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仙人洞记事作者郭培祥

竹林客

桓仁风光

作者近照

作者中年照

作者下乡照

作者与下乡一铺炕睡觉的陈善志和范伟同学合影，中间是作者。

插队仙人洞记事
郭培祥

初到仙人洞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午时分，在长白山余脉辽宁最高的桓仁老秃顶山北麓的一片狭长的平川，木盂子公社仙人洞大队迎来了一群大连知青。大队部门口站立着大队革委会主任吴守义，副主任姜保民，樊万才，委员王德才等大队领导，道路两边站满了社员，还有一群女孩子在锣鼓声中扭着秧歌。知青们还未下车就感受到了那种特有的热烈气氛。同学们经过一天一夜的从火车到汽车的旅行，终于来到了第二故乡。那种从未经受过的淳朴热情扑面而来，只有路旁的几只白鹅旁若无人地在路边水沟上下依旧悠闲踱步。同学们抛开了昨天与亲人分离的难过心情，好奇地打量着既陌生又亲切的地方。这里的房屋远比大连郊区农村的宽大，烟囱单独立在距墙壁约一米远处，窗户是上下开启木楞贴纸的，屋顶大多笘着房草或祡柈子，草顶残留着片片霜雪在告诉大家这里要比大连气候寒冷。眼前的村民们质朴的笑容和亲切的目光显然让同学们欣慰，而那群扭秧歌的小姑娘们带给同学们的是一种愉悦。一位漂亮小姑娘穿的绣花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在城市已经很久不见了，后来知道这个小姑娘是四队的朱家小妹。大队为远道而来的知青准备了欢迎宴席，肉蛋鸡蘑菇木耳等等满桌美味，即使城市里当时也堪称丰盛。特别是炒菜里放的酱油，有种特别的鲜香，至今难忘。
来仙人洞插队的是大连二十三中四个班级的第一批下乡学生，分别是初三·二，初三·四和高一·二班，高二·二，还有跟着姐姐哥哥一起下乡的其他学校的同学。大小队干部和社员对他们的住处早已做了周到安排，都是社员家空出来的房间，一铺炕三四个人，炕烧的热热的，外屋大锅里烧好了热水，让大家洗尘。到底是年轻，虽然经过长途旅行，现在可以躺在热炕上休息了，可是大家纷纷走出住处，好奇的四处观望。我和同学范伟还有初三四班陈秀敏的弟弟陈善志一舖炕，这里是吕明全大叔家西屋南炕间壁的房间，房屋的西边是小学校，顺着南边河套往东百米左右就是三队的场院，哪里灯火通明。场院里正在热火朝天的打豆子，队长告诉我们，春秋两季最忙，这阵子庄稼早都收回来了，场院的活还得紧忙活，要在下大雪前的晴天里干完才行。打豆子的工具在场院里上下翻飞，打在铺满豆秸的地上啪啪作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叫连枷的工具，一个长腊木杆上端有个轴，四五根手指粗腊木棍编成一排连接在轴上，整个连枷竟然没有丁点金属，还十分结实，扬起木杆的时候那排木棍在上面旋转，落下的时候木杆下落的速度和和那排木棍旋转的速度叠加，非常有力，豆子就这样从豆荚里打出来。试过几次后，我们也会打了，干的满起劲的。收工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握不上了，手指变得胖胖的。
夜深了，万籁俱寂，天空上虽有一弯残月，山村仍显得一片漆黑。躺在热炕上舒服得想睡，可是又睡不着，几天来的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那天回到家里，我告诉妈妈:”定了，第一批，十七号走。”我看到妈妈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从小妈妈不管到哪总愿带着我，现在终于要离开了，我知道她心里很难受。哥哥带我去天津街吃了一顿从未尝过的狗不理包子。姐姐一遍遍给我整理行装，大到被褥服装，小到针线剪刀，一件件记到作业本上，共一百四十四件。箱子里另外还装进同学好友卢相泰从营城子家里带给我的一包苹果，有哥哥为我买的几根香肠。出发的日子到了。在紧邻大连二十三中的周水子火车站，站满了送别的人群。我同班同学王金荣按政策是回乡，她带上行李想跟我们一起下乡，可是被驻校工宣队给拦住了，我们想帮帮不了，她只好站在车下含泪送别。知青专列慢慢开动的那一刻，车厢内外哭声一片，我泪眼模糊，甚至看不清车厢外的亲人，可是却看到了跟随火车奔跑的那些熟悉的身影：金宗项，卢相泰，袁宁瓦，郭恒栋，董良勤等一群人。车厢里有金宗项的恋人宋硕华，他俩都在高三二班，学识过人，人格高尚，是我崇敬的好朋友。