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租界的童年

饲养员赵大叔

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租界生活》，副标题是，〈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

看完这本书，天津的老租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沿着这个英国人童年的足迹，实地感受了一番，收获多多。

图，天津站。

这本书是英国人布莱恩.鲍尔写的，他在前言中说："遥望大海，我轻声对着风儿做着最后的祈祷，请帮助我吧，让我满足于即使走过最美丽的地方，也不想永久停留或据为己有吧！"

图，天津海河解放桥下。

布莱恩.鲍尔，英国人，1918年生于天津，1936年赴英国求学。在天津的英租界生活了18年，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他本打算读完大学后，回到中国当一名教师，但战争与中国的革命，却使他过了将近四十年才得以重返天津。如今，他的回忆录能够有机会被中国人民读到，使他感到既欣喜又荣幸。

下面的文字都是摘自他这本书，让我们看看布莱恩.鲍尔是如何回忆他在天津的童年生活的。

在山海关，一位道人曾经说：“渡口和桥在生活中太重要了，所以中国人造桥都要选用最精美的石头，而天津就是最紧要的津渡了。”

图，袁世凯旧居。

在中国北方，海河在流入黄河途中流经一座城市。海河水一路蜿蜒迂回着流经这片平原就像一条巨蛇在寻找自己往日的洞穴。

图，冯国璋旧居

据此以西80英里的地方就是天国之都北京。在那里，被称为天子的皇帝统治着他的王国。由于多条水道在这里交汇，这个古老的港口成为旅行者前往天国的必由之路，于是人们便称之为天津，它是通往天国的津渡。

图，天津张园，孙中山来天津曾住过这里。

1860年，外国的炮舰喷着黑烟，驶入了海河。炮舰之后，外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意大利，俄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租界也先后在天津建立。

图，意大利租界建筑。

先从幼年的布莱恩说起。

我家坐落在咪哆士道上，一天，我正在房间里睡觉，忽然有低沉的钟声传了进来，当我醒来时，钟声已渐渐远去，有一阵儿，一切都寂静无声，接着，从外面的大街上传来一个老人发出的拉的长长的叫喊声，“白莲花！…白莲花…”老人的吆喝声时高时低。

图，意租界建筑。

这时一只手掀开我的蚊帐，她是我的中国老保姆，我叫她一姐。

我笑着向她张开翅膀，她用力抓住我的手臂，让我站立起来，他的手又硬又粗，就像她的脸一样。

妈妈和哥哥波特和我说英语，但一姐不同，她只会讲汉语。

图，意租界广场的自由女神柱。

我家向北大约400码就是海河边，我可以听到拖船和驳船的汽笛声，有时还能听到小轮船发出的更为低尘咆哮般的汽笛声。

我家院子里的小花园中央有一棵树，因为它的树枝垂落下来形成一个圆形，于是我们就叫他雨伞树。

图，海河北岸的奥匈租界。

图，原英国军官餐厅。

我家对面有一栋和我家一样的房子，它的门前竖着一根旗杆，这里是英国军官餐厅，身穿卡其制服，扎着亮闪闪的皮带，腰间挂剑的军官坐着人力车进进出出，而英国士兵就住在这条街尽头的兵营中。

我家花园外的便道上经常坐着一个矮小的中国女人，她又老又瞎，也从不说话，只是托着一个马口铁的盒子对着我们，眼睛直勾勾的。

当我们想出去时，妈妈就会打开卧室的窗户向下喊一声，“一姐，让她走开！"一姐总是装做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

图，意租界的曹禺故居。

每天下午，一姐都要带我们去离海河不远的小广场，这个广场中央有一个花园叫做维多利亚花园，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也叫英国花园。英租界最重要的建筑都建在这个花园周围，几乎总有士兵和巡捕在周围走过。

图，原英国工部局建筑（也叫戈登堂）及英国花园原貌。戈登堂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损坏，后在原址建天津市委大楼，现已搬迁。

维多利亚花园四周围着铁栏杆，除了外国孩子的保姆，任何中国人都不准入内。

别的保姆都缠着足，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而一姐却没有缠足，走起路来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她们是水上人家，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小河和运河上，因而逃脱了残忍的缠足习俗。

图，维多利亚花园旁边的利顺德饭店。

去花园的路上我们要经过安利甘教堂，这是一座城堡般的阴森森的哥特式建筑。我们家的人从来都不去这个教堂，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天主教。

教堂通常都是锁着的，到了星期天，教堂院子里高高的旗杆上就会飘扬起圣乔治的旗帜，那些背着步枪的皇家军团的士兵，就会在早礼拜仪式上集队行进。

图，安立甘教堂。

从教堂再往前走，是英国领事馆和开滦矿务局大楼，这个矿务局控制着天津以北，属于英国的煤矿。

图，原英国开滦煤矿大楼。

海河的北岸是奥地利，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的租界。美国人也曾经有他们自己的租界，但是他们与英国达成谅解，美国可以在英租界驻军，从此以后，美国与英国的租界就合为一体。

