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思考和认知

江林老师

　　弘一国学，旗帜鲜明反对空假、虚伪的国学；始终如一坚持经典、实在的国学。真正的国学，不应是浮于表面的模仿与装扮，而应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与精神传承。那些穿唐衫汉服、披袈裟道袍、留长须束散发之人，看似满腹经纶、仙风道骨，实则未必是真儒士、真道人、真佛陀。其中不乏文盲、渣子、骗子，甚至妖魔、恶棍、歹徒。若仅凭外在形式便自诩为国学传承者，实则是对国学的亵渎。

十年前，一位四十多岁的访客曾侃侃而谈，称其子女已进入私塾学习。他自称圈中皆为大儒大德，孩子所学皆为《弟子规》《三字经》《论语》，每日清晨洒扫庭除，行跪拜之礼。我曾提醒他，这些不过是陈腐俗套，并不代表真正的国学，实为古时蒙学，近似近代扫盲。私塾教育无法替代现代教育体系。若连《诗》《书》《礼》三大古籍都未曾通晓，又何谈国学系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劝君莫做国学的傻子与骗子。后来，他终究回归现实，创办实业，孩子也重返全日制学校。

过往多年，不少斋茶素馆、亭台楼馆，甚至企事业单位与家庭堂室，纷纷效仿所谓“古风”，将门面布置得灰扑扑的，摆佛像、敬神像、放蒲团、播音乐，供奉《弟子规》《了凡训》《华严经》《道德经》，甚至还有《佛说疗痔病经》《道教闭关长生》等杂糅之书。吃饭前焚香跪拜、合掌感恩，举止机械，苍白无魂；口不择言，心不由衷。如此形式，不能体现国学之深意，反而沦为一场表演与作秀。

国学原称“国故”，始于民国八年《新潮》杂志对国粹研究的主张，带有文献学的意味。真正的国学，应能让人体会“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慷慨热血，应能让人沉醉于《滕王阁序》的华丽辞藻，感叹《阿房宫赋》的借古讽今。若将君臣父子、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重新拾起，奉为圭臬，那便是对祖宗的不敬，对后人的贻害。更有甚者，以毫无节操之身牟利，却劝人清苦；灯红酒绿、放肆享乐，却劝人田园牧歌、清灯古佛。此等国学之人，实为骗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财贵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运动，传入大陆后一度风靡，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各地私塾如雨后春笋，吸引了不少希望脱离体制教育的家庭。然而，十年过去，当初崇尚国学的家长们发现，孩子们并未成为圣贤，反而陷入茫然无助的境地，不得不靠自考自救。类似现象并非孤例，80年代末“扶忠汉双向英语速成法”曾风靡一时，如今又有谁记得？李阳疯狂英语也曾席卷全国，却打着爱国感恩的旗号行骗，其本质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李阳之流，唯有佛门方能度其贪梦恶毒之身。

假国学、伪国学，皆为乱搞瞎闹；打着“国”字旗号，将现代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谓“国师”“国医”“国学”“国嘴”，若无真才实学，终将沦为笑柄。将腐朽与垃圾当作国宝，是对五千年文明的无知与毁灭。中国传统道德与学术，岂能以“国学”二字一言以蔽之？若将国学狭隘地理解为围绕“道”或“气”的某些技艺，或与西学对立的笼统概念，那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矮化与贬值。

一代代国人，一批批学士，无数大道高僧、伟人圣贤，他们的思考、辩论、砥砺、传承、变革与文章，岂能被压缩成几位“国学大师”的畅销书？若将国学当作一个筐，装进职业骗子、鸡汤厨子、无耻神棍、邪教胚子，那将是对民族与国家的灾难。附庸风雅、倒行逆施、复辟糟粕，终将祸害子孙。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与科学精神，绝不能被越俎代庖。

现代人普遍怀旧，社会弥漫着一股怀旧气息。有人迷恋文革的气壮山河，有人怀念改革初期的艰苦朴素，更有人直接沉醉于古代的幻想之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美，但怀旧终究是精神上的返祖与乡愁。正如李鸿章当年面对慈禧质问时所言：“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何待今日？如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由此推论，若旧法真能救国，又何须十月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而今，马克思主义已证明可救中国，但能否建设与发展中国，仍需深思。因此，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真正的国学。任何理论与学说，都不是绝对真理。国学要正本清源，日日新，方能保持鲜活与活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所有国人都应时常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