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中的386旅

我的第四兵团

（一）386旅陈赓将军的抗战轶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赓为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下辖771团、772团。

这支部队既会打仗，又十分活泼，是刘伯承手下著名的劲旅。

　　 “三子一郎”

　　386旅陈赓为旅长，副旅长是陈再道，政委是王新亭，参谋长为周希汉。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周希汉奇瘦，人称“瘦子”。因此，129师一些人笑称386旅为“三子部队”，谁知陈赓知道后却说：

　　“这不准确，也不洋气。”

　　“瞎子”王新亭说：“怎的不洋气？”

　　“应该叫‘三子一郎’。”陈赓说。

　　“怎么叫这鬼子的名字呢？”

　　“把陈副旅长加上去，用个鬼子名字，这叫以毒攻毒。”

　　原来，副旅长陈再道在红四方面军时就有“拼命三郎”的绰号。可对陈再道这“拼命三郎”的绰号，陈赓一见到他，就开玩笑，说：“再道再道，栽倒就好！”就是到了386旅时，他还时不时地迸出此话，和陈再道打诨开玩笑。结果，此话传了出去。

　　在一次会议上，有个营长郑重地提意见说：“陈旅长，你怎么盼望副旅长打败仗呢？”

　　陈赓惊讶地说：“我没有呀！那有旅长希望副旅长打败仗的呢？”

　　“那你为什么总是说‘再道再道，栽倒就好’？”

　　这一下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结果，“瘦子”参谋长周希汉站起来了，解释说：“陈副旅长这‘栽倒’就是好，他栽倒了，就有救了，不栽倒，反而是个麻烦事！”

　　原来陈再道是孤儿，17岁时，还是衣衫褴楼的他才由鄂豫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红7军军长吴光浩领上革命道路，参加了红军。一次，吴光浩将满满一袋子的500块大洋交给他，说：“背在身上，别丢了。”结果敌人1个团追踪而至，陈再道背着钱袋子就跑，负重而行，力气渐渐不支。敌兵追上来了，他忽然一把摔倒了，一头栽倒在一水潭中，连那钱袋也丢于潭水中了，他一把又跃起急奔，终于脱了险。当日夜里，他又潜回摔倒的地方，硬是在深深的潭水中摸到钱袋，然后返回了部队，500大洋，一块也没不少。

　　在红12师时，陈赓就知道了当时还是营长的陈再道的这件事，每次见到他就说：“再道再道，栽倒就好！”而陈再道觉得这件事是因祸得福，因此对这样的说法也不反感，说：“栽倒就栽倒吧，没什么不好呢。”于是，陈赓这句玩笑话从红军叫到了386旅。

　　听完这个“栽倒”的故事，这位营长才释然。

　　陈赓与陈再道开玩笑尚属不过火，而与“瞎子”王新亭的玩笑却“出格”了。

　　在一次行军路上，部队刚打了胜仗，接受任务后向新的战场开进时，陈赓心情轻松愉快，一会儿在队伍里和战士们拉呱，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一会儿又走到王新亭身边，走着走着，他突然开起了玩笑，高声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

　　王新亭是近视眼，平时戴着高度数的眼镜看书，还要凑到眼边才能看得见。突然听到陈赓的喊声，急忙蹲下来，伸手去摸地，因为他看不清地上是否有坡度，坡度有多大，结果一摸却是平坦坦的大块平地，这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唉，你这瘸子！……”王新亭也止不住笑了起来。但他不示弱，看清是平路以后，立即连连催促：“快走！快走！”陈赓腿上负过伤，有点拐，走不快，只好求饶认输。

　　过河了，陈赓停住步子，伸出手杖说：“来哇，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王新亭扶过河。

　　行军路上，官兵笑声不断。

　　 旅长差点自投了鬼子的罗网

　　 陈赓不仅会开玩笑，而且胆子大。

　　1938年春，粉碎日伪的“六路围攻”后，386旅司令部在陈赓的率领下从榆社去武乡。

　　一路上，陈赓骑着缴获来的东洋马，身穿日军的呢大衣，只带一个骑兵班，走在司令部队伍的前面。谁知到达武乡不远时，前面一股鬼子正在村庄里集合。

此时，天刚蒙蒙亮，四周的景物还看不清。陈赓误将鬼子认作是386旅的772团，说了句：“嗨，这个王疯子（772团团长王近山的绰号）这么早就集合队伍了！”快马加鞭，急速奔去。鬼子早就发现了他，只是看见他的坐骑和大衣，一时辨认不清是“自己人”还是八路军。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骑兵班一个战士眼尖，突然高声大喊：

　　“前面是鬼子！”

　　陈赓一惊，随即调转马头，加鞭疾走。鬼子见陈赓往回跑，立即开枪，枪弹飞射过来，骑兵也追了过来。陈赓在骑兵掩护下，边打边走，方得脱险。

　　事后，战士们说：“好险好险，旅长差点自投了鬼子的罗网！”

　　陈赓却说：“我还以为王疯子在集合队伍呢，正想赶去给部队讲几句话呢！”

　　 “专打386旅”

　　386旅英勇善战，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九路围攻”开始时，侵入北线的鬼子抓住八路军一个通讯员，第一句问话就是：“你是不是386旅的？”