图，意租界教堂。

一天半夜，低潮时分，海盗们登上北海道号日本轮船，他们勒死了放哨的船员，冷不防地捉住了船长，然后命令他将船驶向五英里外的一条小河的河口，将船搁浅。

海盗将船上的货物搬下，主要是食物，装上小船后逃之夭夭。

紫竹林教堂建于1872年，地点在圣路易路，又名圣路易教堂。

走上台阶是教堂高大的前门。院子的一侧有一面很矮的石墙，墙上有一扇门，出了这道门，有一条小径蜿蜒着穿过一个小花园，通向仁爱会修女院。

一个星期天，做完弥撒后，我一边等妈妈一边注视着修女的队伍在旁边经过。当最后一个修女走进修女院大门，她停下脚步抬手关门，她忽然转头看了我片刻，我看到那是一个中国人。

她那暗黑色的眼睛打量着我，好像在解读我的一生。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美丽的脸，但却是一张我始终记住的面孔。

图，法租界紫竹林天主教堂。

我们有时会坐上人力车去位于前德租界的维也纳风格的起士林巴德咖啡馆。

胖胖的长着双下巴的赫尔.起士林架子十足地在他咖啡厅的大堂里走来走去。

在我们慢慢地喝着热咖啡，吃着点心时，坐在盆栽棕榈树旁的一个三重奏小组演奏着施特劳斯和韦伯的华尔兹舞曲。

图，天津起士林餐厅。

一天晚上，大大的月亮挂在天空，有一个人身穿棉衣棉裤站在我家后院中央。他两手前伸，一只手在另一只手的上方慢慢运动，好像托着一个看不见的球，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动作中。

这是我家的苦力宋哥哥在练习太极拳中的一个招式，叫“跨虎登山”，这一招式和“白鹤亮翅”是他最喜欢的两个动作。

哥哥帕特和我几乎总是同佣人们一起吃晚饭。在冬天和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宋哥哥的屋子里吃晚饭。春天和夏天，当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后院的一张桌子上吃饭。通常我们吃的是米饭，白菜和豆子，有时一姐也会给我们做包子吃。包子就是包有少量肉馅，洋葱和大蒜的面食。

图，老西开教堂窗户。

　　我们家的佣人都觉得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很幸运，他们不会浪费一粒米。

在中国北方，人们从不吃米饭，他们吃的是黄粒的小米，而街上的人力车夫那样的穷人，吃的是味道很苦的高粱米，一种在河北的盐碱地里，能长到八九英尺高，很粗糙的谷类作物。

晚饭后，我会经常坐在姐姐旁边看她练习写汉字。姐姐比一姐小，所以我叫她姐姐。她常常跪在地上，先在一块平平的砚台上研墨，然后把毛笔蘸到墨汁里，再手握毛笔正对着下方的白纸呆上片刻才开始写。这一切如在教堂里那样庄严肃穆。

练习完之后，姐姐会让我拿起笔试着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从字，就是两个一前一后的人。中国的中就是一片田野，中间被一根长矛从上而下穿过。还有好字，就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

一天，哥哥和我正在街上和小贩说话，这时我们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顺着咪哆士道朝我们走来。他手里提着一只箱子，衬衣领口敞开着，外套搭在肩上，“老大！”，哥哥一边喊着一边朝他跑去，原来是爸爸回来了，中国人叫老大的意思就是大个子。

父亲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去汉口，宜昌，上海等地，我们很少见到他，以至于他每次回家来，哥哥和我都会大笑着把他拽进屋里。

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像哥哥一样，眼睛是蓝色的。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们讲故事，直到妈妈带他出去并命令我们上床睡觉为止，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爸爸也常常又回到我们的房间，继续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一直到我们困了为止。

故事把我带到遥远的西方，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大西洋的海水拍打着爱尔兰克莱尔黑色的悬崖峭壁。

图，利华大楼是瑞士籍犹太人李亚溥于1938年兴建的一幢办公兼高级公寓式大楼，美国驻天津领事馆也曾在这里。

图，原花旗银行天津分行营业大楼，建于1918年，门前由四根爱奥尼克式立柱支撑，构成开放式柱廊。

1908年11月，就在那个月初，光绪皇帝驾崩，转天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了。她统治紫禁城长达50年，为大势已去的满清王朝争取到了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

根据她的遗愿，溥仪，一个三岁的男孩被放到了龙座上，他的父亲醇亲王被封为摄政王。

就是为了给这位小皇帝效力，我的父亲斯蒂芬.鲍尔，开始了为朝廷征税的征税官工作。

中华帝国的海关向经由河港和海港的进出口所有物品征税，它的负责人就是赫德。

赫德于1859年辞去他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开始为中国朝廷效力。他还创建了帝国邮局，由他创办的一所翻译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赴国外任职的中国外交官。

1885年，赫德被许以英国驻中国公使一职，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继续为中国海关工作。

赫德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终有一天会摆脱外来干涉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恭亲王非常信任和欣赏他，称他是“我们的赫德"。尽管他在北京的房子在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但在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后，他仍力劝外国政府减少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

因此，赫德竖敌很多就不让人吃惊了，他被那些“中国商业的改革者们”视其为叛徒。

图，解放北路原大清邮局旧址。

1912年2月，宣布成立共和，小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他被给予了最高的待遇，根据拟定的条款，这位"大清皇帝"将得到优惠待遇：每年400万美元，允许住在颐和园并配有保镖和若干嫔妃，太监。

