的六元钱，可以买一张五元的通用月票，毕竟每周六可以回家了。一日，为了庆祝涨工资，晚饭后，我和陈彦志到黄村镇买点吃的犒劳犒劳自己。第一次赚钱买东西，也不知道该买什么，贵了又买不起，咸菜之类的又不愿意买。东转转西转转，最后决定买一大瓶浓缩橙汁喝一喝。他说他们家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妈妈经常用浓缩橙汁兑水给他们兄妹喝，特别好喝。这玩意儿我却从来就没喝过，所以也就听任他安排。之后我们又买了几个巴拿马香焦，因为我们俩有很久没有吃过香蕉了。那天我们提着吃的，抄近路从稻田里往回走。这时水稻已经收割完了。稻谷都码放在田埂上。我俩边走边琢磨，好像有点不对劲。就这点东西拿回去，绝对属于狼多肉少啊，即便兑水也不够一个班喝啊。搞不好班长还要批评我们搞特殊化呢。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干脆咱俩就在这儿把它们喝光吃光。俩人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就着寒风，你一口我一口的就喝开了。这浓缩橙汁不兑水简直就是甜的发苦。尤其是边喝边吃香蕉。那个滋味就像是在吃盐。即便如此，也不舍的倒掉。俩人还互相打气，互相鼓励。大口点，大口点，四十分钟后，总算消灭干净了。回到宿舍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时候规定十点半熄灯睡觉。本以为一切都平安无事了。然而到了半夜突然风云骤变。一点多钟，我突然感觉肚子疼的受不了啦。这种疼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疼。感觉肠子里在翻江倒海，既想拉又想吐的感觉。一个咕噜起身就往外跑。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一头钻进树丛里，蹲在地上一口口的往外吐，橙汁伴着晚饭几乎是整块整块的吐出来。浑身发软，大汗淋漓，吐出来的气味十分难闻。连续换了三处地方，才稍微平静了一点。折腾了一个小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悄悄躺回到自己床上。天空皎洁的月光依旧隔着窗户照进来。望着天空的月亮🌙心里只有一句话，操蛋！今天遭报应了。吃独食者必无好报。

尽管当今社会美味菜肴之丰盛，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自认为在京城已经品尝过各种美食后，能让我一菜难觅的菜肴，竟然是我在电信局二台吃过的烧茄子和煎带鱼。这两道菜虽然在京城各家菜馆都能找到。但是，找到的仅仅是过去的菜名，而不是过去的味道。

我们在二台吃到的这两道菜，均出自我们食堂王半勺之手。王半勺瘦瘦的窄脸，夏天总是光着膀子围一条厨裙。每次给职工打菜时，他总是勺子高高举起，到菜盆里满满的捞一勺子菜，然而就在要往你的饭盒里盛菜之前，只见他轻轻的一抖手腕，方才的一勺菜有一半就被他颠回到菜盆里了。所以，被我们冠之以王半勺美名。作为大厨，他这个美名即表明，他炒的菜即好吃又不会亏本。王半勺最擅长煎带鱼和烧茄子。煎出来带鱼呈现均匀的暗红色，肉香骨酥，吃到嘴里，肉骨即可分离。鱼骨头恰到好处的酥软。令现今各家餐馆做出来的煎带鱼自愧不如。现在煎带鱼都是把带鱼炸出来，而不是煎出来的。而过去，王半勺是用平底锅，把鱼段一排排的整齐的排在锅里。不时把鱼段进行翻动。所谓一个煎字，就包括加水小火焖的时间。如果没有焖到足够的时间，就达不到肉香骨脱的效果。所以，掌握火候的功夫十分重要。

在当今这个快餐社会里，煎带鱼为什么总是做不出以前的味道?关键是没有足够的煎焖时间。自然也就怎么也做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同样，王半勺的烧茄子自然做的是色香味俱佳。但是，即便是如此平常的一道家常菜，满北京至今也找不一家能把茄子烧到王半勺水平的餐馆。如果说能接近王半勺水平的烧茄子的餐馆，比来比去，也就大董烤鸭里的烧茄子还比较接近。业精于勤荒于嬉，一个普通小食堂的厨师，能把一两道菜做成令人终生难忘的记忆，那得是一个做事多么认真的人啊。说他伟大也不为过。

