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小冬

这是我人生第一张照片，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妈妈怀里抱着的是我，坐在妈妈旁边的是姐姐。我出生于1954年1月，具体出生地听妈说是河北遵化县广播站院内的职工宿舍。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左边是母亲的堂妹王淑惠，右边是母亲王淑贤，大约都在十七、八岁的年龄，当时两姐妹都是“冀东建国学院"的学员。冀东建国学院，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共冀热辽区行署根据当时的形势，专门为其培养政治干部的学校。学员也不是普通孩子，而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的进步青年。该学校于1945年9月成立时名叫冀热辽区建国学院，院址设在玉田县城关，1946年初迁到遵化城关，1947年2月末又转移到遵化东陵附近的裕大、裕小、东沟、西沟等几个村庄，并在这里招收了第三期学员。这一期共招6个班：政治2个班，文教、财经、地干各1个班，还有1个研究班。估计母亲和王淑惠二姨就是这期文教班的学员。1948年6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惠陵惨案，用两架军用飞机向在遵化惠陵院内开会的几百名师生疯狂扫射，当场打死师生22名，打伤28名。年少时听妈妈讲述过她亲身经历的那次血与火的洗礼和生死考验。

这是母亲于1948年在冀东建国学院的毕业证书，这也是一张非常珍稀的证书，距今整好70年。

左边是我，右边是姐姐。那时父亲在遵化县政府工作，母亲在县城小学当教师。以后时间不长，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我们举家迁往天津市生活。

前排左边是妹妹，当中是姐姐，右边是我；后排左边是二姨，中间是父亲，右边是三舅。这是在天津市拍的，那时天津是河北省会，还不是直辖市。父亲在省文化厅工作，母亲在省新华书店工作。三舅和二姨当时在北京市上学，利用暑假来天津我家小住时拍下这张照片，母亲可能刚生下弟弟(赵小津)没参加合影。我记得当时我家住在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6号省文化厅家属大院，一层是幼儿园，我家住在顶层三楼。我学龄前就在这所幼儿园疯玩儿了一年，可能是为了节省入托费，在我五周时父母就让我和姐姐一起在附近一个小学校上了学。姐姐学习比我好，每次考试都是五分，我却总是二分，偶尔考个三分就高兴的不得了。那个大院里曾经留下我许多童年的欢乐，后来我参加工作后，还专程找到那里，追寻了一下儿时的记忆。

五十年代的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入党并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九十年代我去辽宁省锦州市出差，顺便参观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在以地方武装支援辽沈战役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展厅里，我偶然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里这群“土八路"的留影时间是1947年，当中坐在圆茶几后的“八路"名字叫杨青，当时是遵化县地方武装委员会主任；坐在右边花盆后跷二郎腿的是父亲赵继峰，当时也和杨青一起工作。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辽沈战役，按上级指示，遵化县委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1500余人的担架团，并任命县武委会主任杨青担任团长兼政委，远征东北随同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作战，转战数千里，行军于义县、阜新、北镇、沟邦子、打虎山、新民、彰武、台安、盘山、锦县各地，历时8个月，参加了义西、黑山、打虎山等10多次大战斗，在冰天雪地严寒刺骨的阵地上，冒着枪林弹雨抢救运送伤员，把伤员运到后方医院治疗，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援助。这是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担架团干部们合影留念。

进入六十年代，父母响应党的干部支援农业建设伟大号召，到河北省乐亭县姜各庄生产大队任职，父亲任大队长，母亲任大队会计。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时期拍的，当中那名解放军叔叔是当地驻军干部，他特别喜欢我俩，这是他专门带我和姐姐去昌黎县城玩儿时拍的。左边是我，右边是姐姐。很遗憾，以后和这位叔叔失去了联系，就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父母在乐亭姜各庄工作大约有两年多，在那期间我和姐姐都在姜各庄小学读书，读书时的情景记忆较模糊，记忆深刻的是那时吃大锅饭，家家都到生产队部的大食堂打饭，我和姐姐用一根木棍抬着一个大铝锅去大食堂给我全家六口打上的那半锅稀饭，和邻居家大婶们去野地里挖野菜，和小伙伴到滦河里抓螃蟹，和一个叫"青头"的小哥爬到萝卜地里偷拔萝卜……

