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何而来

薛wg可豆耶

我们从何而来
——纪念我们的父亲母亲

2015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父亲薛鹏遐因心脏病合并肺感染呼吸衰竭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
我们的母亲马玉敏在更早的2000年底，因糖尿病合并心衰肾衰去世，享年74岁，母亲离开我们至今已经18年。
我们从何而来？从父亲和母亲那来，是父母孕育了我们的生命，并历尽艰辛把我们养育成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多彩的世界，我们永远怀念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为此记录下我们父亲母亲的生平故事，并告诉我们的后人，永远纪念。

　　我们的爷爷薛九森生于1898年。成年后行医，在辽宁兴城县安相屯时曾任村董，村里人称为二先生，住在西院。祖父后来到吉林德惠，1945年前后因病在兴城去世。我们的奶奶生于1903年，1943年因感冒发烧医生给打了一针即大汗淋漓而去世，时年仅40岁。爷爷奶奶生二男一女：长子薛鹏鲲，长女鹏雁，次子鹏遐。祖母去世后，祖父带着十五岁的父亲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投奔嫁给陈家的父亲的三姑和嫁给李家的鹏雁，把父亲安排到克明齿科医院学徒（父亲三姑的儿子陈克明开的克明齿科医院）。安顿好父亲，两个月后祖父即返回兴城，不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起，南北交通及音讯阻隔，过了几年之后才得到消息说祖父因病已经去世。

中间为我的爷爷薛九森。左为爷爷的三弟薛九山，我们称为三爷，右为爷爷的四弟，我们的四爷薛九恩。

我们的爷爷

我们的奶奶

　　我们的父亲薛鹏遐生于1928年2月8日，阴历正月初十七。父亲童年时代是在安相屯度过的，那时曾祖母还在世，结婚生子的众兄弟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用老话说叫“伙过”，在曾祖母为家长的大家庭里分别有小家庭，称为房，如二房、三房、四房、五房等。随着曾祖父母相继去世，大家庭分解成小家庭。随着祖母病逝，祖父多病，二房这一枝家道中落。父亲在读完了小学，在15岁上远赴黑龙江齐齐哈尔投奔已出嫁的姐姐鹏雁，后在齐齐哈尔陈氏克明齿科医院学徒。陈克明的母亲是父亲的三姑姑。两年后18岁的父亲与我们的母亲订了婚。

父亲薛鹏遐学徒时的照片。

我们的姥姥。

　　我们的母亲马玉敏生于1926年7月 日，外祖母是蒙古族人，家境殷实，外祖父是汉族，是东北军駐齐齐哈尔部队的副官，当时他们住在齐齐哈尔昂昂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祖父随东北军撤到了关内，自此杳无音讯。母亲有个姐姐，但出嫁后年纪轻轻时就去世了。在母亲十五六岁时，外祖母因病医治无效在一家私人医院去世，当时的主治医生陈院长看到母亲孤苦伶仃就收养了她，这个陈医生就是陈克明的伯父。在母亲长到18、9岁到了谈婚论嫁时，陈院长及家人就想到了知根知底老实可靠的远亲，又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们的父亲。就这样两个同样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的两个孤苦伶仃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47年，19岁的父亲和21岁的母亲结为伉俪。

我们母亲十五、六岁时照片。

母亲和同学的合影。

我们的父母订婚照。照片中36是民国36年，即1947年。

　　婚后父母居住在齐齐哈尔昂昂溪，母亲变卖了外祖母留下的金银首饰开了个小牙科诊所，母亲自己在一个日本公司做打字员。1948年3月2日头生子出世了，起名卫光，这就是我。在我八个月大时(1948年11月)父亲加入了哈尔滨铁路卫生系统，在哈尔滨铁路卫生处防疫站工作，全家离开昂昂溪迁到了哈尔滨市。父亲开始是做了一段药剂师，后来成立齿科就还做牙医工作。母亲在哈尔滨市建工局机关做打字员。