　　他们被陈赓和386旅打怕了，又对386旅恨之入骨。

　　在抗战中，陈赓率领386旅驰骋在太行山，屡次痛打日军，奇功显赫。

　　386旅1937年10月一进入抗日战场，就以三战三捷闻名全国。它先是在山西省平定县的长生口的七亘村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共歼灭敌400余人。几个月后，陈赓巧用“引蛇出洞计”，在神头岭设伏，两个小时肉搏，毙伤鬼子1500，缴获长短枪500多支。随后，又在响堂铺设伏，一个“口袋阵”套住500多鬼子，毙伤其官兵400多人，缴获汽车180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邀请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场观战，陈赓此战打得国军“啧啧啧”地赞叹个不停。这三战震撼了鬼子，也使得八路军声望大增。

　　一个月后，陈赓又在长乐村再次设伏，386旅歼敌2200人。

　　1939年2月，陈赓在冀鲁豫大平原的威县香城固再次隐蔽集结，派出小股部队连续袭击城镇要地，被激怒的鬼子开着8辆大汽车赶着追打，结果在香城固又落入“口袋阵”，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无一幸存。

　　这次鬼子在香城固遭打击后，第二天就愤怒地纠集70辆汽车，载上2000名精兵强将，出动坦克，拖着重炮，还派出5架飞机“配合”，企图报复。其先头装甲车上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沿途探询：“是不是386旅旅部？”打听不是，汽车一溜烟就走。纵然当地有别的中国军队，他们几乎全看都不看，也丝毫不过问，一心要找陈赓复仇。

　　谁知陈赓已钻出包围圈，386旅向丘县转移了。70辆又追向丘县，陈赓和386旅又突然转移至馆陶以北的尖冢附近，待日军追到尖冢时，386旅又渡过卫河，转移到了冠县。结果，鬼子尾随陈赓追击了整整7天，还是一无所获，仍然追赶不止。

　　随后，386旅每到一处宿营，第二天，鬼子的飞机必来轰炸，继之以炮轰和围攻。可是当他们猛扑过来每次又都扑了空。陈赓率领386屡就这样以徒步与鬼子的汽车赛跑，每次都机动地在宿营的当晚又转移了地方。鬼子始终没有一次抓到386旅，最后只得恼恨而归。

　　一次，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来倒386旅考察，禁不住称赞说：“386旅是中国最好的旅。”

陈赓的豪爽性格，以及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使得何廷一感觉他可亲可爱，于是特别喜欢和他接近。这位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名将，对何廷一的老家闽西长汀一点也不陌生，说自己的一条腿还是长汀医生傅连暲（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给保住的。那是１９２７年８月下旬，他随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和国民党军在江西会昌、壬田先后打了两仗，在会昌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腿骨。他躺在担架上跟随起义军到长汀后，幸而有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的精心医治，才免除了被截肢的厄运。“我不会忘记傅医生的……”陈赓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见了顽谑味儿，语气是恭敬而满含深情的。从他的叙说中，何廷一感觉陈赓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何廷一跟随朱德会晤阎锡山、卫立煌，到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简称前总）后，被留在一科工作，先后任参谋、副科长，百团大战期间受命回延安，１９４２年冬接彭德怀电令再回前总，不久担任作战科（由原一科和二科合并）科长。作战科长是什么概念呢？３０年代红军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已特别指出：“各级作战科长，是参谋长的第一代理人。”可以说，作战科长在参谋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要代行参谋长职责，在必要时要担当起领导司令部全盘工作的重任。身为作战科长，何廷一与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接触便更多了。

却说百团大战后，日伪军对各根据地的小“扫荡”连续不断，对太行山的大“扫荡”则几乎每年一次，主要目标是前总和一二九师指挥机关，每次大扫荡前总驻地均遭合围。上至总部首长，下至机关的一般干部，都不明白为什么前总机关老是险象环生，就连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也唠叨开来。陈赓来向总部首长汇报请示后，少不了要到科里来找何廷一。对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何廷一甚为喜欢，但又有点怕他。喜欢陈赓给自己讲他出生入死的故事和诙谐幽默的笑话，尤其在上海和蒋介石的斗争故事，却又怕他给自己出难题。这次见面后，陈赓气哼哼地说：“上次我从麻田回太岳，走到武乡县城附近遭日本鬼子伏击，妈的，我的行动似乎有人告密，你们科里有特务吧？”何廷一听后，联想到总部机关连续发生的受敌人合围的怪事，也就不以为陈赓是在开玩笑，从此密切注视科里的成员动向。寻思这次自己由延安奉调回前总时，一科除科长王政柱外，参谋全不认识，一科二科合并后，除副科长魏国运外，原二科的参谋也是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他们是从抗大总校调来的，都是大中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把疑点集中到一位参谋身上，这位参谋是白天（原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参谋长）带来的秘书，会不会……？在否定肯定间，他想怀疑一切当然不对，麻木不仁更是不对，警惕性还是要有的。这位参谋后来失踪了，再未有消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无法再深入调查。这次叙谈中，何廷一无意中告诉陈赓：“地主刘三柱的女儿要和通信科的一个日本人结婚。”陈赓听后感到十分新鲜，非要何廷一带他去看看准新娘子不可。何廷一几次拒绝都不行，陈赓膂力大，他那抓何廷一胳膊的手像铁钳般牢固，任凭他怎么挣脱就是挣脱不了。何廷一叫苦不迭，不得已带他到刘三柱的家里，一路上还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陈赓似听非听，只是弥勒佛一般哈哈笑着。到了刘三柱的家，前脚刚迈入院子，陈赓忽然以双手拢嘴，大声喊叫起来：“刘三柱的女儿快出来吧，我们看你来了！”何廷一不提防陈赓来此一手，吃了一惊，趁他叫喊之机猛地扭头就跑。陈赓看何廷一溜了，也走了出来。何廷一有点生气地对他说：“这样的玩笑可是开不得的。”可陈赓却还是哈哈地笑着。

