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跟随母亲下放…

春风絮语

2018年，是知青下放五十周年。

写下这一段经历，

是为了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不是知青，1968年10月28日我跟随母亲下放农村时，才上三年级；

母亲也不算知青，那年她已经47岁了，被称为下放干部。

2018年4月的一天，我家先生原九江一中的老同事李生来电话：说今年的10月份是他们知青下放五十周年，准备搞一次聚会活动，以纪念一下已逝的芳华岁月，邀请你们两口子来参加……先生有点懵，你们聚会，怎么邀请我们？李生说，当年我与你岳母下放在一起的，只不过当时她是下放干部，我是知青，那时你老婆还很小，是跟随你岳母一起到了农村……我知道你岳父岳母已经去世了，那你们也可以代表他们来看看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啊……

李生的一番话和热情邀请，一下子把我拉到了五十年前那一幕，思绪一下子回到了江西省彭泽县那个我与父母亲呆了五年的小山村……

农村小村庄

风起云涌，浪潮扑来

1968年9月的一天，身为后勤总务主任的父亲在一次学校政治学习中被揪了出来，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爸爸被挂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白牌子，接下来就是批斗会，老师们纷纷揭发他的“反革命的行为”，无非是父亲的家庭成份不好，工商业兼地主；脾气暴躁易怒，原则性太强，老师们去总务处拿办公用品，他拦三阻四的，好像是拿了家里的东西一样总是不肯。母亲跟父亲同在九江市柴桑学校工作。此时母亲坐在一边不敢吭声，他知道父亲的秉性，那是为学校节约资源，怎么就成了一大罪证？

当天父亲就被关在学校不许回家，

由学校造反派看着。

当晚，母亲带着我给父亲送东西，我们拎着被子、洗漱用具、水桶什么的去学校。因为母亲不能进学校去，就让我拎着东西进去。在学校传达室门口，一男姓熊，一女姓李，大约三十多岁，袖子套着造反派红袖章，好一通盘查之后才放我进去。我左手提被子，右手拎网兜，摇摇晃晃地走到学校的后面一栋楼里，这里关了好几个“反革命”。父亲见着我来了，一把接过东西放进他住的禁闭室，然后搂着我，问这问那的，至于说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让我听妈妈话，多帮妈妈做点事。临走时，父亲往我手心里塞了小纸条，低声地说：“给妈妈。”

回到传达室，还是那两位盘问：“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话呀？要老实的告诉我们，他给了你什么东西了吗？”我都是懵懂摇头。他们翻了一下我的衣服口袋，又检查了我的两只手，没发现什么，就放我出来。

母亲见我出来，忙拉着我回家。背后还听到那两位阴阳怪气的说我妈的怪话：没想到这金小脚领养个女儿还管用啊……回到家，我将爸爸给的小纸条从内衣缝隙里取出来给了母亲，我不知字条写了什么，母亲看完就撕了。

当年欢送五七大军的热烈场面

由于父亲的问题，母亲被安排下放。同年的10月28日，是我跟妈妈一起下放的日子。在上车之前我贪玩不知野到哪里去了，母亲急死了和小哥到处找，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和母亲随着一大帮的青年男女乘上大卡车，在锣鼓喧天中缓缓的离开了学校，来到了江边轮船码头。下车，又在“一片红”的锣鼓喧天中，登上了去彭泽县的轮船。船上，短暂的嘈杂后就是一片沉静，只听见船上发动机“轰轰”的声音，跟岸上热闹劲头不太协调。那帮称为“五七大军”的人，年长的坐在那儿默不作声，不知道在想什么，年轻的则抱在一起低低地哭泣着……

船慢慢地开动了，离岸越来越远了，船上传来一片哭呜咽声。有的趴在拦杆边向岸边的亲人挥手致意，有的索性坐在船边伤心地哭起来，有的望着江面发呆…并没有像现在的电视剧里呈现出年轻人兴奋不已豪气冲天的景象。

母亲凄楚默默地流着泪，不说话只是紧紧把我搂在怀里。小哥则坐在另一头，他答应了学校送我们去下放点，毕竟母亲和我是一老一小，小哥是父亲与前妻生的孩子，父亲的前妻早年患病去世了，母亲是经人介绍认识父亲的。母亲出生于湖北广济县的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省级会员，在官府里为官，家里是几进的大房子。因母亲读书耽误了婚事。跟父亲结婚后怀孕发生意外致病不能再生育，他们在中年时期领养的我。过了一会儿，我就满船玩起来了，对什么都好奇，看看这，看看那的，从船头走到船尾很是兴奋。当看到许多姐姐们抱头痛哭，很是不解，“坐船多好玩，有什么好哭的？”