由于北京的未来琢磨不定，一些清朝遗老遗少，贵族，其中包括庆亲王，抛弃了溥仪在天津的英租界躲了起来。

"当樱桃树上的花朵飘落时，

黄鹂就会飞到北方的平原。"

在我家后院里，我曾经很多次听到姐姐唱这首歌。春天，朝着东北一路北飞的黄鹂会从天津飞过，但它们并不做长久的停留。

俄租界里有它们在天津的栖息地，那里有一片树林成为黄鹂的花园。

隔着海河相望，能看到俄国花园里的树木，还有树木旁边的俄国东正教堂那洋葱形状的圆顶。去这个小教堂有各种各样的俄国人，沿着河岸通往教堂的是罗曼诺夫路，这条路上住的是早期的定居者和他们的后裔。

他们在1900年以前就建立了俄租界。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一些沙皇派流亡分子也被叫做白俄，他们从陆路到了天津，那些有钱的人又从这里去了美国，而比较贫穷的白俄，则屈尊于罗曼诺夫路与早期的定居者住在一起。

平安电影院是圣路易学堂的那些西伯利亚孩子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星期六下午演出开始的仪式都一样。每次，长相酷似查理卓别林的赫尔.施耐德都会迈下那五级台阶走进乐池里，从琴盒取出小提琴，然后把琴放在肩上的一块小垫子上。

无声电影的音乐伴奏由钢琴手弹奏主音，在向四重奏中的大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鞠躬致意后，电影开始，以赫尔.施耐德为首的音乐开始伴奏。

图，天津音乐厅建于1922年，原名为平安电影院。

你能从赫尔.施耐德拉琴的样子，看出他对一部影片的看法。在放银映卓别林的短片时，他演奏的最带劲，他会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演奏之中。

在电影的滑稽可笑部分，他会轻快的拨动琴弦，在故事的忧伤部分，他的琴弓就会拉的舒缓，我有时就在想，他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像卓别林的生活一样。

图，天津犹太教堂。

我们学校不远，有一面高高的砖墙，里面隐藏着一名中国军阀的豪宅，我可以看到墙上方露出的树梢，黑乎乎的大铁门始终关闭着，我很想看看里面。

有一天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四周无人，便鼓起勇气爬了上去。忽然，墙里面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花砖的地面上有一个大笼子，有一只大鸟正透过笼子的木条看着我，原来是一只鹰，它看上去很老了，但黄色的眼睛依旧非常犀利，好像目空一切。

一天，我走到汇丰银行时，我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带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坐在便道上，他们都很瘦，身上的棉衣破烂不堪露出里面的皮肤。他们都光着脚，脚上沾满了泥，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农民，或许刚刚从附近在小船上下来，有两个中国人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一开始，我想他们是不是有病？但那个男人突然抓住那个女孩的手腕，大声喊道，“你买吗？"震惊之余，我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男人和女人在卖他们的女儿，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事情。

我来到维多利亚花园，坐在一个长凳上，我脑子里出现那个呆呆盯着地面的女人和她哭泣的女孩儿。我认识到那些悲惨的农民是耶稣永恒痛苦的一部分。

图，原汇丰银行大楼。

有一天妈妈来找我，“我想让你把这个东西送到搭客饭店交给你外公。”说着，她递给我一封信，外公达克！我太吃惊了，信掉在地上。

“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让管家把信拿走，你必须亲手把它交给外公！”

共济会大楼的旁边就是那幢由石头修建的堡垒般的搭客饭店了。我努力了半天，才大着胆子拉开有门铃的把手。那扇插的铁棒的厚重的木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身穿长衫的管家出现在门口，我紧紧的抓着那封信，生怕被抢走。

“我必须见你的主人达克！"我又重复了一句，他终于站到一旁，示意让我进去。

图，原搭客饭店。

前厅很小也很暗，里面全是中国的东西，有上了油漆的屏风，真漆桌子，花瓶，钟表等，还有一面铜锣，铜锣旁边还有一个锣槌。整个地方都散发着浓烈的家具油漆的气味。右边是一个欧式皮沙发，两把扶手椅，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外国人正在看报纸，他看看我，然后接着看起报纸来。

图，原搭克饭店远景。

又走过一扇门，我的眼前是一副惊人的画面，不高的屋顶上悬挂着旗子，墙壁上挂满了武器和军服，我简直置身于战场之上了。

长长的房间尽头停着一辆有两个轮子的很老的黑色马车，长长的车杠挨着地面，车顶的每一个角都装饰着小巧的铜制花冠，车门上有一个被月桂花环包围起来的铜制字母N，车子里面是一圈红色的皮革。

马车旁边是一把不高的铺着同样皮革的直背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突出的眼睛透过一副架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的镜片打量着我，他的头发呈铁灰色，浓密的小胡子上着蜡，他穿着熨烫笔挺的黑色套装，上了浆的白衣领，灰色的领带上饰有一颗珍珠，他手中的雪茄冒着烟，旁边的一张圆桌上摆一个细颈白兰地酒瓶和只有一半酒的杯子。

