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的选择

南海北阳

　　对于临终这个话题，也许你觉得离我还太遥远？

其实，从婴儿哇哇降生到老年卧床不起，都是人的一生中必然会经历的自然现象。每个人，包括自己以及自己的长辈、亲人，或早或晚都会面临临终的时刻。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生老病死，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

人生是短暂的。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都在不停地追寻着长寿秘诀和属于自己的幸福。

全国很多地方都曾经统计过当地的幸福指数。但在这些统计中往往忽略了在幸福指数中 “死亡质量” 这个不该遗忘的重要指标。

医学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临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病人怎样健康地活下去，而且还有如何面对死亡？

能不能 “善终”——这可能是现在最使我们难解的一个幸福命题。

（一）

　　前些年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公布了《 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 》报告，其中英国高居全球第一，中国排名第71位，处在倒数第十位。

什么是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者临终前最后的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医药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这时，医生除了 “ 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 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伴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助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那天，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医生：“ 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 当然可以啊！”

于是维多利亚太太便高兴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二）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

二是治疗过度。让无法治愈的病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使病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 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 哪怕只有1%的希望，你也要用100%的努力。”

每天，他都会面临这样的请求。

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在那些绝症病人的最后时刻，这样的抢救其实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病人已经治疗无望，却还让他继续遭受额外的痛苦，还花了很多冤枉钱。数据显示，许多中国人一生大笔的医疗费用，白白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一次，刘端祺善意地劝导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

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了他。

没多久，这位病人卖了房子来住院了。

又没过多久，病床换上了新床单，病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地方就是ICU（英文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即重症监护室），尽管那里摆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痛苦，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三）

　　美国是当今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晚期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过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还有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相同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质量！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当绝症病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当医生询问 “是否采取抢救措施 ” 时，家属们往往会立刻说：“ 是！”

于是绝症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子上挂一个 “不要抢救” 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 ‘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四）

　　穆尤睿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多人的强烈共鸣，形成如此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让许多普通美国人开始反思：“ 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身患绝症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 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地离开吧！”

他的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 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

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 生前预嘱 ” ：

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

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

穆尤睿回答：“ 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

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生命质量的植物状态？

美国人选择了前者，而中国人目前大多选择了后者。

（五）

　　1983年，“人民作家” 巴金先生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症。

1993年2月，巴金出现晕厥症状，非常危险。

1999年2月，95岁的巴金先生病情急转直下。经过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了生命。

但是他的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于是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他自己说了不算，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监护仪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这样的状态，足足维持了五年。

2004年2月，巴金肾衰竭，病情危重。2005年4月，巴金腹部腹水，诊断为腹腔间皮细胞瘤。10月3日，胃部出血。10月13日腹腔大量出血，确诊为恶性间皮细胞瘤。

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痛不欲生，求死不得，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我为你们而活。”

（六）

　　华益慰，原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常务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评为 “ 感动中国 ” 年度人物。

2005年7月25日，华益慰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他平静地坚持为病人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的第二天住院，八天之后接受全胃切除手术。

术后，返流现象特别严重，人只能半卧，根本不能平躺。

为了控制癌细胞的扩散，华益慰接受了腹腔热化疗，一周化疗两次，一个月内共做8次。化疗期间，华益慰呕吐得特别厉害，无法进食，只能靠鼻饲管点营养液。他和家人都认为这是化疗的反应，扛过去就可以恢复进食了。

“他原来身体的基础很好，第一次手术后体重还维持得不错。如果不做化疗，慢慢恢复饮食，也许能恢复得好一些。是化疗把他彻底搞垮了。” 老伴张燕容说。

化疗结束两三周后，华益慰仍旧恶心、呕吐，不能进食。胃肠造影发现，已发生了回肠末段肠梗阻，后来连一点大便都没有了。腹胀、呕吐严重，不仅没能恢复饮食，连鼻饲营养液都打不进去了。在疾病折磨下，华益慰更加衰弱，出现了全身水肿，心脏、肝、肾功能均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进行以解除肠梗阻为目的的又一次手术。然而手术后，肠吻合口漏了，肠液、粪便、血液流入腹腔，造成严重感染。肠道已不可能恢复，这时即使没有癌症，人都很难活下去了。

