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六年多了,还经常悄悄来到我的梦乡。我一直想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总是无从下笔。我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时间只有十一年多,对母亲的了解很不全面,深怕写肤浅了,有损母亲的形象。我最近整理家庭相册,居然没有找到几张母亲的照片,心里很内疚。

  1977年9月,我刚过完11岁生日,就考入纳溪二中读初中,到1981年7月高中毕业,一直在学校与父亲一起居住。纳溪二中是位于纳溪县白节区离场镇2公里多的一所农村中学,父亲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周六放学后,我们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小路回家,干一天农活,星期天晚饭后,又赶回学校。周末成了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母亲总是要煮一碗腊肉,推一锅豆花,炒两个小菜,让一家人坐在一起打一顿牙祭。那时,农村很穷,吃有肉的饭被称为打牙祭。一个星期能打一次牙祭,是很美好的生活。母亲为了让我们每周都能打一次牙祭,健康快乐地成长,每年都要喂一、两头猪。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种庄稼要交公粮,杀的猪肉也要交一半给国家。除了杀猪当天按习俗请邻居吃一顿外,母亲总是把剩下的猪肉制成腊肉,计划好,保证一家人一年到头每个星期都能吃一次肉。这个习惯,母亲一直坚持到八十岁,2004年,父亲患了结核性胸膜炎,为了方便治疗,不得不搬到白节镇街上居住,才没有喂猪了。老家的猪圈在厨房外的木楼下面,一日三餐,母亲都要把猪食装在木桶里,提到楼下去喂。母亲年迈的时候,提着几十斤重的猪食桶下楼,不仅很吃力,而且很不安全。早在她七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劝她别再喂猪了,母亲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家中有粮,心头才不慌。”

  我1981年9月考入宜宾卫校,1984年8月毕业在县城工作,2002年9月调泸州市后,与父母亲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有节假日才回老家去看望他们,一年就几次。我对母亲的了解,主要是每次回老家帮母亲煮饭的时候,我在灶门前烧火,母亲在灶背后一边做饭,一边给我讲家中发生过的事。还有就是年龄跟母亲差不多的老邻居周大娘,每次碰到我,都要给我讲母亲生我的故事。最全面的一次了解,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写了一篇怀念母亲的祭文,让我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拜读。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全家老少二十余人,跪在母亲的灵柩前,泣不成声。

  周大娘多次告诉我:“你妈生你那天,上午还跟我们一起在生产队点豆子,中午听到娃儿哭,才晓得你妈生你了。”母亲1966年4月生我的时候42岁,已生育三儿两女,还能在家中顺利地把我生下来,真的不容易。母亲出生于1924年2月,18岁时与我父亲结婚,1945年生的大哥三岁多就生病夭折了;1948年9月生的二哥,1954年6月生的三姐,1958年2月生的四哥,1963年10月生的五姐,全部健在。经过百年战争创伤之后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鼓励多生,一个母亲生五、六个孩子,在农村很普遍,生得越多越光荣,我们生产队最多的生了十一个。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川南师范学堂,解放后在离家较远的龙车小学教书,1958年创建纳溪二中时,才调回白节。我经常在想,母亲一个人在老家,是怎样把我们五姊妹拉扯长大的呢?

  母亲经常含着眼泪给我们讲1958年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艰难岁月。国家搞大跃进,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实行集体耕种,乡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大队成立了伙食团,社员一律吃伙食团,不准在家里煮饭吃。家家户户的铁锅都上缴拿去炼钢铁去了,主要劳动力也炼钢铁去了,秋收季节,劳力不足,庄稼欠收,伙食团供应不足,冬季开始闹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我二哥十岁,三姐四岁,四哥刚出生,没有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很受伙食团欺负。有一天,二哥端着一个盆子去打一家人的饭,只得了几个小红薯,递到母亲手里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哇的一声就哭了。祖母对我父亲说:“你还是把工作辞了,回生产队来劳动吧。要不然,你的三个娃儿恐怕养不活哦!”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要不要把工作辞了?”母亲很坚决地说:“你安心在学校教你的书,我保证把几个娃儿养大。”最艰难的时候,母亲把伙食团分的东西全部分给三个娃儿吃,自己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外婆家劳力强,大舅、二舅都是很强壮的汉子,伙食团分的食物基本够吃。他们那个大队执行政策没有那么“左”,给每家每户留了一点自留地,自家种的粮食有结余,就经常接济我母亲,才保住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直到1960年春天,伙食团解散了,给每家每户分了自留地,我们家才逐步摆脱了困境,四哥四岁多了才站起来走路。父母对外婆家一直非常感恩,大舅年迈的时候患了慢支炎、肺气肿,一到冬天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赶到我们家,找我父亲看病开处方。每次来,父母都要留他住几天,帮他熬药,好饭好菜招待。外婆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去世前几年,眼睛几乎失明,父母经常带着鸡蛋、糖果要去看望她,帮她洗澡。每年初一天,我们全家人都要去给外婆拜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五姊妹家中有六人先后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在城里安家落业。如果大跃进时,父亲辞职回农村去了,家中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我们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土地集体经营,生产队的粮食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我们一家六口人,只有母亲、二哥、三姐在生产队挣工分,我和五姐、四哥都在读小学、初中、高中,虽然放学也要去割牛草交给生产队,但是挣不了几个工分。我们家要倒补钱,才分得到基本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就发动我们放学后到刚收割了庄稼的地里去捡粮食,春天捡麦子,夏天捡谷子,秋天捡红苕。当时,农村都很穷,捡粮食的人成群结队,一天到晚捡不到几粒粮食。母亲就一年四季变着花样,把大米和粗粮搭配起来煮给我们吃。春天盐菜汤下煎麦粑,夏天玉米粑下稀饭,秋天蒸红苕饭,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打糍粑,过生日煮个鸡蛋,过年杀个母鸡,无不做得香甜可口。冬天粮食不够吃了,就去找亲戚朋友借,第二年秋收后就还,从不拖欠。母亲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做人一定要讲信用。”为了节约开支,一家人穿的衣服全由母亲缝制,大的穿不得了,就给小的穿;小的穿不得了,就把大块的布剪下来,用米汤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约半寸厚,用麻线纳成鞋底,给一家人做布鞋,从来不浪费。当时,买布要布票,母亲就把全家的布票集中起来,提前计划好,保证每个人过年都有一件新衣服穿。她缝衣服的手艺很好,邻居们经常找她帮忙,她从来不收工钱。日子虽然过得很穷,却很快乐。