建国后，何廷一投身空军建设，出任空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５０年代初陈赓调任副总参谋长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身居高位的陈赓还是爱开玩笑，还是以前那副笑嘻嘻的样子，每次见了何廷一都要说这么一句：“何廷一，你这小鬼，是我看着你长大的。”其实陈赓只比何廷一大一轮，何廷一有时也回敬一句：“你嘴上的毛好像也不多呀，就不要在我面前卖老了！”

陈赓任副总长期间，要何廷一办过几件事儿。一次是１９５４年，进藏部队粮弹物资发生困难，陈赓要空军支援，空投物资和粮食给进藏部队，空军司令部一位领导以危险为由加以拒绝。陈赓便又给何廷一打电话。接电话后，何廷一立即报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刘亚楼让何廷一办理此事，何廷一立即找到独四团团长姚长川，当面研究行动，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有一年，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访问莫斯科后路过北京，向陈赓提出给他讲一讲中国空军建设和空战战术问题。越南抗法战争期间，陈赓曾任过武元甲的顾问，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对越南同志的请求，陈赓很是热情，他当即给何廷一打来电话，要他去谈一谈。何廷一婉拒：“我去不行吧，我们空军创建不久，空战经验不多，恐怕不好多讲什么。”话虽这么说，但见陈赓再三坚持要自己去，何廷一也就不敢再违命。还有一次，大约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间，越南空军局长邓性大校率越空军工作团８人来华访问，并到总参商谈请中国帮助越南组建空军部队及民航建设等事宜，陈赓又打电话给何廷一要他一起接待洽谈，参加会谈的还有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装备计划部副部长杜平等人。随后，何廷一又遵命和邓性谈了两次，将洽谈情况向陈赓写了书面报告，以为任务完成了。可过了几个星期后，陈赓却又打来电话，语气有点急：“我说何廷一呀，你跟越南同志谈得怎样？越南同志在他们的使馆都等急了，怎么搞的！”何廷一听了这口气，心里不太舒服，说：“报告陈副总长，我奉命和他们谈了两次，洽谈的情况我不是给你写了书面报告嘛。”电话那端传来陈赓的声音：“我没看见啊，好吧，我让秘书找找。”过了好一会儿，陈赓又给何廷一打来电话，说：“你写的报告找到了，被秘书压在抽屉里了，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为了使你心情愉快，我就向你作点自我批评吧。不过，你得再找越南同志谈一次，我好打发他回国。”

这就是陈赓，一个谦虚、豁达而不以势压人且具自我批评精神的大将军！在何廷一心目中，陈赓是不怒而威的上级，又是推心置腹的益友。１９６１年，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何廷一觉得从此天地少一人，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支从晋察冀抗日前线调回的部队，被布署在从金盆湾到绥德一带，加强了保护延安和黄河渡口安全的力量。旅部驻洛河川之虎皮头村，在延安大生产运动大形势的影响下，部队一到驻地，立即上山开荒生产。黄永胜旅长对于大生产的热情非常高，并且身体力行。

据知情者回忆，黄永胜兴高采烈地开了一家餐馆，可是这位英雄的旅长除了打仗在行外，其经商管理的水平实在不怎么的。饭店刚刚开张，客人其实也不少，看到白花花的钞票黄永胜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这一天，春光明媚，遍野的山花在舒适的阳光映照下显得更加艳丽。一位客人正在这里用餐，显然他对这里的饭菜感到非常满意。

吃完饭后，该客人把嘴一抹，起身就要走。服务员一看，马上叫住了他：“喂，同志，您还没有付帐啦？”

这位客人一听，就嚷嚷起来了：“黄永胜呢？这兔崽子哪里去了？妈的吃他一顿饭还要给钱？”

听到前面一阵嚷嚷，黄永胜赶紧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名著名的战将，是前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刚从太岳纵队司令员位置上来延安，现在正在延安党校学习陈赓同志。陈赓曾于1937年2月起在红军大学时期和黄永胜在一个班学习。

黄永胜喜出望外：“哈哈哈，这不是陈赓同志吗？欢迎欢迎。你来吃饭我平时请都请不到勒，你免费免费！”

陈赓得意极了：“这还差不多！”然后嘴一抹，走了。不久，许多人都过来噌饭，如肖克、邓华等人、黄永胜一律免费招待。这样，黄永胜的餐馆只开了两个月，结果倒闭了。

黄永胜除了开餐馆外，开养猪。黄永胜养了两头大猪，也不知道给它喂什么吃，就狂长膘，两头猪加起来足有500多斤，其中的一头更是达到300多斤，勇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大生产运动比赛“养猪状元”的称号，为此黄永胜得意极了。

