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住建内》之十六 从江米巷到东交民巷———论元明时期北京“江米巷”的形成与得名

小李

论元明时期北京“江米巷”的形成与得名

　　坐落在永定河冲击平原之上的北京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沧桑建城史。诚如明人张爵所言：“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所谓天府之国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组恢宏的历史画卷，每一个细微的人文地理背后都蕴藏着数也数不清的未知与秘密。它们默默的等待着后来者不断地挖掘与探寻。

熟悉北京的人，对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以南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应该不会陌生。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止兵部洼胡同（1965年半壁街东部并入前）全长约2.7公里的这两条胡同形成于元大都时期。据称它本是位于元大都南城垣（今北京古观象台——东、西裱褙胡同一线）外关厢的一条纵贯东西、曾经被冠以北京最长胡同之誉的古老街巷，初名“江米巷”。关于它的得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元大都时期“南粮北运”的通惠河在江米巷以东的船板胡同设有码头，卸载米粮。随后由码头向西延伸，逐渐形成了漕粮售卖的街市。北方人把南方运来的糯米称为江米。一来二去这条粮市街就被人们称作“江米巷”了。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前对北京城进行了改建。南城垣被向南拓展约800米，移至今前三门一线。新营建的丽正门（即正阳门）与大明门之间的棋盘街恰好将江米巷拦腰斩断。从此江米巷被一分为二，东段称东江米巷，西段则称西江米巷。明英宗正统年间，又在长安街以南，东、西江米巷以北，按照“东文西武”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分别兴建起“六部”、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锦衣卫、通政使司等众多中央政府机构。（如图所示）

　　入清后，统治者虽然对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但总体格局基本保存不变。四百余年间，这里中央衙署云集，确保了明清两代帝国的正常运转。同时也不乏皇亲国戚、簪缨世胄的恢宏府邸，更有规制不等的大小寺庙以及平民百姓之家混杂其间。

清朝末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坚船利威逼下被迫将东江米巷划为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各国使馆区，进而成为国中之国。随着洋务运动和现代金融业在中国的兴起，西江米巷先后汇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一大批中外金融机构。将这里打造成为当时北京乃至全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东、西江米巷正是在这一时期改称作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才彻底宣告终结。

如此一条有着七百余年历史，对北京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古老胡同历来吸引着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近年考古发现，本人对于江米巷的形成与得名有了一些粗浅的、不尽成熟的新认知、新看法，大致可以梳理为以下几点：

1、金、元时期，江米巷曾经是金代闸河、元初金口河等古代运河河道的一部分。

2、随著城市的变迁、运河河道的废改，大约在元末明初时期于今日之东交民巷形成一条新兴胡同。人们将其命名为“江米巷”。其得名极有可能与元大都文明门外的皇家御用粮仓丰裕仓有关。

3、与东交民巷相较，西交民巷的产生则要晚一些，大致约为明英宗时期。正是“五府六部”的营建，“东文西武”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将原本不相干的两条胡同联系到一起，进而产生了东、西江米巷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为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

下面愿就以上拙见略加阐述，抛砖引玉，以期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重视与探讨。借以真实还原或者最大限度的接近历史之本来面目。

一、金、元时期与江米巷有关的五条人工运河

自公元前7世纪燕国移都蓟城，随后的历朝历代均以西湖（今莲花池）水系为依托，以今广安门一带为中心开发建设北京城。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增长，粮食等物资供应的需要日益增长。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都城所在地，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大地统治者重要统治手段之一。有基于此，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前后，一条全长约30公里、以辽圣宗之母萧太后名义命名的人工运粮河开凿成功。它引西湖之水，从辽南京城东南的迎春门南下，经陶然亭一带水泊东行至龙潭湖，再经十里河、老君堂、高力庄，在通州张家湾入北运河。这是以人工河道沟通北京城与北运河的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萧太后运粮河示意图)

　　这一时期的江米巷一带尚处于辽南京城外东北郊，归属燕下乡管辖。

随后，金代金口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江米巷地区的历史走向。

1、金口河的开凿

天德三年（115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在这座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展。建成后的新都城即为金中都。其周围18公里，呈方形。大致的四至：西北角为军博南黄亭子，东北角为宣武门内翠花街，东南角、西南角分别为丰台区四路通以及凤凰嘴村。北城垣西端之会城门的名称至今犹存。