这是省新华书店欢送母亲(前排左一)光荣下乡时的留影。

六十年代的母亲

这是父母结束支援农业，离开乐亭县举家迁往唐山市待分配时留影，前排左边是姐姐，中间是我，右边是妹妹；后排左边是母亲，右边是父亲。弟弟当时闹红眼病，一见灯光就睁不开眼，故让他躲到父母的身后了。

这是天津出生的弟弟赵晓津，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正在遵化二中读初中，估计有十五、六岁。1962年底，我家又随父母工作变动迁回遵化县。我又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遵化实验小学读书，直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好像都没怎么照过像，直到升初中后，照像留影才逐渐多了起来。

读初中时期留影

遵化一中读高中时与同学留影。我在后排左一。

遵化一中读高中时期与同学们合影。后排中间是我。

1973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个影。

1974年四月，河北地质八队在遵化县招收合同制工人，我应招当了钻机工人。这张照片是1975年在河北地质八队857号机台当工人时与工友合影(右边是我)。当时钻机在遵化惠陵探矿，机台二十多名工人全部都住在惠陵的配殿里。解放前母亲曾在这里经历了惠陵惨案，27年后她的下一代长期住在这里工作生活，再也不用耽心会受到国民党飞机机枪的扫射。

这张照片是同学好友从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来这里与我相聚。左边是我。

1975年身在新疆建设兵团的洪玉萍，那时在兵团某医院当护士。当年10月份回遵化探亲时，经人介绍我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这是1975年第一次见面后，洪玉萍回新疆寄给我的照片。

这张也是谈恋爱时她从新疆寄给我的青春照。从1975年10月我俩见面，到1976年11月她调到遵化人民医院上班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谈恋爱仅限于书信一种交流方式。

假维吾尔族

1975年10月份(也就是与洪玉萍见面后)，我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积极分子身份，代表地质八队基层工人去石家庄参加省地质系统经验交流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石家庄，在几天的会议期间，我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参观，与白求恩塑像合了个影。

1976年7月27日，我从857号机台调到851机台，当时857号钻机在河北兴隆山区探矿，而851号钻机正在河北唐山市开平区探矿。我上午乘大队汽车从兴隆出发，下午就到达驻在唐山开平区陡河电厂职工宿舍区的851号钻机报到。在我到这个机台上第一个夜班时，正巧赶上震惊世界的7.28唐山大地震，亲身经历了蓝光闪过之后惊心动魄的地动山摇，目睹了震后片片废墟和横七竖八地摆在马路两旁赤身裸体粘满灰尘遇难者的尸体，耳闻了伤员们痛苦的哀嚎，那个悲残的场景至今也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远在新疆工作的恋人洪玉萍正在申请调回遵化，7月27日我正好给她发了一封信，告诉她遵化县人事局给她单位的调令已经发出以及我已到唐山上班的通信地址。地震后，整个唐山地区通信设施均遭破坏，好些日子既不能邮寄信件，也不能拍电报。为了了解寄出的调令她是否收到，也为了让她尽快了解我的情况，我专程从遵化搭车去北京给她拍电报说明情况。这张照片正是那期间在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的。

1977年我随河北地质八队851钻机参加冀西地质勘查大会战，住在保定地区涞水县南王庄。这是我和工友利用下夜班时间骑自行车到易县清西陵游玩儿时的留影，我站在最右边。当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为了实现多年的上大学的梦想，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了初高中的数理化知识，谁知机台领导竞以生产人员不足为由，不准许我们回原籍参加高考，因而痛失了那次上大学的机会。为此我心情极为沮丧，夜班的空闲常常仰望星空叹息命运的不公，并祈盼着尽快改变眼前这受苦受累的现状……

