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范伯群先生

霓虹雨

作者 曹惠民

范伯群（1931年9月29日一2017年12月10日），男，浙江湖州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后曾在江苏省南通中学、省文联、苏州市文化馆等单位工作。l978年调入江苏师院(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2014年被授予首届“姑苏文化名家”称号。著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填平雅俗鸿沟》等，与曾华鹏合著《鲁迅小说新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等，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等。

　　初识范伯群先生是“文革”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3月，在南京。

　　那一年，我还在老家江苏南通的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由陆文蔚先生（两年后出任复校后的南通师专中文科主任）推荐，到南京参加南大中文系召开的“鲁迅《集外集拾遗》注释审稿会”。会前（1977年1月下旬），南大注释组就把内部铅印的暗红封面的书稿“征求意见本”寄给了大家。因为是“文革”结束后省里较早举行的一次专业性学术会议，颇受学界瞩目，记得当时与会的有来自全省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三十多人，其中有著名学者陈瘦竹、吴奔星、赵瑞蕻、芮和师、严迪昌、邹恬等。这个审稿会开得特别认真，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前后开了整整24天，几乎是把注释一行行、一条条、一页页审过去的。工作量大不说，对与会者学术功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南大这次审稿会是我第一次以正式的“专家”身份参加的学术会议。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入住的一天早上，我在宾馆（并非在南大校内）的公用水房里漱洗，和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四十多岁的专家打了个招呼后，就攀谈了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从南通一个学校过来的时候，便说：我也在南通工作过，南通中学，“我叫范伯群……”一听这个名字，我马上就想起来，他是复旦毕业的，早在50年代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论文《郁达夫论》（与曾华鹏合作），很得好评。会上范老师多次发言。印象里，他的发言站得高，知识面广，意见中肯到位，思考细腻而态度谦逊，表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使我获益良多，也对他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就这样，南京一会，我算是和范老师结识了。算起来，这次南京初见，到他2017年12月过世，差不多是整整40年前的事了。

　　南京会后两年多，1979年秋，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因为当时已经成家，妻子女儿在苏州生活，假期才回苏州探亲。记得1980年暑假，我回苏州期间曾去看望范老师，才得知南京会议一年后，他已从苏州市文化馆调进了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住在观前街中段一个小巷（社坛巷）里，居室不大，我到他家的时候，只见他坐在靠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满头大汗，打着赤膊正在写文章，那种为学术拼搏的劲儿让我非常震撼！听说我已经在华师大读研究生了，而且导师是许杰和钱谷融先生，他显得十分高兴，连说：“两位老师都很好，我知道的……”说了不少鼓励的话。那次也见到了范师母钱林仙老师，她在苏州一所中学里教物理。范师母说话轻声细语，态度温婉亲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从华师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苏州教育学院任教，这期间也曾多次和范老师见面。从1983年开始到1988年，范老师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对于中文系今后的发展，他无疑是有很多思考的，总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拘囿于省内的格局，而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1985年他策划召开了苏大中文系主办的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会场放在苏州当时最气派的吴县人民大会堂，即现在的会议中心。我也应他之邀参加了此会），不少著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苏大中文系也由此走向了全国。现在回过头来看，范老师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那几年，是中文系站在一个较高的位阶上获得长足发展、走向全国的黄金时期，没有那几年的一系列举措，就不可能有199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

　　范老师还陆续把一些全国知名的学术权威和著名作家请来苏大作讲座。1985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教育学院上班，接到范老师的电话，说他和曾华鹏老师要协助贾植芳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事先要开个咨询会，想邀请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来苏，除了北京、南京等地的专家（如严家炎、马良春、徐廼翔、许志英等），上海方面想请华师大的许杰、钱谷融两位先生，因为我是两位先生的研究生，想麻烦我跑一趟上海，把两位先生请过来。听完他的电话，我就立即从教院直奔火车站，很顺利地把两位先生请了过来。

前排，右贾植芳教授，左任敏女士(贾师母)

后排，左2范伯群教授，右2曾华鹏教授。

　　那次会后，学科的前辈芮和师老师和徐斯年老师还陪两位先生游了东山，年过八旬的许先生对那次苏州之行很是满意。这大约是范老师和两位先生后来二十多年里较为频繁接触的开端。他对两位先生总是恭敬有加，还多次请钱先生来苏大主持博士生的答辩会，亲自陪同钱先生游憩、品茶，表现出对前辈的高度敬重。

　　范老师敏锐地意识到系科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教师队伍，是高端人才，为此，那两年他亲自从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等引进了清词清诗专家严迪昌、比较文学专家孙景尧等著名学者。对于中青年人才他也同样器重。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并非复旦校友，更不是老乡，但他对我的关照支持帮助，几十年间一以贯之。研究生毕业后，我本想就此听天由命，在教育学院不动了，却没想到范老师想把我调进苏大。