有一次，他看到顶头上司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高岗养了一头猪，精瘦精瘦的不足100斤，就笑着对这位麻子政委高岗说：“我说政委啊，你养的那叫猪啊，我看叫黄鼠狼还差不多！”说完哈哈大笑，而高岗却在一旁尴尬地笑着。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是个闲不住的人，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俩哥儿”出去串门，往往是陈赓一叫去哪家，陈锡联就“一喊就应”，从不推脱。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老总家。　　

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 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住的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不说，树上还结满了好多的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忙乎起来，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要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装得再也装不下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这“哥儿俩”口袋的苹果竟然能吃上好几天。

陈赓常常是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谁知谁都以为不知情的朱德却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竟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连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劳动时，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

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锡联老弟”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他就大呼上当，“误中了大哥的奸计”。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回到驻地，“老弟”常常是筋疲力尽，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锡联老弟”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就这样，在“吵吵嚷嚷”中，他们和众人修建了延安机场。

　

（二） 重视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中，在敌后指挥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敌强我弱，敌人经常是主动进攻，八路军被动应战。陈赓却能根据敌人的变化，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而取得胜利。这正如《孙子兵法》上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陈赓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当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的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注意抓了情报工作。

　　1941年，陈赓决定加强情报工作，向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召见了高庆奎。

　　“你好呀，小高。”陈赓握着高庆奎的手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

　　高庆奎眼睛亮了：“什么工作？”

　　“情报工作。到白晋铁路线上的长治城里去。”

　　高庆奎有点出乎意料：“我能行吗？”

　　“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陈赓望着他，“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因为重要，我怕做不好。”高庆奎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那就要好好学习。”陈赓说，“这是个秘密工作，以后你归我直接领导，我的代号是一〇一，我们是单线联系。你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太岳军区后勤部经济科员。”

　　至于怎么搞情报工作，陈赓给他一本《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叫他学习，然后抽空断断续续地给他讲了3个月的课。陈赓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陈赓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不过，必须保全自己，才能完成任务。”所以，陈赓望着高庆奎认真地说，“要坚决做到六戒：第一，戒白天在大街上露面；第二，戒在敌占区照相；第三，戒嫖妓；第四，戒赌；第五，戒去娱乐场所；第六，戒酗酒。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

　　高庆奎按照陈赓的指示，于1942年2月14日潜入长治市。陈赓同时给他配备了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以便随时联络。

　　高庆奎拿着陈赓写的亲笔信，到长治城内，和一个在西关北街摆书摊的人接头。陈赓的信是这样写的：

　　书存兄：
　　今有表弟宗昌来长治办货，请尽力协助为盼。
　　 表弟 王祯

　　因此高庆奎的名字又成了“高宗昌”了。高庆奎到了长治之后，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都了如指掌。

　　当然这样还不够。“应该把对日军表面情况的了解深入到内部去，这就需要进行策反工作。这工作很难，但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日本人利用我们中国人当汉奸，我们应该更能够把中国人动员起来对付日本人，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要动脑筋想办法。”陈赓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现在有一个对象。”高庆奎说，“长治日军洪部（司令部）有一个掌握军事机密的大佐，是山西省榆次县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姑母抚育长大。由于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受日本人看重。据当地群众反映，这个人比较孝顺。名叫纪群。”

　　陈赓说：“在日军内部物色对象，一定要找那些有头脑又能冷静思考的人。相反，那些民族败类和张牙舞爪没有稳定性格的人，就不要接近。这个纪群怎么样？”

　　“他的薪金较低，”高庆奎说，“生活比较清苦，平时少言寡语，喜欢诗词，写一手好字。很受日本人器重，是个有思想的人。”

　　陈赓思考后，认为这个人可以争取，但是要想办法接近他作进一步了解。接着，陈赓交代政策说：“在敌人内部工作要提高警惕，不要上了敌人的圈套。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的办法。有的能完全争取过来，成为我们的情报员；有的可以重金收买；有的需要加强教育……对敌人内部长期给我们送情报的人，受到敌人怀疑时，要及时采取措施，或叫他转移到解放区来，按我们的干部对待。对因给我们送情报，被敌人逮捕，严刑之下仍不出卖我们同志的敌方人员，如被杀害，要按我军的烈士待遇。”

　　接着，高庆奎亲自去了解纪群的情况。在中共长治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庆奎化装成农民，顶替了个给日本洪部做工的苦力，开始去挑大粪，后来就帮助烧锅炉，往后就可以进房间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打杂，对纪群有了进一步了解，就按陈赓的指示决定争取这个人。

　　高庆奎派情报员陈华到“同兴颜料行”去当伙计，后来入股当上了二掌柜，设法结识了纪群的表弟，再由纪群表弟介绍与纪群交上了朋友，不久还换了金兰谱，成了结拜兄弟。

　　纪群姑母的家在抗日根据地，这一点日本人并不知道。陈赓就派人去做这个姑母的工作，请她到长治去劝说纪群。老太太很有魄力，亲自跑到长治，把“黄挂——祖宗牌位”挂在墙上，叫纪群跪下叩头宣誓：“决不背叛祖国，充当日本人的汉奸、走狗！要跟着八路军抗日救国，将功赎罪。”纪群声泪俱下，叫姑母放心。