在哈尔滨最初住在南岗马家沟黒山街教堂街口的一个大院里。那里有一吕姓人家，母亲是职业妇女，天天从马家沟去道里中央大街上班，开始把我送到离建工局不远的上游街的华姨照看，便于中间喂奶。华姨是上海人，皮肤白净大眼睛，母亲后来带我去她家，介绍我说："这是小光"。温暖的阳光照在华姨的床铺上，很干净，没有一丝灰尘。但进门时有一股羊骚味儿，因为过道里一个笼子里养了一只羊，那是高大的有点驼背的东北人的姨夫养的。后来，应当是断奶了又把我托给吕家照看。吕家有个大男孩叫吕靖宇，大我约十几岁。我长到上中学时每年春节父亲都布置我去老邻居家拜年，这老吕家是必到的，有关的感性记忆都是那时才获得的。吕家有吕大娘，应当是照看我的；吕家的儿子我称靖宇哥，成年后也有交往。靖宇哥嫂都是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门诊部医生，我曾看病找过他们。后来在深圳我还接待过来办事的靖宇哥。在那个大院还有秦大爷一家是我最熟悉的，秦家前院临教堂街开了一间肉铺。秦家孩子中哥哥广君，大姐华，都比我大，广耀和我年纪相仿。我们家住的房子在哪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拜年时都是我自己去，父母没有和我一起去，所以也没有告诉我曾经住过的房子。我猜应当和秦家比较近。在黑山街住时我是一岁到三岁之间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没有任何痕迹。母亲后来讲过我刚会说话时曾问抱着我的人："你妈怎么还没回来？‘’，刚学话的孩子还分不清‘’你"‘’我"的意思，认为别人说的‘’你妈"就是妈妈，妈妈就是"你妈‘’。

小孩的永久性记忆大概是从三岁开始存储的。

我的永久性记忆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傍晚，我坐在街角的一个台阶上，那是我白天呆的托儿所门口，等待着工作了一天的妈妈下班来接我。不知等了多久，感觉很久了，天快全黒了，苍茫暮色中妈妈终于来了，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明天早点来接我啊"。

送我到这所托儿所时家是在哪我不知道，总之这时我不能自己回家，必须要大人接才行。说起那时的事，父亲说每天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包子铺都给我买一只包子。

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51年夏天。弟弟伟心应是五六个月大，我就是两岁半以上。父亲说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一家照相馆照的。这是现存的最早的我的照片。

　　我们第二个家是在比乐街，这时我有很清晰的记忆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地中央是很大的椭圆形拉桌，我经常在桌下的横撑里穿来穿去。房间一角有一个皮面的弹簧床，晚上我就睡在那，此外还有高靠背的雕花椅子。后来我知道了房子和家俱都是从一家俄国人兑来的，带圆弧镜子的立柜、白色的梳妆台和六把靠背椅一直跟着我们家。房间和厨房之间有门连窗，厨房有很明亮窗户，厨房有通向室外的门，出了门就是大內院了，邻居的门都开在这个院子里。大院里不少大孩子，我经常被他们抱着到各家玩儿。这可以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母亲依然在工作，但是带着两个小孩子对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没有任何人帮助的职业年轻妇女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二弟伟心是在比乐街出生的。伟心比我小两岁另四个月，我在比乐街是在两岁到四岁之间。在伟心能坐住便桶时应是一岁另几个月大，我就是三岁半以上大能记事了，因为我清楚记得弟弟坐着便桶睡着了。我还朦胧记得自己一个人拎着酱油瓶和零钱到一个小铺打酱油，把油瓶举给老板的情境。记得最清楚的是院子里一个大一点的孩子騙我舔冬天冰冷的外门铁把手，结果粘掉了舌头的一层皮，疼的我大哭……。

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弟弟伟心两岁时过继给鞍山的姑姑鹏雁了。

姑姑婚后十几年一直没有怀孕。姑姑姑父总想在两家弟弟名下过继一个孩子。开始是要过继我的，在一次我和母亲去鞍山时，百般说好话让我这次不回哈尔滨了，在姑姑家住，小孩并不懂怎么回事也答应了，可是当母亲要走时，我飞奔抓着楼梯扶手跟随下楼，一边跑一边说等下次再来。三四岁大的孩子懂事了很难送走了，于是换了不到两岁的伟心。

我和弟弟伟心的合影。

在鞍山姑姑家的照片

　　伟心送走后，妹妹伟岩出生了，是在1952年的5月，这时我上了整托幼儿园，一周回家一次。幼儿园在滨江火车站对面。我已经五岁，日常生活应当可以独立，这些印象不深。

有比较深的印象的是两个情节，一是洗澡，孩子们光着身子排这队进入水池，又排队出来。二是每天晚睡前都有老师拿着一本书讲书中的故事，那书很薄，老师翻书时发出窸窣的声音，很好听，很神秘，老师的故事就娓娓的从那神秘的书页里走出来。从那时起，幼小的我就对书本产生了美好的向往和喜爱。