专列里还有同班好友袁宁瓦的两个妹妹。与相处多年心心相印的同学分离，不舍之情溢满心头。金宗项和袁宁瓦分别是学校高初中百米纪录保持者，虽有超常的奔跑速度，追出站台一段路之后也只能停下脚步，怅然目送火车远去。他们当日无眠，聚在学校一夜。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短暂的安静后是爆发，有人站起领着大家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大声喊着，一段又一段；有的车厢唱起了歌：“迎着春风，迎着阳光，跋山涉水到边疆。祖国边疆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泪水未干的朗读和歌唱与其说是激情宣泄，不如说是离开亲人前路茫然的心灵呐喊！
大队接下来的安排很受同学们欢迎：攀登老秃顶子山，寻访杨靖宇将军遗迹—老秃顶子山密营。大队派出老党员王德才，孙绍卿等带队，大家沿着山沟一路向上。未到半途，周敬山，于传富，鲍郁盛，宋传宝等一大群男同学就忍耐不住，甩开大队人马直奔山顶而去。可他们错过了美味，山坡上有许多大连没见过的软枣(小弥猴桃),低处随手可摘，霜后的软枣吃起来又软又甜，让人欲罢不能。有棵软枣藤攀绕在一棵大树上，上面很多软枣，眼看一嘟噜一串的，就是够不着，记得是孙绍卿抡起随身带的斧子，吭吭吭数下就把比碗口还粗大树放倒，让大家好一顿享用。山里红在低处山坡多一些，高处林木茂盛，更多的是核桃楸子树，树下掉落很多山核桃。同学范伟还在朽木上采到了几朵木耳，自然很兴奋。走了很长时间，终于望见山顶了，果然山如其名，顶上光秃秃的不长树木，只有丛丛灌木和野草。蓝天白云下面，是高耸的雷达天线在旋转，旁边是几座营房。站在山顶远眺，真个是一览众山小，四周群山绵延不绝，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我想起了来大连接知青的公社干部王玉林在学校礼堂作报告说的话：桓仁山高水长，稻谷飘香，蘑菇木耳人参多得是，烧柴都不用带弯的。王德才告诉我，老秃顶子山野兽比过去少了，黑熊，野猪，狍子，獾子，狐狸，貉子还常见到，别的动物怕人，黑熊和野猪遇到可是不妙，要是带着崽的，危险就大了。
抗联的密营在仙人洞西行很远的深山里，当年的窝棚早已不见，引领我们的老党员用镰刀拨开厚厚的落叶，露出了下面埋锅造饭的石头，依然是火烧烟熏过的黑色，再往下炭灰依稀可见。可以想象，当年的抗日联军是多么艰难。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民众奋起抗日，教师学生军警普通老百姓及有民族大义的土匪山林队纷纷参加义勇军。一九三四年四月，分散于辽宁各地的义勇军联合成立了义勇军的重要分支—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南关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原东北军驻桓仁一团团长唐聚五任总司令，辖十八路军和数个支队，抗日英雄邓铁梅就是其中一路的司令。辽宁民众自卫军失败后，杨靖宇联合各处抗日队伍，组成抗日联军。早在三四年七月杨靖宇就率部在周边八里甸，大青沟等许多地区与日伪军多次作战，一九三五年又率一军军部和一师以老秃顶子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清火洛，川里，以及和尚帽子山周围村庄为根据地，并亲率一军军部和骑兵教导队在这一带神出鬼没频频出击日伪军，令日伪军闻之胆寒。那时有一首儿歌：“——日本鬼子大不吉，出门遇到杨靖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杨靖宇为打通与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的联系，在桓仁部署抗联一军第二次西征，下旬，三师四百铁骑一边战斗，一边夺路西进，过清原，越铁岭，跨过南满铁路，一个月就来到辽河岸边，不料当年暖冬，河未冰封，过河无船，日军又重兵追堵，只好绕路返回。四百骑兵大部分战死，只有不足百人回到根据地。站在密营遗迹现场，当年抗联将士金戈铁马，艰难牺牲的悲壮情景犹在眼前。那时仙人洞人口虽少，仍留下杨靖宇将军的传说，过去小学课文中，《不吃饼的人》就是发生在仙人洞五队一户人家的真实故事，至今在这里村民中杨靖宇仍是神一样的存在