1978年我有幸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可惜以三十几分的差距名落孙山。但老天爷似乎有意关照我的命运，又给了我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河北地质局为了给本系统培养技术人才，在石家庄正定县办了一所水文地质专业职工大学，学制三年，国家承认大专学历，学习期间全脱产，工资和野外津贴照发，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地质系统任技术干部，只要是河北地质系统正式职工均可报名，经考试后择优录取。结果我以河北地质八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于1979年1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张照片是我准备参加这次考试复习高中课程时留影。

1978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十月底收到入学通知书后，我与洪玉萍也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可谓是双喜临门。

当时我所在的854号钻机领导对我非常支持，给了我一个月的婚假。

这是那年新婚蜜月里去北京天坛公园游玩时留影。

是不是有点儿春风得意的样子？命运之神终于让我圆了上大学的梦想，哪能不高兴！1979年初，度过蜜月之后，带着新婚的甜蜜到河北地质职工大学报到。

这是设在正定县城内的河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大队职工大学门口，我(当中)和同学的合影留念。

学校院内操场和同学留影。在这个大院，我和同学们共同度过了三年半(前半年复习高中文化知识，后三年学专业)刻苦而愉快的学习生活。

与同学们在正定大佛寺留影。大佛寺与学校在同一条街，步行只需5分钟即可到达。那时寺内还属清净之地，同学们经常到寺院里背诵英语。

入学第一年的九月份，儿子赵鹏炜出生。

记得当时同学们打趣，你这是革命生产两不误。

这是在上职大期间，学校放假，我从石家庄乘火车回遵化路过北京，妻子来京迎接我时拍的合影。

这是毕业时团支部成员合影留念。我在后排从左往右数第五位。

我们这期学员共39人，教职工有近20人，再加上聘请的驻在正定的国家水文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和教授，为这39名学员服务的教职工有20多人，仅此就可以看出河北地质局对这所学校是何等重视。这是1982年8月5日在学校教室前拍的毕业照，我在后排从左往右数第三位。

我们这届学员毕业后，母校就迁往石家庄市内，如今已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一所正规的公办地质专业大学。2016年我和照片里这几位同学重返正定县城寻找27年前母校旧址，学校已经荡然无存，原址已变成了风光秀丽的旅游景区，只是当年在教室后面的那座年久失修的半截辽代木塔已被修葺一新，高高地矗立在原地见证着我们当年的记忆。后排最右边是我。

1982年8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河北地质局驻沧州市第四水文地质大队任技术员，参加了我国南水北调工程项目中线水文及工程地质斟查工作。我随勘查队伍从河南省安阳市徒步走到河北与北京交界的涿州市，完成了整个河北段的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河道地带的工程地质的取样与地质填图等任务。这张照片是我(右边)在参加南水北调工程地质勘查时，在邢台市招待所与同事静国鑫的合影留念。

参加南水北调工程地质勘查一年多，以后又在沧州水文观测站工作了一年多，经过多次申请努力，在多位贵人的帮助下，我终于结束了与妻儿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调回了原藉与家人团聚。这是1985下半年我从河北地质系统调回遵化时的三口之家。

此时的父母均已退休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当时父母和我的儿子、我妹妹的女儿在一起时的拍照留影。

退休后的父母

结束了风餐露宿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生活规律正常，体形开始发胖。

儿子五岁时

1985年10月调回遵化县，被安排到县政府县志办公室，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编写地方志工作。这是于1986年春节前与同志们住在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里，用半个月的时间抄写了保存在两校民国时期《遵化县志》和清朝的《遵化洲志》。这是与同志们在清华大学门口合影留念，我站在后排最右边。

在北京大学招待所宿舍内认真抄写民国时期《遵化县志》时留影。因存在两校的两套线装志书均为国内保存的孤本，都被两校视为珍宝，故禁止外借和复印。我们只能组织人力手抄。左边是县档案局的老高，右边是我。

编写新县志是建国以来新工作，需具备一定的修志知识才能胜任，受领导重托，派我到河北大学进修两个月。这是那时与来自西藏、山西、陝西的三位同学合影留念，我站在左二的位置。