作为当时北部中国的统治中心，金中都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学者韩光辉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指出金泰和七年（1207年）金中都人口达到6.2万户，大约40万人。远远高于辽天庆三年（1113年）辽南京人口2.5万户，15.8万人的规模。莲花池水系水量毕竟有限，加之萧太后运粮河业已湮塞无闻久矣。因此，另辟新水源、开凿新运河势在必行。

大定十一年（1172年）金世宗下旨开凿金口河。自石景山麻峪村东引永定河水，在金口（今石景山发电厂院内）设闸控制，水流经今老山、八宝山，东至玉渊潭，折而向南流入金中都北护城河。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对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施工场地的考古发现，有关专家推测金口河出金中都北护城河之后，向东经今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中国历史博物馆南，沿台基厂三条、崇内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南出城，向东沿经今通惠河河道至通州城北入白河。（参见：孙秀萍《古代北京城河渠分布》）

金口河建成后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地区地势西高东低，落差较大，永定河本身水流湍急善变，致使金口河水难以留存。“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史·河渠志》）其一旦决堤，洪水顺河下泻，将危及金中都的安全。不得以，金廷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被迫放弃金口河,遣使将河口堵塞。

依照专家推测的金口河线路，这一时期的江米巷一带大体上毗邻金口河，位于河之南岸。

2、金代闸河

对于漕运的巨大需求迫使金章宗于泰和五年（1205年）采纳大臣韩玉的建议重启金口河，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一是弃用浑浊湍急的永定河水，改引高粱河、白莲谭（金代对积水潭至中海一线水域的统称）等各路清水作为水源；二是在整修旧河道的同时，与其上新设闸多座用以调节因河床坡度过陡致使河水难以存储的问题。由此，这条金口河历史上又被称为“闸河”。然而，使用了短短十几年的闸河鉴于金代统治者迁都汴梁后作用锐减又疏于治理，很快便被弃之不用了。

（图片来源：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

　　3、元初金口河

元世祖忽必烈放弃因战乱损毁严重的金中都，于至元四年（1267年）以金中都东北郊的琼岛万宁宫为中心营建新都城。五年后，初步建成的新都城被命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这就是历史上中外驰名的“元大都”。大都建成后，原来的金中都被称作旧城或南城。

大都周长28.6公里，辟十一门。正门为南城垣居中的丽正门，其东为文明门，其西为顺承门。

据徐苹芳先生考证，保存至今的北京古观象台最初即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现存于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则坐落在元大都南城垣东段城基之上。麻线胡同西段忽然向南拐弯，呈半圆弧状与崇文门内大街相交，完全是因为这条胡同是在元大都护城河旧道上形成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元大都南城垣护城河到元大都文明门（在东单路口南侧）前包绕瓮城的痕迹。在厚厚的城墙和突出的马面之外，还有一道既宽又深的护城河。江米巷一带就位于元大都南城垣外往南约一里许。而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即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

其实早在至元二年(1265年)时任都水少监的郭守敬就曾建议重开金口，“金时，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泸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上纳其议。公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众服其能。”（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世祖采纳他的建议，于至元三年十二月下令：“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史·世祖纪》）郭守敬吸取金人的教训，虽重引永定河水，但在金口河上游增设减水河以泄洪，同时利用金代闸河故道并加以整修疏浚。

这一重大事件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亦有所体现：“汗八里城（指金中都）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江之上，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名遐迩……不过，皇帝陛下根据星占学家的卜算，认为该城将来要发生叛乱。所以，他决定在江的对岸另建新都……新旧都城只一江之隔。新都取名大都。”马可·波罗笔下的“一条大江”显然是指元初金口河。由于措施得当，它足足被利用了三十五年，为元初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德五年（1301年）永定河发大水，因“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元史·河渠志》）