和下乡同学在一起。

第一个冬春



插队到仙人洞的大连二十三中同学有初三二班鲍郁盛，周敬山，王捍东等十六人；初三四班王秋菊，陈秀敏，沈玉舫等十七人；高一二班郭培祥，范伟，宋传宝等五人；高中二年级只有刘福元一人。有几位同学带上了同是老三届的弟弟妹妹，鲍郁盛的弟弟鲍郁贵，王秋菊的妹妹王程华，陈秀敏的弟弟
陈善志，李慧秀的妹妹李莉秀，朱宝良的妹妹朱莲琴，马盛华的妹妹冷传弟、董解凤的弟弟董传利，一家两个人同时下乡在仙人洞二十三中知青中占了近六分之一。这五十来人平均分配在四个生产队，一下子增加了不少劳力，同时也增加了生产队分红压力。
像往年一样，生产队冬闲时节人不闲，积肥，砍柴，搞副业，一样也不能少，这些活对知青来说都很吃力。社员们很实际，选队长最终要看年末工分分值，所以生产队长总是尽可能安排副业生产，生产队驾驭马车的社员都是好把式，因为马车不能闲着，要外出拉活。仙人洞与三线兵工厂临近，工厂基建用的石头是生产队提供的，虽然一立方石料拉到工地仅得到三块六毛钱，队里仍然乐得这样的机会。我和几个男青年跟着社员到石场打石头，两天功夫抡锤掌钎打炮眼敲石料样样都会干，只是放炮危险不让我们动手。打石头是重体力劳动，中间休息时间要长一点，离村子远，不能回家，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我们听到不少当地的故事。民国年间，这里人烟稀少，常有土匪出没，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姜保民的爸爸姜国平年轻时就被土匪绑过票，家人卖了仅有的牲口才把人赎回来，但他已经饿坏了，落下终身的胃口病。姜国平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给儿子起的名字用国泰民安四个字，以表达自己的祈愿。土匪中也有许多是为生活所迫上了山。三队就有个人年轻的时候当过土匪，不过时间很短，没成为真正的绺子——。陈善志碰伤了膝盖，我扶他到大队卫生所处理伤口，第二天他就回到石场，因为他觉得跟大家在一起干活聊天比躺在炕上更有意思。
腊月是上山砍柴的季节，知青也到半截沟生产队的柴场打柴。同学们穿着黑色的棉胶鞋，大连人叫棉水袜子，用绑带扎好面裤腿，带上斧头绳子和干粮，爬上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伐树。这里的山上林木茂盛，不大的一片山坡就砍倒了好多大树。然后再砍下树冠，用榆树要子捆扎成捆，堆成垛待运。第一次砍柴非常吃力，一天下来，浑身汗湿，精疲力尽。
正是这个时节，一月六日，大队来了军宣队，负责的是王班长，一个精干的小个子军人。大队里顿时热络起来，几乎天天晚上开会，搞农村“斗批改”。王班长讲话很有感染力，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话，只是他的词汇少了一点，组织不起来的词就巧妙地用“有点那个”“太那个了”“很那个”——。不久大队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姜保民被推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班长要回部队了，我和他关系很好，自然要送他一程。走出村子一段路后，我发现还有一个初三二的女同学也在送他。白雪覆盖着山野，前路没有人家，我不放心一个女同学单独返村，就跟着一起往前走。直到走了很远，王班长才停了下来，叹了一口气：“别送了，你们回去吧！”几年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我才恍然大悟，真傻呀！当了那么大的电灯泡还不自知，真想给这位女同学道个歉。
在军宣队进村之后，县里征兵也开始了，我的同班同学范伟，尤长喜穿上了军装。他们是下乡后送走的第一批同学。范伟和我既是同班同学，又是老铁，文革中总在一起，我和他家人很熟悉。他的父亲是革命军人，解放海南岛的时候，和韩先楚司令员在一条船上，遇上大风浪，船有倾覆的危险，为保证司令员能够继续指挥渡海作战，作为协理，他和除司令员及作战参谋外的其他人员毅然跳下大海，以减少船的吃水深度。他不会游泳，抱着一块木板飘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飘回海岸。被救活后，他的耳鼓已泡坏，再也没能恢复听觉。范伟遗传了他爸爸意志力，做事非常执着认真。范伟参军后，我少了一个至交，吕明全大叔西屋炕上只剩下我和陈善志小弟，小河边那悠扬的赞歌长调从此不再响起。