母亲在我四、五岁时就开始给予了我早期教育，在她工作单位教我阿拉伯数字1到9，母亲写的数字很美，1是斜斜长长的，写2、3时铅笔尖一弯一弯地画出光滑的半圆弧，最漂亮的是9，一个不胖不廋的椭圆圈接续到一根有弹性的小棍上。看妈妈写的数字仿佛都是能动的。母亲的教育让我对学习产生兴趣。母亲还给我订了《小朋友》杂志，上海出的月刊。这本基本都是图画的书让我着迷，我不仅爱看还爱上了画画。这本杂志每期都有几页小朋友的画，每幅画下面都写着某某几岁画。六岁时我画了一条军舰的蜡笔画投稿被刊用了。母亲在单位多年管订报刊，也给我订。后来我上学了也一直订，不过后来依次是《儿童时代》、《人民文学》、《世界文学》、《译林》等等。由于母亲的早期教育，我从很小就爱上了看书。没上学时看小人儿书。母亲带我上街买东西时我就进到附近的小人书铺看书。母亲单位附近和哈一百附近的小人儿书铺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在快六岁时离开整托幼儿园，转到了三棵树铁路地区幼儿园的日托大班，因为这时我们家从比乐街搬到了三棵树铁路东棵街的住宅。父亲就在附近的三棵树铁路医院上班。我们住的房子前是地区铁路俱乐部的大院木板围墙。幼儿园就在俱乐部的楼里。俱乐部那个院子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院子里长满了青草。有一年院子里搭了戏台，一个不知那里来的评剧团唱大戏，站在家里厨房的窗前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评剧还能听的懂。我们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统治时建的铁路职工住宅，有木制的门斗，进去是过厅兼厨房，过厅连着两间居室，我们家住了大的一间，有侯大爷两口住了小的那间。我们的房间进门后右墙上开了个壁龛，有两米长，一米深，一米半高，可以睡人。我就睡在那里。我有时还把那儿当成戏台，模仿外面的大戏演员，舞枪弄棒演戏玩。不久，我就真的有上舞台表演的机会了。我在幼儿园是大班，由于守规矩爱学习颇受重用。一年的春节，地区开大会，会前让幼儿园小朋友表演节目。节目是活报剧形式，内容是《拔萝卜》，是讲一个老爷爷种了个萝卜，萝卜长的非常大，老爷爷一个人拔不动，于是依次来了老奶奶、小姑娘、小狗小猫帮忙，最后在小老鼠的帮助下众人合力把大萝卜拔出来了。我演的主角老爷爷，这个戏里老爷爷戏份最多。为了演这个戏借用了邻居侯大娘的黑褂子和长烟袋杆儿。登台前时老师为我画了妆粘了假胡子。上台后我听到台下有人说"薛大夫，你儿子！‘’我镇定继续，按脚本依样画葫芦，开始是含着侯大娘的长烟袋在台上转圈，然后又把烟袋当成锄头在舞台的木地板上刨坑下种等等，然后萝卜长大了开始拔。整个演出基本成功，只是最后萝卜在众人唱到"嘿呀嘿呀拔出来‘’并合力把萝卜拔出来时没控制好，摔倒时把最后面的演小老鼠的小姑娘压疼了，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台下一阵哄笑。父亲很为我的演出自豪，经常在亲友们前夸耀，一直夸到我上中学。