　　为了办成此事，他争取到苏大校系领导特别是学校人事处刘处长的大力支持，同时，还曾两次坐公交亲自跑到教育学院（那时还在侍其巷）和院领导协商我的调动事宜。他求贤若渴的诚意终于打动了教院领导，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不久后我调进了苏大。而在此之前，为了顺利推进此事，他和当时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负责人徐斯年老师就已安排我给中文系学生上课、指导毕业论文了。我进苏大后完整带的第一届本科生是86级，记得《现代文学史》的第一堂课是在新教学楼东面的大阶梯教室里上的，范老师率学科同仁一起来听课，还当面夸奖说“到底是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啊”！现在回想，如果不是当年范老师把我调来苏大，我后来在专业上的顺利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是苏大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20世纪80年代是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开始调整的年代，其间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1985年北京大学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概念，极富创新性；一是1986年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拿到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国家课题，极富突破性，两者都关系到学科整体格局的变动，非常引人瞩目。但两个团队后续的发展情况却大相径庭：前者未见系列成果，1989年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陈平原执笔），后来就没了下文；而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团队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推出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系列成果，这些“硬货”实实在在地推进了文学史格局的调整，苏大中文系也因此成为了大家公认的通俗文学研究学术重镇。

　　1990年代初，学科申报博士点，那一年现代文学学科申报成功的只有两所学校：范老师领衔的苏州大学和陆耀东教授领衔的武汉大学（苏大排名在武大之前），有好几所国家重点大学都没有申报成功。紧接着又申报江苏省首批省级重点学科和省级优秀课程。正巧那时苏大出版社初创，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另一位前辈徐斯年先生（时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即将离开中文系出任出版社总编辑，于是，整理材料、填表上报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就主要落到了正任教研室主任的我的头上，我不免感到压力很大。这时，又是范老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那时也是我和范老师接触、沟通最频繁的一段日子。那份材料填写的很多资料已记忆不深，但范老师对学科发展前景规划中的一个提法，使当时的我相当惊讶，以至印象深刻：他在原稿上的说法是，十年后，学科梯队成员中要有博士学位者5一6人，博士生导师7一8人……当时我一看，就不由得在心里嘀咕，现代文学学科就只有他一个博导啊!十年时间能有这么多人当上博导？会不会是笔误啊？就特地跑去他在钟楼新村六楼的家确认，他明白肯定地说，没写错，是的，到那时候，你们都要当博导！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扎扎实实地落到了实处的！他先安排陈子平读博（后留校），两年后又让此前留校的栾梅健、刘祥安、汤哲声在同一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妥妥地在预计的时间段达到了1990年代初的规划。由于成果丰硕，梯队实力强大，我们学科又顺利地成为了首批省级重点学科，并被评为省级优秀课程。范老师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他对学科建设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对后学和学生的全心提携，使我至今思之，仍钦佩感念无已！

　　至于他对我个人的诸多帮助、关照，更是令我至今无法忘怀。正是在他的直接鼓励下，我调进苏大前后那几年，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发表了多篇有关叶圣陶、庐隐、冰心、巴金的评论文章，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8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策划编辑一套供考生用的中文专业的指定教材，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就把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事儿交给了钱谷融先生负责。钱先生经过认真考虑，提议由苏州大学的范伯群教授和中山大学的老系主任吴宏聪教授出任主编，他自己则担任主审，就这样开启了一项重要的文学史编写工作。

　　在酝酿编写组成员时，范老师推荐了我。编写组成员共9人，除了华师大的汤逸中、中大的金钦俊、扬大的吴周文等教授，青年教师则有复旦的陈思和、南大的丁帆等。编写组先后在宜兴、扬州、苏州、上海开了好几次会，切磋编写事宜，很有效率，大家相处也很融洽，紧张工作之余一起闲聊小憩，甚至互开玩笑……我们对几位老先生都按老规矩尊称“钱老”“吴老”“范老”……哪知他们都不服老，反而把“某老”的称呼给“反馈”了回来。宜兴会议时，他们给40、50、60后的我和丁帆以及负责会务、后也参与某些章节起草的刘祥安、栾梅健分别起了“曹老”“丁老”“刘老”“栾老”的雅号！没想到这些雅号后来又传回了各自的学校，竟被大家叫开了，这一叫就叫了几十年！现在想起那时一起编书、相处的日子，还是非常令人留恋！

　　这本教材因为是全国通用的指定教材，供不应求，每次印数动辄一万册，甚至还被一些大学中文系选用为全日制本科的教材。范先生等对自学考试和文学史建设的独特贡献，让人至今都无法忘记！我也因为是教材编写组的“元老”之一，后来被聘为教育部专家组成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后来还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直到去年71岁才退下来。我教学研究生涯中的这一段重要经历，和钱先生、范先生是有密切关联的。

