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塞我的第二故乡《老县城的记忆》

张辉春

　　2018年8月18日这天，我们有幸参加了阿克塞县城第二次搬迁20周年县庆活动后，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阿克塞旧县城。搬迁后的旧址人走城空，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荒凉，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草遍地，破败不堪，不忍目睹。悲凉的感觉牵动着记忆中的根根情丝。这里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我们少年懵懂时跟随父母，让我们长大的摇篮，是我们儿时快乐玩耍的乐土，是我们少年奋发学习的校园，也是我们记忆深处刻骨铭心今生忘不掉的第二故乡——阿克塞老县城。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筹建于1953年，正式成立于1954年，县城选址在祁连山下当金山口边上的一个叫慱罗转井的地方，当时自然环境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艰苦，房无一间，定无居所，县委政府各部门就在临时搭建的八顶帐篷毡房内开始了艰苦创业……

　　自治县初建时，人才极度匮乏，工作人员极少，干部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抽调来的。其中有我们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应祖国号召，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来参加建设新阿克塞的……

凡是在阿克塞工作过奋斗过的人们，都经历了艰难的创业历程，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和烙印，这里有他们的血与汗的付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无私奉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和不朽的功勋。他们爱阿克塞，为把阿克塞建设成为美丽家园，服从组织安排，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无畏，扎根安家。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工作，开创局面，辛勤耕耘，为阿克塞县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有太多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在阿克塞的奋斗经历……

回忆我的父亲冯建新

——冯乃愚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的前一天，居守在新疆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河西走廊及新疆的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摆脱国民党统治，全部放下武器接受共产党接管。解放军所向披靡，一路西进，迅速肃清了河西走廊的残匪。9月28日敦煌和平解放。

新政权成立后，安置敦煌南山一带流落的哈萨克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经过多轮协商，政务院批准成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县）

1953年2月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汉族干部陆续到达敦煌，开始了筹备建县的工作。当时在酒泉专员公署公安处工作的父亲冯建新也在抽调之列。

　　那年，父亲才刚满18岁，他是在时任敦煌县公安中队指导员顾生江（建县后任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带领下于1953年秋来到了慱罗转井。据父亲回忆，他们到来后在博罗转井的一处红土坡下扎了八顶账篷，便开始了筹备建县的各项工作。

父亲的工作是筹备建县后成立公安局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工作环境非常简陋，住帐篷打地铺。每个帐篷里都有几只大木箱子，即盛放刅公用品和生活用品，又当办公桌使用。

　　筹建中的公安局对外称社会部，主要的工作是广泛的与哈萨克牧民群众接触与他们交流感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凡能邀请到驻地做客的哈萨克族群众，都热情招待，离开时馈赠给他们砖茶，食盐，面粉，布料等生活用品。

父亲说有个给牧主放牧的哈萨克牧民叫哈布里，（原阿克塞政协主席塞买提的父亲）他的简易毡房离筹备组的帐篷不远，他经常坐在一块石头上好奇的观望筹备组的人员，时间长了工作组就将他让到帐篷里做客，临走时还给他送了茶叶，方糖等生活用品，他算是贫苦牧民中最早和筹备组人员接触的哈萨克族牧民。

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开始专心学习哈萨克族语言和文字。经过十多年的不间断学习，到文革前已可以看懂哈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了。

由于突破了语言障碍，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很快就与牧民们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父亲的心与哈萨克族群众的心也越来越贴近了，很快就结交了一批哈萨克族朋友。牧民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与父亲交谈。

父亲是一个平易近人，虚心好学，助人为乐的人，在工作上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公正公平执法，博得了广大哈萨克族群众的信赖、尊重和友好。

父亲上任公安局副局长后，除积极协助热马扎局长工作外，还担任热马扎局长的哈语翻译，上级来了文件，父亲将文件精神用哈语翻译给他，外出开会两个局长一起参加，父亲及时将开会记录翻译成哈文，交于热马扎局长，使他及时领悟和掌握会议精神。

　　1952年，父亲参加工作不久即被选送到甘肃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技术培训班学习。学习的教材全是前苏联的，有刑事现场勘查学、照像技术学，文件检验学、痕迹检验学等七、八门课程。父亲边工作边将所学的公安专业知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这些刚接触公安工作的新干警，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制作法律文书、如何进行犯罪现场勘查，如何审讯犯罪嫌疑人等工作技能，这样很快就培养出一批胜任工作，能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这些民族干部后来都分别担任了县公检法的领导职务。

这是1956年办公房刚建好不久全体社会部（县公安局）成员在新房前合影留念。其中有我父冯建新，还有王玉萍的父亲王文国……

　　1964年，父亲在担任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公安局分配来了几位从西北民院毕业的哈萨克族学生：罗斯旦木（后改名罗锋）夏别克，乌斯满，沙艾等人。公安队伍的不断壮大，急需对新入警的干警进行业务培训，父亲义务反顾的承担了培养新人的工作。

　　1965年，父亲被选送到北京中央政法大学进修，在为期一年的学习中系统的学习了公安理论与实战课程。结业时党和国家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还亲切接见了他们这批学员。

在校期间，时任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中国，父亲和其他学员还被抽调天安门广场参加安全保卫工作。这对父亲来说是一生的荣耀。

　　1968年5月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保卫部三个职能部门，因父亲是唯一懂刑事侦查技术的干部被保卫部留用。父亲不计个人得失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着，先后协助查处了几起反革命标语案和台湾空投反动宣传品案。特别是保卫部在查处所谓团结公社反革命集团判乱案中，父亲听了案情汇报，看了拟定的抓捕名单后，凭借十几年积累的公安工作经验从专业的角度分析研判认定此案证据不足存有很多疑点，抓人的理由不充分，便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据理力争，说服相关领导尽量少抓人，从而保护了一批牧民免受牢狱之灾。 当时任副县长的沙海都拉被造反派诬陷为美蒋特务逮捕入狱后，父亲顶着压力千方百计地给他提供生活诸多方便和医疗保障，使他幸运的活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沙海都拉被彻底平反，后担任县政协主席数年。

不久，父亲又被任命为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革委会的日常事项。

　　那时候总感觉大人们很忙，公安局的民警们天不亮就要出操，还要经常进行军事训练。还记得大人们经常参加县里的义务劳动。在老县城南边的山沟里筑起了一座小型水库。有了这点水，各单位都开荒种菜，载树，盖房子，修操场，修礼堂……父亲和公安局的叔叔们也在大院东侧的大坡下面的荒滩上开垦出十几亩地种上各种蔬菜，保证了干部战士及在押人员能够吃上新鲜蔬菜。利用这点水使城北的沙枣园和杨树园成为县城里的一片绿州。大人们的辛勤劳动，使我们有了可以玩耍乘凉的小树林，可以活动的操场和球场，可以看电影，看节目的大礼堂……

 1958年5月，我出生在阿克塞县公安局大院里，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21年，经历了公安局的发展变化。那时候公安局和公安中队（后改为武警中队）是一个单位，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公安中队的战士都是义务兵，年龄虽偏大，但经历不凡。战士们进行军事训练，我们一群小孩子就在旁边观看。最高兴的就是看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和打蓝球，跳木马，翻单杠等体育比赛项目。 在公安局大院一起长大的玩伴有公安局长热马扎的儿子塞力克，法院院院长段兴忠的两个女儿段惠萍，段惠兰，以及转业干部赵俊民的两个儿子赵国红，赵国卫等人。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玩游戏，到河坝里抬水，到山坡上拾牛粪，拨沙葱，採蘑菇，到山沟里割草背柴。冬天就去灰堆里检没烧透的煤核来添补取暧。毎年夏天都要到水库那里玩，坐在高高的坝顶，望着兰天碧水，心里无比的高兴（可惜这座水库在1969年被山洪冲垮了）那时候的我们可真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啊！没有水果吃，能啃点萝卜、烤点土豆吃，都感觉到非常幸福，没有去处，能在小树林藏猫猫也觉得非常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骑着小毛驴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而洋洋得意……

　　那个时代，父辈们常年累月的骑马下乡工作，而且一下去都在一两个月。我记得我的两个妹妹冯芳，冯兰出生时父亲都不在妈妈身边。特别是是生小妹冯兰时，妈妈早几天就不让我出门玩耍了，让守在家里，一旦妈妈肚子疼就让我找刘震江的妻子高阿姨来接生。小妹出生一个多月后父亲才从乡下回来。

　　70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父亲随阿克塞县领导一同赴大寨参观学习。

　　记得为了改善县城居民的生活吃水问题，父亲多次深入县城周围多条水沟里取水样，赴酒泉和兰州进行水质化验，最后认定水中的放射性元素超标，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不能饮甪。决定用汽车从敦煌七里镇一个供水点取水，以解决县城人民群众的吃水问题。那时候县上没有专用供水车。父亲只能想办法就地解决，将一个盛过汽油的空罐注满水用柴火烧了三天三夜把罐里的汽油蒸发掉，改造成水车。又把县贸易公司的一个旧水池改造成畜水池，利用埋在地下己废弃的旧管道在县委大院上端修了第一座供水站开始供水。

为了解决城北汽车运输队一带居民的供水，不久又在那一带修了第二座供水站解决了较远居民的吃水困难的问题。

为了摆脱吃水的困境，搬迁县城被提上议事日程，父亲多次带领相关人员在红柳弯一带实地勘察，制定了搬迁县城的最初方案。

　　父亲在担任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期间，还分别筹备举办了1974年和1979年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成二十周年、二十五周年的县庆活动。

　　1974年阿克塞举办建县二十周年大庆前，父亲专程前往敦煌莫高窟请来了著名画家高尔泰，画了反映哈萨克族生产生活场景的姑娘追，老阿肯弹唱等五幅巨型油画分别在县委县政府大门两旁竖立，增添节日欢乐的气氛。

　　1979年阿克塞建县二十五周年大庆，为了使更多的牧民参与活动，将举办地定在海子团结公社驻地举行，父亲带领先期筹会人员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近一个月太阳下曝晒，父亲严重过敏，全脸都是血泡，庆典开幕式前二天，我也带着电影放映机到海子，见到父亲成这样，我心疼无比，设法找了一付太阳墨镜让父亲戴上。父亲就是这样，他心里始终装着哈萨克牧民，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欢乐，就是再累他都愿意。

　　1979年年底，父亲被调敦煌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年）。

1989年调酒泉市先后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直到六十三岁才退休离开工作岗位。

　　1958年9月，前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副秘书长余心清、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陪同下莅临阿克塞视察工作，听取县委工作汇报，父亲作为现场安保人员兼记录……父亲后来将这段尘封的历史，用文字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并刊登在阿克塞文史（第七辑），让世人所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深入基层，关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

1984年父亲在中南海赢台留影

　　想想和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啊！

　　难忘慈父教诲，父亲，孩子多想再听听你说话的声音……

父亲从离开阿克塞到他去世整整35年。但他初心不改，心系阿克塞的山山水水始终不变。从18岁到阿克塞44岁离开，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阿克塞。26年间阿克塞的山川沟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阿克塞哈萨克族的自治从筹备到建县再到发展见证者之一。他与当地哈萨克族干部牧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哈萨克族朋友中有曾经的县领导，有一般干部，有牧民。不论是在敦煌或酒泉工作期间，只要碰上阿克塞的哈萨克族，他都热情邀到家中做客，打问阿克塞的人和事，回忆在阿克塞工作时的往事。由此，阿克塞的哈萨族亲切称呼他为“老冯”。他去世那天上午阿克塞原县长，现任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浩升同志前往市医院看望他，父亲当时虽然病很重，但是见到阿克塞人来看望他，显得异常兴奋，不断向浩升主任打问了很多阿克塞老人的近况和近期阿克塞发展变化状况，当浩主任离开病房不到半小时父亲就然长逝，那年是2014年6月15日11时，父亲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酒泉市医院与世长辞。父亲在临终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阿克塞的人和事，和对阿克塞深深的怀念！父亲虽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容笑貌却常常浮显在我脑海里，他终生廉洁自律，忠于职守，对人和蔼谦虚，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子女严加管教，是我们作人作事的榜样和行为准则，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入了新时代,阿克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凡离开阿克塞的人都有阿克塞情节，都会时不时回忆在阿克塞工作，生活，学习时所渡过的峥嵘岁月。因为我们共同走过了那段艰苦困苦的岁月，那是一个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物质溃泛，吃水困难的地方。但我的父亲这一辈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的留在了那里，父辈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同哈萨克族人民共患难同命运，爬冰卧雪，风餐露宿，艰苦创业，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洒下了他们辛劳的汗水，白手起家为建设美丽富饶的阿克塞家园而努力奋斗！