我浑身颤抖着走到他跟前，掏出那封信，他一语不发地接过信，用一把黑色的裁纸刀把信打开，他一边扫视着第一页信纸，一边拿起酒杯，慢慢的喝着，并很小心的拨弄着自己的小胡子。他把酒杯放到桌子上，也没有看其它几页，就把信叠起来放回信封里。

外公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你就是布莱恩啦？"

图，八里桥之战。

外公带我走到房间另一端的中国墙，墙的中间有一根旗杆，上面的黄色旗子已经烂成了条，墙的两边是长矛和弓箭，外公在一只约12英尺长的火枪前停住了脚步，"防御式步枪，中国人从大沽炮台上用这种枪向我们开火。” "那是什么？"我紧张的问道。外公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虎头罩，听说过秘密组织白莲教吗？"我点点头，"他们用这种头罩是为了吓唬敌人，其实从成吉思汗以来，他们就用这种东西了，不管戴不戴头罩，白莲教都像老虎一样凶猛，他们夜间靠近水面活动。"

巡视完战场之后，外公将椅子后面的一个小铁保险箱打开，从里头拿出一卷中国钞票，他数出其中一些放进一个信封里，递给我说道，“把这个交给你妈妈，还想继续听天津战役的故事吗？"我点点头，“那下个星期这个时间再来，你可以出去了！"他用手指了指马车后面的一个小门。

随后几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我都会到外公那里去，每次都要呆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外公给我讲起他们进攻北京的最后一仗。外公指着墙上那面破烂的黄旗说，"清兵试图将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挡在北京城外，这面旗子正好在清军队伍的中间。”外公滔滔不绝的讲着。

法国人在联军队伍的最前头，进发到北京半路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清军摆出古代军队的阵形，最前面的是一排排的蒙古骑兵，后面是步兵，两侧是拿着的弓箭的弓箭手。在白色的大理石桥上（通县八里桥），一个高大的中国勇士站在桥头，手中挥舞着黄色的旗帜，法军准备进攻，但中国人却率先采取了行动，一排排整齐密集的蒙古骑兵开始冲锋。但纷纷倒在拿破仑大炮的炮口之下。

可怕的炮火集中射击桥上中国守军的中央，尽管一发发炮弹在周围爆炸，但那位高大的勇士仍然巍然屹立在他的岗位上，不停挥舞着手中的大旗，我们为他的勇敢感到惊讶，我们希望保着他的性命，命令炮兵停止打炮，但这个命令还没有来得及传下去，一发炮弹把它炸成了重伤。只见他的身体慢慢的倒下去，先是单膝跪地，然后脸朝下，倒在了桥面上。

图，孙氏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66号，也称润园，为清代光绪皇帝老师、京师大学堂创办者孙家鼐曾孙孙震方所建。毛泽东于1951年12月曾在这里居住，毛泽东字为“润之”，遂取名“润园”。

　　在八里桥那次战斗之后，北京已经唾手可得了，但是英法联军并没有进城，而是向西一转，争先恐后的奔向北京几英里外的圆明园。清朝皇帝的许多珍宝都在圆明园里，而英法联军的目标便是那些璀璨夺目的奇珍异宝。

外公的故事讲到了最可怕的部分。

圆明园位于湖泊岸边，雪松掩隐着那些亭台楼榭。当英军指挥官霍普.格兰特进入圆明园时，他看到各种军衔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疯狂地抢夺着。他们相互推搡着，嘴里骂着街，军纪早已忘的一干二净，要求保持秩序的命令，被当成了耳旁风。

当天晚上，在军营里，英国皇家工兵队的戈登上尉，听着从士兵帐篷里传出的滴滴答答的钟表声和八音盒叮叮当当的声音，他简直无法入睡，他开始给家里写信，“这里每个人都抢疯了，”他写道，“我简直无法描述那种洗劫的场面！”

外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说到，“这简直是疯狂，彻头彻尾的疯狂！”

“请记住，人即是土，并终将回到土里…”莫里纳利神父一边念着圣诗，一边把土撒在外公已经被放进坟墓里的棺材上面，接着外婆和妈妈也都在棺材上撒了土。

外公去世了，关于外公的死因，妈妈只是告诉我是心脏病发作。外公的仆人偷偷告诉我，那天早上，外公像平常一样坐在他的红皮坐椅上，突然，他的眼光盯着白莲教的老虎罩，然后，伸手向前，脸朝下倒在地板上，右手紧紧抓住老虎罩，他抓的那么紧，简直无法拿下来。

外公到死，都是在和白莲教打仗！

春天的第一次沙尘暴凶猛地刮着，一个连的日本兵，其中许多士兵带着口罩，将通向老龙头火车站的所有路口封锁起来。从北京来的一列火车抵达的站台上，一群特邀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陪同日本总领事正在那里等候。这些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人当中，有《京津泰晤士报》的伍海德先生。

列车晚点了，站台尽头处的那盏老式信号灯已经亮了起来，列车长长的哀怨般的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在站长的手摇铃声中，列车撕嘶嘶地喷着气进站了。一个20多岁虚弱的年轻人从很陡的列车台阶上走下来，仪仗队举枪敬礼，号兵吹响了嘹亮的喇叭，人们都脱帽鞠躬以示敬意。从车上下来的那个人，身穿一件黑色的长袍，头戴黑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很大的眼镜，左手杵着一根竹手杖。