  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给了每家每户经营,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父亲1979年退休后,回农村跟母亲一起住,每个月有四十多元的退休费,基本生活有保障。1988年,我结婚后,五姊妹都成了家,家里没有负担了,父母可以享清福啦。但是,父母亲闲不住,一直坚持种庄稼、喂猪、种果树、养鸡,到八十多岁才歇了下来。平时,还要带孙子,谁家有事都要去帮忙。

  日子富裕起来之后,父母亲仍然很节约,有时甚至有点“抠门”。逢年过节,我们回家去看望他们,剩菜剩饭比较多,他们从来舍不得倒,有时要吃几天才吃得完,我们很担心食物变质后吃了中毒,好在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不仅自己的旧衣服舍不得丢,还捡我们淘汰了的衣服穿。我们过意不去,就买新衣服送给他们,他们却舍不得穿。父亲经常教诲我们:“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母亲2012年6月去世时,他们竟然存了近16万元。当时,父亲的退休费才2590元一个月。把母亲安葬后的第二天,父亲把全家人喊在一起,立下口头遗嘱:存款交给四嫂保管;退休费交五姐管理,用于他的护理和生活费开支;待他去世之后,所有结余五姊妹平分,一定要保持团结和睦。我妻子说,母亲去世之前,父亲肯定担心自己死在母亲前面,母亲没有生活保障,给她存了一笔钱养老。母亲先走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就钱都不管了。

  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子孙的成长。二哥文化大革命前初中毕业,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比较拮据。两个女儿先后考上中专后,每学期开学筹集学费和生活费都比较困难,母亲总是及时送上一部分生活费,借一部分学费给她们。以后,不管那个孙子考上大中专学校,父母亲都要资助一部分学费。谁家修房、购房、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都可以跟父母亲借钱;但是,到时必须还。母亲常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必须端平。”我结婚后,每次带妻子、女儿回去看望他们,母亲都要为我们换上洗干净了的毛巾、床单,做很多好吃的。走的时候,还要给我们包腊肉、香肠、鸡蛋、新米、柚子等很多东西,让我们带回家去吃,还要送我们很长一段路,直到看不见背影了才返回。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她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一年前,母亲因肺部感染,到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出院后,晚上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经过半年卧床休息和治疗,可以下床杵着拐杖行走了。没过多久,又在家里摔了一跤。父母亲怕影响我们工作,就没有告诉我们,父亲自己开中药给母亲治疗。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回家去,发现母亲背、髋部都睡起褥疮了。褥疮非常顽固,很难治愈。母亲在褥疮的痛苦折磨下,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要到北京去学习一个星期,回来后,再来看您!”母亲平静地说:“你放心去吧,我心里没有病,还可以活一段时间。”我第一次感觉母亲的手因长期艰苦劳动被磨得很粗糙,老茧很硬,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了,还很有力。我到北京学习的第四天上午九点,刚走进教室,就接到二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不放,说还没有断气,要等着你回来。我说,你们照顾好父亲,我马上就回来。当天傍晚,我赶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躺在灵柩里,十分安祥。

  一年半过后,父亲也追随母亲去了,享年九十岁。我们把父亲与母亲安葬在一起,希望他们在天堂相濡以沫。

安息吧,父母亲!您们是我死了都爱的人!

我终于含着眼泪,完成了一个宿愿。

文字:本人原创

人物图片:老照片翻拍

卡通图片:来源于网络,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