　　父亲在阿克塞工作了26年，我生长在阿克塞，25岁离开。我的妻子衷益萍是阿克塞第一位汽车驾驶员衷惠敏的大女儿，也是阿克塞人，我的女儿也出生在阿克塞。所以说阿克塞就是我的故乡，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阿克塞人民的养育之恩。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亲，母亲。

作者冯乃愚：1958年5月出生在阿克塞县。1974年底在阿克塞县中学高中毕业。1975年2月20知青下乡到和平公社多坝沟农饲生产队插队落户。1977年底招工到阿克塞县电影公司工作。1983年夏季从阿克塞调到了敦煌县公安局工作。后任公安局办公室主任。1999年调酒泉

汽车司机父亲衷惠敏

——衷益萍

我的父亲衷惠敏，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沪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里，十几岁时为减轻家庭负担，便到一家汽车行里当学徒，并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开始招收大批技术人员参加青年远征军，父亲报着抗日救国的决心跟随抗日名将戴安澜的部队奔赴缅甸前线，由于父亲会驾驶汽车技术，便被分配到炮兵行例，开着美国道奇卡车拉着大炮对日作战。有一天，父亲所在的车队遭到日寇飞机袭击炸翻了炮车，将父亲压在了车下，身受重伤。幸亏英国救援队及时赶到将父亲用直升机运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抢救，摘除了被压碎右侧的肾脏，父亲才幸运的活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父亲跟随部队前往兰州。1949年彭德怀元帅率领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父亲所在部队宣布起义，父亲光荣的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兰州解放后，缴获了国民党军队大量的汽车，为了进军新疆和西藏急需培养大批的汽车驾驶员，父亲被分配到兰州军区步兵教导大队当起了汽车驾驶教官，在他的精心教授下很快为部队培养出一批驾驶员，父亲也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

　　这张照片是父亲在兰州军区步兵教导大队当汽车驾驶教官，与新培养出的一批驾驶员合影留念。左边穿大衣的人就是我父衷惠敏。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父亲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先后失散，直到1965在组织帮助寻找下才在四川成都和重庆分别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1954年，政务院批准成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甘肃省政府筹备了一车建县物资要找一名驾驶技术好的军人送往阿克塞，便从教导大队选中了父亲。父亲从兰州出发一路顺利到达敦煌，再由敦煌开出沙山沟就没有路了，是筹建阿克塞的干部和哈萨克群众搬开戈壁滩上的乱石，用毛绳拉出一条条直线作为路标，父亲沿着路标用一整天时间才将车开到了博罗转井山下。

物资送到后父亲准备返回部队，但唯一的一辆美制十轮卡车没了司机不就成了一堆废铁，在县上领导的极力劝说和挽留下，父亲毅然决定留在了阿克塞，成为阿克塞县的第一个汽车驾驶员。

建县初期，开始搞基本建设，首先修起了县委，人委，公安局等几处办公院落。父亲开着卡车起早贪黑的奔赴敦煌等地运送基建材料。再后来建起的医院，邮局，银行，粮站，商店等民生单位所用的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都是父亲不辞辛劳，一批批从外地运回来的。由于父亲工作特别出色被推选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在兰州召开的群英会。

　　这张照片是父亲在兰州参加群英会时与两位参会的群英合影留念。



此后，父亲还培养出了王道堂，刘凤翔、杨国文等第二代汽车驾驶员。随着阿克塞生产生活的遂步发展和提高，省政府又拨了几辆卡车支援阿克塞的建设，县上成立了汽车运输队，父亲成了该队的一员，整天驾驶着汽车奔驰在阿克塞的山山水水之间，运输哈萨克牧民的急需的生活生产物资。

我应当自豪的说，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阿克塞的交通运输事业，他在阿克塞交通运输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第一个汽车驾驶员是他；第一辆卡车是他开上去的；第一批建县干部是他运上去的；第一批建县物资是他拉上去的；第一条道路是他压出来的；第一个把儿子培养成汽车驾驶员，为阿克塞服务的也是他。父亲一生培养的汽车司机有几十名，其中有汉族也有哈萨克族。这些驾驶员为阿克塞的建设事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父亲性情温和，心底善良，从不对人发火，他开车出行时只要有人撘车、带货从不推辞，尽量满足需求，就是路上遇到行人也都主动停车稍上一段路。他的助人为乐，善于帮助别人的行为赢得了阿克塞各族群众的好评，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衷师傅”。

　　那时候阿克塞道路全是沙石路搓扳路，开一路车是尘土飞扬，呛的人气难喘。建设乡政府乌呼图，和平乡政府安南坝都离县城二百公里外，送一趟货到乌呼图要近三个小时才能翻越当金山，遇上刮风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还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 有一次父亲去建设乡拉羊毛车快到当金山哑口时发动机熄火后再也发动不着了，眼看天慢慢的变黑，为了车和羊毛不受损失，父亲只能和衣在驾驶室里熬过了漫长的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遇上了解放军的车队才帮着把车修好，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天一夜水米未进，硬坚持的把车开到了县城。

那时候车的技术含量低，发动车要用摇把摇的发动，还要掌握技巧，稍有不慎，摇把回过头就会打伤胳膊，。车坏了得自己修，轮胎破了得自己补。在我影响中父亲长年穿一兰色的长大褂，就是为了修底盘时方便躺下。冬天不出车时，就得把水箱里的水放尽，防止冻裂发动机。父亲的火炉子什么时候都放着一只热水的水桶，为的就是加热水好发动车。

1964年，县城开始种树，父亲和柳平的父亲柳生春去多坝沟拉树苗，回来的路被洪水冲垮，为了及时将树苗运回县城，父亲和柳生春伯伯硬是背石头垫了一条简易路将车开出洪水区。

1975年，父亲从运输队调到县医院开唯一的救护车。工作环境变了，父亲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初心 没有变，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有病人需要救护不管路途有多遥远，道路有多复杂，他都会排除种种困难争分夺秒的将病人接回医院救治。记得有一年署假我随父亲的救护车前往青海冷湖送病人，在返回途中，汽车开了锅，不能行驶，父亲把我留在车上看车，他提着水桶来回十几公里找水，当他返回时天已黑了，回到县城已是大半夜了。

我哥哥衷益民初中毕业后，父亲就把他带到阿克塞跟着学开车，不久哥哥被招工到县防疫站开卡车。那些年防疫站每年都要组织防疫人员在阿克塞的山里进行灭鼠作业。哥哥开车早岀晚归运送防疫人员和物资从未误过事，由于哥哥出色的表现，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我们家有两代人是阿克塞的汽车司机，他们为阿克塞的建设事业勤勤恳垦，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着，并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阿克塞。

1980年父亲被选为阿克塞县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为阿克塞的发展建言献策，离休了仍继续发挥着余热。

父亲开了一辈子汽车，安全行驶数百万公里，没有出过一次事故，这是他对自己喜爱的事业执着的追求，也是他心怀阿克塞各族群众的真实写照。我小时候还记着他开的卡车上悬挂着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安全行驶二百万公里的红色牌子。

父亲是1999年12月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享年78岁。当阿克塞县委，县政府得知消息后，即派副县长马文学专程来到敦煌慰问我们家，并主持了追悼会，亲自致悼词，给了我母亲和儿女们莫的大安慰和鼓励！阿克塞人民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他一直在汽车驾驶员的岗位上为阿克塞服务了三十年，在他去世后又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使我们全家人备受感动和欣慰。

父亲在阿克塞工作近三十年，一心赴在工作上，每天手不离方向盘，他一人在阿克塞坚守三十年。虽然七十年代初哥哥也来到阿克塞工作，确不在一个单位，所以一直都是各忙各的，一个月也见不上几次面。

父亲忙于工作，三十年间，只回过两次四川老家。一次是1964年，组织上通知父亲他失散多年的姐姐和妹妹找到了，他便带领我们全家前往四川老家探亲。还有一次是临退休前，老家通知要迁爷爷奶奶的坟，他和母亲又回去了一次。他喜欢自己的事业，不管付出多少他都愿意，从不计教个人得失，是一个心底善良，开怀大度的人。父亲对两儿子管教严格，儿子做错事会责备，但对我们四姐妹却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只要父亲回到家里，家里就充满歌声和笑声。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待人忠厚善良，助人为乐；对事业默默追求，无私奉献；对家人和谒可亲慈祥朴实的优良品德，是我们的无价财富，我们将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衷益萍：1957年10月敦煌出生，1965年至74年在敦煌上小学，初中，高中。1975年2月在阿克塞和平公社多坝沟农业队插队劳动。1978年招工到阿克塞县委任打字员。1983年年底调敦煌市科学委员会工作。

我的父亲王文国

——王玉萍

        我的父亲王文国是1954年建县从金塔县公安局调到阿克塞县公安局，与同时到阿克塞的其他同事一同筹建社会部（公安局）同筹共济保障了阿克塞县的一方平安。

        在全国兴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组织上又调父亲成立人民公社，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根据地缘划分，先后成立团结公社、民主公社、建设公社、和平公社共四个公社。父亲等人去一个区域，组建成立一个公社，到那里建立健全公社政府行政机构，完善服务体系，确定区域划分和牧场分片，核实牧民、紧抓牧业生产，当好第一任公社书记，父亲在这四个公社中都当过公社书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也是在阿克塞出生长大的，那时候没有住房，政府机构也不建全，组织需要让父亲干什么，父亲就认真去干，无论在哪里父亲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想为牧民之所想，急为牧民所需之所急。常年在乡下，很少回家，家里的生活担子就全落在了母亲任月兰一人身上。那时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母亲都是很能吃苦耐劳的人，常常从父亲脸上看到的是为公社牧业生产怎么搞上去而焦虑，怎么能把公社的文教、卫生、商服等公社化体系建立建全而更好方便牧民生话而忧心忡忡……今天的人们很难想想那时候人的思想境界，那种吃苦精神，那种为公为民而从不夹带私心的胸怀，却使我受用一生……

作者王玉萍1958年出生在阿克塞县，在阿克塞县上小学、初中、高中。1974年2月随全班同学一起下乡到多坝沟民主公社农词生产队插队劳动。1975年底招工到阿克塞县民贸公司当营业员。1984年调敦煌市商业局作会计工作。获会计师专业职称。

哈布利简历表

1952年8月至1956年5月在阿克塞县基建队种地，打士块，打柴火，托运货物。

1956年6月至1958年3月在阿克塞县採购站工作。

1956年3月至1964年11月在阿克塞县文化服务队工作，电影放映员，

1964年11月至1970年6月在阿克塞县建设乡政府副乡长，

1970年7月1981年4月在阿克塞县电影放映管理站任站长。

1981年4月26日因公去甘南合作市参加全省少数民族电影放映翻译会议时，突发病抢救无效去世。

——塞买提（回忆）

塞买提的父亲叫哈布利是阿克塞哈萨克族中最早参加工作人员之一。七十年代末任电影公司经理，1982年初夏赴甘南藏族自治州省电影公司举办的少数民族电影配音工作会议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我当时就在县电影院工作，省电影公司打来电话告知不幸的消息，我们都十分震惊。转眼间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哈布利，王同义，马海青等几位老前辈，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老电影队的放映员。

阿克塞电影队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革前有哈布利、马海青、王统一、张元、夏菲（女）。第二阶段文革后期吐尔逊罕（女）马木利，王寿文、吐尔逊、第三阶段三中全会前后张元浩、白如锡、尚治国，冯乃愚、张海萍、王化敏、吉格提，扎汉，阿依甫别克，巴提汉，哈德斯。八十年代初赵国伟、杨宏海、樊淑琴、林春晓王育文，杨德寿、马晓伟、祁国章等。这些人都为阿克塞的电影宣传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及时宣传党和国家号令、法令及各项方针政策，为不断让乡下牧民们看到新电影，他们经常下乡，把影幕挂在放牧点上，为牧民放映宣传，对语言不通的影片还要兼任翻译解释（哈布利、夏菲等的哈萨克族放映员们都是这样做的）。