当他从仪仗队前排走过时，他的胳膊和腿抖了一下，就像一个被拴在绳子一头的木偶一样。溥仪，这位昔日的大清皇帝来到了天津。

互致问候以后，这位前清皇帝乘一辆当时天津最早的汽车，来到位于日本租界的一幢大房子，这里就是他的新居，名叫静园。

图，天津原伪滿州国领事馆。

那些在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四散而逃的朝廷遗老遗少，官员，太监和嫔妃此时又都回来了。他们来到静园，向在这里发号施令的"天子"顶礼膜拜，屈膝奉迎。很快，那些发大财的外国势力纷纷现身静园，许以军事帮助以换取金钱。

图，张作相故居。

有一天，一辆宽大的美国造汽车亮着前灯鸣着喇叭飞速穿过俄租界和意租界，跨过奥国桥朝海河的南面驶去。身穿大衣挥舞着手枪的士兵站在汽车的脚踏板上。汽车呼啸着朝着日租界驶去，一位哥萨克将军抽着雪茄，靠在后排座位上，一半身体被前面的保镖挡着。魔鬼谢苗诺夫到了天津。

图，原天津八大家李书福旧居。

随着尖锐刺耳的刹车声，汽车在静园外面停了下来，谢苗诺夫被人引着来到溥仪面前，他主动提出用自己的私人雇佣军为溥仪恢复清王朝提供支持。缺少现金的溥仪感到很难堪，他问谢苗诺夫是否肯接受一些皇宫的珠宝来支付酬金，谢苗诺夫表示同意，随后便签署了正式条约，即《中俄反布尔什维克公约》。

在双方会晤期间，在溥仪接待室的一侧，始终坐着一个人。谢苗诺夫或许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身体结实的日本人，他的脸刮的光光的，穿着一件好像只有低级官员才穿的那种呆板的灰色便服。他似乎没怎么注意房间里正在进行的事，鬼鬼祟祟的眼珠藏在厚厚的眼皮之下。这个人便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陆军大佐，土肥原贤二。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英国人的阅兵式是在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的早上，阅兵仪式的地点是在维多利亚花园的纪念碑旁，仿照伦敦怀特霍尔的仪式进行。

英国总领事扮演者国王的角色。英国士兵，英国军舰蜀葵号的水手，义勇团，英国军团的成员以及童子军的孩子们，在纪念碑的三面整好队列。站在中央的是总领事，以及英国工部局的主席和成员，身后是应邀而来的身穿各种制服的外国军方人士，其中包括头戴蓝灰色钢盔的法国人，身披蓝色饰带和金色肩章的意大利人，还有头戴宽檐帽的美国人。

日本人手持军刀并都带着口罩，表明冬天的沙尘暴已经开始了。当它们到达这里列好队之后，那些外国军官相互鞠躬致意，并以各种礼仪相互致敬。我曾经看到一个日本军官舞动长剑，差一点把刚好走过身边的美国军官绊倒。

从11月到二月的整个冬天，始终刮着从内陆来的寒风。海河，运河和其他小河都结了冰，所有一切都安静下来。小贩的踪影不见了，他们像飞蛾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藏到隐秘的地方，最后在我房间拐角处只剩下那个卖茶水的了，到了圣诞节，他也走了。

哥哥帕特和我经常去滑冰，有一两次我们甚至滑到了运河的浮桥，忽必烈纪念碑像一个高大的墓碑似的耸立在废墟之中，我们在那看到几个人，他们都在被冰封住的船上挤做一团，对于那些水上人家来说，冬季是难熬的，当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把女儿带到租界卖掉。

我妈妈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女儿太无情了，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一姐说那些船民为失去他们幼小的女儿悲痛不已，她嘴里时常哼着运河人的一首老歌的曲子，而姐姐唱着里面的歌词。

夜晚北风来，

冰把水覆盖。

我的女儿一旦离去，

就再也不会回来。

当冬天过了一半时，有人带来消息说，有个老船工死了，一姐去了运河岸边帮朋友办理丧事，她走了将近一个星期。

春天终于来了，河里的冰融化了，小贩们又在街角出现了。在去菜市场的路上，姐姐总是哼着小曲迎接春天的到来。

对于道家，一姐谈得很少，但她也确实告诉过我，说道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道路的意思。我知道的确如此，因为姐姐曾向我展示过，道即是道路的道，道还有法的意思，即自然之法，道家只有一条训诫，不做任何违背大自然的事。道教隐士都住在山上，他们嘲笑住在山谷和平原的人们。

图，天津早期四大买办之一吴调卿之长子吴颂平的旧宅。

虽然一姐从来也不烧香拜佛，但我逐渐明白了，她自己就是法的追随者。她教过姐姐古代道家的一些格言，姐姐还把它们写下来，比如，

道如水，无所不到，它滋养万物，却从不去企图占有或主宰。

水乃高洁之物，它给万物以生命，而又很卑微，流淌到人人鄙视的地方。

正因如此，水与道才联系的如此紧密。

当姐姐目光严肃的轻轻朗读这些格言时，我便会想到地狱边缘及其淡蓝色的山脉，它具有永恒之美。

图，西开教堂又称法国教堂，包括天主教总堂和大教堂，分别建于1914年和1917年，为法国天主教所建。

沉闷的轰隆声犹如一面大鼓被敲响一般，在一天清晨将我们惊醒。每次炮声过后，窗户都被震的哗哗作响。妈妈走进我的房间，她的全身都在发抖，“他们在打炮！”她说，“我想声音是从法租界传来的，一定是吴佩孚的军队！”