　　我在幼儿园毕业那年，1955年，妹妹伟岩也上了这所幼儿园最小班。同时第二个弟弟伟刚出生了。我则上了三铁地区小学。母亲一面上班一面带着一：两岁的弟弟伟刚。妹妹伟岩三岁应当是父亲天天接送幼儿园。父母亲年纪轻轻就挑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的生活重担，艰难困顿可以想见。我在小学学习很好，每学期都得到学校奖励文具。可是二年级时得了急性胃炎，发烧住院近二十多天。原因是中午放学回家自己吃剩饭，剩的苞米馇子都是冻有冰碴的。后来母亲经常感叹家里没有老人帮忙照顾。我出院以后我们家已经从三棵树又搬到了哈尔滨市区南岗红军街8号的铁路住宅，俄式砖石建筑，一个门斗原来俄罗斯铁路员工住一家，现在住了两家，和我们家住同一个门斗的那家姓翟，男主人是铁路车站派出所所长，翟家爷爷奶奶是山东人，哪个爷爷有点龙钟，走路步伐很小，翟奶奶很能干，经常在凉亭里拉磨摊煎饼。我们家亲戚很少，只有一个直系亲属是鞍山的姑姑，从小家里就是和邻居相处。父母和邻居们相处的都非常好，离开多年还经常联系，因此在童年的记忆里都深深留下了老邻居的印迹。我们家的窗正对着市游泳馆。这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转学到了哈尔滨铁路第一小学。因为母亲在市政府机关工作，妹妹伟岩和弟弟伟刚都上了喇嘛台附近的市政府幼儿园，伟岩在大班，伟刚在小班。市政府幼儿园条件很好，很大的院子种了很多高耸直立的白杨树，前面主楼是日托，院子里面远远近近的平房是整托。我经常去接弟弟妹妹，因此很熟悉。

在红军街住时，母亲上班从南岗去道里不那么远了，父亲则要到火车站坐通勤火车去三棵树医院上班。我的上学之路很远，每天母亲都给做好中午饭装饭盒里，不管学校是上午班还是下午班，我都早早背着书包饭盒出门，沿着红军街走到火车站前的同学家，他家也是住铁路住宅，那也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家，同学的母亲不上班，看到我家远又没人管就主动照顾我，让我和同学结伴吃饭、上学、做作业。他家的俄式大厨房里有很大的壁炉，每天早晨大娘把我的饭盒放进壁炉里热着，然后我和同学一起去学校，学校从火车站去还要走很远，经过松花江街、凤翥街到铁路街。中午放学一起回来吃饭，下午做作业，做完作业我再回家。冬天的天很短，我每天回到家里都天快黒了。

　　我在三棵树铁路地区幼儿园毕业纪念照片。这时我七岁，上了小学。前排中间晒的黑黑的是我，最左边抱娃娃玩具的'是伟岩。

父亲看我上学这么不方便，在四年级时就给我转到了离家比较近的市内的花园小学。从此我告别了有点颠沛的上学之路，进入了比较稳定的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习生活。这是我童年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学习轻松，生活丰富多彩：在学校除了上语文算数课，还有做手工(糊火柴盒剪药瓶胶盖做手帕)、画画、雕塑和木刻，连擦窗户扫除都很有意思。我当了少先队的墙报委员，因此有了两道杠的臂章，让我有了自豪的体验：每天上学脖子系上红领巾，左臂带上两道杠，走路都觉得左胳膊发沉，仿佛那个小小的臂章不是布的而是铁做的。不久我又成了儿童公园小铁路员工。班里有三个人，我和曲武彦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陈英琦。陈会俄语当了莫斯科站的站长，我们俩则当了北京站附近的板道员。

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证照片。

　　父亲在这是开始对我进行家教。看我爱看书就给我从医院图书馆借了不少书，最早的有《黄继光》，《形形色色的案件》等等，并给钱让我买小人书和童话故事。此外我自己开始翻看家里的各种书籍，尤其对《三国演义》着了迷。那是繁体竖排本的，开始很多字不认识，但看多了大概意思能懂，比如‘’张飞曰……‘’我明白是张飞说的意思，但心里读成‘’张飞日‘’。父亲还给我布置每天的家庭"作业"：用抹布擦梳妆台等家俱台面，下班回来他都要用手摸一下检查我的作业成绩。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以后，父亲对我的管教很严。他的信条是"棍棒出孝子"，但他并没有给我棍棒加身，因为我虽然好玩儿，当时小孩玩的各种把戏如弹玻璃球、扇批阿技都玩的精熟，但并无讨狗嫌的劣迹。那时我仍然比较畏惧父亲。常常在玩够了快到大人下班的时候回家突击那个"家庭作业"－抹桌子和立柜面板。父亲对我的严厉管教来源于上一辈的反面教材，这就是我的伯父薛鹏鲲，父亲经常告诫我：‘’不要学你大爷‘’。鹏鲲是长子，深受曾祖父曾祖母钟爱，供他上了伪满国立高中，在那时是学问很高的。后来不知怎么染上了吸毒，事业一无所成，结婚生女后伯母带着女儿离他而去，小女儿又被后父虐待致死。祖父去世后伯父坐吃山空，四处投亲靠友。1958年曾到哈尔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去鞍山住姑姑鹏雁处，大约1959年病逝于鞍山。伯父去世消息传来，我以为是一个坏人死了，应当庆幸，可父亲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神情很悲伤。