这次手术失败后，华益慰的身体彻底垮了。华益慰还清醒地对战友们说 “ 我的病已无力回天，不要再使用那些昂贵的药品，做昂贵的检查了，只要能让我稍稍减轻痛楚就好，为国家省一点吧。” 这是一生没有给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的华益慰提出的最后请求。

当时，经过三次手术的华益慰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有静脉输液的管子——由于他不能吃任何食物，因而全靠各种营养液支持着；气管切开插入导管，用以帮助呼吸；从鼻子进入的是肠胃减压管，管子很细，要随时看着防止被堵塞；腹腔有两条管子，用于引流腹腔内的血液、粪便以及肠道其他分泌物，每根管子都由两根管子套在一起，要防止发生错位使管内液体外流时引起感染；还有导尿管……

此外，由于手术后肛门有分泌物，因而尿垫需两小时换一次。

而护理中最为关键的还是随时吸痰。由于此时华益慰已无力咳嗽，需要外力帮助将气管中痰液及时吸出，几分钟就要吸一次，否则一旦被痰液窒息立刻就有生命危险。

这一切令华益慰痛苦不堪，但是治疗和抢救仍在继续。

随着气管被切开后，吸痰就显得更重要了，有时睡觉时痰液也会不停地往外涌，需要不停地用纸巾擦试。

生命的最后几天，华益慰不止一次地求着对给他输液、输血浆的医生说：“ 别输了，别再浪费了。” 也不止一次地对老伴说：“ 我不想再撑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2006年8月12日，73岁的华益慰去世。

华益慰主任行医56年，为病人手术数以千计，退休后每年还要做100多台手术。“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深。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会这么痛苦……”

临终前，身为病人的切身感受，推己及人，名医华益慰留下了无比沉痛的话语。

华益慰主任的感悟，也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医学能力有限，还不能包治百病的现状。如果患者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治愈，理应想方设法进行治疗。如果治愈不了，那就尽力缓解病情、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那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力尽所能地帮助过他们了！

（七）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这种治疗方法已被全国大中小医院普遍采用，并深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朱正纲院长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同行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已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减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 “肿瘤医生”。因为外科医生关注的只是这次开刀成不成功，手术漂不漂亮，而肿瘤医生则还要关注患者的术后感受和治疗效果，以及生存的质量到底好不好，“ 这有本质的区别。”

（八）

　　罗点点发起成立 “ 临终不插管 ” 俱乐部时，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要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几万元，最后 ‘ 工业化 ’ 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 “ 临终不插管 ” 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 “ 五个愿望 ” 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 “ 生前预嘱 ” 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 “ 尊严死 ” 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能帮助父亲有尊严地离开世界。

陈毅元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

“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医生：“ 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 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陈小鲁当时就沉默了，他不敢作出这样的决定。“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 “ 尊严死 ” 后，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绝症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悲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 罗点点很感动。

（九）

　　2005年，80岁出头的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屋住进了 “ 养生村 ” ，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奖项。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她感觉 “ 疲惫已淹至胸口 ”。

一天，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两个人的对话，渐渐谈到了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时，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最后一刻仍有 “ 腹有诗书气自华 ” 的优雅。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着一片清朗洁净。

以 “ 读书人的样子 ” 死去，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

你呢？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的家属，你期待亲人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人间？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父亲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父亲给孩子们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似的全家福。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 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坚定地说：“ 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十）

　　这是上海的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许多医院里发生——一位80岁的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

家属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救活！”

经过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他活了下来。

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

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病人紧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

虽然每天坚持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

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在死亡边缘痛苦地挣扎。

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他的床头放点薰衣草吧。”

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放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人的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病人还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

一个人活得不自在，再长寿又怎么样？

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到任何生命的尊严、快乐与幸福，生命的意义何在？

让一个孱弱的病人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又被痛不欲生的病痛折磨了十天，又让他多遭了十天死去活来的罪，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

我们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过吗？

难道我们希望的忠、孝、仁、爱就是这样的吗？

（十一）

　　一位和“脑卒中”打了十多年交道的医生亲历过这样一段往事：

“我选择放弃。”她低着头，眼泪不停地从脸颊流下。

“我和老公以前已经商量过了，我俩谁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放弃治疗。”说完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

