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二纺机是国家大一型企业，所以厂领导班子的配备中一直有副厂级的总工程师这一职位，具体负责全厂的技术性工作。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甚至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h1><h1> 建厂初期因为我们在农场，对厂领导的情况除了知道吴玉清是筹建处党委书记外其他人都不甚了解。农场上来后当起重工，相对而言不是很有"技术性"的工作，所以与总工程师基本没有交集。唯一一次，那是我们在准备车间的钢材库，也就是锻工房南面的那一排南北向平房里面，安装一台小吨位（不需要行车工，在地面上手控的）行车。可能是为了赶什么日子，当天必须装上去。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我们正在忙活着，费志融带着几个生产、技术、安全等科室的中层干部和总师办的一群人过来了，我们的班长老头子——黎师傅迎过去说了几句话回来说，费总来慰问大家了！然后他过来与大家一面握手一面说"辛苦了！"。其实我那时还不太认识费总工程师，心里感觉这个总师倒还可以，那么晚了还来看我们干活。</h1><h1> 没有多久就听说他调回部里了，后来又听说他调到中石化集团当副总经理，这都是后话了。听有德老弟（他和岳父费总现在住一起，岳母顾大夫去年已驾鹤西去）讲，费老现在身体还硬朗。太姥爷当着，还含饴弄孙，其乐融融。</h1><h1> 费总调走后，好像是张应学从研究所上来当了一段时间总师，我好像也刚调到研究所。由于我开始还在描图和设计二组从事最基础的工作，还轮不到与厂领导探讨技术性问题，因此也基本上没有与张总有交集，只是知道他夫人李薏荪是和胡志芳同在设计三组的同事。后来调到长沙去了，再后来调到深圳去当纺织局局长了。那次到北京来与我们在研究院大楼碰面应该是在去深圳以后了。</h1><h1> 张总调走后的总师应该是任邦怀了，他是"名"人。早就知道他是飞机坪技术级别最高的工程师（三级）、是全国人大代表、是任弼时的侄子。没当总师时是专注于冷作车间那台1200吨水压机的主持设计，我在冷作"省非标"办公室时常能看到他带着马德邦禅栋卿吴本炜等人在现场探讨什么的。当了总师后，我随着工作的深化也逐渐与相关技术领导有交集了。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办公室来探讨溆浦维尼纶厂的"加速澄清池"（直径有14米）如何安装检验的问题。还有一次在老办公楼二楼的总师室向他汇报（他提出有一台反应釜的管口方位图有点问题），结束后他又跟我探讨起胡志芳（他知道我们是一家）正在服务的M141-180高温高压染色机的技术问题，因为刚好前几天这台产品在安装时上盖掉滑下来，差一点酿成事故。他边说边用铅笔颤颤巍巍地画着已经不能很直的线条，其实用现在的认知水平来看，这已是轻度帕金森病的表症了。正在这时他被厂领导叫走了，我们的探讨也嘎然而止，原来是厂里通知他准备去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会议了。</h1><h1> 过了两天，送任总去长沙大托铺机场的司机给我带来了一张纸，说是任总在候机的空隙画了让他带给我的。我一看，真是那天我们讨论的议题，他构思了一个结构并用钢笔歪歪扭扭画的简图。我看了很感动，没想到他是要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了，却还那么认真地对待一个与普通员工涉及的技术问题。他完全可以在机场贵宾室里好好休息一下，置此早已过去了的小事而不顾的。这就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在M141-180主持设计人杨洪良、虞德舆等人的研讨下解决了问题，任总的结构没有采纳，他会议结束后回到厂里我如实告诉了他，他很平静地说已经知道，没关系的。</h1><h1> 通过这次事情，我跟任总比较熟悉了，碰到也能聊几句工作以外的话题。有一次说起他的孩子——我们研究所描图班的二女儿任辛荪时，充满了父爱的口气说她身体不怎么好。还顺便说到了在铸工车间清整工段的小儿子任辛元，我说那里又脏又累，他却说了句：“这是让他锻炼！”