　　1959年，家里来了一位老人，父亲的七婶，我们叫七奶。七奶姓翟，原住兴城周家窝棚，嫁给父亲堂叔薛九成。父亲几经动员特地从老家把她请来到哈尔滨我家帮忙。七奶奶来了以后，家里过了几年好日子，父母放心地每天上班下班，妹妹伟岩和弟弟伟刚都送市政府满洲里幼儿园，我放学回来做完作业就在院子里玩儿，玩成了孩子王。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热热乎乎的晚饭。

1959年放寒假的时候，七奶奶带我回了辽宁兴城老家，接站的是一挂三匹马拉的车，车板很低，和车轱辘轴平齐，很容易就坐上了。坐马车走了六里地就到了七奶奶家所在的周家窝棚。在乡下周家窝棚住了一个多月。中间去城里四奶奶家住了一晚，在三奶奶家吃了一次黄米饭。我穿着毛皮领的小大衣，脚上是亮头反毛皮靴，兜里有原来攒的叮叮当当的一袋硬币。俨然哈尔滨大城市来的小洋人。但是那个靴子已经挤脚了，到乡下第二天就换上了七奶奶的手工棉鞋，软软的很舒服，以后我就一直穿到走。七爷爷薛九成家和八爷爷住一个大院子，前院两侧有满地鸡鸭。进门是厨房兼过厅，前门两侧有两个炉灶，炉灶旁两个内门分别通向两家，左手是七爷爷家，右手是八爷爷家。过厅后门通向后院，后院有果树和菜地。七爷爷家里窗前是一铺大炕，一家人都睡在同一个炕上。主食是过年时包的粘豆包，都装在一个很大的粮囤子里，做饭时把粘豆包沿大铁锅贴一圈，中间是水，等豆包热透了就起锅，舀一勺清酱水和几个菜叶加到大锅的开水里就成了汤，一人一碗汤就着豆包就是早餐。在城里南关有一间演驴皮影的小戏院，我看了一次就着了迷，因为皮影戏是连续的，我就天天从周家窝棚到城里往返12里地看了一段时间的戏。兴城的城里和乡下的生活很有特色，尤其是过年前后，和我生长的哈尔滨的城市生活大不相同，在我少年时期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七奶来了以后的全家福。

