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咬着半块烧饼，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弄不清米国在哪，雷根又是谁。
现在回忆起来，我是奔铁匣子里的背景音乐去冒这个险。二胡凄厉，吱吱呀呀撩得心头一阵紧一阵酸，不自觉就被代入八辈子大怨大苦。
敌台那边说国语，字不正腔不圆，跟我方广播里雁南、殷家夫们比，差远了。
但甜媚度比古巴红糖的味道强大得多，柔绵。大抵相似现在的苏言、恬歌。
那样靡丽的声音像蛇或丝绸，在我脖子上绕来绕去，滑溜溜地索紧我的呼吸。
街上依旧人来人往，但每张面孔都不新鲜。
除了在邮局门口小摊翻翻大众电影上的龚雪，再没其他事值得去做。只能一得空就去屏气凝息搜索，那些哧溜游进耳朵里的声息。
正像在某个老宅的幽深处，发现了一条通往后院的夹弄，没法子不兴奋不已。
寄挂了莫名冲动却无处安放时，我深埋在个色的声音里获得属于自己的个人体验。以致语音能影响自己对别人的好恶，这习惯我坚持到今天。 就这样，观海听涛好久。
多年以后在台北街头我仍试图在粗嘈的城市声响里觅那根神秘又神奇的天线。
长期以来，我坚信一定有长长的有好多节竹竿联起来的天线才可以把声音捅那么远，送到我不通汽车的金坛县社头公社。
姐姐一篇四年级时的获奖作文《欣欣向荣的社头镇》曾风靡于金坛县各个公社。私底下，我坚信她也偷偷听过敌台，否则她怎么可能理解那什么妖娆的欣欣向荣。
无疑那种式样的声音成了我感受柔软的最便捷路径。
贾樟柯的电影里，一定少不了沙哑亢奋的高音喇叭。他总是病态地要求他的音响师把他作品里的声音弄得“糙些、再糙些”。我靠，你天天大鱼大肉腻了，非叫人再嚼青菜叶。
1983年严打时，周遭熟悉的青年毙了几个判了几个。我特别留意收听敌台在不在打击范围。空气紧张窒息一阵以后，我又开始拨弄我的旋纽。
过几年，台湾那边声音渐消。九零年代芳菲时间刚出来，我以为敌台又活跃，公然活跃。也就公然听了。
敌我全无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