——冯乃愚（回忆）

是的！阿克塞是一个各民族人民在一起共治、共建的自治县，塞买提的父亲在每次放电影前所做宣传词讲的非常的好听，有特色，每每回想起来让人难以忘怀！他的声音是全县人民从孩子到老人最熟悉的音色！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叔叔！我记得有一位女阿姨哈萨克族叫恰佩，有一武威男叔叔叫张元，他老婆叫佘丽丽，上海人，住在塞买提家隔壁，文革那年离开阿克塞了！

——葛万军（回忆）

　　早期电影队还有张元，夏菲。

夏菲——恰佩阿姨和我住在一栋一个单元楼上。她的小儿子我们还经常照顾，可惜她老人家前几年去世了！

——明乐平

六十年代的阿克塞县城

广东人在阿克塞

——陈远香

       我的父母亲都是气象学院毕业搞气象学的，他们出生于公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成长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该读书接受教育年龄，幸运的赶上了新中国成立，都得到了较好的思想文化教育，并获得了国家正规学院的毕业文凭，在那个年代专科毕业生可算是大知识分子呢！

         我的父亲陈湘宏于1939年4月出生在广东梅州兴宁县的贫农家庭里，其祖父母亲时是大商人，生意做得不小从广东北部的梅州都做到江西的赣州了，但到其父母亲辈，由于日冦的侵略，国破家亡，家道败落伦为极贫困户，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幸亏解放了，我父亲才过上好生活读书上学……

        1957年父亲毕业于中央气象学院成都分院，毕业时我父与我母亲已结婚生下了我，本可以留在广东老家或离家较近的南方工作的，可我父亲响应国家政府“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不顾亲人的反对，秉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怀揣着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主动要求到甘肃来的。最先我父亲被组织分配在离兰州不远的松山气象站工作，一年过后组织上考虑到我父亲较年轻，工作上已能熟练地独当一面了，恰逢阿克塞县气象站新建起来急需熟练专业技术人员，我父就被调来阿克塞县气象站。来到阿克塞气象站工作、生活是特别困难艰苦的，阿克塞县城海拔两千多米，气象观察室、观察台，观察高塔，观测天气现象，气温变化各项仪器仪表都是比较简陋，和松山气象站各项仪器仪表精密仪器设备具全、专业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充足的省级站是无法比的，全站连站长负责人只有四五个人，日夜观察二十四小时，本应三班倒的，可我父亲他们只能二班倒，一边在简易帐篷搭的观察室里，露天观测点采集各项数据，一边还得搞基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得干，由于经费短缺好多精密仪器都无法购置，只能靠人力采集，又因阿克塞全县幅员辽阔，当金山北（县城所在地），当金山南（草场所在地）海拔高度三千多米两属地气候特征不同，为了采集到准确统一的数据，不仅只在站设的固定地点、室内仪器仪表采集，还经常要派人骑马徒步上当金山，下海子草场，苏干湖畔测量采集实用气象数据，这苦差事我父可是主力，因五位工作人员中有两个女的，一位年长的又是站长，不可能派她们去，所以这种特苦工作就落在我父和另一个较年轻的男同事身上了！当遇上刮风下雨下雪天气，外出测量采集气象数据就更加困难艰苦，但是遇到特殊天气更加需要及时检测采集气象数据，才能更准确地分析预报天气现象。我父亲都毫无怨言一一克服困难圆满的完成任务！

图为两位男同志在野外工作的合影

图为初建阿克塞县气象站的五位工作人员

       1961年因正值国家遇到三年大困难时期，气象站由于经费不足难于为继，被组织上撤销！我父亲当时是非常难受的，所学专业知识也成了无用的摆设。这种情况下气象站其他人员都陆续活动得调离了阿克塞，我父亲就像戈壁原生的红柳、骆驼草一样深深地扎根于阿克塞这片土地，他的同事们都走了，只有我父亲留下了！此后我父亲又被分配到县农机修造厂（也称加工厂），当了工人做了学徒从打杂干起，打过铁，扎过钢筋钢板，开过车床机器，加工制造过生活日用品，熟过羊皮，修理过拖拉机、修理过汽车……。

1972年，我们全家随母亲的工作调动，来到了阿克塞县城来后，我亲眼看到：加工厂正在搞生产技术革新，我父亲被厂领导派往外地学习加工羊皮技术，回来后我父亲经常加班加点，仔细深入地硏究改进熟羊皮的配方技术，熟出来的羊皮又软又无臭味，得到了厂领导和工人群众的好评。而后我父亲又被提干做厂部财务会计工作，直到1983年调离阿克塞。

　　     我的母亲郑琼英出生在1939年9月，1959年毕业于兰州气象学院，分配在天祝县乌哨岭气象站工作，1972年初组织上考虑到我父母亲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生活工作多不方便，将我母亲调至阿克塞，我们姊妹四个也结束了寄养在几个亲戚家，跟随母亲得与父亲团聚。刚来阿克塞时我母亲被分配在县小学教学，因为她的广东普通话不标准，学生都听不懂，组织又调她到县新华书店。1973年我母亲刚刚接手的新华书店，就是一个烂摊子：（因文革其间1968——1972一直半停业状态，无专人管理，也设有进过新书）整个书店就一间四十来平米建筑面积样大的门店，周边几十米远都没有相连的房子，一个萧肃、门可罗雀、孤零零样杵立在县城南北上坡状主街道边：门店多年未粉刷打理过，正面墙上尽是漏雨寖泡的痕迹、店内图书陈列凌乱、经营品种不多、库存尽是多年积压陈旧图书，杂乱无章。我母亲接管后，首先减少库存迅速处理积压图书，冷辟多年止销的图书，采取本县学校，党政机关单位，企业公司上门联系推销，与上级新华书店联系、调整推销等办法，迅速降低了库存腾出资金，有点资金又简单粉刷修整书店门面、调进新图书、经营新产品，并将全县乡镇村各行各业全部所需专业图书资料的供应都揽承了，至此县新华书店面目一新，再不是门可罗雀，可有可无的摆设了！在阿克塞县新华书店我母亲一心扑在书店的各项业务工作上，家务事都是我们姐妹承担着，我母亲由于患着先天性心脏病，她可是非常热爱工作、经常不顾自己身体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累得几次昏倒住院治疗，从1973年至1978年她都是一个人独当一面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尤其遇到学校开学时节，分派各类课本图书更是忙得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由于书店业务量连年直线上升，我母亲也连年多次被县、专区、省新华书店，文化系统评为先进工作者，她就得经常到酒泉、兰州开会交流，一走就是好多天书店就得关门，1978年组织上终于安排招进了一名新人。1980年县新华书店首次乔迁后，县新华书店已拥有了几百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门面，加拥有近两千平方米的大院带几间百多平米宿舍的崭新面目矗立在县城下移一公里平直主街道十字路口的东南面，与东北面的民贸公司门市大院、西北面的县影视剧院，西南面的县医院构成了阿克塞县城主街景观（旧县城）！我母亲在阿克塞县新华书店工作十一年，她一人为企业创下的业绩，后来接续的人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业绩，直至县城二次乔迁二十公里下的红柳沟前，也再没有人能突破和改观，只遗憾我们家里竟然没有留下一张母亲与书店的照片！

         1984年我母亲调到了酒泉，

作者陈远香1972年随母亲到阿克塞县。1973年底在阿克塞高中毕业。1974年2月随全班同学一起下乡到和平公社多坝沟农饲生产队下乡劳动。1976年初被招工到阿克塞县民贸公司当营业员，1984年调酒泉，后自己创业经商。

我的父亲母亲

——桑菊兰

父亲母亲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耀眼的职务和地位，都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自治县的建设者。

父亲桑金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在他不满周岁时，生母即因病去世，一直由祖母抚养，其间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十五六岁时，父亲即从师学习木工技术，以他特有的悟性及灵巧，深得师傅喜爱，学得一手技艺，出师后便在十里八乡走村串户做木工活。由于他做的活精巧细致，深得乡亲们赞赏。不过在那个年代，父亲的手艺也只限于挣口饭吃而已。

与母亲成家后，父亲常常去外地去做木工活，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后来西去兰州正式参加了工作。不久后听得工友中盛传＂新疆工资高，待遇好＂，于是他与一起工作的几个工友商议结伴同行，前往传说中丰饶美丽的新疆找工作。跋涉近千里地，在途经刚刚建立、特别需要建设者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时，时任县委书记的马秀峰，听说父亲具有木工技术，便亲自指示将他留在阿克塞工作，不料这一留就是几十年，就是一辈子！

刚刚诞生的自治县，那时候只有几间土坯房，作为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室。即没有居民居住的房屋，更没有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真是一无所有，一片空白，亟待建设。

　　安顿好工作单位后，父亲便前往老家搬迁母亲和年幼的我。为了躲避家乡对＂外流＂人员的阻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父亲悄悄地带着母亲和我，穿越茫茫夜色，涉过潺潺河流，告别了养育我们的老屋、村庄，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征程。到了阿克塞县，看到眼前的情景，母亲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县城，极其伤心难过，提出坚决返回老家，父亲劝导母亲：正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才更需要我们建设！千方百计说服母亲安心住下来。

　　年仅二十二岁的母亲程邃芬留下来后，与其她的妇女们一起，修水库、种树、修建房屋、打柴禾，在兽医站饲养牛羊等。后来进入县上组建的＂五七家属劳动排＂，投身自治县建设的劳动中，筛砂子、挖红土、脱土坯，装车、卸车、铡草、和煤砖等等，许多男人都不一定能干得了的零活儿，她都顶风雪、冒酷暑年复一年地干着。特别是为了解决修造厂木工车间对木工板材的需求，她与伙伴们不分春夏秋冬，刮风下雨，经常登上十多米高的架板拉大锯，并且成为非她莫属、技术含量较高的＂保留节目＂。记得小时候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妈妈拉大锯的架子前，仰面朝天向正在拉大锯的妈妈索要家门上的钥匙。母亲以辛勤的劳动和付出为自治县的建设添砖加瓦，以微薄的劳动报酬和父亲一起养育了六个子女。

　　初到阿克塞，年轻质朴的父亲以他火一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治县艰苦的创建中。他与工友们一道，克服住房简陋，气候寒冷，海拔高，水质差等等困难，克服头痛、噁心等高原反应，吃着熟不透的饭菜，首先参加了大礼堂的修建，完成了大礼堂的大梁、门窗等全部木工工程，紧接着陆续为新建的办公、民用住宅、公益设施制做梁檩、门窗、桌椅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故乡阿克塞的每一处办公场所、每一栋房屋的建成，都洒下了父亲辛勤的汗水，都留下了他年轻的、默默劳作的身影。许多的居民、牧民家中都有他制作的实用精巧的木箱、摇床、厨柜和家俱。他与工友们一道潜心进行生产工具工艺改革、生产技术革新的事迹，多次在县广播电台节目中报道。工作期间，无数次获得所在单位及县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嘉奖。 县石棉矿成立后，需要木工师傅，父亲得知后，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去石棉矿，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八年之久。后来因为县林业站需要修建办公用房，又调动到林业站工作⋯⋯在县农机修造厂工作期间，有一次不小心左手拇指被电锯锯伤，去医院缝合治疗后，医生根据伤情为他开据了休息疗养的病假证明，可他却考虑到车间生产任务重，时间紧，只休息了一半时间便去上班了。总之，工作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竞竞业业，任劳任怨地辛勤奉献。

　　在老县城时，我和弟弟放学后经常去博罗转井山下的河坝抬饮用水，河坝崖上的路是那么徒峭，那么不好走。后来县上又用汽车从敦煌拉水，在县委院子上面建立供水站，居民凭水票取水，每天中午放学要和弟弟妹妹去抬水，挑水。别是暑假寒假，做完假期作业，就去老县城水库、树园子下面的荒滩上割草，卖给饲养牲畜的单位，挣学费，补贴家用。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大弟弟与同学段惠兰、段惠萍姐妹赶着毛驴车，沿着青藏公路去长草沟南边的山沟里割草，装好草返回时，由于山大沟深路不好走，架子车翻了，毛驴也被压在了车下面，而路边就是很深很陡的山沟，吓得我们一边哭，一边卸掉车上的草，抬起翻了的车，把车弄到安全的平地上，又把草一点一点的抱来装到车上，天都黑了才回到家。