七奶在鞍山姑姑家里的合影。

　　1961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小弟伟滨出世了。这时家里人口多了住起来有点拥挤，不久我们家就从红军街搬到了春申街，也是俄式砖石建筑的铁路职工住宅：一栋独立的矩形平面的大房子分成四家，在四个角有独立的入户木门斗，门斗里户门旁边有另一个门连接一个封闭的凉亭。进户门后是过厅连厨房，房门里连着两间穿套的卧室。七奶奶和孩子们住外间，父母带不到一岁的小滨住里间。卧室窗户朝南，两个窗外是一人高木栅栏围成的花园或菜园。俄式房屋建筑比较坚固，但当时各家室内还没有上下水管道，吃水是到院子临街的小水房去打，水房里住了老两口，从一个小窗口收钱，一分钱一桶；大人打水用扁担挑，孩子是两人抬；下水是室外有污水窖口。另外在院子角落处有旱厕所。做饭是烧煤的炉灶，采暖是烧煤的火墙。这期间大约从在红军街住的时候起，父亲脱产上了哈尔滨铁道医学院，我后来看到了父亲的学习笔记，一个人的头骨标本放在红军街父母住的卧室的窗台上，挺吓人的。父亲三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提拔为学院的工会主席。母亲依然在道里上班，这时是在道里西三道街的市勘测大队。60年到61年的大饥荒时期，正是我小学六年纪到初中一年级生长发育阶段，粮食紧缺，就用豆腐渣、柳蒿芽、甜菜渣代替，七奶奶给我们蒸的玉米面菜团子，煮玉米面粥成了主食。搬到春申街以后，形势开始好转。家里在凉亭里养了三只鸡，孩子们经常可以在鸡笼底下捡鸡蛋，如不及时捡，鸡蛋就会被母鸡琢食。不知什么时候，春申街成了农贸市场，有各种东西卖，主要是农副产品和食物。当时粮棉油糖烟肉都是配给制，凭证票买，但自由市场则可以买到各种吃的东西，包括玉米面饼子。那个自由市场有点像国外的跳蚤市场，人们可以自由交换自家的东西，包括闲置的或自制的食品，政府仅提供场地并不收取任何税费，这在当时确实对缓和困难活跃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父亲每月有配给的香烟票，但父亲并不抽烟，就把烟让我拿到市场去卖。有次还让我卖了一只当年的公鸡，买主给了我一把皱巴巴的零钱。大约在1963年，七奶奶回兴城老家了，原因是老家分自留地，按人头数分，七爷爷来信要七奶奶回去。这样我们家又回到了双职工家里物老人的生活轨道，好在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这时我13岁，妹妹伟岩9岁，都开始承担了一定的家务劳动，如打水，到脏水，掏炉灰，生炉子，冬天生火墙，劈柈子。伟岩作为女孩儿，也学会了做饭。初中三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学校是省重点中学哈尔滨市二中(后恢复为三中)，小学在花园校毕业时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二中，总算没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学校是全天学制，七奶奶在时我中午回家吃饭，七奶奶走了以后则带饭，是母亲早起给做的。由于过度操劳和营养不良，母亲这个时期得了肝炎仍在坚持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儿，妹妹伟岩十一二岁大承担了更多做饭和照看两三岁的弟弟小滨。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开始进入青年时代。在这个大院我还是孩子头，但玩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小儿科的了。我开始学国画，照徐悲鸿的作品画马。又迷上了无线电，做矿石收音机、上屋顶安铜丝盘成的天线。夏天下雨时门前排水沟成了小河，我就找块木板刻成船安上橡皮筋做动力的螺旋桨放到‘’河"里航行。此外就是看各种书，除了文学书还看了父亲参加社教发的文选，包括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都读的津津有味。

从1961年到1967年，我们家在春申街住了七年，我从初中到了高中，高中仍然考进了原来的三中。妹妹伟岩上了初中，伟刚则上了小学，小弟弟伟滨入了幼儿园。1966年‘’文革‘’起来，春夏之交时学校天就停课了。十一月底我参加了一个徒步串联的长征队，走到路上感冒了，到达长春时，母亲坐火车到长春去看我，和母亲同行的是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叫郑爱茹的，军队干部子女，在长春有亲属，找到我们后郑说你真是妈妈的儿子呀！这么大了还专程来看你。这正是老话说的‘’儿行千里母担忧。‘’

六十年代松花江边合影

1967年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是父亲看到了我带回家的别的同学送我的一把火药枪，担心对立派组织来抄家，父亲一向谨小慎微，心细如发。这次我们的新家是霁虹街19号，从霁虹街头东数第二栋俄式砖石建筑，也是原中东铁路职工住宅。原来一家现住了三家，有上下水，采暖是火墙。我们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我和弟弟小刚住小屋，父母和带妹妹和小弟伟滨住大屋。在霁虹街我只生活了一年多，到1968年5月就第一批报名下乡去了黒河红色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社会只是号召，还没有大批动员，父母听说我要下乡还有些不舍，我说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父母看我这样坚决也就同意了。当时除了思想认识和形势所迫以外，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已经长大成人不愿再让父母养活的潜意识，因此离开家门，义无反顾，闯荡自己的人生道路去了。临行父母到火车站送我，站台上同学老师校长亲属人山人海，在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人群中的父亲向我示意用手指指母亲，我看到母亲哭了正在擦眼泪，我喉咙一阵发紧，下意识的掏出小红书，在扉页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从慢慢移动的车窗递出去交给父亲……我在黑龙江边的红色边疆农场也就是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度过了人生道路最初的四年半。妹妹伟岩也于1968年10月按投亲靠友政策来到了红色边疆农场我所在的连队。1969年，母亲带着8岁的小弟伟滨来三团探望我们。71年又来过一次。1972年父亲也借公出的机会来孙吴看我。我所在的团部机关已经因战备迁到了孙吴县城。1972年底我随团政委调到了在大庆油田南部的兵团石油化工厂，第二年妹妹伟岩也换调到了这个厂，这里离哈尔滨市只有二百多公里。1973年母亲带着已经长大的弟弟伟刚到兵团炼油厂看我们。我们在兵团属于国家农业工人，每月的工资除自用外都寄回家20元，两个人40元。家里因父母都工作，供养的人口也少了，经济开始宽裕了，不像以前养5个孩子时那么拮据，我小时就经常听到父母说到"拉饥荒‘’这个词。