　　一天，陈华去纪群家串门，见纪群的妻子在流眼泪，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小儿子发高烧，呼吸急促，有肺炎迹象，急需进医院。但纪群每月只有伪币230元，生活很困难，纪群为了给儿子治病出外借钱未归。陈华二话没说，抱起孩子送进了医院，并交了200元押金。等纪群回到家，孩子已脱险，使纪群感激涕零。

　　过后，纪群请陈华和表弟吃饭。酒过三巡，表弟提起了话头：“日本鬼子和汉奸可把咱们家乡糟害苦了，现在大家都组织起来和他们斗。我看，他们的日子长不了啦！哥，你将来怎么办呢？”

　　纪群叹气：“我，我有什么办法？我现在只是混碗饭吃吧。”

　　“我有办法，不知你愿不愿意听？”陈华插嘴说。

　　纪群抬起头：“你我生死之交，兄弟有话尽管直说。”

　　“我有两个老同学在八路军多年了，听说现在都当上了大干部。我一直想去同他们联系一下，”陈华望着纪群，“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太好啦！”纪群的愁眉舒展开，“就劳兄弟你上山跑一下吧。找见他们为我美言几句。我虽是有罪之人，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要他们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效犬马之劳。”

　　“好！”陈华举起酒杯，“那咱们一言为定。”

　　陈赓听到高庆奎的报告后，很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要下大力气争取，不惜重金把他收买过来。”陈赓沉吟一下说：“你不是讲他喜欢诗词吗？我就作为他想象中的‘八路军大干部’给他赠诗一首：‘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这是鼓励纪群当坚定的青松。

　　陈华见到纪群说：“老同学找到了，我介绍了你的情况，他们欢迎你对抗日作贡献，因此赠诗一首给你。”

　　陈华念了诗后，纪群很感动，立即写了《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回报“八路军大干部”，表白自己的心迹：“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纪群是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来说明自己是在“虎穴暂栖身”的。

　　此后，纪群给八路军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如1942年7月9日，太原日军近2000人及伪军1000人突然到达长治，而长治驻军并无调走的迹象。纪群分析说：“这支部队是刚从石家庄调到太原的，现在又从太原来到长治，显然不是来换防的。”

　　陈赓接到报告后，判断敌人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袭击，于是部署了应急准备。

　　果然，7月13日晚，这股敌人从长治乘车北上，一路在常村车站下车，西向经屯留县余吾镇，突袭黄家岭一带；另一路在虒亭车站下车，东向偷袭八路军驻太行区襄垣县境的部队。但均未得逞，大败而归。

　　1942年8月13日纪群送来情报：“日军正在太行区扫荡，准备于15日夜12时集结，越过白晋铁路，扫荡太岳区。”

　　陈赓根据这个情况，决定避敌锋芒，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敌人进入我根据地，以小部队和民兵应付之，主力部队深入敌占区，攻击敌空虚了的据点，破坏铁路、公路，砍电杆、割电线，在敌人老巢闹得天翻地覆；在根据地内的敌人，找不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日夜受民兵游击队袭扰，供应十分困难，老巢又频频告急。因此硬撑了半个月，草草收兵。

　　陈赓为此让有关单位给纪群记了大功，奖赏1000元。

　　

高庆奎的太原情报站，也在日军中物色了3个对象，研究来研究去，觉得只有一个人有点希望。这人名叫董宝才，在太原日军司令部军事机要科当副科长，40来岁，仪表堂堂，精通日语，文静聪明，就是胆子太小，不敢和八路军接近，看来争取有困难。高庆奎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陈赓时，陈赓目光一闪说：“文的办法不行，可以来武的。你去布置一下吧，到时我派武工队配合你的行动。”

　　高庆奎了解到董宝才的小老婆是临汾人，他每年要到临汾去一两次看望岳父。一天接到岳父病重的电报，董急忙坐火车直往临汾。高庆奎得到消息后，立即通过秘密电台报告了陈赓，陈赓当即命令在那一带活动的武工队，派人化装成老百姓，到火车站和先期到达的高庆奎接了头，并做好准备。

　　董宝才和他的内弟下车后，随着人流刚出了站台，就有5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迎上来，连声说着：“哎呀！董科长，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我们是来接你的。”

　　董宝才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就被拉到胡同口一老百姓家中，几枝手枪抵住了他的胸膛。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今天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董宝才吓得浑身发抖，举着双手说：“我有罪，我有罪，愿意戴罪立功。我能干什么呢？”

　　“给我们按时送情报。”

　　“好、好、好。”

　　“那你写个保证书吧！”

　　董宝才用颤抖的手写好之后，武工队说：“你可以走了，不过你的内弟我们要留下作人质。”

　　“我的内弟年轻不懂事，请诸位多关照。”董宝才连连作揖。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不会叫他受苦。只要你老老实实地为抗日尽力。”