她还年轻，老公才35岁，他们还没来得及要个孩子。

我是医生，坐在她对面，刚刚向她交代完病人的病情和注定不良的结局。每次面对家属，进行病危通知，我的心情都跟着很压抑。身为医生，面对束手无策的疾病，有时的确很无奈，只能怀着沉痛的心情，告诉患者家属这种病治疗效果极差，我们已经尽力了，请做好最坏的准备。

每年我们抢救过许多脑出血的患者。很多病人因为发病急，出血量多，即使手术保住了生命，但却给社会、给家庭创造了一个个崭新的植物人。

亲眼见证着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突然倒下变成“废人”，成为全家的累赘。常年卧床，吃喝拉撒，鼻饲导尿，反复肺炎……

生活不能自理，但有人护理也还好。最难接受的是，脑组织损伤严重，记忆消退，永无交流，“人性”丧失，亲情渐行渐远。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看着她，也叹了口气，对她说道。

“谢谢你，大夫！”她哽咽地吐出这几个字。

医疗不是万能的，并不能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有些时候，生命在嚣张的疾病面前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渺小。

但人虽然离开了，能留下的，还有回忆和爱。

她老公是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平时应酬多，吸烟喝酒，体重200多斤，不到30岁就有了高血压，平时也没怎么注意规律控制。最近为了减肥，他加入了骑行队伍，开始坚持骑自行车锻炼身体。这次他在骑行锻炼时突然发病，从车上摔落，陷入昏迷。车队同伴立即把他送到了医院。

我在急诊会诊看到他时，他身上还穿着迷彩骑行服，膝盖和肩部已经磨破，呼叫拍打没有任何反应，口边有呕吐的痕迹，不停地喘着粗气。

一看到他的症状和体型，我就初步判断是脑出血。急诊的CT扫描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大面积脑出血，脑疝，十分凶险！

送他来的队友迅速通知了家属，他的妻子和母亲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他妻子个子高高瘦瘦的，一头披肩长发，到了病房看到躺在平车上的他，一下就扑在他身上哭了起来“老公，你怎么了？”

他母亲站在平车旁边，也是反复哭诉着对我说：“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因为出血量很大，如果不手术，病人无法存活。我紧急向家属交代病情，同时准备手术。对着CT影像，我熟练地向她们交代患者病情、手术风险和可能的预后。

他妻子很理解，决定立即手术。只是问了一句：“大夫，您说手术后他也不会太好，可能成为植物人吗？”

我的助手边联系手术边回答到“能不能救活还不一定呢，活了很可能成为植物人，或者是重度残疾。”话音刚落，我听到患者母亲痛哭的声音。

“是这样的，他现在出血量比较大，不治疗存活率很低，治疗了也要看术后恢复的情况。”我补充道。

手术开始进行，面对200多斤的重量，我们几个人合力才将他抬上手术床。

手术时间很长，术中清除了脑内的血肿，还需要去掉局部的颅骨，进行“去骨瓣减压术”，以免后期脑肿胀压迫。

手术顺利，但他术后昏迷仍然很重。在发病时，他把呕吐物误吸到了肺里，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必须进行“气管切开”，才能维持呼吸通畅。但他很胖，脖子又比较短，气管切开手术又是一种挑战。

在耳鼻喉科主刀和我们全力的配合下，艰难地进行了气管切开。但术后一周内，他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呼吸微弱，肺内感染仍然很严重，依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在重症监护里维系着生命。

屋漏偏逢连夜雨，再次给他复查CT，显示脑出血后脑组织损伤较严重，功能完全丧失，而且CT显示又出现了“脑积水”。如果不再次手术，进行脑室引流，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

遭受反复打击的大脑已经弱不禁风，再次手术即便顺利，想要生活自理或者清醒的几率都很渺茫。

再次手术后，如果长期卧床，谁来照顾？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

面对生死的抉择，家里人把最后决定的权利留给了他的妻子。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些对话。

“我和老公经常一起看电影，看过很多，也讨论过很多生离死别的选择。我们以前就已经商量过了，我俩谁出现这样的情况，都会选择放弃治疗。都不想自己受罪，也不想让对方遭罪。”她边哭边在放弃进一步手术的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他说过，必须要分开时，要是能选择，他会自私点，想先走，他受不了我离开时的痛苦。”当她哽咽着说完这些话时，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

