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朋友一七年十一月参加四川省政协组织的考察团,从贵州茅台沿美酒河到四川郎酒兜了一圈。朋友不善饮酒,此行却让他大讲郎酒,大讲酱香。我翻看他拍的郎酒新建露天酒库照片,在大山的怀抱里,郎酒酒坛排列出令人震撼的画面。爱人朱利平的父母经历过郎酒厂的初创,她说起父母常讲偶然发现天宝洞用于藏酒的故事,感叹郎酒的发展。朱利平说:郎酒厂是五八年我们出生那年挂的牌,今年刚好六十年,那块牌子还是我带去的呢。后半句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并非不靠谱,它让我的思绪飘到了过去的遥远……</h1> <h5> 朋友一七年拍郎酒露天酒库照片</h5> <h1> 朱利平伴随第一批郎酒厂人的身影,在二郎度过了七年幼年时光,二郎那条铺满青石的街路,是她挥之不去的记忆。毫无疑问,在她出生二十三年前四渡赤水的红军,也把无数的脚印留在那条街路上,同时,二郎生产的郎酒也同茅台酒一样陪伴着英勇的红军拼博在战场。只是二郎地势更险,郎酒的产量不及茅台,但周总理记住了它,五六年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总理明确指示扩大郎酒生产。也许是郎酒同红军的缘分,担负组建郎酒厂重任的是一位曾转战南北的军人,他来自山东沂蒙。随着新中国诞生,战争的硝烟己渐行渐远,但战争锤炼出的军人本色,敢于打硬仗的精神使他在赤水河边的二郎又有了用武之地。他是郎酒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职工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高支书。高支书四三年在沂蒙老家新婚后就投身抗日烽火,青春热血泼洒疆场,同村一起上战场的二十八个伙伴,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他所在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古蔺后,他由连长转任区队长,组织了对古蔺白沙坡士匪的清剿。他骨子里秉承着传统,当他在古蔺结束军人生涯,就将老家农村的爱人接到了古蔺,接到了二郎,五十年代中后期才有了两个儿子高洪和高伟,有了完整的家。他的爱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大人小孩都喜欢叫她高妈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山东沂蒙革命根据地占据着重要的篇章,其中世间广为传颂的红嫂是沂蒙伟大母性群体的缩影,高妈妈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在战争年代就入了党并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但高支书为了保证自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固执地剥夺了高妈妈工作的权利,让她只照顾家庭,就像战争年代一样,一个在前线拼杀,一个在后方保障。同当年大多数军人一样,来自农村,又连年征战,没有机会进课堂,高支书认不了多少字,可是在岳母谢树华的记忆里,他很有威信,工作很有能力,讲话很有条理,开会从来不作笔记,但传达上级精神,布置工作任务却从不遗漏。他话语幽默风趣,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更愿意跟着他工作。建厂初期恰遇三年自然灾害,郎酒厂人心不稳,不少技术骨干不辞而别,高支书亲自上门做工作,靠自己的远见和人格魅力为郎酒的持续挽留住了技术人才。文革时,县城的造反派将他揪到郎酒厂批斗,但职工们都保护他,没有人对他落井下石。在他身上还能见识山东人的豪爽和重情重义,若干年后他同很多第一批职工一样离开郎酒厂,到了古蔺县城,但他忘不掉那些同他一起为郎酒厂奠基摸爬滚打的同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每年春节他都要为老同事们备一份年货,并且挨家挨户送上门去。年轻时我常在县城街上见到他,那时的他己近老年,脸上爬满岁月的沧桑,但慈祥和战火炼就的坚毅同样写在脸上,不能不让人心存敬意。我不知道郎酒厂的史册上有没有他的名字,但我知道赤水河畔有他坚实的足迹,父辈口中有他永远的辛劳,郎酒人应该记住他,郎酒厂的奠基领头人,一个堂堂的山东沂蒙汉子,他的名子叫——高乃邦!</h1> <h5> 郎酒厂初期老照片,前排中为高支书</h5> <h1> 同时,还应该记住那些跟随高支书创业的郎酒人,记住他们创业的艰辛。五八年的二郎十分艰苦,五七年蔺叙公路通车后,五八年这条公路延伸到了赤水河边的太平,但二郎仍被大山封闭着,惟有奔流的赤水河维系着同外界的物资通途。那时从太平到二郎,要么乘船,要么走路,走路要先在太平坐渡船到贵州,沿贵州一侧的赤水河边纤夫行走的纤道走,在二郎滩,再乘渡船到二郎。交通不便,反映在生活上,最直接的就是吃的东西单调,岳母是泸县人,少有吃山区的食物,她说,那时在二郎天天吃酸菜,吃得人反胃。没有那个年代的经历,体会不到那种对酸菜的悲苦。作为古蔺人,酸菜是儿时记忆里最具山区特色的菜品,青菜的碧绿经过沸水的洗礼,在封闭的陶缸中变身成灿灿金黄并散发出可口的酸香。我们现在如能吃到正宗的古蔺酸菜,那心情自然是无比的爽快。听到岳母的感慨,我对酸菜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那应该是山区环境封闭的产物,是人们最初为了生存的一种无奈之举。