军阀吴佩孚在攻打天津。

冯玉祥是吴佩孚的对头，但他们有时也是盟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量剩余军火被运到天津销售。吴佩孚这一次的目标，就是停在老龙头火车站东面的一列满载意大利武器弹药的火车。火车即将开往清苑，在那里，冯玉祥正等着接货呢！

吴佩孚深知，要想截获从天津开来的列车只能靠武力抢夺，因为满洲军阀张作霖将天津视为他自己的地盘。张作霖的同盟者刘清黎将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天津附近。妈妈称刘清黎是“好军阀"，因为他被认为是亲英派，其实，说他是亲日派更合适。因为他和他的上司张作霖都被日本最高司令部收买了。

图，柱廊。

　　尽管对天津的围困令许多人忧心忡忡，但一姐并不认为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那些小贩们还是照旧出现在街角上。

吴佩孚的军队在逼近，我们做了最坏的准备，头戴钢盔的英国兵在租界边上巡逻，义勇团被召集起来了，招募的成员是英租界不同国家的商人。

抵达天津和从天津开往其他地方的铁路中断了，所有离开天津的客轮的卧铺票都被订购一空。有钱的外国家庭的妻子和孩子开始纷纷离开天津，去往香港等地再从那里去英国，法国或美国。

时断时续的炮声又持续了几天后停了下来，从战场上传来的报道说法不一，直到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当吴佩孚和李景林的军队遭遇并交火时，有一支队伍将一个火车头接到那辆意大利军火列车上，沿着一条支线逃之夭夭。最后，这些人将列车抛在距清苑火车站一英里的地方。

当冯玉祥找到他的列车时，才发现火车上的货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至于是什么人抢劫了列车，他们没有任何疑问，只有白莲教的人才能策划并实施如此大胆的行动。

与此同时，眼见煮熟的鸭子飞了，吴佩孚只好命令部队撤退。由于友军的接应被切断了，于是，吴佩孚的一些可怜的残余人马朝着英租界的马场方向溃逃下来。英国人误以为这是一支侵略军，于是高喊：“马场遭到进攻了！”

等英国士兵到了马场，他们却看到了一幅惨景，一群疲惫不堪，群龙无首，溃不成军的士兵，其中许多还是孩子。他们坐在地上，不远处有伤兵一瘸一拐的走过来，还有一些士兵穿着破成一条一条被鲜血染红的衣服躺在手推车上，他们由从天津郊外的村子里强行征来的农民推着，除此之外，还有车上堆满的锅碗瓢盆，这些都是从农民家里偷来的。

吴佩孚的这些娃娃兵非常痛快地向英国军队交了枪，然后争抢着英国人给他们的食物之后，许多人被收编到李景林的军中，一些残废的士兵则沦为街头的流浪乞丐。

天津的人们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图，原法国公议局建筑。

一天早上，在跟一姐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我看到西边的天空变成了黄色，于是，我问一姐怎么回事？她似乎没有在意，什么也没说。风开始刮了起来，到中午时，头顶上的天空也变成了黄色，而且风也更大了。很快，沙尘就到了我们这里。它到处打着转，沙子进到你的眼睛里和嘴里，我只好呆在屋子里面。屋子里太黑了，我打开灯，透过卧室的窗户，我看到那些小贩们正拼命收拾东西，然后用扁担挑着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了。

沙尘暴过后，我们的花园里铺上了一层黄沙，街上的尘土一堆一堆的。街角上，没有一个小贩，显得空旷极了。很久，他们都没有回来。

图，大业图案阳台。

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丝风都没有，我看到巡捕房的那辆运送野狗的车，在野地旁的那条路上开来开去。宋哥哥告诉我说，正在到处搜寻在租界里四处奔跑的野狗。那天晚上天气太热了，让人简直无法入睡。

过了一天，小贩们没有来到街角，我感觉某种莫名的危险正渐渐地逼近。黄昏时分，一道长长的紫色云彩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接着，没有任何警告，台风便袭来了。风如刀，雨如鞭，使人站都站不住。一会儿，风小一些了，但雨下得更大，很快，咪哆士道上的水有一英尺深了，成了一片水乡泽国。

暴风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妈妈试图用弹琴来稳定自己的神经。但是，她时不时地，就会突然停下来叫道：“要是黄河绝了口，我们都得淹死！”她对黄河的忧虑已经由来已久，每年夏天一到雨季，这种忧虑就会重新出现。

民国政府一直疏于堤坝的修复，谁也说不好黄河会在什么时候再次决堤改变河道，从天津冲过。

当洪水退去时，咪哆士道已经被臭烘烘的泥浆和垃圾覆盖，一两只死狗躺在地沟里，天气又变得酷热难当，那种臭味也更大了。

霍乱如火般蔓延，整个天津都被他点燃了，已经有人死去。妈妈带着我们到法租界的巴斯德化验所打预防针，许多中国人排长队站在那里。外国人有一个专门的入口，所以不用等很久。