这是在河北大学举办的全国方志讲习班结业时的合影留念，我站在第四排从左往右数第五位。然后被领导任命为编写《遵化县志》的主笔，与众位编写人员通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100多万字的初稿，后又三易其稿，《遵化县志》终于在1990年经河北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印刷出书。

遵化的地方志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面，因此受到省市方志办乃至国家地方志领导小组的重视，纷纷来遵指导工作。这张照片是1987年国家地方志领导小组副组长和专家来遵化指导工作时参观清东陵时的留影，左边是国家地方志领导小祖副组长梁寒冰，当中是领导小组成员著名修志专家傅振伦，右边是我。

这张像片居中的那位是梁寒冰，我搀扶着的老人是梁寒冰的夫人，也是文革名人聂元梓的亲姐姐。

自1988年完成《遵化县志》初稿后，我开始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以后又任政府办文科卫组组长。这是1989年随副县长李友海参加国际粮农组织在北京昌平召开的相关会议时留影。左边是我，往右依次是李县长，国际粮农组织领导，县农源办主任張森。

这是与李县长陪外地客人参观沙石峪，时间大概是1990年左右。后排左边那位戴草帽的老人就是沙石峪村支部书记张贵顺，也是当年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当代活愚公"的全国劳动模范，还是中共的十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当年他带领沙石峪村民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模范事迹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张贵顺左边是李县长，后排最右边是我。

这是我与世界乒乓球双打冠军徐寅生的合影。徐寅生在七十年代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时曾拨款十万元帮助遵化县建造了一座体育场馆，极大地调动了我县群众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九十年代初，他以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的身份再次来我县视察指导工作，这是在慈禧陵宝顶上的一张照片，左边是遵化体委主任王维廉，中间是徐寅生，右边是我。

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大约是1991年深秋，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和嫡孙毛新宇来遵化参观清东陵，我和政府办主任焦佩璋陪同。从左往右依次是：我、焦主任、毛新宇、邵华、解说员小时。

那时毛新宇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看得出他对清代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著名相声演员赵炎应遵化朋友邀请来遵化，这是在酒席上我与他碰杯的留影。

1991年下半年，我被调到遵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任调研室主任，同时焦佩璋调到城建局任局长。这张照片是遵化县政府领导和同事们为欢送我和焦佩璋调走留影纪念。前排就坐的从左往右：毛桂春、贾晓峰、张耀华、焦佩璋、席振坤、我、李树舟。

这张照片是我到县纪委工作一年多以后，为纪念县纪委老书记乔静辉调任县委副书记，纪委新书记郭连启到任的留影纪念。前排右三是乔静辉，左三是郭连启，后排最右边是我。

在纪委工作期间，正好赶上全国上下搞“社教"，我被抽调到市委(1992年遵化撤县设市)社教办公室任综合组长，这是当时我和同事袁涛的合影留念。

这是我和社教办主任王金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合影留念。在社教办工作近一年，与各组同志们配合默契，工作紧张而愉快，与王部长及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左边是我，右边是市委宣传部长王金江。

1993年上半年，我被调到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任副局长兼自来水公司经理，主要任务是筹建遵化市第一水厂。1992年遵化撤县设市之后，城市建设欠帐很多，特别是当时没有集中供水设施，城内居民吃水要用水桶到水井用辘轳汲取或到有水塔的机关单位去接，然后肩担或手提回各家倒入水缸储存备用，自来水公司只设少数几个水塔定时给少数区片居民供水，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非常困难。我从对浇筑清水池、供水管网铺设、水源井等主要工程公开招投标并组织施工开始，到水厂正式投入使用，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初步解决了城市吃水难的问题。这是1999年参加省供水协会唐山工作站年会时与唐山及各市区同行们的合影，前排左四是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经理杨连渠，我坐在他的左手边。

1993年我调到城建局后筹建遵化市自来水厂时，我一家三口与父母在我家的合影。

1998年10月29日是我夫妻俩结婚20周年，特到唐山宏中照像馆照像留念。

一家三口，儿子此时已满19岁。

2002年，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政府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昆山等南方县级市学习考察。从左往右数，我在第六位，第八位是副市长赵万全。