4、通惠河的开凿

元大都的粮食供应主要源自江南。《元史·食货志》就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众，无不仰给江南。”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大都人口极盛时期的元泰定四年（1327年）已达21万户，95万人。为此，元廷每年都需从江南运粮200多万石，顶峰时甚至高达300多万石。已有的元初金口河和城北的坝河（金代开通，亦称阜通河）根本无法满足漕运的需要。大量漕粮仍靠陆路由通州运往都城，给帝国的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笠年，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新运河在郭守敬主持下开工了。其引昌平白浮村神仙泉水，一路上集一亩、榆河、玉泉等众泉以及沙河、清河上游之水，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高梁河流入和义门（即西直门）水关至积水潭（元人称为海子），从积水潭东边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经大都皇城东墙外流过今南、北河沿大街，出丽正门东水关（今正义路北口附近），再以45℃斜角拐向东南，经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在船板胡同东口一带接入元初金口河，两者并流向东至通州入北运河。全长160余里的通惠河每十里设船闸一处，制闸门两至三座，闸门间隔一里许。共建船闸11处，24座。按照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其中的文明闸：上闸在正义路北口，下闸在今台基厂二条中部；魏村闸（后改称惠和闸）：上闸在今船板胡同东口，下闸在北京站东南。终点码头设在积水潭。元世祖将新运河命名为通惠河，并特命郭守敬“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又专门设置了“通惠河运粮千户所”，抽调大批士兵执勤巡逻，以维护漕运秩序和安全。

为储存漕运而来的大批粮食，大都在积水潭码头周边以及东部光熙门、齐化门附近兴建了众多储粮仓。据《经世大典》记载，京师内共有千斯、通济、永平诸仓22座，有房1308间，可贮粮329.25万石。此外，在漕运沿线的通州、河西务还分别设有储粮仓16座和14座，共可贮粮408.5万石。

除了供给官吏、军队、商旅、庶民等社会各阶层的官仓以外，大都内外尚建有多处专供皇家使用的御用粮仓。其中文明门外的丰裕仓便是其一。元末学者熊梦祥所撰《析津志》中就记有：“至元十九年十月内，于海子岸东胭粉库置仓廒，仓赤，轮流管领收支。至元二十八年，为收受江淮财赋府粮斛，仓房窄狭踈漏，并文明门外丰裕仓内收贮……（丰裕仓）廒房三十间，院地三十三亩七分五厘，门楼一座。”《元史》中也明确记载：“丰裕仓，秩从七品，掌收贮中宫位下糯米。”可见其皇家粮仓的性质、地位与规模。这里不妨简要了解一下《析津志》作者熊梦祥(1285年至1376年)的生平。其字自得，号松云道人，江西丰城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元代中叶到明朝初的洪武年间，享年90岁。由于长期在大都任职、生活，为官期间接触了大量内府藏书，又有机会游历京都周围地区。其撰写的《析津志》虽然只是一部私人著述，但作为现存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一部专门志书，内容史料翔实，考据精当准确，保留下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虽然目前仅以残本存世，仍然备受世人所重。

5、元末金口新河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大都的漕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继元初金口河、坝河先后停运之后，通惠河也因上游常年受到山洪破坏未能及时修浚，致使水量日减，漕运能力大大降低。为此，在元初金口河废止40余年后的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决议再行永定河引水。此次取水口上移到今门头沟三家店，在金口改用铜闸板代替木闸板。据《析津志》记载：“著将金口旧河深开挑，合众水处做泊子，准备阙水使用。挑至旧城，又做两座闸，将此水挑至大都南五门前第二桥，东南至董村、高丽庄、李二寺，运粮河口。”历史上把这条运河称作“金口新河”。与之前的金口河相比，金口新河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大都南五门前第二桥”下改道转向东南，对前门东旧有的古高粱河故道加以利用整治，下接萧太后河于张家湾入北运河。对于此河《析津志》中另有“自丽正门第二桥下通运粮河”的提法，由此可见所谓“大都南五门”即为丽正门。这条被寄予厚望的金口新河由于设计缺陷和施工质量问题，甫一开闸放水，“其下如建瓴，水势冲决，河两岸俱崩，民庶恐甚，终莫能御。”(《析津志》)当局只好关闭金口，永不启用。

（ 金元时期北京城各运河示意图）

　　明初洪武年间，金口新河仍有潦泉通流。“河在府城南丽正关外，此河系前元开浚，欲导金口水以通舟楫者，后竟莫能行而故道尚行,今时有潦泉通流焉。”（《永乐大典》录《顺天府志》）