二台隔壁院子就是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在里面劳动改造。演黄世仁的陈强，演地道战的高传宝。我们每周六回北京，都会从他们的菜地里经过。有时候就看见陈强和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在浇地。西红柿，茄子，辣椒，黄世仁认真的光着膀子，肩上搭一块毛巾，蹲在地上研究长势。我们有时候就逗他们。能吃个西红柿吗?他们摇摇手，我们就说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也从来不问个价。他们总是特高兴的冲我们笑。 1971的元旦，我们电力班李志德邀请刘二峰，陈彦志和我三个人去他家过节。因为他爸妈都去了干校。家里就他一个人在北京。他们家住在建设部大院，离我们都很近，就两三站距离。我们一起过也免得他孤独。我们开始挣工资了，也就有资格自己决定生活方式了。买了一些酒，熟肉，水果。小哥几个准备喝点。等我们都准备好了，李志德说他的隔壁有个王叔叔，上海人，做得一手好菜，画的一手好画。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自己一人住，过年了也没什么事。要不叫他一起过年吧？我们当然也不反对。一会儿那个叔叔就来了，一进门就逗我们，小哥几个准备喝点啊 ?我这儿也没什么准备，给大伙炒个下酒菜吧。好啊好啊，我们都一直欢呼。炒个什么？他自己问自己。炒个青蛇白蛇配许仙吧！我觉得很稀奇。只听过牛肉烧土豆，猪肉炖白菜，。。从没有听过这种像诗词一样的菜。做完后我才明白，这道菜其实说白了就是韭菜粉丝炒鸡蛋。王叔叔原本是个建筑设计师。不知什么原因，被下放到干校锻炼后才回来。听说夫人和他离婚了，自己一个人住在筒子楼里。王叔叔笑呵呵地说，过年了，我很高兴和小哥几个吃点喝点，高兴高兴。我再给你们画一副画做个纪念吧！说着回去拿了点颜料和纸。今天我给你们画个手指画。说着只见他用手指沾点颜料，指指点点，手指和手掌并用，一会儿功夫，一副春花盛开满山谷就画好了。我羡慕地看着他健壮的身材，白白的皮肤，谈笑风生，似乎无所不知。又谦和又有才。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变成像他一样的人呢？人的才华光辉总是在行动中显示出来。而完全不需要用语言去表示。这就是这个新年给我的启示。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新青工给军代表每个人都起了外号。何代表叫老阴天，冯代表叫笑面虎，梁代表叫梁摸摸。每一个外号都会有些生动的故事。

复转军人范景致，外号叫东风吹。原因是每次开会发言，他开头的第一句话总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其实后面的内容可能和谁怕谁一点关系都没有。长此以往，人们就把他称之为东风吹。

我们连报务员潘梓成的外号就比较长一点，他外号叫，“我是潘梓成的潘”。原因是每当他接电话时，对方问是谁在接电话？。他总是信心饱满地笑着说，我姓潘，是潘梓成的潘。那时候复转军人大部分都是结婚后转业的，而部队给的婚假一般都不太长。又大部分是媒所之言，所以，几年不见面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媳妇从山东农村来看他，他自然请假去汽车站接她。结果一上午也没接来。中午回来当军代表知道。他竟然没有接到自己媳妇，就回来吃饭了。立刻气坏了。他命令潘梓成立刻赶紧再去接。之后也让文书带几个人出去帮助找。等到下午潘梓成依旧没有接到媳妇回来时，发现军代表桌子上有块花色包裹皮。他高兴地问道，军代表你们接到我媳妇了?军代表故意逗他，说没有接到。这次他变聪明了。他说，梁代表，别骗我了，桌子上的包裹皮就是我们家的，我认识。梁代表被他弄的哭笑不得，斥责他说，你他妈连媳妇都不认识，包裹皮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你可真行。回去吧，文书带你媳妇去食堂吃饭了去，把人家可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