“我能再看看他么？”她问我。

我经过与重症监护室的协调，让她单独进去看看他。

她换上隔离衣，带上口罩和帽子，缓缓地走到了他的身旁。

他的原本就胖胖的脸因为手术和输液，比原来又肿胀了一圈。

她伸出颤抖的双手捧着他的脸，又把头贴在他胸口，抽泣着，嘴里默默说着什么……

虽然离别见得太多太多，但这一幕我再也看不下去，又不忍打断。过了几分钟她起身离开了。这几分钟，我感觉时间都凝固了。

没过两天，他就离开了。那天她并没有撕心裂肺地哭嚎，平静地办理了死亡证明。

我记得过了好多天，她才来办理住院结算。我见到她时，她明显消瘦了好多，长发已经剪短，一脸的憔悴。她见到我后，对我说：“大夫，谢谢你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对她说：“保重身体吧，别太难过了”。

“谢谢你能让我最后和他呆一会。”她一开口，眼圈就红了。

“结婚8年了，一直都是他让着我，宠着我。现在他不在了，我真的好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我实在太想他了。”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和鼻涕情不自禁都流了下来。

因为没带纸巾，她用手不断擦拭着眼泪和鼻涕。我的视线也瞬间模糊了，起身从洗手池边抽了些纸巾给她，坐在她旁边默默陪着她。大概过了十来分钟，她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我也想了好久，对她说：“我其实很敬佩你的选择，也认可你们的约定。当时你如果选择继续治疗，他即便存活，极可能是植物生存状态，天天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如果他知道这样活着，也会埋怨你去救他。每个人终将离开，有早有晚，即便他离开了，但你能开开心心地活着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如果你不开心，他也会不放心的。”

那是我见她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时间能够抚平她心中的创伤。

人都希望健康长寿，然而人终有一死，当身患重病面临死亡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脑卒中”残疾重，轻者需人护理，重者瘫痪卧床。当你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气管切开，导尿，鼻饲，感染，褥疮，一系列痛苦接踵而来时，痛的不止是你自己，而是整个家庭。

这个病例只是中国每年百万以上因“脑卒中”死亡患者之中的一个。

年轻的她，失去了最心爱的爱人。

年老的母亲，白发苍苍却送走了自己的黑发儿子。

但是她们面对亲情无疑作出了一个非常痛苦而理性的抉择。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医疗技术和设备在不断更新，而我们的许多传统思想观念是否也应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们在衡量幸福指数时，是否应该把“死亡质量”也纳入其中呢？

人的一生真的不易。但是这辈子无论你长命百岁，还是短暂人生，无论你的一生辉煌闪耀，还是艰难曲折，人人早晚都会面临自己或者亲人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在临终前每个人都具有同样平等选择告别人生方式的权利。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们都愿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歌颂生命，其中也理应包括体面死亡、安祥死亡、尊严死亡、尊重死亡。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对于病人，还是病人家属，临终前的这种选择是非常艰难、沉重、甚至是残酷的。然而又是必须面对、难以迴避，无法绕开的。

人的一生，活着时，快乐生活，享受生命。临终时，坦然面对，安然离去。对于前者，人们一致赞同。对于后者，都能做到吗？

当真的一旦面对船靠码头的时候，当火车进终点站的时候，当蜡烛燃烧到尽头的时候，当人生剧终的幕布徐徐拉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作出深思和理智的回答：你会如何选择临终告别呢？

　　编后语：

对于 “临终前的选择” 这个沉重而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预计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定稿之前，我给一些朋友看了本文的草稿，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见解。

不出所料，有的人毫不隐讳地表示理解和支持；有的人含蓄地点点头或摇摇头；有的人说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做起来很难；有的人希望别人先这样做，自己在后面跟着学；有的人只持三分之一的赞同；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目前这样做行不通；有的人则不置可否……

因为观念不尽相同，所处境况各异，对于大家的各种认识，我都持理解与尊重的态度。

我编此篇的目的也并不是想让人们都来赞同文中的观点，而只是期望大家看了之后，对于如何面对 “善终” 能有所思考和思想准备即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