转眼就是初春，送粪，打楂子，一片备耕繁忙。我们知青和几个年轻社员崔玉萌，吕玉森等，记得年轻的副队长张杰纯也参加了，策划中午到仙人洞探险。早上上工的时候他们就带上绳子，手电和蜡烛，中午一收工就进洞。仙人洞在骆驼砬子南麓山脚下，从公路向上爬几十米就到了洞口。进了洞口就像进入穹顶很高的大厅，再往里走，若干个洞穴中有一个大洞，大家鱼贯而入。里面遍布钟乳石，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时而斜上，时而直下，蜿蜒曲折，奇特神秘；一处几乎垂直向下的的地方，用电筒也看不清底部，崔玉萌拴住绳索把另一头扔下去，然后一个个抓住绳子垂下去。到了下面，点上蜡烛继续往里走，好在蜡烛未灭，大家才放心继续走。终于走到了尽头，那里的小洞太窄，无法再走了，我们才返回。完成了仙人洞探险，隔天又闯了熊瞎仓，精彩程度不亚于仙人洞。据说熊瞎仓名副其实，早年前曾是黑熊冬眠的地方。
春忙时节，真个是早起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生产队长更辛苦，要早早起来喊社员们上工。种苞米犁地起垄，刨坑，滤粪，点种，复土，踩格子环环相接，样样都要人工操作。特别是滤粪，这是男生的活，那叫抓把粪，要一把一把的抓起扔到种子坑里。我不时地抓到一手冬季没发酵好的人畜粪便团粒，黏糊糊的一股难闻的味道。我知道应该不怕脏，可还是不得不在泥土里使劲搓几下，再接着干。累呀，真的很累。有的社员很有经验，休息时，竟能在山坡松软的泥土中挖出正待钻出地面的蛤蟆，为晚餐增添美味。
一天傍晚收工时，我正往回走着，听到有人大喊：“截住它！截住它！”我大声问：“截住谁呀？”那人指了指骆驼砬子半山腰：“狐狸把鸭子叼跑了！”“你喊有什么用？”“胡狸通人性，听到有人截它就会放了鸭子。”我看清楚了，狐狸并未放下鸭子，就撒腿就往上追去，后面跟上来不少人。山越高处坡越陡，狐狸叼着大肥鸭子在灌木丛中走得慢，眼看越来越接近了，狐狸终于放下鸭子一步一回头地跑上山顶。我并未停下来，一直追到山顶。狐狸离我不到三十米面对面站着，愤愤地看着我。这是一只成年狐狸，远比公园里的腿高身长，它定定地站在前方，眼睛露出幽怨的凶光。这时山顶上只有我一人，眼睛对眼睛，我身上有点发毛。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他扔去，它轻盈的纵身一跳躲过，继续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又捡起一块石头，它才不甘地转身远去。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的真正野兽，内心慨然：人有人格，这只狐狸也有狐格呀！它敢在人们眼皮下偷鸭子，又识进退，知道什么时候放弃猎物，无愧狡猾二字，而且在狐狸界，不是俊男也是靓女。鸭子是饲养员崔兆祥大叔家的，虽然受了伤，仍能一跛一跛的跑动。
知青跟社员相处时间长了，彼此多了一点随意，少了一点客气，相互常常来点恶作剧。三队崔兆岐会劁猪，社员们常拿他的红鼻头开心；“劁猪拿回来的东西吃得太多了，看！鼻子都顶红了。”知青也乐得跟着哄笑。崔兆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常给别人来点恶作剧。我刚学会扶犁的时候，拉犁的黄牛十分壮硕，休息时，他跟我说，这头牛别看个头大，可老实，你敢不敢骑上去？我跃跃欲试，旁边的社员赶忙拦住我:“别听他的，他调理你！”可我从小对骑马奔驰就非常向往，他不说，我还真不好意思做这事，怕人说不爱惜集体的牲畜，这阵儿骑不了马，骑骑牛也蛮开心的。于是，我站在牛的左侧，左手抓住牛鞅子，右手按在牛背上，纵身一跃，骑上了牛背。不料牛受惊猛地一蹿，把我掀翻，好在我身手还不笨，就势翻身落地站起，引得大家一阵狂乐。