 由于父亲在石棉矿工作，不能经常回家，家里烧火做饭的柴禾，就靠我和弟弟去县城以北十多公里外的戈壁滩去打。每次打柴，我俩赶上毛驴车，带上干粮和水，天不亮就出发。到了地方，就开始用镢头挖柴禾，然后再把挖下来的柴踩成一叠一叠装到车上，由于年龄小，个头低，装车很是费劲。一个人在车上装，一个人在车下用叉子往车上扔，装好车，用绳子捆扎结实，才能返回。往往回到家，天早都黑了。有一次我和弟弟去打柴，带去的干粮被拉车的毛驴偷吃了，那一天我们干了一整天活，却没有东西吃，饿得连路都走不动，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回想儿时在老县城，生活真是艰难⋯⋯

作者桑菊兰，1958年随父母移居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1974年3月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乡村插队落户。1976年10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阿克塞县民政局、县委党史办公室、民政民族宗教局工作，编纂、采写《中国共产党阿克塞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阿克塞党史资料》，曾任民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1993年调入酒泉日报社，先后担任总编办公室主任、通联部主任，同时从事报纸编辑、新闻记者工作。具有新闻专业主任编辑专业技术职称。

父亲为通信事业奋斗一生

——樊淑英

家父樊金志:1921年7月出生于内蒙古良城县。由于家境贫寒，家父在年幼时父母去世，由两个哥哥抚养成人(家父的两个哥哥终身未娶)，所以家父从小就沒有进过学堂读书，不识字，没文化，仅有的一点知识还是在部队作战休整时从部队识字班学来的。

1945年家父当兵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师二十四团，抗日战争时期，家父跟随部队打过3个多月日本鬼子。解放战争时期，家父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曾担任过部队机枪手，排长等职务，由于家父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屡立战功，曾多次荣获军功章。在我10多岁的记忆中，家父的军功章就有十几二十枚，文革期间，由于造反派批斗抢夺等原因造成军功章的丢失，现仅剩存的只有3枚了。解放战爭胜利新中国成立，1950年3月，家父响应国家号召，转业就职于临泽县任地方区长职务。

　　在临泽工作期间，家父经组织安排，1952年与当地贫农出身的家母陈桂兰结婚。1959年，家父又一次服从组织调动，携家带口从临泽来阿克塞邮电局工作(任副局长)。记得刚来阿克塞时，家属没有固定住房，单位只给我家一顶帐篷作为临时住所，由于当年正赶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年代，父辈们在大干社会主义事业，家属及孩子们响应国家号召在食堂吃大锅饭，义务干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60年代的阿克塞，条件非常艰苦，电报，信件，报刊，杂志，包裹汇款等多项业务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传递，骑马送邮件是自治县唯一交通工具，身为共产党员副局长的家父，只能以身作则到一线工作。

　　骑马长途接送邮件是家父的主要职责。家父的邮递线路是祁连山北线，从县城出发，途经大巴图，红崖子，红柳沟，柳城子，葫芦斯苔，元泉子，青石沟，木坝尔最后到达安南坝和平公社邮电所。记得家父每次长途跋涉前，都会有两个很大的马褡子(邮电局有专供马匹)，还要带足往返的干粮，水及马饲料，然后沿祁连山北则山脉直达安南坝，(县城至安南坝的距离约196公里)往返一次需10到15天，每个月必须要有一次以上的邮递任务。夏顶烈日晒，冬遇冰雪寒，这是当年邮递员的亲身经历。

　　如沿途经过转场有人的牧民毡房时，只要有途径牧民信件，家父都会把信件分检出来亲手送给牧民手中。如遇沙尘暴，暴雨暴雪等恶劣天气无法到达预定地点过夜时，家父都会临时路宿与山崖底下或大石旁边背风雪处过夜。翻毛皮大衣是邮递员长年必备之物。这样的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

　　1972年甘肃省邮电总局给各县配备了专用北京吉普邮递车，这才结束了县城至各公社马背邮递历史生涯。各公社邮电所马背邮递乡邮员，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

电信滞后的年代我还亲自经历过一次，记得1982年回西安临潼公婆家探亲时，从柳园上车前给公婆家发了一封电报，让公婆家人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接站，结果我和爱人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家后的第三天才收到乡邮员送来的接站电报，可见当年的邮递落后到何等地步。

　　家父于1983年离休，1985年因患肝癌去世，享年65岁。

作者樊淑英：1959年随父母到阿克塞县。1963年开始在阿克塞县小学上学。1973年底在阿克塞县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3月知青下乡到阿克塞县和平公社多坝沟地区农饲生产队插队落户。下乡期间担任多坝沟小学代课老师。学校放假期间和其他知青共同参加各项劳动。1976年9月招工，分配在阿克塞县粮食局。1977年3月由县粮食局分配在基层安南坝粮站工作，任营业员兼仓库保管员。

1982年被评为全省粮食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4年从安南坝粮站调回阿克塞县粮食局任仓库保管员。

     2003年退休（在阿克塞工作达到30年以上工龄政策退休），现居住在阿克塞县城

一个木工的担当

——祁玉玲

我的父亲叫祁克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工，为了支援少数民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县城建设，于1960年携家带口来到阿克塞，我父亲当时分到加工厂工作，那时阿克塞县城没有几户人家，房子才开始修建，住房很困难，随从家属没房住，我们就到离阿克塞县城有一公里多的长草沟暂时安家。县城初建父亲工作非常忙，早晨天不亮就带着干粮去上班，天黑以后才回家，就这样父亲不为艰辛，任劳任怨，在条件艰苦的阿克塞。扎根生子，后来县城盖好房子，我们又搬到县城，父亲为建设阿克塞做了很多事，是第一批上胡鲁斯台修水利工程的人，参加七O九工地的工程建设，为农业水利服务，他还上大红山挖过水晶石。他的木匠手艺，在当时的阿克塞县是家喻户晓的。不管谁家打家具、做板凳，他都利用休息时间给做，没收过一分钱。阿克塞学校的桌椅板凳都是父亲亲手做的，那时阿克塞建设县城，单位和家属住房的门窗也是我父亲他们加工厂制做的。父亲是一个淳朴善良的人，工作任劳任怨，是一个讲城信，尽职，尽责的一个有担挡的男子汉。他曾在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时，曾多次受到国家奖励，在那个年代，木工很辛苦，没有现在这么多机械设备，木活都是一刨子，一锯子做出来的，即使加班加点也没有怨言。他为阿克塞建设奉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

父亲还不忘初心把长子留在了阿克塞，其目的是让儿子继续他未完成的心愿，为阿克塞的建设继续努力，把阿克塞建设的更加美丽。

作者祁玉玲：简介，1960年随父亲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1974年3月到建设公社多坝沟农词生产队插队落户。1976年3月被阿克塞县民贸公司招工（营业员）。1978年到1980年在多坝沟商店当营业员。1981年调敦煌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后个体经商。

回忆我的父亲

——祁国珍

记得那一年的暑假，我和爱人回敦煌去接近一年没见的三岁多的女儿回玉门生活；大清早一家三口急匆匆拿着大包小包往汽车站跑，女儿转头说：〝爷爷在后面呢〞，我们转头看到柱着拐杖，年迈瘦弱的老父亲在后面极力地追赶着……我们的车开走的时候，爸爸还立在那里，目送着车离开，车拐弯了，看不到爸爸了…… 回到廊坊职大大约二个多月后的一天，大姐打电话说：〝爸爸走了，走的很安详……〞，我在学校操场痛哭了整整一夜，很长时间都难过的没有走出来，汽车站的一别竟成了永别，冥冥之中，父亲是否感受到了什么呢？无从知晓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还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常说：爸爸的炒面片是世上最香的饭，爸爸的饺子馅拌的最香。我胆小怕事的性格像爸爸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活到了要当爷爷的年龄，我发现我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父亲了，对苦难的忍耐达到了超脱的程度，对家人的爱超过了爱自己本身，无缘无故被子女顶撞变得更加沉默……

爸爸一生是很苦，出生在贫瘠的山大沟深、人多地少的甘肃临夏，没有上过学，做农活艰难度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 父亲来到了玉门油矿，懵懵懂懂地到了市建筑公司做了木工几年，哪个年代饿呀，听说阿克塞能让人吃饱饭，父亲就报名托家带口去了阿克塞县谋生活了。在阿克塞当金山口长草沟安了家，母亲、大姐、二姐、大哥和父亲再苦再难都没有分开过，老县城地势海拔高，南高北低，人烟稀少，一年热不了多久，长不了蔬菜和水果和农作物，县城连一棵树都没有；就是在这样恶劣残酷的环境中，我家的日子竟也能过出笑声來，母亲会缝纫会持家，帮左邻右舍们做衣服也能贴补一下家用。父亲的木工活是很好的，可不是那种钉子木工，他的活儿是传统木工的技术榫卯活儿，父亲永远都是家国唯上、传统至上、老实本分靠朴实的劳动养活一大家子的人。那个年代，各种运动接踵而至，我的父亲从來没有挨过整，繁忙锁碎出大力的木工活儿干完后，还要回家想方法设地给一家七口找人买点食物添饱肚子，这些都成了我苦涩童年但又是美好的回忆……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的样子反而越来越清晰，形像反而越来越高大，一个爱国家，哪里艰苦去哪里的，有我的父亲；一个爱家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含饴弄孙怀搂着孙子的，是我的父亲；家庭聚会，在厨房里忙着张落饭的，是我慈祥的父亲……

千百次地我都想写一篇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今天我终于落笔了……我想给爸爸说：您走了这二十多年，我们做子女的把妈妈照顾的挺好的，又搬家了，妈住进了宽大舒适的楼房，身体还好。您的孙子现在已是青年才俊，在美国留学。您最器重的小儿子，如您所愿，为家族争了光，把您的大爱撒向社会撒向家庭的所有成员……

我在此刻我可以满怀深情地说：爸爸您是永恒的，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爱您的儿子 祁国珍

作者祁国珍：1965年5月5日出生于阿克塞长草沟。1973一1978年在阿克塞小学。1978一1981年阿克塞中学上初中。1981一1983年敦煌中学上高中。1983一1985年玉门油田技工学校学习采油专业。1985年工作于玉门油田采油厂。1995年一1998年河北廊坊石油管道学院上大专。1998年至今工作于玉门油田分公司青西采油厂综合办公室。

艰难岁月中的父母

——兰 玲

转眼父母离开我们已三十余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忙碌的身影常常浮现在眼前。过早的离世（父亲61岁，母亲49岁）使得他们即没感受到儿女逐渐长大后报答孝敬他们的精神慰藉，亦未享受上社会进步科技发达所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每当想起这些，心里阵阵痛楚。特别是想起他们在阿克塞建县初期那么艰苦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九年，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哺育养大了四个儿女，曾经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就彻夜难眠，有些场景像过电影萦绕心头，虽然已过去四.五十年，仍历历在目。

　　父亲兰顺国于1961年10月服从组织调动，从张掖市财政局到阿克塞县财政局工作，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他说服了我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妹妹一同前往。母亲一开始不愿去，她当时只有24岁，那么年轻，且有着八个月的身孕，她不愿去一个没听说过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最后为了孩子，为了一个家的完整，随父亲去了阿克塞。