二、江米巷，金元时期曾为运河河道

1、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假设

在元初的一段时期里，大都文明门外自北向南依次分布着护城河、通惠河、元初金口河。通过史籍记载和当代考古发掘，护城河和通惠河的流经线路已经基本确定。

长期以来，关于金代早期金口河以及其后的金代闸河和元初金口河，学术界一般认为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在空间上亦存在诸多重叠关系。即可以理解为：这三条运河出金中都北护城河之后的流经线路大体上应该为同一条，也就是有关专家认定的金代早期金口河的线路。假如这一观点成立，就会产生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文明门外，大致平行的护城河与元初金口河在垂直间距不足400米的狭窄空间里，通惠河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东口河段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超近距离同元初金口河台基厂三条——崇内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河段并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在正常思维下，这样一种设计既不经济，也不便于日常管理与利用，更缺乏最起码的安全考量。一旦三条运河当中相邻的某一河段出现水患险情，极易殃及鱼池，引发连锁次生灾害。众所周知，元大都是在有“大元帝国的设计师”之称的刘秉忠等能臣精心筹划下营建的一座新都城。规划之初，势必会将已先行启用的元初金口河与新都城之间做出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况且，作为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岂能会避而不见更加经济简捷、省时省力的线路将通惠河直截了当的就近接入元初金口河台基厂三条河段，反而要置巨大风险于不顾，画蛇添足般开凿台基厂二条——船板胡同东口河段呢？这于情于理都无法找出合理的解释，实在令人费解！

(图片来源：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

   同时，还有一个疑问，如按有关专家认定的金口河的线路，其流经元大都丽正门前时，距丽正门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一些，以至于完全没能给马面和护城河留出必要的、足够的空间。

2、泾渭分明的水源

近年的一些考古研究成果为人们答疑解惑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首先，2002年北京大学岳升阳教授等人对国家大剧院工地开展考察勘验，随后撰写的《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以下简称“岳氏报告”）显示：“①国家大剧院工地地表下12米为两汉时期的永定河干支古高粱河河道。在人民大会堂至供电局一带，古高粱河河道宽约600米，大剧院工地全部位于河道之中。（笔者注：西交民巷恰好也基本处在古高粱河河道范围之内。）②通过对地表以下约6-10米之间不同时期沉积层的分析，发现了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其中，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宽度超过40米，其北岸在绒线胡同一线,南岸约在今高碑胡同一线。元初金口河较之金代河道稍向南摆动。元末河道较元初河道稍向北偏移,河道宽约40米。③地表最上层则包含有大量青花瓷片,这些瓷片主要为明英宗时期(1436-1464年)，顶部为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 -1505年)。从地层中埋藏的瓷片、砖瓦等文化遗物推测，金口河故道转变为街区的时间，约在明英宗天顺至宪宗成化年间。从建筑物的年代看也是如此，在河道所经之地，官署、寺庙的始建年代，大多在明代中期或中期以后。到明朝中叶，大剧院所在地的金口河故道最终消失在城市建筑之下。”

这一研究成果印证了一个事实：历史上有浑河之称，迁徙无常，多次改道，因此又被称作无定河的永定河，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特征，也导致金、元不同时期金口河的河道在不断地发生摆动，始终处于非静止状态。

（图片来源：《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

　　其次，笔者注意到“岳氏报告”中并未出现金代闸河的河道。不过，在2013年出版的吴文涛女士所著《北京水利史》中则发现了其踪迹，“据考古发现，金代闸河的西端，即在今旧帘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带的河道比原金口河河道偏南200米左右，至今西交民巷北，且于距地表5米处发现有古码头的痕迹。在5米宽的沟中，发现六七百根东西走向、直径约20厘米的粗木桩，整齐均匀地排列成8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木桩的顶端都在同一平面上。显然是为了在上面铺设木板。而距此20米处也曾发现过同样的木桩。据于德源先生推测，这就是金代闸河的码头。因为它位于原金口河的南岸，从方位上看，该码头距金中都的东北隅不远，只能是为了使漕运的物资进出中都城方便。也就是说，金闸河的西端就在今北京西交民巷东口一带，从这里卸载货物进入金中都城东北隅的京仓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合这两组研究成果，笔者尝试做出如下判断：

1）既然金代闸河的西端就在西交民巷东口一带，如果在地图上沿西交民巷向正东划一条连线至东二环外的通惠河河道，就会惊奇的发现：西交民巷——毛主席纪念堂南——东交民巷——北京火车站南与东二环外的通惠河恰好大体在一条直线上。这当然不会仅仅是一种意外的巧合！按图索骥，我们不妨大胆推定：金代闸河出金中都北护城河后，向东是沿着西交民巷东段——毛主席纪念堂南——东交民巷——北京火车站南一线，经今通惠河河道至通州入北运河的。所谓“大都南五门前第二桥”应该就在毛主席纪念堂南的金代闸河之上。