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我感觉我们二纺机劳资科在工种分配上是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行政、技术级别越高的干部，其子女的工种越差。当时，流传一句“精车（泛指各类加工机床）工，粗钳工，吊儿浪当是电工”。意思是在排得上的工种里，“车”工最辛苦，而钳工和电工则比较轻松、自在，其它的工种就更加不用说了。而这些孩子们恰恰钳工和电工比较少。看王达成、李竹平、陈维稷等部长级领导的孩子学军、明东、克健的工种；再看任总、费总、陈安盘、付积和、徐铁华这些三、四级高级工程师的子女工种，有几个是好的？当然，任辛元因为和李龙有“小平事件”受到处分，文革时期的孩子打个架应该也不算太大的事，这工种可是影响人一辈子的啊！还可以说出许多人，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今年五一长假时，趁我们孩子不在身边，我去西郊设计院看望邓碧娣等老同事。在饭后与孙兴年（一位62届华纺毕业的校友，下放在邵阳，昵称瞎子。高高的个子戴付黒边眼镜，人很随和跟谁都能聊几句）等聊天时，也聊到邵阳二纺机在这个工种分配上的瑕疵，大家都有这种公识。</h1><h1> 大家也聊到，虽然如此，但这些孩子们既没有怨天也没有忧人。正像任总说的，大家都把这当作锻炼自己、考验自己人生的最好机会，在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岗位上，照样兢兢业业埋头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不少人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h1><h1> 又说远了！</h1><h1> 时间到了1978年底，已经确定我们要调北京。有一次任总跟我说，在东风桥过去，东风电影院的旁边有一家日用杂品店，里面有一种地毯蛮好的，经济实惠你去北京可买一些。我去看后感觉确实不错：类似屏风一样，每块有四折，每折又由12（横2竖6）块一尺见方的小方用尼龙线联在一起。材料是老玉米棒子的叶子，折叠后成一公分宽三、四毫米厚的扁带子，再按一定的花式图样编成每一个小方，其实就是一个工艺品了。而这每一块约四平方米的价格只有四元钱，折合到每一块小方才约八分钱，真是非常经济实惠！我在想，虽然玉米棒叶几乎是零成本，但要编成这样的“工艺地毯”，要花多少功夫？可见当年的农村劳动力贱到家了！我花30多元买了八块。后来回北京后铺在房间里非常好看，一起回京的几个同事看到后连夸好，说我们怎么没发现？我说这是任总推荐才发现的！应感谢任总。后来听说卖完后再也没见到有新的拿出来，大概就那一批清仓货。</h1><h1> 我们回京后不久，任总也调回来了。以后的总师周炳钊、周耀明、汪安宝，不是同事就是同学都挺熟悉的，都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直到肖坤厚（他是华中工学院后改为华中理工大学继而为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总师开始，才终止了二十多年来都是华纺校友当总师的局面。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由于行业工作关系与他们都有书信或电话联系，这些总师们对我的工作都始终挺支持的，老周总还为我在长沙青园宾馆安排了一次很像样的行业标准审查会议。像这次，我为了写东西的需要，请肖总帮忙从老档案里去翻找照片，其实这已是他的份外事了，但他还是很负责地帮我找来了不少有用的照片。</h1><h1> 这些老总们，除了目前在职的肖总外，都已离开了邵阳。并且有的已仙逝，或者是奔八奔九的人了，让我们记住他们吧！这些二纺机建设的功臣们。我在这里也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h1><h1> </h1> <h1> 地上铺的就是我文中说的草编地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照片，当年没想到要写它。</h1> <h1> 这两张武装民兵训练的照片是补充前文（记一次“蹭”来的郊游）的。陆大明兄弟还给我纠正说这是三七榴弹炮或者叫高射火炮，两张照片里有任良义费卓雅吴萍巢天华许薏珍等人，都是当年的骨干，风华正茂啊！</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