当时的阿克塞建县没几年，县城建在山脚下的山坡上，海拔2800米，冬季漫长而寒冷，县城没有像样而正规的街道，山脚下往下延伸几百米的砂石路，两边零星的有些院落和土胚房，算作街道。县城里一棵树也没有，抬头看到的是荒山秃石，周边荒草摇曳，一片荒凉。全县大概一.两千人，县城只有几百人，像是一个荒漠小镇。我们全家被安顿在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土胚房里，那里降水少，一年难得下雨，一下雨屋子就漏雨。有一年连着下雨，家里漏的一塌糊涂，没办法，只能用平时铺炕的塑料单绷到炕顶遮漏雨，人待在炕上，家里的盆盆罐罐全用来接漏雨。吃喝用的水要到博罗转井山下的河坝里挑，水质差不说，光挑着水爬较陡的大坡就够艰难的，父亲每次挑水回来都累的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记得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下乡或出差不在家，母亲工作忙且身体不是特别好，我去河坝挑水，挑着水上陡坡非常吃力，虽然已使出浑身的劲，但依然晃晃悠悠，不是前面的桶碰上坡就是后面的桶着了地，中间要休息几次，等三摇两晃挑回家，就只剩半桶水了，过了些年改用毛驴车拉水，就轻松了些。做饭烧水用的柴禾，要到县城周边检,挖梭梭.红柳等干的植物背回家，我们稍大点的孩子还要结伴经常去县城周边的山里.草滩上拾牛粪.马粪，背回家烧火做饭。后来周边可做柴禾的植被被检挖光了，要套着毛驴车去十几公里之外的戈壁滩挖梭梭等拉回家烧火做饭。拉柴禾都是冬天，因夏天植被不干，每次都要起五更睡半夜，天不亮就起床，做早饭，准备中午在戈壁滩吃的馒头或饼，饮毛驴，找好麻袋绳子等，然后套上毛驴车，冒着严寒向着远方的戈壁滩进发。在戈壁滩风吹日晒的干一整天，父亲挥汗如雨用镐头挖出梭梭，我把它们检抱到一块，然后父亲捆成一捆捆，我们再将它背着集中到一起，装到车上，用麻袋和绳子捆结实拉回家，到家后卸车码垛。等干完这些活，天就已经很晚很晚了。每次打柴禾全家人起早贪黑忙活两天，非常辛苦。阿克塞原县城属高寒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每年冬季来临之前，都要准备过冬取暖的煤，块煤要自己和。先把煤买了用架子车拉回家，然后找红土.拉水，按比例掺好拌匀，用模子拓成块，等晒干后码放。还要把红土和成泥，提前把炉子泥好晾干。那时我们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只有白菜.土豆.萝卜，到夏天县民贸公司去敦煌拉些其它蔬菜，就得赶紧去抢买，去晚了就没了，水果也很少，连许多普通水果都见不着。那时的阿克塞生存环境确实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后来慢慢的有所改善。

当时的工作条件也很简陋，就那么几间土胚房的办公室，特别是交通非常不便，就县委县政府有辆吉普车，县民贸公司有拉货的卡车，再没有车。父亲那时出差要到处找便车先到敦煌，再从敦煌去地区或其他地方。去各公社和牧业点只能骑马，他们下乡的干部们骑着马爬山越沟过草地，翻越雪山，艰难前行。若去偏远的公社或牧业点必须带着行李，把被褥和换洗的衣服装进马鞑子里，驮在马背上 ，有时骑一天马也碰不上牧民的毡房，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卸下马鞑，生一堆火就地宿营。遇上刮大风，下大雪的恶劣天气是常有的事 ，其中偶遇狼嚎野兽出没，也曾遭遇险情。听父亲多次提起有一次他们几个部门的干部和领导一起察看水利情况，一行人正走在河坝里，他走在后面，突遇山洪，千钧一发之际，同去的人速将他拉上崖头，才避免了一场灾祸。

印象中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善、谦虚、守信之人，在单位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领导和组织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无怨言。那时我们还小，母亲工作很忙，父亲下班回到家打柴，挑水，买米买面，扫地烧火忙忙碌碌。后来母亲患上气管炎，哮喘，肺心病 ，喘气都很困难，不适合在高海拔高寒地区生活工作，她让父亲去找领导谈谈，调离阿克塞，父亲有时保持沉默，有时辩解几句，他认为自己是一名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和领导的调配，既然组织上调他来艰苦的牧区工作，那他就得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家庭问题自己克服。虽然当时阿克塞生活工作环境和条件都很差，但是父亲总是以苦为乐，以建设新牧区为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他下班回到家，激动又兴奋的告诉我们，他被批准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后他工作更加的勤奋努力。后来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整夜咳嗽气喘的无法入睡，我们也时常被她的咳嗽声吵醒。不得已父亲曾向组织提出调动申请，但那时阿克塞海拔高，条件差，没人愿去，干部处于进不来出不去的状况，调动很困难，加之后来搞文化大革命，组织瘫痪，领导靠边，没人管这事，就拖了下来，为此母亲和我们都曾怨过他。

父亲的诚实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得我大概八岁那年，那时的人都特别爱看电影，有一次我跟在一个叔叔后面走进礼堂去看电影，没买票，被父亲知道了，他唬着脸骂了我一顿，我当时不以为然，不就一毛钱吗，值得大惊小怪，但他非逼着我把一毛钱的电影票钱交给放电影的马海清叔叔，并认了错。马海清叔叔第二天放电影前广播了这件事，还表扬了我们父女。这件事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使我在后来的成长中和工作生活中恪守了诚实做人，诚信立世的原则。

父亲在财税岗位上工作了四十余年，其中在阿克塞工作了十九年，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段奉献给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他吃苦耐劳，尽职尽责，不为名利，默默奉献，在财税岗位上为地方和国家聚财理财，从不曾占公家和单位的一分一粒，一辈子问心无愧。他的工作和付出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和肯定，多次受到表彰奖励。1976年经酒泉地委批准表彰为“全区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1978年经甘肃省委批准表彰为“全省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1980年被授予省级财贸系统“优质服务标兵”；他的先进事迹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遗憾的是他自己和我们都没听上事迹广播，因事先不知道，我也是调酒泉工作后地区财税系统的人告诉我的。1980年9月他调回原单位张掖地区财税处工作。在他六十岁退休后的第二年 ，就因风湿性心脏病（这也是长期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工作的特征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听弟弟说父亲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交待弟弟替他补缴因住院治疗期间没有及时缴纳的党费。这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党的情怀！

姐、弟、妹四人合影留念

爸妈您们知道吗，阿克塞县城搬迁了，从山脚下北迁了几十公里，海拔已降至1000多米，新建的县城很漂亮，高楼林立，道路宽敞，绿树成荫，周边的牧民都住到县城的楼房里，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您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終于实现了。您们如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爸妈我爱您们，想您们！愿您们在天堂一切安好！

 （同学们提议写写父母在阿克塞生活工作的点滴，我刚开始有点为难，因离开阿克塞近四十年，父母去世也已三十余载，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同学们一再鼓励催促，我想就写点吧。当我拿起笔坐在书桌前的时候，许多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景和场面顷刻出现在脑海呈现在眼前，总有些印象深刻的东西是不会随时间的久远而忘记的。遂提笔写下父母在阿克塞的点滴。）

作者兰玲：1961年随父母到阿克塞县。1963年开始在阿克塞县小学上学。1973年底高中毕业于阿克塞县中学。1974年3月到阿克塞县民主公社插队系知识青年，1976年底招干被分配县革委办公室，后机构变动，到县委办公室工作。1981年1月调酒泉地区，曾先后任酒泉地区机关工委办公室主任，副书记兼纪工委书记，酒泉市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正处级）。

儿子心中的父亲

一个把一生献给民族事业的平凡人

——赵青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善良、憨厚、无私奉献、勇敢、坚强的老实人，他不识字，也没有其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唯一爱好就是养好国家的每匹马。

 1961年秋季的一天，父亲为了一家人能够度过灾荒年，只身一人闯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阿克塞。

到了阿克塞，人生地又不熟，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被分配到县委马厩，做了一名驯养马的饲养员，好在他原本就是一个放牛娃出生，对养马的工作并不陌生。过去的马夫相当于现在的小车管理调度维修等，在当时县委和政府是没有汽车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外出工作、办事、下乡全靠马充当脚力。所以，马匹的好坏就成了各部门工作人员能否完成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他的搭档哈布拉，一个哈萨克族孤儿，把每匹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他每天早晨6点就起床到马圈去给马添草料，铡草，清扫马圈，每天晚上12点还、要去给马添一次草，还要给几十匹马定时或不定时的刷毛、洗澡。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却从未见到他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对马比对亲儿子还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马的身体。每年都要给县城所有马匹灌一次药，如果新买来一匹马，他还要负责对该马进行调教，在没有调教好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把这匹马分配给任何人用的。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可他爱马驯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

　　记得1967年春季的一天，县委新购了一匹马，是一匹非常倔强的黑骟马，之前该马是未被驯服的一匹马，就是还不能被人乘骑，我当时还小，只见父亲慢慢的将马鞍披在了马的身上，亲自开始了驯服。当然马是不会让你轻松的骑在它身上的，就这样，父亲一次又一次的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父亲都成了一个土人，但他从地上爬起来就又翻身上在了马背上……，父亲就是这样的倔强。我在不太远的地方看的好揪心，真想让父亲改天再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又一次骑在了马背上，这时，马好像非常生气，一声长鸣两条前腿立了起来，瞬时前腿落下后腿又撅了起来，父亲被重重的摔下了马，这次父亲半天没起来，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父亲的索骨被摔断了，我默默地流着泪回家告诉了母亲。因当时家里太穷，没钱去医院，父亲说是骨头脱臼了，就找了一个说是会接骨的人，让给还了一下，其实此人并不是很精通，结果耽误了治疗。肩膀肿的跟头一样大了，最后只好到医院动了手术……。说也奇怪，那匹马后来也没有再驯，却突然变乖巧了。

　　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为了工作多次骨折，还落下了很多的其他疾病。父亲不管有啥病都很少去医院诊治，更别说是外出看病了，他是能扛就扛，为了工作几乎没有休过假。特别是他的肝脏出了问题，却被医院诊断成了胃病，因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差，对很多的疾病诊断不清，加之当时家庭的经济条件又不行，常常疼的他满身冒汗，为了治病他到处寻找偏方，不知从什么地方听人说喝自己的尿能治疗他的病，他就随身带了一个小酒杯接自己的尿喝。1978年春，终因病情恶化，昏倒在了马圈里。当时我从安南坝邮电所赶回来，将父亲转到了省人民医院，经过省人民医院长的诊断，最终确诊为肝脏动脉血管瘤（就是肝癌），医院说还没有扩散，需要手术切除。母亲害怕想让转到更大的医院手术，父亲说就是死在手术台上也不转院，并且交代了后事，说是如果万一有什么不测，就把他在兰州火化了带回阿克塞葬了。那天父亲的手术，从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4点（切除的肿瘤有12斤重），听医生说省人民医院自建院至今还没有做过如此大的手术，当时医院考虑到病人身体状况，采取了半麻，手术很成功。后来听医生说，父亲在手术台上非常坚强，从未见到过这样坚强的患者，手术期间父亲疼的浑身是汗，当医生问话时，父亲还面带微笑说，没事您就继续做吧。这就是我的父亲——赵天荣。 父亲2004年就离开了我们，母亲身体还好，今年81岁了。

作者赵青：1961年秋随父母到阿克塞县。1964年开始在阿克塞县小学上学。1973年底在阿克塞县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3月知青下乡到阿克塞县团公社多坝沟地区农饲生产队插队落户。

1975年12月被招工，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邮电局工作（无线报务员、业务管理、业务检查）。

1984年6月调敦煌市公安局工作。曾任看守所看守员、所长、预审科副科长、派出所所长。刑警大队侦察员、机要通信股工作至2015年12月退休。

我 的 父 亲

——王喜兰

父亲，像大山一样屹立在我心中，给了我生命，从来没有笑容的脸，严肃的处事待人的方式，影响着我整个的人生。

我的父亲王志德，1926年4月10日出生于甘肃平凉静宁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家境贫寒，曾经给大户人家当过长工。1949年5月，全国解放的那一年，在平凉静宁县里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武威地区警署（当时也称为衙门）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后来又被调到了张掖行署作文秘工作……

1961年初，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毅然来到了正在初步发展建设中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当时，县城里非常荒凉，总共只有几户人家，大都是从各地调过来。面对一群陌生的，不同出生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学识和性情的人，我想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我父亲，当时调来，就上任阿克塞贸易公司的领导。回想父亲在单位任职期间，那时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都还没有通公路。各公社销售点也不建全，为了方便农牧民对商品的需求，父亲领导建立建全城乡商品销售点，并经常骑马下乡，去各个商品销售点检查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及时补充货源，远处的，如和平乡的安南坝，建设乡的哈尔腾，乌胡图，海子，花海子等……， 单去一个地方，坐车走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更别说骑马了，每次下乡往返都要好几天，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难行，天气变化无常，冬天常常遇着暴风雪，行动困难；夏天，烈日炎炎，没有水喝，口渴难耐；途中受阻，干粮没了，还要忍饥挨饿；有时候，路途遇到狼群，还要与狼拼博；若半路上遇到牧民家的帐篷，会在那里借宿，哈萨克牧民热情好客，给他们煮羊肉，熬奶茶，睡在铺着花毡的地铺上，这个时候也是父亲感觉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也正是这样一群淳朴的牧民。父亲骑着马四个公社都要走到，那真是非常辛苦的事了。那些年父亲就是这样，不畏艰辛，对工作一丝不苟，从不懈怠。保障了全县人民的生话必须品的需求。