2）由此反证，金代早期金口河的初始线路很可能像有关专家认为的那样。只是在永定河独特水性的长期作用下，最终向南发生较大偏移至金代闸河一线。

3）韩玉的金代闸河便是以发生偏移后的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为基础加以改造而成的。由于改用高粱河、白莲谭等各路流势舒缓的清水替代水流湍急、浑浊的永定河水，增设了多道水闸调节水量，有效增强了河道稳定性，因此在使用期间未曾发生明显的偏移现象。

4）郭守敬的元初金口河总体上沿用金代闸河故道。故而其流经线路会较专家早前认定的那条线路向南偏移达百米之多。这不仅使前文中提到的元初金口河与通惠河之间有悖常理的假设不复成立，更为郭守敬针对这两条运河的统筹规划找到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科学诠释。

虽然郭守敬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譬如在上游增设减水河，很大限度缓解了永定河河水强烈的冲刷力对河道造成的破坏和侵蚀，但终因永定河本性使然，在足足被利用三十五年的过程中，元初金口河河道还是向北有所摆动，只是幅度有限，且最终停留在金代早期金口河与金代闸河之间。

需要指出的是，《元史·河渠志》由于编写仓促，缺陷甚多，历来备受史家诟病。其中涉及通惠河开凿过程中的一段记载：“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事实上，通惠河开凿之时元初金口河尚在使用；通惠河船板胡同东口以上河段基本上是在郭守敬主持下新辟线路。所以《元史》的这段记载疑似将郭氏利用金代闸河旧基修筑元初金口河的实绩错记在通惠河的名下，颇值得商榷。倒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金代闸河与元初金口河之间的承继关系。

5）与上述三条运河相比，元末金口新河的情况显然要复杂的多。其开通之际离元大都落成已经整整过去70年，距元初金口河停用也有40余年。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沿河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丽正、顺承、文明三门之外聚集了大量商肆、集市、民居，城市生活在此日益活跃。尤其是大都新旧两城之间区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早已是繁华不已。同样来自《析津志》的记载，此河“著将金口旧河深开挑……初挑开，自顺承门西南新河，大废民居房舍、酒肆、茶房，若台榭墟墓。”至此，不排除当时旧有的各条金口河故道的部分河段已经被掩埋得踪迹难寻，甚至早就被商贾店铺、亭台楼阁、市井民居所取代。因而，无论是沿袭了上述三条运河之中的哪一条，元末金口新河金口以下至丽正门前第二桥以上河段的初始线路当中必定会有部分河段是新开凿的。姑且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无法改变历史上金口新河一经启用随即发生溃堤事故的史实。当激流汹涌的永定河自西向东一泻千里，肆意的河水如脱缰之野马，不仅瞬间冲毁刚刚竣工的水利工程，更导致金口新河与元初金口河相比河道向北发生偏移。

有了如此惨痛的经历，再遇上元末明初连年的征战，原本酒肆林立，商贾云集，好一派繁荣景象的大都顺承门外转而呈现出一派萧敝的惨淡景象。著名诗人刘崧在洪武初年任职北平按察司副使期间所作题为《送别叔铭出顺承门》的诗中吟道：“送客出城秋已凉,太行南上楚天长。顺承门外斜阳里,荞麦花开似故乡。”恰恰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金、元时期，江米巷是金代闸河、元初金口河等运河河道的一部分当属不争的事实。

（元大都时期北京南北两城示意图）

　　三、江米巷大致形成于元末明初时期，其得名极有可能与丰裕仓有关。

1、江米巷形成于元末的可能性

元大都建成后至明初，整个江米巷均处于北京南城垣外一里许的关厢地区，还曾经一度为元初金口河河道的一部分。

从大德五年（1301年）元初金口河停用算起，中间经历了至正二年（1342年）元末金口新河（其实它从大都丽正门前第二桥便改道转向东南）的昙花一现，至1368年元朝灭亡的六十七年里，今东交民巷一带完成从河道向胡同的转变时间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与此同时，文明门外逐渐发展起来的各类集市和由此带动的日渐活跃的各种城市生活又为实现这一转变创造了必要条件。