上午10时到了县城，又是锣鼓喧天热闹地欢迎。在县里一家饭店吃过饭，又上了卡车，路不平车颠颠簸簸前行。谁知走到一个小路口，车停了，告知这是小路，车走不了，让所有人下来，徒步行走。一行人走走停停，傍晚才到了一座村庄，这还不是目的地，“五七大军”们被安排在各老乡家里吃饭、歇息。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吃早饭，小哥执意要回浔城，说他老婆快要生孩子了……还没到目的地就要走？母亲没吭声搂着我看着小哥离去的背影，广阔的天地中我们母女倆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

中午，“五七大军”们终于走到了湖西公社，偌大的场地上堆满了“大军”们的东西。母亲身心疲惫，在这么多的东西中要挑出自己的家具，眼花头晕。我对母亲说，我会认自家的东西。于是我像小蚂蚱一样，在家具堆里飞来跳去，认领自己家的东西：“妈妈，这是们家的床；妈妈，这是我们家的方桌；妈妈，这是我们家的，那是我们家的…一一将家里的东西全认领出来，然后就由大队派来的人挑到湖山大队。

等东西认领完，大队人马又要前行，因为湖山大队离公社还有八里路。我们疲惫不堪于晚上挨到了大队，先集体吃饭，然后母亲和我在大队部统一安排下女的全在一间土屋里一铺大炕上睡下。幸好，只睡了一晚，第二天，凡是拖家带口的干部分在一座老屋里，各家住一间厢房。年轻的则住在大队部建的知青点，吃饭就在一起。

彭泽县一景  

靠长江边的小孤山

貌似当年蒸饭的大屉笼

因母亲年纪大，身体不是很好，快50岁了，下放的“大军”部商量后，就安排她和另外一个年纪大的不下地干活在家为大家做饭，李生等年轻人则要下地干活。二三十个人的饭菜，尽管没什么好吃的，青菜，罗卜，冬瓜……做饭，也够我母亲忙得了，洗菜，切菜，淘米，蒸饭，有时还要劈柴，涮锅……累得腰酸背疼。那时我不懂人事，成天到处疯玩。

知青的伙食很清淡，偶尔也会吃海带炖肉汤，可是没瘦肉，有的就是一点猪皮和一点肥肉，可这对“大军”们就算是最好的了。每次吃饭时，母亲先把饭分好，一人一大半碗，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多一点都没有。菜里也没什么油，还没挨到下午吃饭时肚子就唱“空城计”了。每次吃饭，我三下两下就把饭菜吃了个精光，吃完了便看着母亲的碗里。母亲知道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饭菜哪够我吃的。于是把自己碗里的省下的饭菜全部扒给了我，吃吧。”于是我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每每看着我这样的吃相，母亲心里很难受，背过身去用手抹了抹眼睛。

还好这日子不长，大半年后，大队部解散“五七大军”集中点，将他们一一分到各小队去。母亲被分到叫“油店”小队，据说这小队是以“榨油”而著称的。又差人把东西搬进了是地主家隔出来的一间土砖房，大约是16平米，分前后两间，前面是厨房兼客厅，后面就是卧室。床铺是土砖搭起来，再放上木板。小队上黄姓队长派了副队长过来帮忙，这副队长姓占是个不怎么说话，但做事挺麻利的中年汉子，帮着母亲用土砖把床搭好，一切收拾妥当才走，母亲不胜感激。分开后可以独立做饭吃，我不会再也吃不饱了。

安顿下来之后，小队长安排母亲在队上小学里教书，我就跟着一起学习。说是学校，其实就是农民家的一间堂屋，地上打上几个木桩子，往上架上木板就是桌子，凳子是孩子从家里带来的，下午放学就带回去。可没多久小学校撤了合并到另一小队去了。母亲就没什么事情做了，就在家里教我读书，做做饭。

当然洗衣、去水塘挑水、去公社买东西的活就是我的任务。那时我小，挑不动一大担水，就一只大木桶，一只小铁桶，弓着腰驼着背挑起来摇摇晃晃的很吃力，坚持着，因为我不想让妈妈辛苦；每次去公社买东西，走8里山路，那时，没什么人，路上不是小虫鸣叫，就是小蛇出没，但奇怪的是我从没被蛇咬过；记得一次去小溪边洗衣，突然发现周围很安静，连虫鸣声都没有了。我回头一看，一条鸡冠蛇高高的昂起头，吐着舌头，顿时感觉一股凉气从后背起，我赶紧将衣服装进篮子里，轻手轻脚离开，等到大路上，撒腿狂奔……到家后心还是噗噗地跳。