　　1997年，我从韩国大学客座回国。那时我当副教授已经五六年了，但对升职的事不太上心，或许是受了母校北师大老前辈黄侃先生那句名言（“50岁以前不写书”）的影响，并没考虑过出书的事。范老师见我没有动静，就直截了当地建议我要出一本个人专著，并说如果出版社需要出版资助，学科里可以资助一万元。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以前些年积累的成果为基础，考虑了一个大的框架，定书名为《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交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我申报正高的事，也因此相当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说起我这第一本个人专著，提出“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这样一个在当时还算比较新颖的概念，用评论家的话来说，也算是“一个美好的学术设想”（吴义勤语）。这个理念其实是受到了范老师从“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研究转攻通俗文学的启示。1986年后我也参与过范老师通俗文学项目的某些工作（如编校《现代通俗文学幽默大师程瞻庐》），也和那几年我对学科格局调整的思考有关。因为导师许杰先生（“五四”时文研会早期会员、192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播种者）的影响、北师大老同学陶然（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的怂恿，1988年初，我撰写了有关香港文学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当年的香港《文学世界》第2期），接着又在苏大开设了“台港文学研究”选修课，开始涉足台港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我当时的想法是，“重写文学史”就理应把通俗文学和台港文学都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图。在《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华文学》的总论《现代中华文学大视野》里，我诠释“多元共生”的涵义就是“兼容雅俗，整合两岸”八个字，以两节的篇幅分别论述“从对峙到并存：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从分流到整合：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也从文学现象、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诠释这些粗浅的想法都得到了范老师的首肯。

2008年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研讨会和次年在苏州举行的欢庆范老师八十华诞的研讨会都冠以“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新体系”“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名；陈思和、王德威据此主编的论文集也以此为名，凸现了范老师长期以来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体系的新思考”。

　　我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也从一开始就从范老师那里得到很多支持帮助。记得1990年代初，我评上副高职称后，旋即又顺利获得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根据当时学校的规定，新导师开始招的前两届硕士生，要和一位资深导师“合带”。范老师那时刚开始招收博士，既要带硕士生，又要带博士生；既要授课，又要做项目，头绪多，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愉快地同意和我合作指导硕士生，并鼓励我大胆工作，有事可以随时商量。
　　第一年（1993）系里给了我招两个硕士生的名额，一个是本校毕业、推荐（免试）入读的张洁华，她是我的课代表，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另一个名额怎么决定，我就去征求范老师的意见。在当年参加考试的考生中，笔试成绩位居前列的是安徽考生张涛甫，六安师范学校毕业，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他的本科学历是通过自考获得的。我因几年前已经参与全国自考教材的编写，对通过自考的学生自然是另眼相看（高看）。我觉得，虽然自考似乎没有全日制那么“正宗”，但只要扎实努力，一样可以成才！面试前，范老师跟我们几个参加面试的老师说：这个考生是自学成才的，复试时你们好好考考他，看他究竟怎么样。
　　面试结束后，听了我对涛甫情况的介绍，范老师明确表示，只要你认为可以录取，我自然也赞成！就这样，我们的意见高度一致，张涛甫被录取了。后来涛甫得以留校工作，又经范老师推荐到复旦攻博，再到后来他的发展（现在是博导、长江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和上海市人大代表），证实了我们没有看走眼。

前排右起 范伯群 曹惠民（本文作者），后排左起张涛甫 张洁华

　　次年招收的硕士生，我仍和范老师合带，4位全日制硕士的生源结构与上届如出一辙，除了两位是本系的毕业生，另两位还是外地、非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一位是自考兼转专业的郭媛媛，另一位也是转专业的张元卿），后来他们都先后读了南大的现代文学博士。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媛媛今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元卿对北派通俗文学的研究在全国也颇有影响，他们专业上的发展比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同学还要好，这也再次证明，我们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是正确的。
　　到了1999年，有个香港某高校的教师（副研）跟我联系，说是“慕名”而来，要报考我的博士，但其实我在那时还没有资格招收博士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范老师很为我高兴；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明确表示支持。在他和当时苏大研究生处任平处长、文学院蔡镜浩院长的鼎力相助下，学校破例让我这个硕导提前招收了博士生。第二年，经过学校评审并报省主管部门批准，我顺利地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指导的这第一个博士生攻博三年期间，在核刊发文6篇，后以《香港现代派小说研究》一文顺利通过博士答辩。