变动与磨练

又到了跑桃花水的季节。这天早上，秃顶子山发出呜呜的声音，我们住的地方看不到山顶，房东大叔吕明全告诉我，那是南风吹过山顶发出的声音，要下雨了。
吕明全大叔人称吕万能，是个手巧办法多的人。大婶腿有病，走路不利索，可家务却样样不耽误，家人吃饭穿衣，饲养猪鸡鸭鹅，坚忍又勤劳。大叔早早出门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串蛤蟆和小鱼，这是他昨晚在小溪里下坞子的收获。这天早饭，他一定要留我俩在他家吃，拿现在的话叫“共享”。我也曾到吕玉森家“共享”过他家的牛舌头饼，吃过不少村民家的粟叶干粮，至今我对这些乡村美味仍有清晰的味蕾记忆。
老三届知青吃住方面注定要经历更多的变动，那是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下乡伊始，全大队知青都在大队部食堂就餐，到了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分伙，二十三日分柴，从此各小队知青自办伙食。轮到我做饭的时候，竟然很快学会了烀大饼子，炖酸菜，有时还到供销社买点腐乳，改善下伙食。也许是知青自我管理能力差的缘故，辽宁日报初春发表了一篇抚顺知青吴献忠的倡议：下乡知青要和贫下中农实行“五同”,核心是与社员同吃同住。我被姜国武大叔热情接纳，成了他家的一员。姜国武在队里赶大车，是个好把式，能干又会持家，在他家吃住相处都很好，只是时间不长我就被抽到公社搞报道，离开了仙人洞。
五月末，我到了县里，身份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工作是在县广播站做播音员。我仍然是仙人洞的知青，每月要回队里转粮票。县里则每月发给我二十七元钱，其中十五元交给队里记工分，十二元是我的餐费。下乡第二年，我就要用小队的玉米去粮库换粮票了。这年十二月，我从小队领了一麻袋玉米推着手推车去粮库，正赶上天气鄹变，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扑面而来。这之前天气尚好，我既没穿大衣，又没戴围脖口罩，只好顶着风雪往前走，三四公里的路程走了四十多分钟。不走运的时候麻烦一个接一个，粮库检验玉米水分含量高了，这可怎么办？好在粮库的五七干部都认识我，热心的把我带到住处，帮我把玉米倒在炕上摊开，用热炕烘干。第二天事情办完回到县里，我整个上呼吸道感染发炎，高烧不退，病了近两个星期才好。县广播站的工作严谨而又快乐，时间是以秒计算的，特别是晚间值班，打开扩音机低压后才能去食堂。去食堂往返十分钟，吃饭只有五分钟，时间一长就养成了狼吞虎咽的习惯，吃相自然很不斯文，我的爱人为此给我纠正了四十多年。我接待来县里的同学有一个法宝，就是磁带录音机。那时候磁带录音机昂贵稀缺，当同学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会有种孩童般的快乐，总会带来一片笑声。我的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广播站派我去二棚甸子横道川大队采写的。横道川没有通电，夜间要点煤油灯，几个五七干部在大队部做饭，缺豆油做菜就用鱼油，因为守着浑江水库打鱼方便，所以远远就能闻到鱼腥味。夜晚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到跳蚤直碰腿，第二天浑身都是疙瘩，痒得受不了，到卫生所开了苯海拉明片吃上才逐渐消退。那篇通讯两千多字，辽宁日报发表的题目是<<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山村水乡>>。