对于元大都各城门外热闹的商业景象，《马可·波罗游记》里有过生动描述：每个城门外都有“附郭”，居民比城内更多。大都周围有若干个“市”，每“市”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兴旺程度不亚于城内的行市和集市。元末文人黄文仲《大都赋》则云：“若乃城闉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承)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旅。”其大意是说：丽正门因是百官上朝集中之地，所以“为衣冠之海”；文明门外，通惠河上汇集众多载着八方货物南来的船舶需经文明门西侧的水关鱼贯入城，故为“舳舻之津”；顺承门是南来客商会集之所；平则门是西来客商云集之地，云云。

“藉片席以盝身，假贸易以糊口”，搭设棚房，接栋连楹，夹河而居，进而在未经政府直接干预的前提下，靠民间自发的通过日常生活废弃物的不断沉积逐渐将干涸的河道填平，然后于其上最终演变成为与河道走向大体一致的胡同乃至胡同群落。作为一种演变形式，类似的情况在老北京胡同中并不少见，绝非个例。崇内船板胡同如是，前门东的南、北晓顺胡同如是，长巷头条亦如是。而东交民巷自身明显弯曲不直的波型走向或许正是这一特征的生动体现吧！故然，正像“岳氏报告”指出的那样，通常情况下这一演变过程较为缓慢。

有关江米巷的形成，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元大都时期“南粮北运”的通惠河在江米巷以东的船板胡同设有码头卸载米粮。随后由码头向西延伸，逐渐形成了漕粮售卖的街市，江米巷就此产生与得名。

这一观点笔者难以认同。原因有二：

首先，通惠河终点码头史籍中有着明确记载，它位于积水潭沿岸。关于这座码头，黄秀纯先生在《元大都发掘纪实》中是有所介绍的：“1974年3月新街口豁口外基建施工时发现元大都海子泊岸码头遗迹。在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的范围内黑色淤泥中，布满‘地钉’（木桩），其上横铺宽17厘米、厚10厘米的柏木板，木板上再铺两层‘衬枋石’。观其规模可以想像当时海子码头的壮观情景。”（参见《北京文史资料》第60辑265页）

通过考古发掘，人们对于元代积水潭码头以及更早一些的金代西交民巷东口码头的规模、建筑结构均已有所了解。然而截至到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关船板胡同、东交民巷一带发现金元时期船舶停靠码头的确切记载与报道。同时，明代著名水利家吴仲在所著《通惠河志》中明确无误地指出：“漕运粮储，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通惠河直达海子登岸。”何况漕运安全乃国之大事，历来备受统治者重视。元廷对漕运管控自有一套严格、完备的体系，抽调了大批官兵在运河沿岸执勤巡逻，以确保抵京漕粮颗粒归仓。“丰裕仓”作为皇家御用粮仓，民间百姓根本无法染指。是以，船板胡同一带设有码头卸载米粮的说法实难成立。

其次，在东交民巷一带形成了漕粮售卖街市的说法同样找不到史料支持。反倒是从《析津志》为我们保存的大都内外各种行市和集市分布情况可知：当时的米市、面市，主要集中在钟楼前十字街西南角，这里十分靠近积水潭码头。而文明门外则有猪市、鱼市、草市和穷汉市（类似今日之劳务市场）等，展现出浓浓的市井生活气息。

北京的胡同起源于元大都时期。保存至今最早的胡同恐怕要数位于西四地区的砖塔胡同。据研究，胡同的命名大有学问，具有一定内在规律可循。它往往与所处区域内诸如：衙署、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等标志性建筑，以及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密不可分。比如，砖塔胡同的得名就源自矗立在胡同中的万松老人塔。此类事例比比皆是，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回头再来看江米巷。既得此名，就一定会与北方人唤作江米的南方糯米有关。前面已然排除了存在卸载漕粮之码头以及售卖粮食街市的可能性，那么附近唯一与江米有关的便当属颇具影响力的皇家御用粮仓——丰裕仓。作为载入史册的元大都文明门外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建筑，其早在通惠河开通前便已存在。今人已无法准确获知其确切位置。考虑到古人常常选择将都市大型仓储放置在靠近城门或河道附近，丰裕仓也应该与元初金口河东交民巷河段相去不远。河道被胡同取代之际，人们怀着无比羡慕的心情，将终日垂涎欲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皇家粮仓中储存的御用珍品用来命名这条新生的胡同难道不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下元大都，改名北平。丰裕仓存在的意义顿然消失。随着北京地位的下降，这座昔日显赫的御用粮仓很快遭到弃用，随即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总之，基于以上多种因素通盘考量，笔者愿意将江米巷形成的时间推断为元代末期。毋庸置疑，这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2、江米巷的形成不会晚于明宣宗时期