　　这个行动只用了46分钟，把董宝才争取了过来。此后他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有抗日思想的董宝才的内弟，早就和八路军有联系，到了根据地被高庆奎送到太岳中学去读书。

　　高庆奎的情报站在陈赓指挥下，为了打击汉奸的气焰，粉碎敌人的宣传，也为坚定董宝才等人从事抗日工作的信心，在敌占城市的闹市区，处决了几个汉奸、叛徒，同时张贴出太岳军区的大布告，撒了传单。群众称快，汉奸敛迹。

　　同白晋铁路线上建立的高庆奎情报站一样，陈赓也在同蒲铁路线上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陈赓派共产党员陈涛，随山西省军阀的投降日军的部队，进入晋南的中心城市临汾做情报工作，逐渐取得日军的信任，竟被委任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司令。这支军队多系由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投敌部队、溃兵和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共600余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于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的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个关系，太岳区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扫荡”的确切情报，避免了损失，也沉重打击了敌人。

　　后来日军驻临汾的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叫陈涛去当这个情报班的班长，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议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十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

　　去不去？干不干？要请示太岳军区负责人。陈赓听后非常高兴，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抓住它就等于掌握了敌人的耳目。日军既然能在我们同志面前，提起组建情报班的事，说明他对使用我们同志有所考虑，只要在他面前表现得当，就能当上这个情报班长。”陈赓还指出：“如能当上，就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而且由于掌握了敌人情报班，必然要与它们的参谋部门经常接触，从而增强了直接观察了解敌人动态的机会。因此，情报班是个比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当然不能不按照敌人的要求编排些东西以适应其需要。这些经军区司令部甚至是陈赓司令员亲手编制的‘情报’，虽非纯属虚构，但关键之处决无真实可言。就这样，我们的‘情报’在日军参谋部印发的以我军动态为主的情况通报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敌人的判断能力和对我军了解程度，从而为我们作战和编写假情报提供了条件。”

　　1942年6月，日军通知陈涛，说为了“还政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要取消“大汉义军”番号，解散“大汉义军”，把它们分别编到同蒲铁路南段的各县警备队去。这引起了官兵不满，纷纷找陈涛表示反对。

　　“趁此机会发动起义吧！”陈涛和情报站的人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还可以增加太岳军区的力量。

　　谁知道，报告到军区，陈赓立即表示反对。他说：“目前我们根据地生活条件很艰苦，伪军官兵上山来必然承受不了，必然陆续跑回去，大肆宣传根据地贫困，这种反作用比起义时的政治影响大得多。我们留下它们几百枝破枪有什么意义？而占据敌人情报班，比那几百枝枪重要得多。日军相信的是陈焕章（陈涛化名）这个具体的人，他带着伪军一走，愤怒的敌人肯定会株连他所使用的人，和他有来往的人，我们在临汾搞了两年多的情报工作基础，岂不毁于一旦？”陈赓进一步告诫说：“一个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不能只注意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点小利，而忽视长远利益。要从大局着眼，全面衡量事情的轻重利弊。在复杂的环境中要能抓住主要的东西，不为某些现象所迷惑，才能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情报工作任务。”

　　陈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起义的准备工作，保持平静态势，防止发生混乱。他认为：把“大汉义军”分散下去，丝毫增加不了下边的战斗力。所谓“还政于汪”只是一场闹剧。后来日军准备提升陈涛，调他到北平伪军总部去当宣导局长，或到沁源县去当伪县长，报到军区后都被陈赓否决了。于是，陈涛出面向日军婉言谢绝。

　　陈涛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市地下工作了5年，在陈赓直接指挥下，做出了很大成绩。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队的投敌活动，打退他派部队对太岳区的进攻等，其中陈涛提供的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3年10月24日第十六团在洪洞县韩略镇打的歼灭战，消灭冈村宁次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的著名战斗，也是陈涛情报站把日军军官团到达临汾的消息及时报告了军区。

　　高庆奎回忆说：“陈赓司令员常教育我，对自己同志要忠诚、信任。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在复杂的环境中，长期在一起工作，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决不要求全责备。”“你交给他三件工作，他做好了两件，一件没干好，但不是有意的，那就是好同志。”

　　陈赓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1952年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北京留守处主任的高庆奎接到通知：回云南军区去接受审查。为此，陈赓司令员叫兵团副参谋长李懋之来北京和高庆奎谈话，说：“司令员叫我告诉你，这个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政治运动，是对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是一场为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运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对待。首长提到你时说，你多年来做部队情报工作和经济工作，无论在敌占区，还是解放区，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都可以讲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很踏实，为部队做了不少工作，立功受奖多次。他比较了解你。如有问题，就好好交代；如果没问题，也要说明白。”

　　

（三）把作战股长一下提为旅参谋长

　　l940年8月14日，陈赓带领着七七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八4个团，来到一二九师指挥所石拐镇。他们是来领受刘伯承、邓小平布置大破击任务的。

　　“这次战役规模很大，朱、彭首长命令，重点破击正太铁路。我们一二九师担负阳泉至榆次的破击任务。本战役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我和邓政委决定把部队分成三个纵队：右翼纵队由范子侠等负责，带两个团担负阳泉、寿阳间的破袭，成功后，向西扩大战果；中央纵队以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十四团和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组成，由陈赓和陈锡联指挥，以一部兵力攻占冶西日本据点，牵制阳泉之敌……”大家注意到，刘伯承在说完左翼纵队的组成后，却没有说谁来指挥。直到最后，刘伯承推了推眼镜，看着陈赓的参谋长周希汉说：“根据陈赓同志的建议，决定左翼纵队由你指挥。”

　　周希汉差点“啊”出声，吃惊地站了起来，他怕听错了，或者师长说错了：“由我?”