2002年儿子的女儿出生，我们俩也当上了爷爷和奶奶。

分管园林绿化时，带队去昆明参观世界园艺博览会。1999年，遵化市还处于分散供热，机关单位与居民住户都是烧煤取暖，一到冬天，到处冒黑烟，又脏又费力。遵化热电厂建成后，政府开始着手解决集中供暖问题。我带领新成立的热力公司的主要成员，从争取丹麦政府贷款开始，联系唐山热力设计院搞设计，与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到全国各地考察设备及管材，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在2003年使遵化城初步实现了集中供暖。

福建厦门留影

2002年，大姐不幸因病去世。父亲遭此打击，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己似乎有不祥之兆，故要求与大家拍了个全家福。前排是：三个孙子，三个外甥，二个重孙女；中间排父母左侧是三个女婿，右侧是三个儿子；后排是：二个女儿，三个儿媳，一个孙女，一个孙媳，二个外甥女，二个外甥媳妇。

　　2003年初，父亲被查出患了胰腺癌，虽用尽各种医治办法挽救，还是于当年11月5日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享年78岁。

2003年7月5日是外甥女赵建秀的结婚大喜之日，当时父亲正在唐山市工人医院做放疗，特意和母亲参加外孙女儿的婚礼并与姐姐一家人的合影留念。前排是父母，后排从左往右依次是姐夫赵玉民、外甥女赵建秀、外甥女婿董忠波、姐姐赵晓芬。

这是父亲在唐山煤医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我和姐姐、弟弟在抗震纪念碑前合影。

父亲去逝后，我开车拉母亲去野外散心。

老太太和重孙女

2004北戴河留影

西藏布达拉宫前留影

香港留影

澳门留影

2004年去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

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前留影

2005年因公去奥洲考察，身后是悉尼歌剧院。

2005年庐山美庐别墅前留影

2007年二线后带全家外出旅游，这时孙子已两岁。这是我们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孙女、孙子一家六口在北京龙庆峡的合影。

2010年在日本皇宫旁留影

2011年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前留念

在意大利比萨斜塔前留影

瑞士一小镇

罗马大教堂前留影

斗兽场前留念

201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跨国瀑布一一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留念。

在美国国会大厦前留念

2014年孙子八岁，这是在内蒙克什克腾草原上奔跑撒欢儿。

2016年夏，带老伴自驾游到中国最北端北极村留影。

2016年夏，孙女与我在长白山景区留影。l

孙子又长高了许多。

　　2016年12月15日，老妈在遵化人民医院安然离世，享年86岁。这张照片是2016年3月22日母亲最后一个生日那天的留影，守在母亲病床旁的是妹妹赵晓梅和姐姐赵晓芬。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五年都是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的，想起那五年母亲所忍受的痛苦，我们既难忘又难过……

这是今年清明节兄弟姐妹们去墓地给父母上坟时的留影。从左往右依次是：弟媳张小波、姐夫赵玉民、大哥王旭东、姐姐赵晓芬、弟弟赵晓津、妹夫李立。

父母先后离去，我们猛然间才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我夫妻俩的儿子儿媳已人到中年，孙女孙子也都上了中学而走进青春年华。人生如梦，自以为还年轻，但正如那首歌词：“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父母在，人生尚有去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但我们都不会忘记父亲生前的叮嘱，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定精诚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让父母大人含笑九泉！

2018年七月份我随老同学去俄罗斯旅游，在莫斯科红场留影。

这是今年我与老伴携手漫步在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人生已从幼年步入老年，经历了六十五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经历了与父母的生死离别，似乎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人生不单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生命，也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以致到晚年回顾往事时少留遗憾；人生不单是为了体验从生到死分分秒秒的感觉，也为了体验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们的亲情；人生不单是为了艰苦奋斗，也要对家庭负责并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我还要与老伴携手充满自信地继续我们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