又一次，我去屋后水塘洗衣服，塘边有一木板伸向塘中，就蹲在木板的一头一边洗一边看着水中的倒影，蓝天白云，真是美啊！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掉进水塘里，后来我竟一下子又爬了上来，身上的衣服全湿了。可我还是坚持把衣服洗完了才回家。一进家门，母亲正跟邻居阿婆聊天，看着我全身湿漉漉的，忙问怎么回事？听完我的诉说，母亲吓坏了，忙在门口对天作揖：“谢谢老天保佑，谢谢老天保佑！”阿婆说：“那水塘的水挺深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你这女儿是大福大贵的命啊！”以后，母亲再也不让我单独去洗衣服了。

在油店小队近一年孤寂的日子里，九江亲友没人来看望，那个年代各人只有顾自己。只有在县城农机厂工作的二表哥开着手扶拖拉机来看过我们，给我们送了一些冬天御寒的木炭。二表哥是母亲三哥的儿子（母亲跟三哥关系最好，是在外读书的三哥拆掉了她的脚上裹脚布，力挺她这小妹上学堂读书）人很老实，不怎么说话，后找了个农村女子结了婚，生养了两个儿子。

母亲虽说心里凄苦，但与小队的老乡们处得很好，老乡们今天提点鸡蛋，明天拿点蔬菜，有时还会拎来野生甲鱼，黄鳝，河里的鱼，野鸡，野鸭，野猪肉什么的。菜油，尽管去买就是了。有的吃，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的馋食了。我怕腥，不喜欢吃甲鱼。母亲变着花样做，红烧，清蒸，炖汤……我捂着鼻子还是不肯吃，母亲就硬逼着并看着我吃完才罢休。因为母亲知道这些都是有营养的，女儿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她是为我身体健康着想。

像母亲这些有工作的人，都是带工资下放的。每次老乡们拿来的东西，母亲就拿钱给他们。有时老乡找母亲借钱，她也热心相帮。小队后面有个知青农场，那里是一片果树林，有盘桃、水梨、苹果等，坡下就是蔬菜地。有时母亲带着我去那儿买点水果、蔬菜什么的。吃是不愁了，可每到晚上，母亲带着我睡在床上，看着煤油灯跳动火苗，就会想起浔城关押的父亲，不知他近来怎样了？有没有解放？

还是临下放之前，母亲去请求组织得到同意，带着我去看过父亲，那天父亲衣服袖子上带着“现行反革命”白袖章，手里拿着大竹扫帚在校园里扫地。见我们来看他，他停止了扫地，得知母亲要下放，只是小声的说了一句：“是我连累了你！带好女儿，多保重！”走到学校门口，我回头望望父亲，发现父亲像一尊雕像仍持着扫把目送着我们……当年父亲的脸上愤懑忧愁的表情，至今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1970年临春节的一天傍晚，母亲正跟我吃饭，忽听有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惊叫起来：“爸爸！是爸爸回来了！母亲连忙起身走到门口：“真的是你！回来了，解放了？”父亲望着母亲和我，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把脚下的一副挑子里面装满了东西提进了屋。我赶忙给倒了杯水又给爸爸拿出了碗筷：“爸爸，喝水，我和妈妈可想你呀。”待父亲坐定后，跟母亲大致说了他关押以及被解放的事，最后他说：“学校问我是留下来，还是去找老金？我说，当然是来找她母女俩！这不，一出学校，我就来了，一路走来还顺利，到了大队问了一下，才找到了家了，一家人团聚了真高兴呀！”说完父亲左拥右抱，心里很踏实。其实父亲挑着担子走了四十多里路，可想而知，这一路他有多辛苦。

那一晚，父亲看着熟睡的我，跟母亲坐在床头说大半夜的话，清晨才躺下睡了。

家里有了男人就不一样了，母亲就有了主心骨。睡的床，重新搭过了，煮饭的灶，也垒过了。小队还按人头分给了我家一分五厘地，父亲开垦出来种上了蔬菜、瓜果。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歇的乡村生活。不过，看着女儿11岁了没有上学就这样混着，备感不安。父亲跟母亲说：“还是要送女儿上学，不读书不行，没文化她将来做什么呀。”母亲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两年，你不在我身边，我的心情也不好，队上又没学校，我有空就教了一些，我一个人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对不住你呀，都是我害的，让你们吃苦了。”父亲接着说，“我想把女儿送到县城去读初中，虽说女儿只有四年级的水平，但女儿很聪明的，你这段时间在家给她补补课，不至于上学后跟不上。”