　　“是的，由你周希汉指挥。”刘伯承重复了一遍。

　　刘伯承不等周希汉说什么，已经开始具体部署：“一定要坚决拿下上述我所提到的那些车站和据点，一定要统一时间，密切协同配合，彻底破坏正太铁路。有的据点敌人守备甚严，要讲究战术，不能啃核桃，而是要一个一个地砸核桃。”说到这儿，刘伯承的拳头形象地在桌子上砸了一下。

　　邓小平看出周希汉有些为难，询问道：“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备参谋长和政治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行不行?”

　　周希汉心里虽然七上八下，但他马上立正，坚定地回答：“行，坚决完成任务！”

　　刘、邓和在场的其他领导都笑了。陈赓也很感自豪：“怎么样，我的这位参谋长素质不错吧？”

　　周希汉，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时才14岁。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后，他—直跟随陈赓，任三八六旅作战股长。他作战勇敢，经常请战，被陈赓戏称“好战分子”。陈赓在用人方面一直为人称道：大胆，放手，从不论资排辈。他看中周希汉的作战才能，三级跳似地把他提拔到旅参谋长的重要位置上，由隔着几层的下级变成得力的助手。

　　会议结束后，已是深夜了。陈赓和周希汉回到宿舍，“烟鬼”周希汉立即掏出烟，点上。陈赓拍拍周希汉：“喂，‘好战分子’，这回可以过打仗的瘾吧！”

　　周希汉吐着烟，满腹心事：“旅长，你何时向刘、邓建议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你起码应该事先告诉我一声，好有个思想准备。这样重的担子压在我身上，我真有点紧张。”

　　“不瞒你说，早就下你的米了。”陈赓哈哈大笑，“说实话，你心里一点也不要紧张。从参加红军那天起，你想不想打仗?我想愿意打仗的红军战士都应该有理想成为一名将军，那么想当将军的人就必须具备将才的心理品质。据我所知，将军不可无勇，在决定胜负的战争和战斗中，要勇敢、勇猛、勇决、勇武。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勇冠三军’褒奖那些勇气超凡的名将。同时还要冷静沉着，处变不惊，应对自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方可制敌。还要有坚定的信心……我看这些你周希汉都具备，怎么可能为接受一项任务而感到紧张不安呢?”

　　听了这一番话，周希汉无言以对，默默地吸烟。

　　周希汉从心底感谢陈赓对他的举荐，但初次领兵打这样的大仗，陈赓又不在身边，的确有些担心。陈赓仍在鼓励他：“你要记住邓政委讲的，既要指挥好，坚决完成任务，又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你的担子的确不轻，要和各团的干部研究研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

　　周希汉坐不住了，一拍屁股站起来：“我今天就要赶回部队，把任务布置下去！”

　　“好，你走吧。”陈赓笑了起来。

　　

此人被评为中将，陈赓不满意，对毛主席说：我愿摘一颗星给他！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名单公布后，陈赓大将找到毛主席，表达对评衔的看法。

毛主席微笑着说：“你被评为大将，不满意么？”

“怎么会不满意呢？我觉得我自己评大将有些高。”陈赓回答说。

“那你有什么意见呢？”毛主席对陈赓非常了解，知道他这么说一定事出有因。

“我一个部下只被评为中将，太低了。”陈赓直截了当地说。

哦，是你的哪个部下？”

“陈康！第13军军长。”

“哦，原来是他啊！”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他，他是你手下的常胜将军，打过很多胜仗。”

“没错，陈康评个中将，确实低了，我愿意摘一颗星来给他！”陈赓说。

“军衔不是我说了算，是评审组共同评定的，我也无权置喙。更何况，评定军衔这件事，本身就众口难调，不可能让人人都满意。再者，即便陈康所获得的荣誉与他的实际贡献不相匹配，但他的功劳，人民群众会记在心中，共和国不会忘记他！”

听到毛主席这番话，陈赓大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但这件事让他一直为爱将陈康感到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整陈康，毛主席亲自出面保陈康。他问谢富治：“都说陈康同志能打仗，五个仗能打赢几个？能不能全胜两个？”

“那不止。”谢富治说。

“五个呢？”毛主席又问。

“都能打赢。”

“三个仗能打赢两个，就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我不保，我还保谁？”

陈康的确是一位身经百战、胆略过人、叱咤风云、屡建奇功的勇将。

他1910年出生于湖北武穴，1927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曾在陈赓手下任772团团长、13旅旅长，后来又担任第四兵团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等职。

在他6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曾经5次身负重伤，直到他2002年逝世时，身上仍残留着11块弹片。

1935年3月，红31军攻打天险剑门关，初攻不克。军长王树声一挥手，陈康一马当先，冲锋在最前面，全营官兵紧随其后，一个个都是敢死队。他们士气如虹，势不可当，终于把剑门关拿了下来。此战为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胜利会师，扫清了一大障碍。