六十年代末合影

母亲和伟刚、伟滨两个弟弟在霁虹街住宅合影。

　　1974年8月1日，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小学即将毕业的13岁小弟伟滨放暑假一个人看书，听到邻居家小孩喊他出来玩，他出门到院子里顺手拉了一下电话线杆的铁拉线，一下子被带电的铁线吸住了，他只说一句救命就倒下了。邻居家邻居家几个人用木板使劲打他的手臂总算脱开了铁线，紧急送对面的省商职医院，医院紧急进行心脏复苏抢救未果。急忙赶回来的父亲到医院时小弟已经不治。小弟的意外夭折对父母精神打击很大。小滨是1961年生，父母的第五个孩子，届时父母已是中年。母亲分娩后就让医生给做了输卵管结扎，因此小滨就成了父母的最后一个儿子，老儿子。小滨从小有父母和哥姐照顾，在比我们都优裕的环境里长大，性格乖巧听话，身体发育优良，在家是家人喜爱的好孩子，在霁虹小学是老师喜爱的好学生。他的不幸夭折，父母家人和邻居老师同学都十分痛惜。当时我和伟岩都还在大庆。小弟去世后我就打算返回哈尔滨抚慰父母。74年10月，我在参加了一次燃化部和省石油化工局共同组织的省內炼油厂设备大检查后被借调到了省石油化工局，回到了哈尔滨，75年妹妹伟岩也调回了哈尔滨炼油厂。霁虹街的家里就成了五口之家。母亲在市规划局工作，父亲在我们下乡以后就回到了三棵树铁路医院开创了口腔科，经过多年发展，牙科薛大夫以认真的态度热心的服务和精细的技术名扬哈三地区。我和伟岩则都在哈尔滨炼油厂上班，我在厂部机关，妹妹在锅炉车间做水分析化验。返城后我已26、7岁，父母开始操心为我介绍对象的事。经人介绍来自两个铁路世家的两个兵团战士相识了。1976年的国庆节，我和王旨明结了婚。一年后儿子出生了。父母在五十岁上下抱上了孙子，这给全家带来了的欢乐。这时我和旨明都考上了大学，但都走读，仍然住在家里，因为有孩子要带。儿子不到一岁时随妈妈通勤去望哈上班，白天就送连队的托儿所。一岁大时白天就送姥姥家邻居王奶奶家，因为妈妈白天要去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两岁又送奶奶家附近的张奶奶家。三岁时可以上幼儿园了，就进了市政府道里的幼儿园。母亲上班的市规划局和幼儿园在一条街上，奶奶承担了每天接送孙子的任务。母亲很喜爱孙子，在单位总夸两三岁的大孙子如何如何。由于家里添人进口，原来两间卧室就很拥挤了，不久父亲申请分同意在原有房子加建的批文和拨款。由房产段施工在我们家山墙接建了一个开间的房子，里面包括一个进厅和一间卧室。后来几年随着妹妹伟岩出嫁弟弟伟刚结婚成家，大家分成了小家，我们住到了南岗北京街，伟刚住到了民益街。每周子女们都回到父母处团聚。

小弟伟滨小学五年级照片。

　　母亲在市规划局审批处做主任科员管文书档案和公章，工作认真负责深受领导信任，一直做到60岁才退休。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多年的入党积极分子而由于外祖父的历史一直不清无法发展，退休前终于被批准入党。父亲在三铁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岗位退休，1988年回家开了口腔科诊所，妹妹伟岩也从哈尔滨炼油厂转到三铁医院口腔科工作。父母的退休生活围绕着牙科诊所忙碌而充实，每天和上班一样起床吃饭工作，牙科诊所早早就来了患者等候，除了原来铁路系统的老患者还有口口相传慕名而来的人。父亲不仅医术精湛而且认真负责，每次都对患者讲解治疗细节。父亲对患者就像变了一个人，开朗随和还诙谐风趣，患者在这里治牙即不紧张又不痛苦。父亲通过诊所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孙子辈的陆续出生也给父母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们的儿子、父母的孙子薛峰1977年出生；伟岩的儿子、父母的外孙陈述1979年出生；伟刚的女儿、父母的孙女薛洋1990年出生。逢年过节大家庭团聚时父母看到子孙满堂经常感慨，当年的孤苦伶仃两个人现在变成了这么大的一家子人，人丁满满幸福满满。