这年的7月的一天，一大早，父亲带着我步行40余里，找到彭泽县中的校长，校长是个中年人姓陈，一交谈得知还是湖北老乡，他乡遇老乡，分外亲切，相聊甚欢。父亲把来意向他说了后，陈校长满口答应了：“好啊，没问题，8月下旬来报到吧，到时找我就行了。”父亲连忙感谢。与陈校长道别后，父亲拉着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了饭，休息一下，又往回走，等走到家已是掌灯时分了。一天八十余里，父亲和我的腿像灌了铅似的……

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母亲将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由父亲送我上县中。父亲背上被子，手里拎个网兜，我背着小包，又是一路辛苦步行到县中。等一切安排妥当，父亲跟我告别：“你现在一人在县城读书，要好好学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饭要吃饱，我和你妈每个月会来看你的……”我看着父亲：“爸爸，我会的，你快回去吧，不然，天黑，路不好走，你回去也告诉妈，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看着我红红的脸，想着我这么小就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在外读书，父亲心里很不放心，但还是狠狠心背转身离开，踏上了回家的路。

以后的日子，我是寒暑假才回家。回家后少不了跟父亲去菜地里浇水除草，当然也有收获的。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过去了，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还不错，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期间，还被老师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上台演讲呢。初二下学期，除了数学差点其他学科都合格，我顺利地毕业了。因县城的高中要有县城户口才能上，这就意味着又要重新物色学校了。父亲和母亲想了很久，也没想出能去哪儿读，最后还是通过别人的指点，找到离家15里路的一建设兵团学校高中部。校长说，因为学校只招收兵团的子弟，不收外面的。父亲和母亲费了不少的口舌，说了不少的好话，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在那儿借读，可以住校。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和母亲为了我读书又在想万全之策。

有点像当年的油店小村

油店村口有这么一座小桥

国庆节前，父亲和母亲来看我，让我国庆节别回家就在学校学习，他们要回浔城办事。

那年我快15岁了，满16岁，户口就不能跟父母随迁，那我就意味着一辈子会呆在农村的… 父亲与母亲商议，一定要想办法调回浔城，决不能让女儿一辈子呆在农村！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为我的户口进城去县里找领导的那一幕：

彭泽县政府办公楼里，人来人往，上上下下。县革委会主任办公室内，段主任正在跟一些人交代工作：“记住，这些工作，近期一定要好好落实，还要下去检查！好，就这样吧！哎，老刘，你等一下！”其他人陆续散去。老刘问：“段主任，什么事？”段主任将门掩上小声地说：“门口坐着的那位女同志，是湖西公社的金老师。”“哦，我知道了，这几天她都在这儿坐着。”老刘说。“她来了好些天了，我开会，她就在门口坐着；我一回办公室，她就来了，天天找我要调回浔城去，铁人也怕死缠烂打的啊。我看她的问题也是事实，五十出头了，身体也不好，她爱人也快六十了，困难也是实际，你现在就去帮她把手续办了，回头再到我这里盖个章。”“好的，我这就去办。”段主任和老刘走出来，母亲立马站起来迎上去。段主任对她说：“金老师，经研究，组织已同意了你的要求，你就跟老刘去办手续吧。”“谢谢段主任！”母亲感激着跟着老刘走了。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父亲和母亲都调回了浔城的近郊农村。1973年8月父亲又托好朋友找关系才算真正回到了浔城。之后，我进了九江一中读书。母亲又回到柴桑小学当老师，父亲进了九江二中任会计。一切安定下来，终于结束了下放的岁月。

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照），只可惜当年没有相机，没能留下下放影像。

写下这篇文字，不仅是回忆那难忘的年代，更是对我的父母怀念和感激！

叙述完这段经历，许多的往事一幕幕呈现在我眼前……五十年来，我们还真没回过彭泽县那个生活了五个年头的地方，沧海桑田，山乡巨变，估计那儿已变得已经找不回当年的印迹了。在我的脑海里，当年的乡村鲜亮的画面，随着岁月蹉跎已变成了一幅幅耐看的油画。可我想的最多的还是我父亲和母亲，父母亲这幅油画我是看不够的。虽然他们身处逆境是那么的不容易，可还是为我这个领养的女儿前途着想。跟随母亲下放，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是我的人生中是一抹浓重的色彩，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这段经历，一直铭刻在我心里，影响着我，永远不会忘记！

图片处理，文字：春风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