每次回到仙人洞，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田里和大家一起劳作，因为同学和要好的社员都在田地里。公社革委会主任李鸿芳在仙人洞听到人们的反应后，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我保留至今。然而同学们的情况却让我忧心。毕竟同学们脾性不同，社员们处事方式也不同，这都很自然。在家里有了矛盾，孩子可以对父母甩脸子发脾气耍娇，父母可以骂上两句，打两巴掌，可是在社员家里就不能这样。时间长了同学们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了。这显然是普遍现象，以至于各地知青办要求有知青的生产队六九年入冬前都要盖房，建立青年点。我回仙人洞的时候，当然也要住在青年点里。那一次的印象特别深，新盖的没有干透的房屋透寒，一进屋就看到靠灶台的墙上覆盖着厚厚的霜花，不知谁用树枝在上面划了几个字：“水晶宫”。夜晚睡觉的时候，尽管炕头需要垫木板，可头上必需戴棉帽，所有的棉装都盖在被上。第二天早上，脸盆里没有倒掉的水结成了冰坨，水缸里也结了厚冰，从酸菜缸里取颗酸菜要费很大气力。在艰难的日子里，同学们的坚忍让我很感动。点长朱宝良是三队知青的主心骨，他把青年点的同学团结在一起，毫无怨言的付出了很多。相邻的四队青年点，以王秋菊陈秀敏为首的女同学则承担起了为大家服务和管理的义务，让这个集体正常生活下去。
在困难的时候，有不少社员伸出了援手。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三队青年点没有干柴了，用湿柴做饭，火烧不旺，又弄得满屋烟雾，早起做饭的同学打开门，发现门口堆着好几捆干柴。过后才知道，姜保民的两个端庄善良的妹妹姜宝凤·姜宝珍和女同学是好朋友，常到青年点，姜宝凤看到了青年点用的是湿柴，就回家说了，他爸爸姜国平夜里悄悄送来了自家的干柴。

后记

一九七零年秋，知青的命运开始了新的变化。几年之后，大部分知青回到了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仍有部分同学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的牵挂。虽然我们离开了第二故乡，但知青的印记却永远留在我们身上。
我忘不了当年的知青经历，那些淳朴善良的仙人洞乡亲如在眼前，忘不了那一个个真诚欢迎我们的情景，忘不了手把手教我农活结下友谊的村民，忘不了王德才，王来东，姜国平，姜国武，吕明全，崔兆祥，孙绍卿以及马队长仇队长等炕桌上的杀猪菜和年饭，忘不了从饲养点灰烬中捡出烤黄豆给我的崔家小弟，忘不了姜保安家大嫂几次临走送我的温热的咸鹅蛋，忘不了四队朱家兄弟那善意的笑脸，忘不了乡亲每次见面那亲切的问候——
我忘不了共同下乡的知青同学，不管在哪里，不管经过多多久，特殊的友谊将永远陪伴着我们。
不管对当年知青下乡怎样评说，可以肯定的是，当四百万城市户籍老三届下乡，一千六百万农村户籍老三届回乡，我们知青创造了历史，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将是绝无仅有的事件。
我们献出了青春，牺牲了亲情，失去了当年升学机会，为国家民族纾解了困难。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农村，经历了磨难，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社会知识，领悟了人生真谛。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层正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2018·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