1994年，霁虹街的俄罗斯式老房子由铁路开发公司动迁建成多层方盒子建筑，我们家换了一个四楼40平方米两室户住宅和一楼二十多平方米的牙科门市房。父母家里生活依然围绕着牙科的营业。父亲身体很好，精神健旺，每天坚持晨练买菜，白天出诊站一大天，中午经常到一两点钟吃饭。母亲做饭。但母亲得了糖尿病，又不愿打针吃药，身体日渐消瘦。原来还可以和父亲一起晨练，后来由于走路摔了一跤股骨头断裂，卧床好久，痊愈后仍体质较弱。子女离开后父母年纪渐老，家需要有人照顾，先后请了几个保姆，后来就是鹏志叔的小女儿伟红从方正来学牙科住在父母处帮母亲做些家务。伟红走后伟岩退休也到牙科上班。1996年底在儿子薛峰上大学以后我有机会调到了深圳工作。过了半年旨明也调到了深圳，薛峰就搬到了爷爷奶奶家住。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平时都住校，周末回爷爷奶奶家。97年冬天父母去了深圳，在绿草鲜花的华南住了两个月。父母去了莲花山、世界之窗等深圳很多公园。母亲已年过70,体力不济，有的公园一天走不下来，去了两次。父亲这次出门陪母亲去了杭州等不少地方。

儿子薛峰七、八个月时。

小的伟岩的儿子陈述。

爷爷奶奶和孙子。

儿子两三岁时。

每年夏天我都请探亲假回哈看望父母。父亲身体还好，仍在出诊，母亲身体日渐消瘦虚弱，住在四楼上下腿脚不利，也很少出门。妹妹伟岩常年在牙科和父母家陪伴照料。在电信局工作的伟刚也经常抽空来看望。2000年十月，母亲又住院了，是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病，一天起夜时眩晕摔到在地，导致閉尿，住院后不久即出现肾衰，因母亲心功衰弱医院不敢采取透析，肾功用各种办法均无法恢复。12月下旬，医院发病危通知，父亲电告我及鞍山伟心急回哈探望，母亲虽形容消瘦但精神尚好，思维清晰，疾病面前十分刚强。月底母亲身体心包积液愈加严重，最后由于心肺衰竭于12月30日停止了呼吸。

祖孙四人，孙女是伟刚的女儿薛洋。

　　料理完母亲后事，2001年父亲由妹妹陪同去深圳住了一段时间，回到哈尔滨继续操持诊所，生活由伟岩等照料。后经介绍和王姨(淑清）走到了一起结伴生活。这一年父亲74岁。父亲和王姨一起生活了13年，身体一直很好，生活安定祥和。父亲80岁以后，精力眼力下降，牙科歇业了。父亲开始了退休后的晚年生活。但父亲精神上依然好学上进，上了哈尔滨市老年大学学摄影，经常和老年同学到各处采风创作，还加入了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经常参加摄影展览并获奖。老年报刊杂志社也经常向父亲约稿。为了学习电脑和影像处理技术，八十高龄的父亲还拿着放大镜自学汉语拼音和电脑操作，达到熟练运用photoshaop专业软件做照片后期处理。父亲给我们做了全景接片的风景照片。每年父亲都和王姨背着照相机到各处旅游，还去了北京、鞍山、深圳等处小住一两个月。还和鹏字辈的堂兄弟姐妹回了老家兴城古城安相屯。

　　2014年，父亲由于一次停水下地下室锅炉房打水，劳累过度出现了心衰，此后几次住院，诊断为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导致心功下降，由于父亲86岁高龄不适宜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到2015年底父亲病势愈加严重，紧急住院，医院随即发病危通知。接到妹妹伟岩电话，我和伟心立即定票回哈，我见到父亲时父亲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和吞咽食物，见了我父亲流下了眼泪，我扶着父亲肩膀按了按示意。当晚父亲就陷入昏迷，第二天我接到伟心赶到医院时父亲呼吸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

父亲一生，十五岁即无家可归独立谋生青年时期备尽艰辛。解放后努力工作刻苦学习不断进取精益求精，成为哈铁医疗系统知名牙科医生。退休后仍兴趣广泛努力学习新知识，晚年生活充实幸福得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