父亲多年工作的忙碌，经常出差下乡，饮食无序，身体也得病了，有一次在单位胃疼吐血，人都昏过去了。父亲可是个非常坚强的人，从来都不叫苦叫累。父亲在工作上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在阿克塞坚持工作了十八年。

1979年7月29日，组织照顾父亲，并将父亲的工作调动至张掖市平原堡砖瓦厂，全家搬迁去张掖，只留下已经工作并成家的我一人在阿克塞了。

父亲调到张掖后，工作更加忙了，过度的劳累，使胃病频发，导致父亲在84-85年连续两年，动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切了胃，第二年转移为直肠癌，切了直肠。父亲无论在哪里，都充分表现出他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永不磨灭。很值得我们做晚辈的学习。

父亲工作到1987年5月在张掖离休。因为儿女又都在外地工作，我1992年初也因爱人工作调动随来敦煌，两位老人身边没人照顾，为了照顾老人，在敦煌买了一处房屋，把老人也搬来敦煌居住，如今也过去26年了。

　 父亲工作调到阿克寒后，为了便于工作和照顾家人，1962年父亲把我母亲和我还有大妹妹从老家迁到阿克塞，他害怕我母亲不愿意来阿克塞，竟然骗我母亲说“阿克塞的羊肉吃不完”，当时正经历过六零年的大饥荒，母亲带着我们姐俩，来到了阿克塞，母亲看见的现实与想象相距太远，母亲哭了。父亲却偷着笑了……。看到这里，大家是否可以理解我母亲为什么那么伤心了，别人都是努力往大城市里去，而父亲却越来越远离大城市，偏偏选择来这么偏僻的一个小山沟工作和生活，以今天人们的思想观点来看，当时的父亲，真的很傻……

刚来阿克塞，生活确实坚难困苦，我们家粮食也不够吃，为了饱腹，母亲在那段日子常去贸易公司宰羊的地方，和别人去抢着接一些羊血，或捡一些人家不要的羊蹄子，拿回家来，费很多功夫，弄干净了煮着吃，这对当时我们来说，已经像过年一样开心，啃着羊蹄子，心里已经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父亲出门在外的日子里母亲整日担心，不知他几时回来，是否平安？

父亲对工作，就是一个态度:认真严谨，大公无私。父亲的无私，还表现在对家人方面，记得我下乡劳动的那两年，母亲想念我，给我做点干粮或做些咸菜，辣椒，让他给送货下乡的司机说一声，给我带点吃的，他都不肯，怕麻烦别人。

在张掖时，我的大兄弟，小妹妹，小弟弟陆续高中毕业了，都没工作，就在砖瓦厂每天给汽车，火车皮装砖。孩子们年龄小，尤其是我小妹妹，身体单薄，干活累的要命，衣服，头发全都被汗水湿透了，衣服后背上都是白色的，像盐碱一样的汗渍，看着儿女劳累，我母亲心疼，多次求父亲，找人托关系给孩子们安排工作，他都坚决不肯那样做。说实话我们几个儿女有时真的觉的父亲真是太冷酷无情了。那时候我们不懂得父亲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们懂了，也理解了，那是因为他为了持守那一份信仰——对党的忠诚，为了不玷污他所肩负的使命。他用他的执着和廉洁告诉儿女们:你们当自强不息！因此，我们几个儿女的工作，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且 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时光荏苒，当时在阿克塞县工作过的老一辈，很多已经“离开了”，他们曾经为这个小县城流出的血汗，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他们的名字也被时光的河流冲淡。在今天，阿克塞生活着的人们心中，是否还留存的对老一辈那些年艰苦工作和生活的记忆呢？我想至少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父亲，今年93岁了，如今，依然每天看报纸，（不戴眼镜，眼不花）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身体也无大病，我想，这些也与他处世态度有关，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无欲无求，这是他生存法则……

作者王喜兰：1962年随父母到阿克塞县。1963年开始在阿克塞县小学上学。1973年底在阿克塞县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3月知青下乡到阿克塞县和平公社多坝沟地区农饲生产队插队落户。1976年3月招工在农机公司做会计，1986年6月调工商银行 ，1992年3月离开阿克塞调敦煌工商银行。

我的父亲

——段惠兰

       1962年父亲因组织派遣 到阿克塞工作，64年6月母亲带我们姊妹仨人由崔同祥师傅开解放卡车接我们从瓜州到阿克塞生活。那时大妹妹惠芳才五个多月。七岁的我记忆深刻，走时舍不得家养的鸭子，闹着要带上，和蔼的崔师傅没法阻止就将两只鸭子带在车上加水用的桶子里一路颠簸，风尘仆仆行程三百多公里去了阿克塞，两只鸭子一下来到这海拔2800米、六月天还穿厚衣服的地方，很不适应，没几天就死去了。

    父亲和蔼可亲，为人正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身正气。平时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颇深，记得一天，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来我家为一汽车肇事事故办事，手里提着十多斤重的袋子，要我父亲在处理该事上给予照顾，父亲拒收并严肃地说：“请把东西拿回去”！那个人哭着哀求：“我上有老下有小，你不给予照顾我们可怎么活，能不能从轻处理啊”！父亲按相关政策依据耐心解释劝导，并安慰他会按规定办事的。那个人听完后无奈，就说我是个汽车司机，来时也没带啥，只有一袋青海的大米您收下，父亲说：“不论是啥东西都不能收，我会秉公办事的”。那人只好提着大米袋子说：“院长啊，有您这句话我可放心走了”。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少年的心 灵。

    父亲的身教和家庭熏陶为我们兄弟姐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人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成了我们做人的准则。

       当时，阿克塞的生活、居住、工作环境条件很差。听父亲讲过，牧民当时都过着随季节转场的游牧生活，一个羊房子与另一个羊房子距离很远，父亲和同事下乡工作经常是风残露宿，長途拔涉中只能抓把雪、啃干粮充饥是常事，夜晚只能铺马搭子和衣而睡。偶尔途中还遇见狼。据说有一次父亲和马德义（撒拉族）、柯尔木汗（哈萨克族）一起下乡到哈尔腾牧民家中宣传党的政策，半路曾遇见了狗熊，黑狗熊与他们在相距300米左右的山坡上缓慢蹦向山下，当时马子都惊吓的不听使换了。听牧民说过狗熊嗅觉很灵但很笨，要想躲过狗熊的追踪伤害不能在狗熊的上风向行，更不能让狗熊发现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父亲他们就顺着下风向的羊肠小路快速离去，冒着生命危险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难。

　　这张照片是1966年7月父亲被抽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敦煌集训时和其他县的同志合影。前排右一是父亲。照片上我认识的后排一罗丝旦木（后改名罗锋哈萨克族）。

　　阿克塞居住着哈萨克、回、撒拉、藏等11个民族 ，搞好民族团结至关重要。父亲单位有一名撒拉族叔叔马德义非常活泼，他经常与我们这些孩子踢毽子，能踢出许多花样来，青海花儿也唱的好听。听父亲说他工作也很出色，就是小俩口爱闹矛盾。当时正破四旧，立新风，马叔叔的妻子民族宗教意识强，头上戴着撒拉族妇女那种头巾，每天晚上都要洗头的，白天总不愿出门，为这事两口子经常吵架。我父亲就让母亲到她家去开导，与她交流，母亲动员她参加居民小组的劳动，熟羊皮子，参加学习和有益的活动，慢慢地她融入了我们这个大院的生活环境中，夫妻关系渐渐好了，为此马德义很感激，工作中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为了培养少数民族政法干部，父亲样样事情都身体力行，他单位的马德义、罗丝旦木后来都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成为少数民族的娇娇者。

　　父亲是西安政法学院毕业的，在我出生的头一年1956年就己是临泽县法院副院长了，1965年10月被提拔为法院院长，文革六年多中父亲被批斗，造反派强迫他站队，他始终中立。三结合开始后被结合，并官复原职。

　　恢复职务后，父亲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忘我地工作。母亲黄桂花（因大炼钢铁时劳累过度）到了阿克塞后高原反应，常年咳嗽病情加重已不能工作，父亲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从来没有提出任何让上级予以照顾和请求调动工作的要求。酒泉中院得知父亲身体现状和家庭生活实际情况后，决定商调父亲去酒泉工作，就在这个时侯，阿克塞发生了一起台湾当局空投到乌呼图等地反攻大陆的反动宣传单，父亲急急忙忙去了乡下处理此事，因受风寒一病不起，于1974年2月6日，英年病逝。享年44岁。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支言片语，但我知道父亲是为阿克塞政法事业鞠躬尽瘁的。那年我和姐姐刚高中毕业。我下面两个妺妹一个弟弟还未成年。

　　两年多后，母亲也因劳累和疾病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在阿克塞这个小县城双亲先后去世的家庭是没有的，大人们都说好可怜，这些孩子以后可怎么过啊！可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顽强地生活下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母去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压力。这时党组织和政府伸出了温暖的手，及时为弟妹们发了救济金，靠每人每月15元的孤儿生活费由姐姐拉扯长大，兄弟姊妹都很懂事，凭自己的努力先后上了中专、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至今仍在阿克塞县委、县政府等重要岗位上委以重任，为阿克塞县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努力奋斗着。

下面这张照片是母亲与我和姐姐在来阿克塞之前，在瓜州的合影。右一是本人。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

1964年我开始在阿克塞上小学――初中――高中。

60 年代阿克塞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那个时期， 全县人吃水要到博勒转井下山沟里一汪汪小泉取水。每天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放学就去担水、抬水。冬天取水时还要在已结冰的冰面上滑冰、打木猴玩游戏。那时因条件限制衣着单薄天气非常的冷，小手和脚经常被冻的开了裂子、冻疮又红又肿、奇痒让人难以忍受，回家后家人就用烧烫了的羊油滴在裂子上，用以治疗，有时也用辣椒水烧热后洗冻疮治疗的。后来条件好了些，开始用毛驴车拉水。再后来大人们说这水不能吃了，因水中含放射性钍和铀的有害元素，会导致生育后代出现畸形儿。为了健康饮水的需要，县上开始用汽车到敦煌七里镇一个点上拉水。水车拉来的水仅供人饮，洗衣服及其它等用水还是用泉水。因人口增多，后来增加了拉水次数每天两次，但为了节约用水仍采取按每户人口限量发水票取水。真是吃水贵如油啊！

那个年代做饭取暖的燃料要去城外戈壁取材。我们公安局家属院年龄相当的赵国红、赵国卫、冯乃愚、冯乃云、我和姐姐每周星期日便与家母去博勒转井附近打取暖烧火用的柴朵子，打好柴回家时，先将柴朵子装入麻袋里踏实扎好口子，为了省力将麻代从高处顺着陡坡推滚下去再背回家。打柴时，大人们常边打柴边聊天，我们这些幼稚的邻里孩子就在偷闲中追逐嬉闹斗乐。到了七十年代附近的柴朵被打光了，各家各户的孩子又随大人到距县城20公里外的地方挖锁锁、红柳、拐枣根等柴禾。现在都已很少见那些朵朵和锁锁柴了。

当时，牛粪也是很好的燃料，记得有一次王喜兰、王春兰姐妹和我们姐妹俩一块儿去小坝图拾牛粪，突然姐姐对着一团牛粪尖叫起来“大声喊：蛇、蛇”，与此同时我们都顺着声音看到一条七寸蛇迅速从眼前离去。原来这是蛇盘成的，姐姐误为牛粪，刚伸手去拣，蛇蠕动了，姐姐反应快迅速躲开避免了蛇的伤害。

上学时，学校号召勤工俭学。寒暑假我们结伴而行常去拣拾羊群、牛群、驼群经过草丛、树林挂在上面的羊、牛、骆毛，拣拾废铁，动物骨头，割牲畜饲草，积攒牙膏皮、鞋油皮，总之，凡能卖钱的都收集起来送到废品收购站或草原站去换钱。将获取的伍分、壹角钱币积少成多用于学、杂费开销，剩余还能买个零食糖瓜子呢！