永乐十七年（1419年）北京南城垣的南拓将整个江米巷地区全部纳入新都城之内。改造后的南城垣三座城门依然保留原名。直到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明英宗才下旨将丽正改为正阳，顺承改为宣武，文明改为崇文。

城垣的南拓带来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导致本已时断时续的通惠河城内河段彻底停航。随后，通惠河从今正义路北口附近改道直接南下汇入新护城河。城内河段从此被称作玉河（也称御河）。同一时期被包裹入都城东南隅的船板胡同西口以下河段则最终演化成为明清时期京师名胜——泡子河。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位于京城东南角楼东外侧的大通桥码头建成，标志着通惠河有了新起点。

明成祖营建紫禁城时，行在工部选择在今东交民巷以北设立规模可观的五大料场之一的台基厂。由此可证：当时的东交民巷一带虽已划入城内，却仍尚属偏僻空旷之所，与日后的显贵繁盛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种状况很快便得到极大改观。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七年（1432年）六月戊申，命行在工部建少师吏部尚书蹇义第宅于文明门之内。”这里只是泛泛指出这位明初三朝元老的赐第在文明门之内。2008年，蹇氏故乡重庆市的北部新区大竹林镇五云村发现的《明吏部尚书蹇义神道碑铭》中“赐甲第于文明门之西北，落成之日，复赐宴。”的记载则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向。《明史·公主传》中还提到，这座蹇义赐第在成化年间复被宪宗赐予景帝长女固安公主作为成婚后的公主府。固安公主英宗复辟后降称郡主。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十一月下嫁宗人府仪宾王宪。礼仪视公主。既然是公主府，势必颇具规模。固安公主弘治四年(1491年)四月去世后葬于北京八大处。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下简称：张氏《胡同集》）南薰坊中记有“玉河中桥，王皇亲、钱皇亲宅，台基厂南门，红厂胡同”等。遵循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所立：“今将亲戚之家指定名目，开列于后：皇后家、皇妃家、东宫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驸马家、仪宾家、魏国公家、曹国公家、信国公家、西平侯家、武定侯家。”的标准来看，张氏《胡同集》中提及的“王皇亲宅”是否与固安公主府有关亦未可知也。

按照封建礼制和气候特点发展形成的北京胡同及其四合院的建筑规制，元明清时期皇亲国戚和一定品级以上高级官员的府、第一般都会择址于东西走向的胡同路北侧。反过来再看所谓“赐甲第于文明门之西北”的表述，笔者大抵推测这座颇具传奇色彩的府邸应该在明英宗营建“六部”等中央衙署的东侧，即玉河以东、台基厂以南的东交民巷东段路北侧一带。

《明宣宗实录》中还记载：“宣德九年六月戊申，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城中军民房屋有逼近城垣者，昨民家失火延烧文明门楼，请令如永乐中离城二十余丈居住，逼城者令别迁。”反映出这一时期，东交民巷一带业已逐渐发展成为官民混杂、人口密集场所。

尤为重要的一条是：“宣德十年夏四月辛酉：造江米巷石桥。”这是笔者所见史料中有关“江米巷”地名最早的文字记载。

据此，可以毫无疑问的得出：江米巷形成的时间绝不会晚于明宣宗时期。

（清《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御河三桥，中桥即为江米巷石桥）

　　四、与东交民巷相较，西交民巷的形成时间要晚一些，大致时间为明英宗时期。

1、明初北京“五府六部”的营建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初，营建宫室开支庞大，导致财力不逮，中央各部府官署只好选择利用元朝各机构的办公场所，分散于京城各地办公。大明门东西两侧五府六部的兴建，最早始于礼部，于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落成。其余各部府官署的落成则要足足延后了十二年。据《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丙辰，命于玉河西堤建房一百五十间，以馆迤北使臣，七年二月壬子，造会同馆。