　　名义上，我和范老师算是同行、同事，但在我的概念里，范老师比我年长15岁，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老师辈，很自然地，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从他那里，我不仅总是得到鼓励、支持和提携,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对别人的尊重。记忆里，他和我面对面交谈说话时总是称呼我“曹老师”；在赠我著作的题签中，也有写“惠民兄”的，后面则总是写上“指正”或“批评”，再认真地签上他的大名“范伯群”，有时还跟上“敬奉”“敬赠”的字样。这些细节都让我深深感受到范老师对他人的一贯尊重。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一位同事多年的前辈，他的独具特色的科研成果给了我丰富的“言教”，他诚正高远的人品修行、温润儒雅的待人接物，更给了我弥足珍贵的“身教”。

　　大概是2006年春节，我去看他，临走的时候，他拿出一本书，说：“你拿去吧，你用得着……”我一看，原来是日本山田敬三教授编的《境外的文化环太平洋圈的华人文化》，近900页，厚厚的精装本！为了支持我的华文文学研究，他把山田教授送给他的书割爱转赠我。前几年，我撰写一篇日华文学的论文，还引用了此书中的相关资料。每每看到安放在书架上的这本书，耳边就似乎响起了他的话：“你用得着……”2013年，一次去看他时，他刚从南方某省开完会回苏州，说有朋友向他打听我的近况，他一边笑着，一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在外面名气很大呀！”玩笑中，看得出来他对我专业研究顺利发展的欣慰……还有一次去他那里送一本我刚出的新书，他送给我一件黑色暗格的薄棉背心，说是紫江（他女儿）在日本买的。棉背心质地很好，拉链特别顺溜，每年初冬，当我穿上这件衣服，又分明感到了他给予我的贴身的温暖……
　　在苏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我和范老师以及徐斯年老师都是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没有学缘、史缘、地缘等任何“资源优势”，教自己的书、做自己的学问，一切都靠扎扎实实的功夫，对于学科发展的事全心全力，互相理解，尊重为先，绝不强人所难，几十年间总是相处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对系里的事不多言，更不会参与其中较劲。有两年，系里评职称的事弄得比较紧张，有些年近退休的老教师为此对时任系主任的范老师意见不小，听说甚至还有人到他家里去“理论”，但他只是默默承受……在这种关键时刻，他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气度和担当！范老师当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多年，从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谋什么私利，甚至都没能赶上教授“评级”，更没有享受到哪怕一个月的教授津贴！范老师与如今学界常见的那种热衷于争名夺利、以权谋私的学官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是有着霄壤之别！

　　范老师晚年的一张照片中，他拿着一把折扇，上书“百味人生”四字，看着他脸上露出的淡然微笑，我不禁百味杂陈、心绪难平……他1955年大学毕业，本有留校当大学教师的机会，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牵连，被发配到江头海角的中学教书，之后兜兜转转，进省文联机关，做刊物编辑，还下乡劳动改造，再做中学教师，再进机关……直到1978年才重回大学校园任教，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好年华就那样被耽误了！50岁才评上副教授，退休之后出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在职时的成果……这是怎样的不断拼搏的历程啊！又是怎样的令人叹惋的“百味人生”啊！
　　范老师一生除了教过十几届本科生之外，最多的精力是花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从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到199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前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三十多位，数量不算很多，却大多很成器，范老师对他们的教诲、指点、帮助、支持、关爱体现在方方面面，是学生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爱生如子，不遗余力，用在他身上，可以说一点儿也不夸张。他的儿子霄岗在他去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爸爸对自己的学生真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好……而学生对他的崇敬和从心底流露出的爱也是有目共睹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他对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几十年不变的敬和爱以及几十年来他对贾先生教诲的默默践行。贾先生常说：“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贾植芳《一个老年人的自述》，《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把大写的“人”字写端正，正是范老师追随贾先生数十年最为人称道的地方。范老师后半生的四十多年，可谓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把“人”字的最后一捺，画到了应该画的地方去。直到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在出书、做课题；离世前一个月，还在参加学术研讨会……
　　他是真正以学术为生命的人。
　　范老师把“人”字的这“最后一捺”写得何等有力、何等漂亮啊！
　　2017年9月底到12月上旬，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位和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同行前辈导师钱谷融先生和“同事”范伯群先生先后离世，每每想起他们，总不禁悲从中来！唯愿承继他们的遗志，把一个大写的“人”字写好、写端正！

　　作者曹惠民(1946一)，江苏南通人，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毕业，从教十年后，1979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许杰、钱谷融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到苏州大学中文系执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韩国全北大学客座教授、香港《香江文坛》顾问、日本华文文学笔会顾问、美国《文心社》顾问等。著有《多元共生的中华现代文学》《出走的夏娃》《边缘的寻觅》《他者的声音》《台湾文学研究35年》等，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百年中华文学史论》《阅读陶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