　　这是我们当年打的柴朵子原物照。学名叫琵琶柴。其根部燃烧时火力强耐烧，打时用锄头一朵一朵的刨，不很费力 。

上学其间，除了正常上课，我们也要种树绿化县城家园，美化环境。 在县城内，边缘的戈壁、石头滩种树，防风固沙。要种活一棵树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的，每年干部、职工、学生都有种树任务，一到冬季因风大、雪大、天冷，又缺水，种的树成活率很低，基本上是种十颗活一颗，多年奋斗才造就了一片仅有的树林。这片树林由县派干部同学霍青的爸爸管理，他爱树如命，我们平时到他家去玩常听到她爸爸唠唠叨叨的说，你们看见树林里有羊要赶出去，玩耍时不要折树枝等等。常年总看见他在树林里转悠呵护树木。老一辈的敬业、爱岗精神确实令我们敬佩。

　　上初、高中时正赶上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当时把我们五年级学习好的与六年级同学合并升入初一。那时阿克塞的初、高中师资力量很强，记得成玉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张土星教数学、楊世荣教数学、物理、楊荣智教化学，还有许多老师都是高学历的，很有水平，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很受同学们的尊敬。因老师十分敬业，使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了较多的基础知识积累。

初高中阶段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小学过硬的基础知识对我们后来进初、高中学习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当时学校文体活动还较为丰富，我们经常去酒泉参赛。

这是与姐姐一同在酒泉参加乒乓球比赛时的留影

　　现在的阿克塞已今非昔比。从老一辈的艰苦创业到我们栉风沐雨的奋斗以及现在这代人的开拓创新发展，阿克塞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告别了过去住地窝、账蓬、骑马下乡、吃水困难、拾柴烧粪、走羊肠小道的历史，迎来了住楼房、开小车、通火车、用自来水、天燃气入户、衣、食、住、行、看电视、用手机的全新现代生活。

        今天我们有幸生活在这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极大丰富的年代，吃、穿、出行不愁，不由自主就想起了阿克塞过去的往事，我在父辈身上学到做人、做事的原则，从上山下乡的经历中读懂了勇敢、善良、包容、担当、奉献。从教书育人、做行政工作做到了回馈社会。我很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领导、干部、贫下中农、知青、师长。总想告诉人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能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不能变。希望阿克塞的人们知道今天的巨大变化是父辈们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换来的。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更应懂得担责，前人栽树，后人歇凉，要前赴后继，一往无前不断为子孙后代造福。

        愿父母在天之灵为儿女们的今天，阿克塞的现在、将来祝福吧！ 愿阿克塞各族人民为中国梦的实现努力奋发图强，谱写更新更好更美的篇章。

作者段惠兰：1964年6月随父母到阿克塞县。1973年底在阿克塞县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3月插队落户阿克塞县多坝沟团结四队。1977年1月在城关小学任教。1987年9月在中学任教。1990年调敦煌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任办公室主任正科。其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巾帼建功"标兵等。

想起在旧县城的时候

——张辉春

我的父亲名张戈，1949年9月敦煌和平解放时，他们全班同学初中还未毕业，都才十六七岁就全都参加了革命。在敦煌一带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在敦煌公安局工作近十年(1956年任公安局副局长)，1959年一1964年在敦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敦煌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敦煌县农业银行(行长)。

1964年9月调阿克塞县委(秘书)，县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主任。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担任阿克塞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常委。

1980年3月起先后担任酒泉地区检察分院检察委员会检察员、敦煌市政法委书记。

1994年退休。2015年1月病故。

　　父亲的一生是默默无闻、忘我工作的一生。工作中不怕苦和累，不计名和利。父亲初到阿克塞，正好赶上十年县庆的筹备工作，县庆需要大量的文字材料，展示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此就开始了秘书工作，那时候的秘书，不光汇总材料，还得下乡抓第一手资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牧区的实际情况，也为县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父亲是个酷爱学习的人，读书看报是每天的贯例，无论家里生活用度宽余还是拮据，买书订报是父亲每月的必需开销。母亲常常埋怨父亲:“回到家也不帮着做点家务，就知道看书看报。”父亲对母亲的埋怨从不理会。看起书来如饥似渴。那时候没有电视，了解国家大事、学习新知识，只有读书看报了……

记得父亲当秘书的那两年，下乡回来就赶写材料，那时候阿克塞没有电，夜间只有煤油灯照亮，父亲经常通宵达旦的赶写材料，我们第二天醒来，看父亲脸和鼻孔都被煤油灯的烟薰的很黑，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玻璃灯罩上半部被漆一层黑烟，完全失去了透明透亮的作用。（现在想起那都是因为缺氧而使煤油灯燃烧不充分的原因）。记得那时我经常给父亲擦洗灯罩，好让灯罩更明亮点，照着父亲写材料。父亲一般写完材料就接着下乡。那时下乡没有车，干部都是骑着马下乡的。骑马可是一种苦差使，不象现在人们想的，骑马好玩，长期骑马屁股长茧，腿都变形。到阿克塞工作的干部要经过身体适应关，生活艰辛关，骑马下乡关，与哈萨克族牧民语言交流关(汉族干部学哈萨克族语言，哈萨克族学汉族语言)。那时阿克塞地广人稀，牧民们是流动放牧，居住不定。但牧民们遇见下乡干部，无论汉族干部还是哈萨克族干部都非常热情，拿出最好吃的招待下乡来的干部。天晚了还要让下乡的人留宿，充分体现着干群的密切和民族团结的关系和睦。在下乡途中，有时也遇不到牧民毡房，在野外过夜也是经常的事。有时也是要忍饥渴，抗风雪，受严寒的。那里的天气变化无常，早晨出发时，还是风和日丽，下午有时竟会狂风暴雨(雪)。听说过吗？六月天还会遇到暴风雪，随时还要与野兽豺狼斗。记得父亲他们下乡都要背着猎抢，带足人吃的干粮，马喂的饲料。父亲向来能吃苦,遇到困难也不气馁，下乡无论多么辛苦，也要完成好工作任务，对待工作，踏实严谨，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

　　记得1967年4月的一天晚上，父亲从乡下安南坝被車拉回来时，一块下乡的几个叔叔把父亲抬进家里时，父亲的肚子鼓的像扣了只锅。脸色煞白，忍痛的牙咬的咯咯响。听一块下乡的叔叔讲:几天前的下乡途中他们饿了一整天，到了安南坝，吃了一肚子马肉，路途中父亲口渴难耐，喝了一肚子河里的冷水，下午肚子就疼的厉害，连马都骑不了了，草原上无处就医，坚持回到安南坝公社给县委发电报，县委将郑尚义开的吉普车派去把父亲接回来，那时县医院医疗条件差，确珍不了父亲的病情，只好又把父亲送住敦煌七里镇职工医院就医，医生接到病人及时手术，阑尾炎引起腹膜炎。整个腹部化浓，医生说真是条硬汉子，若晚到这人都无法救了，(当时肠子全化脓了)。还好遇到了医术高超的医生，硬是把父亲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听母亲说:辛亏车去的及时，从二百多公里的乡下安南坝拉回来了，否则也跟蔡冬梅的父亲蔡克芳一样的结果，那时候蔡克芳生病在哈尔腾(1百多公里)给县委发了好几份救命的电报，可那时候县里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小车，只有两辆运输车都在外地拉货，没有车接病人，没几天人就牺牲了。那时乡下牧民生病、干部下乡遇上生病，只能听天由命了，父亲这算万幸了。

　　1968年因父亲刚出院不久，身体正在恢复中，父亲到敦煌亲戚家养病半年。革命委员会成立，父亲被结合到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任政治部主任。

　　父亲有个记笔记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在笔记本里。汇报工作离不开笔记本，写材料也离不开笔记本，成了记忆的第二大脑……日积月累笔记本真是不少。父亲胆小，文革开始怕出问题，一把火把所有笔记本都烧了，不少存书也都烧了，有些当废纸卖了……从此父亲不象以前那样存留笔记本了，但用笔记本记实记事的习惯始终如一。

父亲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工作的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做组织工作，阿克塞的干部人事工作可是不好作的，尤其在文革期间，阿克塞的干部基本处于冻结状态，干部只进不出。有些干部要求离开，找了县革委会领导，找父亲，有的还上家里找。有次我放学回家，看到一位叔叔正向父亲哭诉自己的家庭情况……父亲看我回家，就让我去挑水，把我支走，挑水回来看到父亲心情很不好，烟一根接一根的抽。做好了饭端到父亲面前，饭都放凉了，父亲也没动筷子。还有次我看到一位怒气冲冲的叔叔到家里找父亲，说是接收工作单位都找好了，让父亲立刻放他走……面对阿克塞的干部，身体不适应的，生活不适应的，气候不适应的，夫妻两地生活的，有些坚持了几年需要照顾、需要换岗的等等……类似的事父亲经常得面对，父亲也想让这些事都能妥善圆满得到解决……其实干部的调任权在地委组织部的，加之阿克塞条件艰苦没人愿意来，干部缺口大等原因。父亲为给阿克塞县留住人才，对不同情况，不同的人，耐心的作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安心坚持工作。也常常期盼，能有更多的有志、有为、有才能的人来阿克塞工作……

　　这张照片是1965年3月份，要离开敦煌，全家搬迁到阿克塞之前照的，那时我才上二年级……

记得刚到阿克塞时，没有住房，我们全家挤住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里外间)。母亲刘玉卿在敦煌服务行业上班，为了全家能在一起，父亲动员母亲也把工作调到了阿克塞，在县民族贸易公司当营业员。母亲身体不太好，本来就有气管炎，因对阿克塞的气候不服，引起肺炎、肺气肿(由于治疗不彻底留下后移症使局部肺叶与胸模粘连)一到冬天就犯。那时父母依杖着年青，在阿克塞坚持工作十七年。

初到阿克塞人们得经过一段适应期，因县城就建在祁连山的当金山口边的位置上了，旧县城所处位置海拔高，空气稀薄缺氧，紫外线照射强，气温低，冬季漫长寒冷。即是夏天也离不开毛衣毛裤，初来乍到的人，总感觉到喘气儿费劲。面条老感觉、没熟透，吃到嘴里发粘。最困难的是家家户户吃水用水问题。博罗转井山下的河套里的泉水井是全县城人畜饮水的唯一水源。泉水井所处的位置是一条深沟，每天的用水都得到这里取，人住在靠山边的大坡上，要到深沟河套取水，一路的上坡，平时喘气都感到费劲，要再挑着水爬坡，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费力了。

父亲在家时父亲挑水，父亲下乡不在家时母亲和我抬水。母亲身体不太好，工作又很忙，每天天黑以后才下班，拖着病体还要坚持上班工作。那时候我们年纪都不大，看着父母亲上班那么辛苦，身体又不是很好，总想替他们做点什么，替父母分担劳务，解点忧愁，因而我们很早就担当了家务劳动，抬水、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妹妹。只要能为父母分忧的我们都学着去作。那时家里没有水了，我就和妹妹抬水，妹妹那时才六、七岁，我俩抬不了一桶水，每次抬多半桶水，放在我跟前，溅出来的水洒在衣服、裤子、鞋子上，寒风吹过立刻结成冰甲，母亲见了心痛不己……那时各家各户情况都这样，孩子小时父母挑，孩子们大点了孩子抬水、挑水，生活用水十分困难…… 在老县城生活的那些年，不光是饮用水困难，就连弄点烧火做饭的柴也很困难，因为那时的阿克塞县城一带没有树木，只有草，家家都要烧火做饭，而且那些年阿克塞县的煤矿还没被发现，用煤得上新彊哈密去拉，煤也紧缺，所以牛粪、羊粪和戈壁滩上带根的草棵(朵朵柴)就是生活的代用燃料，因家家都需要，因此到县城周边打柴一次比一次远，戈壁滩上没有路，每次都要找新的路线出戈壁。坑坑洼洼道路难行。那时每逢休息日，各家各户首要的事就是找做饭用的燃料。我们经常和父母赶着驴车到二十几里外的戈壁滩打柴。每次都要把車装的满满的，装的比大人还要高。记得有一次打柴，装满车出戈壁滩时，途径倾斜上坡路段，父亲在前面赶着毛驴同时掌控左右摆动着的车，我和母亲大妹在后面推，突然柴车向一面倾斜，说是迟那时快。我和大妹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的顶住倾斜过来的车体。父亲也拼力向他那边拖拽。一步两步终于上了坡。父亲说我:“刚才多危险呀，你们怎么能顶得住？万一车向你们那边翻过去，怎么得了啊！”父亲虽然说我俩，我心里清楚那是父亲的怜爱，而他自己同样处在最危险的境地。父亲爱我们胜过爱自己。