1937年10月，在设伏七亘村战斗中，时任八路军386旅772团团长的陈康率团两次巧妙设伏，一举歼灭400多名日军，缴获300多匹骡马及大批军用物资， 而陈康的部队仅伤亡10余人。

1938年3月，陈康率领的部队采取分兵诱敌之计，打击晋东南的入侵日军。驻守在潞城的日军果然被诱去救，进入陈康在神头岭一带布置的伏击圈，最终将日军全歼。
陈康打过的胜仗不胜枚举，他独特的战略战术思想，受到了我军的高度重视。中越自卫反击战，就是采用的他的突袭战术。他的不少成功战例，还被编入军事教科书。

　　

陈赓大将是我军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建国后成为开国大将，在一九四六年，陈赓将军曾对一位部下说：“你当参谋长，是浪费人才！”此人是谁？他又有着怎样的资历，何以陈赓将军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实际上，陈赓将军说的这句话，并非恭维的玩笑话，而是一句大实话，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妨看看这位将军的任职情况！此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四年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抗战时期担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政委。我们且不说此人曾是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就算是三八六旅副政委，也是陈赓副手的位子，只比陈赓低半个档次。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还接替陈赓，成为了三八六旅旅长，挑一方大梁，可见其军事能力不低。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开国中将刘忠将军，刘忠在侦察科长的任上，从一名什么都不懂的生手到经验丰富的侦察干部，是经过了战斗考验的。一九三四年七月，刘忠陪同保卫局谢志群前往瑞金，接受长征行军图，当时刘伯承亲自交代刘忠，一定要将长征图交给军团首长，刘忠二人历尽艰辛，终于按时将长征图交到了军团。

抗战爆发后，刘忠担任抗大第三队大队长，后来又调任抗大第六分校校长、三八六旅副政委，在这一时期之前，刘忠一直以来都是政工干部，在军事上不显山露水，不过，事实证明，一位好的政工干部，同样也有可能成为一位好的军事干部。一九四二年，刘忠担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由于他原本是政工干部，一下转到军事主官，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

当时，不少领导认为我弱敌强，主动出击讨不到好处，但刘忠却认为就应该主动出击，占据主动权，刘忠的意见多次得不到军区领导们的同意，他气得将望远镜丢到桌上，说：“既然我这个司令说的话，你们当放屁，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当下去了！”

其他人听后，脸色也不好看，他们接受了刘忠的提议，主动向日军发起了攻击，果然，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着，完全处于被动，第二个月，军分区便将四千鬼子打退。

抗战胜利后，陈赓担任四纵司令员，刘忠出任参谋长，这一当就是一年，后陈赓推荐他当太岳军区司令员，此后他率队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等，不久后他出任一兵团十五纵队，一九四九年，刘忠调任六十二军军长。刘忠率领六十二军挺进大西南，先后解放了雅安、康定等地，歼灭敌军一万多人。

一九五零年，刘忠担任六十军军长兼川西军区司令员，当时原本六十军要前往朝鲜战场，不过刘伯承却将他调到了军事学院担任院长。比起到军事学院任职，刘忠更喜欢到朝鲜战场上，刘忠很不服气，他甚至主动向刘伯承请缨，然而刘伯承没有同意，反而将他说服了。

一九五五年，事实上，以刘忠的资历，他完全可以被授予上将，却仅仅被授予了中将，尽管如此，刘忠没有怨言，反而平和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与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相比，他已经是相当幸运了，有什么理由抱怨呢？

三八六旅二十团团长楚大明

太岳战将猛，首推楚大明

抗日战争期间，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太岳军区，有一位抗日英雄名叫楚大明。他有着参加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三过雪山草地等荣耀经历，从家乡商城县转战数万里到达陕北，走上抗日战场。楚大明是陈赓手下一员猛将，在战斗中负伤28次，身上伤疤60余处，受到陈赓“太岳战将猛，首推楚大明”的崇高赞誉。

在对日伪军的作战中，楚大明不怕牺牲、指挥靠前、巧抓战机，灵活发挥战术；危急关头，他身先士卒，靠过人的胆识带领战士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他所率领的三八六旅二十团在战斗中屡建奇功，在太岳、冀南一带深受百姓拥戴，被亲切地称为“楚团”。敌人对“楚团”又恨又怕,日伪军中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团戳一下”的说法，就连伪军赌博急了眼，也会说：“谁耍赖，让谁出门遇上楚大明！”

楚大明所在的二十团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屡建奇功。1943年7月，智取林县，全歼刘月亭伪军1000余人；1945年4月，利用伪军“豫北两霸”孟县县长张伯华、济源皇协军司令李正德之间的矛盾，假道灭虢取得辉煌战绩；还先后攻克威县、临漳、魏县三座县城……1944年11月，时任团长的楚大明荣获太岳军区授予的“特等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1947年1月27日，时任副旅长的楚大明在汾孝战役中牺牲。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楚大明离开我们快70年了，但英雄的事迹还在他战斗过的地方、他的老部队和他的家乡广为传扬。

　　129师386旅攻克正太路芦花庄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