由此,我突然想到郎酒,想到酱香,想到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二郎。二郎闭塞的自然环境,缓慢的生活节奏,艰难的物流运输,给酱香郎酒繁杂的制作工艺,充足的贮存时间,进而呼唤出来回味悠长的品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环境和人文共同赋予了酱香郎酒的特质,我似乎明白了,当初郎酒厂为什么不易地而建。艰苦是无奈,但艰苦孕育的果实确是那样的美好!</h1><h3></h3> <h5> 岳母和爱人熟悉的二郎街路</h5> <h1> 这种孕育需要付出无比的艰辛。岳母在上文郎酒厂初期老照片里站在最右边,照片里二十多岁的她今年己八十五岁,郎酒建厂初期的经历,己随风飘散,但总有一些深刻的东西,零碎地存在于记忆之中。建厂工作是在私人作坊基础上铺开的,职工主要来自二郎、太平附近,最初从县城到二郎筹备建厂的干部,包括高支书也就五、六个人,岳母说现在就只剩下她和当时主要负责办公室后来担任副厂长的王俊昌(老照片前排左一)两个人了。建厂之初事情繁杂,大家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岗位,会计出纳、伙食团、人员招聘、体力劳动等岳母都在干。彭追远就是岳母替他填表招进郎酒厂的,他聪明好学,踏实肯干,从岳父手中接过保管工作后,勤奋努力,一路风雨,最后成了郎酒厂历史上的领军人物。在所做的工作中,岳母感觉最吃力的是背粮。那时的二郎,由于特殊的地形,搬运是二郎的主要行业,二郎的物资集散,全靠人力搬运。建厂初,为厉行节约,一切精打细算,厂里的物资一般都是自己搬运。当时要扩大郎酒产量,二郎本地的粮食有限,必须扩大粮食来源,太平就成了郎酒厂最初的收粮点和转运站。粮船在纤夫肩上逆流而上,到二郎时己近黄昏。这时就全厂总动员,当晚必须把粮食全部转到厂里,落实每个人的定额任务,岳母是厂里唯一的女干部,受照顾,她的定额是二百斤,岳母一次只能背四十斤,从赤水河边到厂里全是上坡路,岳母说背得腿打颤颤,好不容易背到厂里,要多半天才能缓过劲,无论如何当天的定额任务必须完成,天黑了就打着火把提着马灯照路。那时真是咬着牙关干,高支书也和大家一样,都有定额任务,没有一个人例外。朱利平打趣说:厂里给你们多少加班费呀!岳母瞪大了眼睛:没有加班费,背粮的时候,厂里特许吃一顿夜宵。相对于背粮,其它工作就要轻松多了,但岳母说,这仅是对女同志而言,高支书带着男同志也还有并不轻忪的事要做,那就是在更高更远的山上去砍木头,运木料回厂,这个时候,女同志就在厂里挖土打土砖,当时全是自己备料,自己建厂房。岳母说,那时是苦,但看到自己背来的粮食在自己修建的厂房里生产出了郎酒,心里还是十分的高兴。</h1><h3></h3> <h5> 右边是岳母记忆中望而生畏的背粮坡路</h5> <h1> 我们不能不感佩我们的父辈,朱利平有缘见证了那段历史。她是五八年九月中旬在古蔺县城出生的,在岳母的记忆里,岳父随高支书先到二郎,朱利平出生时岳父忙于工作没有回家,四十天后的十月下旬,她就抱着朱利平踏上了去二郎的路程,同行的还有朱利平的外婆和郎酒厂的第一块厂牌。这块厂牌有一段湮没的插曲,王俊昌给岳母办交待时说,厂牌上写四川省地方国营古蔺郎酒厂,这是有讲究的,因周总理的重视,郎酒厂作为省上企业来建设,厂牌的内容就反映了这一背景,但岳母当时没有弄清厂牌的真实含义,她在县城落实具体制作时,制作人提出疑问,四川后面有省字,而古蔺后面没有县字,是不是搞错了?她也就认为是搞错了,那时的二郎还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岳母就自作主张把县字加了进去,厂牌就成了"四川省地方国营古蔺县郎酒厂"。这块厂牌同朱利平一起在岳母和外婆的看护下,从县城坐车到太平,然后二渡赤水,一路坎坷从太平走路来到了二郎。高支书和王俊昌看到厂牌,自然十分遗憾,但山高路远水长,要去一趟县城不容易,也就只好无奈地作权宜之计将它挂在了郎酒厂的大门。朱利平见证了郎酒厂的第一块厂牌,更以自己的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郎酒人环境的艰辛。她幼时多病,那时的二郎是真正的缺医少药,二郎只有一个十分简陋的诊所,赤水河对岸贵州二郎庙有一个能看中医的小诊所,大病就只能到太平去看。按岳母的话说,该当朱利平命不该绝。在二郎那个简陋诊所,一次针都扎进了她的屁股,打针的人才发现没有装药。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河对岸的二郎庙看中医,医生开错了药,她一个晚上上吐下泻,第二天几乎没有了气息,二郎的街支书都劝岳母放弃算了,但岳母报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渡过河去找到二郎庙另外一个中医生,才捡回了一条小命。往事如烟,八六年朱利平离开古蔺时,曾回了一趟二郎,朋友送了她一瓶郎酒,我们至今舍不得开瓶,那是二郎岁月的沉淀,更是二郎缘份的念想。</h1> <h5> 朋友八六年送的郎酒</h5> <h1> 那些年,己经远去,那些事,己无踪影。我给岳母看朋友拍的郎酒露天酒库照片,看着郎酒酒坛排列出的宏大场面,岳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知道,这些酒坛来自属于他们的年代,并且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h1> <h5> 岳母看郎酒露天酒库照片</h5><h3></h3> <h5> 向图片提供者致谢</h5><h3><br></h3><h5> 二零一八年九月</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