父亲对亲戚在经济方面的救助是从不吝啬。敦煌乡下的亲戚只要来阿克塞，父亲都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的，但是若要提出按排工作的事，父亲可是一个也不答应，此路不通，态度坚决，断其念想。在阿克塞当了六、七年的组织部长，没有安排过一个亲戚的工作，包括子女的工作，到现在有时弟弟、妹妹们一说起此事，总要埋怨父亲几句。父亲不仅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在家庭中也是以身作责、言传身教。经常鼓励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奋斗，无论作什么工作都要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做人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谦虚本分。父亲的榜样力量影响着我整个人生。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从不开玩笑，也不幽默。家教却甚严，我们姊妹平时都怕父亲，但内心对父亲感知、认知、敬重程度越发深重。父亲的言行、教诲总是不停地昭示着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我们心中永久的慰藉，心灵的港湾。我感谢父母给我生命，更感谢父亲教我怎么做人，对父亲的感念之情在我心中悠远而长存……

　　这一片是原县委政府家属院遗址，记得这大院是1966年秋季完工，我们离开父亲的办公室，搬进了属于真正的住宅。我们家在这个大院里住了十几年……如今只能看到房屋的地基部分，但往日大院里儿时互相追逐玩游戏嘻笑的声音悠在耳边回响。那时大院里我是最大的孩子之一，放暑假领着大院里的弟弟妹妹们教唱儿歌、教识字、捡牛粪、托羊粪坯子……那时的情景象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海中不断闪现……

记得我参军入伍后的第一次探家，回到大院，小时候的玩伴弟弟妹妹们都己长大成人，他们都下乡劳动好几年，凭自身努力招的工。想想那时大院里住的十几家，父辈都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却没有一个为子女就业搞特权的。父辈们遵守的是廉洁奉公，持守的是清正自律。坚守的是党的理想信念，保持的是革命本色永远不变。

我们高中时期的几位老师

——张辉春

　　说起我们的这几位老师，他们都是文革之前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先在各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分配到阿克塞县中学。在我们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他们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们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们受益终生，回忆起这些老师至今记忆犹新……

这张全家福照片中的女主人，就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叫成玉芳，课讲的非常好，待人谦和、朴实、善良、庄重大方。她不但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怎样做人，课內与我们是师生关系，课外和我们似乎成为朋友关系，教我们舞蹈，又一块打球游戏。我们这代学生，学习阶段正是文革期间，一会儿学习张铁生白卷有理，一会儿又复课闹革命，课本不规范，知识基础差，很多同学初中毕业就不想再读书了，只要有招工，有点事儿做就去工作了。而我们的成玉芳老师，为了让我们认识到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亲自到学生家里作学生家长工作，动员学生到学校继续读书，这些学生到现在都很感激她，她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1979年，成玉芳老师调青海省西宁市湟川中学任教，因为教书育人成绩突出很早就被评为高级教师，并被青海省表彰为“优秀高级教师”。

照片中的男主人，是兰州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名叫杨世荣，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和音乐老师，也教过化学和数学，课也讲的很好，很灵活，为了让我们多掌握知识，提高学习兴趣，自制教学工具，搞化验，做试验，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带领我们到实地检验提高认知能力，到野外学习经纬仪、水准仪的实地测量，假设地段修水渠测量，要求我们写出测量报告。在杨世荣老师的引导启发下，同学们课外制作也蔚然成风，制作出各样收音机，拿到学校互相比试，看谁的收音机制作的好，收的台多，声音清晰……1982年杨世荣老师调青海省西宁市湟川中学任教，后来是该中学党委书记。

再说我们的数学老师张仕星，他是天津大学毕业的，第一堂课给我们讲数学，说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我们谁也没听懂，也没听明白讲了些什么，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紧接着第二堂课给我们来了个模底考试，这场考试下来全班同学只有两三个及格的。第三堂课点评……同学们这才意识到真正的差距，与文革前同等学年相比我们少学不少知识，从此全班同学开始认真学习了……

化学老师杨润智也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课讲的也很好，后来成为阿克塞县中学校长。

校长赵乃敏亲自给我们讲政治课，还有许多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很有水平，十分敬业。

不说我们学的怎样，就这些教我们的老师可没少费心了。他们毫不保留地将知识传授给了我们，并根据我们的学习状况讲高中课的同时，补讲初中缺失的内容。大家学习兴致也很浓，没人督促，同学们起早贪晚开始认真读书学习了，早自习之前一个比一个早到学校，读书、作业、研究习题，也就是这个阶段学习补习了很多知识。

在这一阶段，学校开始讲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文体活动非常丰富，各项体育活动开展的十分活跃，经常去酒泉参加中学生运动会。文艺活动也很活跃，杨世荣老师、李淑华老师都是多才多艺，在老师的带动下课外活动常常能听到班里的男同学和老师练习二胡、小提琴、笛子等器乐声，老师同学同台歌舞，与县里其他单位共同组成阿克塞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到牧区各公社巡回演出，多次参加酒泉地区文艺汇演 ，校长赵乃敏编写的《草原雄鹰》的歌舞剧还参加了甘肃省《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文艺汇演》。那两年我们除了参加这些活动外，还经常参加县里组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高中阶段同学们的德智体都有很大进步，师生之情水乳胶溶。

 我们就这样在匆忙中结束了高中生活，离开了尊敬的各位老师，离开了我们的母校，全班集体下乡到多坝沟地区插队，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如今我们班同学，大部分都离开了阿克塞，每每想起高中老师还是心情激荡，敬畏之情尤然而生。他们的谆谆教诲，我们终生难忘。他们的心血使我们的人生如此精彩。……

老县城的中学，我们曾经的教室。

　　找到我们当年的教室，老师办公室和老师宿舍还依稀可见。这是中学前排是老师办公室，后排是老师宿舍。

　　六十年代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逐渐走出困境。阿克塞县那时人员在不断的增加，住房也在不断修建，职工生活急亟改善，历届政府都为此而不懈的努力，夏天山里有雪水溶化，政府组织干部职工义务劳动自己动手修渠引水，利用这点水，在县城道边和下游开始栽树。用来改善自然环境，绿化县城。说起那时阿克塞县域内，确实是没有树的地方，旧县城的那片树林和道路两边的那几棵树，是从六十年代种到七十年代，费了很大的劲。当时树苗从敦煌拉来，全县城职工学生一起挖坑栽树，再抬水把这树苗浇透，每年种的树，成活率很低，就这样一共种了七、八年的时间，存活也仅此一片。这一片树林是县林业局，指定专人看护管理的，管理人员他们可是爱树如命啊！夏天雪山上化的水，很有限，用水的地方多，建房、菜地都要用水，争不过来，每天后半夜无人争水了，这水才能轮到浇树，我们常常看见管理人员在树林里，白天黑夜的象育婴幼儿一样的守护着，巡视着这些树，真是不容易长大成材的呀。现在想起老一辈的那种敬业、坚守，是多么令人敬佩。今天在老县城看到这些树，无人看管一棵棵成材的大树被干枯而死，心里真是痛啊……

阿克塞是游牧民族地区，由于气候原因，自古无人种菜，因常年吃不到新鲜疏菜，很多人因为缺乏疏莱维生素，手指甲都严重变形，政府号召各单位自力更生，开荒种菜， 各单位利用这点水在县城周边开荒种点土豆，由于夏天短，气温低，土豆根本长不大，天冷之前收回来的土豆分到各家作为过冬的蔬菜。

记得那时夏天一到雨后，各家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结伴到山上釆蘑菇，到戈壁滩拔沙葱，拔的多了腌制成咸菜，以备过冬。为了解决县城人民吃菜问题，民贸公司也下大力量经常到敦煌采购蔬菜水果。车拉到商店，往往是人多菜少限量供应。父亲说:“能有点菜调剂生活。已经不错啦。乡下的牧民生活更辛苦，想想他们，我们应该知足了”。

那时候全县干部职工和学生，每个星期六的义务劳动是雷打不动的，修道路、修水渠、挖防空洞、修整各单位院落、平整球场、平整剧场、每年栽树，开荒种土豆，清理公厕，我们小学和中学的躁场还是全县义务劳动的成果呢。凡是需要人工的地方，都是组织义务劳动来解决问题。

1968年县里买了第一台柴油发电机，家家安上了电灯，当第一次送电时，人们欢心鼓舞，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样了，光明带来了新天地。后来阿克塞县也发现了煤矿、煤矿的煤品质虽不太好，但是也算解决了生活中的一大问题，最起码不用上新疆去拉煤了。但是水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大问题。政府为此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找来打井队在县城里打井，井打了很深也没水。国家派来勘探队找水，发现县城的饮用水源中，放射性元素铀、钍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6-8倍，长久饮用，必然会导致居民患病概率上升。水源的矿污染确定了人不能饮用。从此县城人们吃水开始用汽车从敦煌七里镇拉(约105公里)，一天拉两次，拉来的水仅供人饮，为了节约用水按家庭人口发水票。这水还真是来之不易，人们更加珍惜水……

到了八十年代，由于人口不断增多，使原来二面环山，一面沟壑的县城无法继续广大。因此第一次迁移到原县城下游较开阔的戈壁滩，但吃水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水的问题严重制约县城的经济发展。1998年政府第二次迁移县城(距老县城20多公里，海拔1700米)。修了金山湖，引入了党河水，解决了县城人口的用水。同时县城边还建立了蔬菜基地。小城镇规划建设的也独具哈萨克族的民族风格，牧民们也有了固定居所。从此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进入了新时代，过上了父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的年代，阿克塞的干部也解冻了，人才可以自由流动了。随父母到阿克塞的和哈萨克族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大部分经过学习深造，相继在重要岗位工作。自阿克塞建县以来始终注重培养哈萨克族青年干部，保送上中央民族学院、省民族学院等途径，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除了自己培养培育人才之外，从80年代初最早引入了人才选拔竞争机制。合同契约聘用制。公务员考核应聘上岗制。一代新人闪亮登场，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回看老县城旧址，总是让人心生思念，往事历历，岁月远去，在这块土地上，无论经历是美好的还是坎坷的，总是有说不尽的往事……。莫大的空城，一片荒芜，留给我们的却是闪闪发光的奋斗意志和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父辈们无私无畏的奋献精神，是我们的榜样，父辈们吃苦耐劳的非凡经历，培养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性格。父辈们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是后辈们传承廉洁自律的风范和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回顾父辈往事，目的是传承父辈风骨，不忘父辈的遗志，面向未来拥抱阳光，不辜负岁月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历史也将会永远铭记不忘……

观旧址 忆父辈

继往开来续写新篇章

——兰 玲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看今朝，

大地似锦绣。

阿尔金山，

见证了，

父辈奋斗的艰辛。

苏干湖水，

记录下，

他们创业的历程。

曾记否，

建县初，

街道坑凹屋陋简。

环四周，

荒山野草显苍凉。

父辈们，

撸起袖，

决心建设新家园。

不惧难，

苦干实干力克艰。

不畏苦，

辛勤劳作苦变甘。

忘不了，

当金山上，

策马扬鞭尘土扬。

海子草场，

披星戴月走的忙。

哈尔腾，

跋山涉水足印现。

安南坝，

鞍马劳顿汗水淌。

他们让，

党的关怀和政策，

走进毡房入心田。

只为着，

牧民生活苦变甜，

牧区早日有新颜。

献青春，

甘洒热血换新天。

度年华，

汗水浇灌润草原。

啊！沧桑巨变，

感慨万千！

想当初，

前人栽树插柳忙。

叹如今

后辈乘凉好个爽。

观新城，

高楼林立路宽敞，

绿树成荫人欢畅。

变了样，

恰似人间换新装，

今非昔比人赞叹。

愿祈祷，

故乡明天更富强。

更期盼，

幸福生活万年长。

望后辈，

莫忘前人创业难。

承传统，

优品良风代代传。

继往开来，

奋发续写新篇章！



201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