我们要搬新家了。

四名苦力把我们的家具装到一辆大车上，大车由两匹骡子拉着朝墙子河方向走去。前后拉了四趟才将东西搬完。在往最后一趟车上装东西时，我到街角与小贩们告别。

“喝点茶！"卖茶水的小贩说，“你要那种都行。”

"我能喝一碗绿茶吗？"

他打开一个小抽屉，将几粒深绿色的叶子倒进碗里，用开水泡上，靠在雨伞树下的墙边，我喝着自己最喜欢喝的茶，卖水的小贩则蹲在放茶的抽屜旁。"你会喜欢你们的新房子的，"他说道，“就在民园体育场旁边。"

大车在那排房子的最后一幢外面停了下来，宋哥哥在那里帮几个苦力搬东西。在院前的小花园里有一棵紫丁香树和一些灌木。客厅正对着民园，这使妈妈很高兴。佣人们的房子跟我们以前那栋房子一模一样，有一个后院通向地下室。这栋房子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那个平屋顶上的花园。

图，民园体育场。

“一所好的学校是通向成功人生的大门。你们两个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奥里奥丹上尉问道。

“是孔子吗？"我大着胆子答道。

“又错了，我的孩子！"上尉高兴地微笑着说道，“是弗兰西斯科.培根爵士说的。"

图，原英国公学，1928年建成，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就毕业于该校。

正如学校的简介中所说的那样，这所学校的宗旨是向学生们传授有关“英国生活方式”的知识，为参加剑桥大学学校证书考试做准备。

搬到新家以后，我们开始每逢星期天就到距民园较远的，位于马场道上的法国工商学院做弥撒。

工商学院是有铁栏杆环绕的一幢宏伟的红砖建筑。中央最宽敞的地方有落地长窗，里面是由桑志华教授创建的著名北疆科学博物馆。后来，由于耶稣教会开办了面向中国学生的高等学院，博物馆遂增加了侧楼。小教堂位于南侧楼的尽头，教堂后面有一条林荫道通向牧师居住的房子，其东南面是旷野。

图，原法国工商学院建筑，现为天津外语学院。

法国工商学院里的北疆博物馆星期天下午对公众开放，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里的人超过十二个。展厅里比教堂更为安静，身穿黑色长袍的神父馆长在展品周围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并不时的停下来对参观者轻声解答。

有一次，我正在看墙上的中国地图，神父馆长走到我身旁示意我跟着他走，他将我引到一幅摆在柜子里的地图前。

"这是中国最早绘制的海图，”他说，"当时中国的海船已经远航到波斯湾和非洲。你能看到地图上的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称之为中国。"我惊叹道。

图，民园体育场前布莱恩的新家。

有一天，两位耶稣会的神父来我家喝茶，我认识其中的菲利浦神父。他身材矮胖，留着一蓬浓密的黄褐色胡须。他身穿中式长袍，头戴便帽，说话和大笑时，手臂便会在空中挥舞。另一位神父又高又瘦，身穿牧师领的教士服，头戴一顶花冠状的黑色毡帽。

"菲利浦神父的那位朋友非常有魅力，"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他的名字叫德日进，来自皮卡第，你要是在这就好了，德日进神父的妹妹是上海仁爱会修女院的院长…就是你爸爸被送进的那个修女院…她因为得天花死在了那里，就葬在了和你爸爸同一个墓地里。”

我知道，德日进神父是法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参加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图，英租界的乡谊俱乐部。

半夜，我们被炮火声惊醒了，炸弹的爆炸声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比我听到过的任何炮声都大的多。妈妈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很苍白。"怎么回事？"她说，"这肯定不是军阀，他们从来不在冬天发动进攻。”她走出房间，我躺在床上，听着隆隆的炮声。

到了早上，有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谣言已经传遍了整个租界。在一场激战之后，前大清皇帝溥仪被人从天津弄走了。

后来，当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人们都说，不得不佩服这位东方的劳伦斯，日本人土肥原贤二大佐。他非常干净利索地抢走了谢苗诺夫的这位有钱的客户，让这位前大清皇帝乘乱登上一艘名为淡路丸的日本轮船，从大沽口驶向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大连港。

图，原英国俱乐部旧址大门。

1934年3月1日，溥仪身穿满清礼服，站在长春城东郊的圣坛前。红红的太阳刚刚爬上周围的群山和森林，好像不情愿似的将它的光芒照射到寒冷的东北平原。溥仪开始了他古老的礼拜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烧香，祭天，向圣坛和圣坛后面的红红的太阳鞠躬，然后，溥仪就是满洲皇帝了。

图，德租界德国俱乐部建筑。

关外的难民来了！

隆冬时节，一片黑云出现在天津的地平线上。不断有报道传来，说正有一大批农村的难民从满洲过来。一开始是三三两两的，然后是成批成批的。绝望的难民们巧妙地偷偷钻进俄国花园，尽管巡捕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驱赶到一起，但他们仍然像蝗虫一样不断地涌来。他们乘着排子穿过冰封的河面，然后爬上英国的河坝。虽然有几百人人被抓住了，仍然有人设法从士兵的警戒线中溜过来，在海大道和偏僻的小街上消失不见了。