正统七年四月癸卯，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翰林院于长安左门之东。

八月癸巳，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各卫于大明门之西，行人司于长安右门之西。

十一月戊午，祀武成王、太公望于后军都督府。初，中府西北有庙祀武成王以下十三人。至是，新建五府于大明门之右，遂营庙于后府祀之。

十一月壬戌，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宣武街西。詹事府于玉河东堤。”

至此，明朝中央大部分部府官署汇集于东、西交民巷以北、长安街以南的区域内，实现集中办公。按“左文右武”之制，在东交民巷的西口与西交民巷的东口相对而立石牌坊两座，东题“文德”，西题“武功”。清代分别改为“敷文”与“振武”。直至1954年前后，因拓路需要，此对牌坊才被拆除。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敷文”、“振武”牌坊老照片）

　　2、西交民巷的形成

如今，人们一提到江米巷，普遍认为形成于元大都时期的它曾经纵贯东西2.7公里，包括了东、西交民巷的全部，被誉为北京最长胡同。只是永乐时期棋盘街的建成将其拦腰斩断，才有了日后的东西之分。那么，真实的情况果真如此吗？

笔者给出的答案却是否定的。归纳起来理由有以下几点：

1)与史无据

如此一条号称北京之最的长巷，在目所能及与元大都有关的元代史料中均未见明确的记载。试想，如果大都文明门外真实的存在着这样一条以出售粮食著称的江米巷，《马可·波罗游记》、《析津志》以及流传至今的同代著述中不可能不留下只言片语。

2）从元末金口新河流经线路上研判，西交民巷一带不能排除在外。该河在明初仍有潦泉通流。明永乐时期建成的内城南城墙、大明门以及千步廊等，正处在金口河河道所经之地。它们的建成客观上加速了金口新河的湮废。

3）《明英宗实录》:“正统五年六月丙申，行在工部言：大明门以西，地势卑下，雨潦所集，以是民皆徙居，留者无几。”

这表明在“五府六部”兴建前两年左右，整个大明门以西一带尚地势低洼，积水成患，不宜居住。即便有民居散落期间，数量亦极为有限。

4）又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十年夏四月辛酉：造江米巷石桥。”以及“正统六年五月壬子：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这两条史料表明：在明初北京棋盘街建成多年以后，“江米巷”作为胡同名依然故我。如此一来，其被棋盘街截为两半，进而出现东、西江米巷的说法就显得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

客观上较早出现“东江米巷”胡同名记载的是张氏《胡同集》。同一时期的李诩在《戒庵漫笔》中也有所提及：“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东江米巷南，李学等家房上有钱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栊中。御史张璠具奏，钱进入库。”以上记载皆出现在“五府六部”建成之后若干年。

5）“岳氏报告”指出：在大剧院河道沉积层上部出土了大量青花瓷片，这些瓷片主要为明英宗时期(1436-1464年)，顶部为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这说明这段河道直到明英宗以后才被完全填平。金口河故道转变为街区的时间，约在明英宗天顺至宪宗成化年间。

由此推断，西交民巷的形成时间大致在明英宗正统七年营建“五府六部”的前后一二十年期间。随着“五府六部”以及“文德”和“武功”两座石牌坊的落成，把原本毫无关系的两条胡同联系到一起。根据中国人“左文右武”、对称而设的思维模式，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最终出现了东、西江米巷的胡同名。

结束语

八百年来，江米巷一带不仅见证了金、元时期漕运的繁荣与昌盛；见证了明、清帝国曾经上演的无数文治武功以及波澜壮阔的王朝更迭；见证了以李大钊先生为首的革命先驱“铁肩担道义，从容赴悲歌”的大义凛然；更见证了我威武之师昂首迈步东交民巷旧使馆区以宣誓主权。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久久回荡在江米巷的上空。它彰显着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到来！

保存至今的一栋栋精美的西洋建筑，印证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和沦落的烙痕，也印证了上世纪初期波谲云诡的金融风云与衰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物遗存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道路两旁的西洋建筑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历史，亦吸引了无数海内外人士驻足沉思。当然，这些老建筑中的一部分早已失去往昔的风采，彻底沦为寻常巷陌百姓人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浓缩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既代表了这座城市的过去，也昭示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2018年8月12日初稿

2019年10月21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