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好天气，河面上的冰正在裂开，奥利奥丹上尉和太太请我们吃午饭。

“你不能不佩服这些日本人，"上尉说道，“总能比别人提前一步。他们绝对精明，看看人家是怎样管理满洲吧，现在已经没有匪徒袭击列车的事情发生了。"

上尉一边说着一边回到壁炉前。“你知道中国红军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画像来装饰他们的会议室吗？原来他们听命于莫斯科。"

有关俄国人的谈话，只会使妈妈更加心神不安了。她始终被引导着认为，中国南方的共产党人，不过是几只土匪帮，现在，他们又被称为红军了，调子变化之快真是吓人！

午餐后，我们都挤进上尉的车里。汽车朝利顺德饭店驶去，我们将在饭店的阳台上观看阅兵式。

很快，我们便听到了沿咪哆士道朝纪念碑走来的苏格兰军队的鼓声和风笛声。穿着马靴，手持长剑的日本军官也来参加告别仪式。

一些人看着这些日本军官叽叽喳喳，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那个东方的劳伦斯，就是日本大佐土肥原贤二。

图，原意大利兵营。

我的前程。

一个星期天，飞利浦神父带着工商学院的院长来我家喝茶。这位院长个子高高的，乌黑的眼睛下有一副小胡子，看上去就像牧师住所图书馆里挂的那副圣伊纳爵的肖像。我将他们带到妈妈面前，然后就去钓鱼了。

那天夜里，妈妈泪流满面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说有要紧的事情给我说。

“院长问我是否认为你有做牧师的天性。”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

“我说，我不能肯定。你还太小。他说，如果你考虑加入耶稣会的话，他们愿意支付学费，他还说到你在那教英文的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我还没有真正想过这件事。"

“那好吧，这当然是很大的荣幸，不过，你知道，我希望你能去英国读大学，或许…"

图，罗马风建筑，牛眼窗。

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被引导着步入教堂。"我将登上主的圣坛，去见给我的青春带来欢乐的主。"

这是我下星期离开天津去英国前，最后一次在弥撒上上做助祭。我已经通过了考试，并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了。妈妈欣喜异常，可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当她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勉强装着一副高兴的样子。

我的中文名字是，薄游师。

图，意租界建筑，"看着你！"

这是六月份的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姐帮我把床垫放到平平的屋顶上。夜空中，繁星满天，银河系从北向南铺满整个天空，一轮下弦明月像一盏灯笼漂浮在东方的夜空。也许在亚洲中部的某个地方，一个游牧民的骆驼队正在沙漠中穿过，沐浴在这一奇特的月光下。

我经常在我的那张旧地图册上查找去英国的路线，以至于我觉得已经了如指掌了。向北穿过满洲到了哈尔滨以后，绕过蒙古和戈壁沙漠，向西进入西伯利亚。

妈妈异常兴奋，他一个劲的让我查看是不是拿好了护照，火车票，20块大洋和20英镑。

图，意租界的梁启超旧居。

车站站长摇起了手铃，我亲吻了母亲，我登上车厢的三级台阶，列车晃动着徐徐开动起来。妈妈腼腆地朝我挥着手，她那张有些苍白的椭圆形的脸，跟很久以前我在卧室的镜子里看到的一样，困惑，忧伤。这张脸越来越小，最后，被站台上挥手的人群淹没了。

透过火车窗的窗户，我看到意租界的一些灯光，随后又看到俄国花园里的树木模模糊糊的轮廓。

这时，我意识到我已经离开了天津。

伦敦的天空同道路一样，都是那种铅灰色，无情的连绵细雨打在交通高峰时刻沿怀特霍尔街缓慢移动的汽车上。公共汽车上的窗户不断地被蒙上一层薄雾，我不得不把它擦去才能看到外面。

我从口袋里拿出妈妈的信，"日本人正逼近北京，他们的飞机上星期轰炸了上海，好几百人被炸死在河边…"

"最近的情况糟糕透了，”妈妈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到这里的人都撤走了，英国军舰蜀葵号也永远离开了天津。"人们都说日本人可能随时会进入英租界，我现在只有一姐，只有她一个人了。”

转年12月，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并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了联盟。日本人将太阳旗插上了天津的戈登堂，就这样英租界终于沦陷了，不是被军阀，也不是被农民军，而是被英国心爱的盟国。

妈妈包括剩下的英国人都被驱赶到一起，送到山东的一个日本集中营。一姐怎么样了？希望她能回到运河沿岸的船民中。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战争手段，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全文完）

后记，布莱恩的回忆结束了，通过他的笔让我看到一个古老帝国的衰亡。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对着冬宫无数的珍宝曾说过一句话：强权就是艺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就是物竞天择，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一个自然规律，在这个规律下，圆明园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贩卖黑奴让非洲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斩尽杀绝，更别说只剩下几块石头的印加古国。

天津曾去过多次，但是，以别人的回忆，追寻他曾经走过的生活足迹去看天津却是另一番感觉。

两年内，近十次去天津，走遍旧租界的大街小巷，拍下几千张照片，也留下了我的足迹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