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母校

远山

回母校
吴明强

很多年以前，我就有回母校的想法。
大约是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有学弟学妹到我工作的那所学校实习。母校的领导去看望他们时对我说：“这几年母校有很大的变化，欢迎你回母校看看。”
我的心底里是想回母校看看的。可“母校有很大的变化”这句话，把我的想法给挡了回去。母校有很大的变化，我却还是原来的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把自己弄得一身的粉笔灰，没有一点光彩。有时走出校门，也是去找家长寻学生、劝孩子们回校上课。走在乡村的土路上，来来往往的拖拉机一路尘土飞扬，弄得我灰头土脸，暗然失色。
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回母校？去给母校抹黑吗？
人虽然不能去母校，心里要回母校的愿望一点没变。只是由于平时的忙碌冲淡了这个愿望。工作初期在一个乡村的小学校任教。那地方没有班车，师资也不全。学校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我本是一个数学老师却教过初级中学的物理、地理和英语。就是进城了，也有一段时间教过四个毕业班的数学，同时兼任毕业年级的年级组长。有两年时间，学校扩招，安排我两个高中班的数学教学，每个班都是七、八十人，除此之外还要兼任一个初中毕业班的数学教学。每天忙得团团转，回到家里，除了想睡觉什么也不想做。那时回母校，既没有力气，更没有时间。每年的暑假虽说有一、两个的时间，但这一、两个月除了参加正常的学习之外，都回到老家务农去了。夏天，老家的农活就象父亲的一双手一样，总是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城了，距母校近了，回母校的愿望又在心中萦绕。城里干净的马路，整洁宽敞的校园，再也不会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穿上新衣服，照看镜子，却发现原本乌黑的头发，这些年好象被那白色的粉笔灰染白了。面对镜子中的自己，一种失望与落寞之感徒然从心中升起。“这样的模样还好意思回母校呣？”我问我自己。
不好意思回母校，又常常坐在车上从母校的大门前经过。远远地、我会看着母校大门顶端的“希望门”三个大字越来越大。车子驶过“希望门”时，我又会不舍的扭过头去，眺望着“希望门”渐渐的远去，一直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经过的次数多了，想进校门去看看的心情又迫切起来。“和母校近在咫尺，本可以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这句话的意思似曾相识，郁大夫先生在《钓台的春昼》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写的：“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郁先生是“近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我却是离开母校三十多年了，也没有踏上回母校的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要“象个人物”一样回母校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活，早也没有了年轻时的方刚锐气。人生渐渐沉静到一种无争无欲的地步。这种无争无欲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屈就，不可能有杨降先生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那种内心的平静。
其实，不象个人物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没有什么建树，这三十多年也没有虚度。到母校去走走还不至于被轰出来吧。
在丹桂飘香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母校，内心有些忐忑。开始我任由自行车在母校的柏油马路上飞奔，但还是只走了大半个校园。现在的母校真的很大，面积少说也有我们那时的十倍以上。各种各样的建筑群，被绿树丛荫环抱。以前母校东南方向一大片低矮的群山不见了，变成了母校现在的新校区。新校区肯定没有我大学时代的影子。我想到老校区去寻找一点当年的记忆。以前读书的教室不见了、食堂不见了、寝室不见了。商店和体育馆都变成了绿化地带。这还能是我的母校吗？我下来推着自行车，翘首眺望，仔细寻找着母校的身影。终于找到了一个——以前的图书馆。

原来的图书馆现在已经不做图书馆了，改成了“基础课示范实验室”和“公共艺术（教育）研究所”。我撑好单车，从我熟悉的大门走进去。大厅里原来那几排装图书目录的柜子没有了，显得空空荡荡，四周的墙壁上到处留有岁月的斑痕。陈旧的木门，原本漆有棕红色的油漆，那油漆早已失去了当初的色泽，露出光怪斑白的油漆底子。大厅一侧的一个小房子的门开着，写有“传达室”三字的小木牌、静静地挂在门框的门楣上。我以为里面有人，将头往里伸了伸，看不到人。再往里伸一伸，还是看不到人。我将身体全部挪到传达室门口，里面一览无余，一个人影也没有。几样陈旧的摆设，估计请人拿走，还得付点工钱给人家才行。难怪门总是敞开着。我走上二楼的楼梯，想到二楼去看一看，上到楼梯转弯处，看到二楼有焊接的钢筋门，一把发亮的铜锁锁着。我只好退了出来。
这座图书馆在我的大学时代是最气派的建筑，现在落迫得有点心酸。站在大楼前，我突然想到在乡村的土路上，那个尘土飞扬的我。想到这种过时的建筑、不知哪一天被哪个人物看不顺眼了，就会一声令下拆除掉。想到这里，我有点不舍的盯着它多看了两眼。毕竟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时光都是在这座图书馆里面渡过的。说不定以后想见它，就想见母校的老师一样难了。外墙的马赛克瓷砖，以前白得发亮，现在是灰暗无光。与母校其它的建筑群相比，有点格格不入

母校现在的图书馆在原图书馆的斜对面，地基应该是我们大二、大三两栋男生宿舍的地基加中间地带。图书馆馆名由沈鹏先生题写。几扇玻璃大门敞开着，里面有九十度扇形大厅，很宽敞、很气派。好几个刷卡的通道正对着大门，有两个通道的拦板是收进去的，可以来去自如。我没有卡，想进去是不成问题。大门的左侧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子上有一个电脑显示器，还有一层薄薄的飞尘。
大厅里空无一人，我蹑手蹑脚往里面移动着脚步，生怕从里面冒出一个管理员来阻拦我。按理我既没有卡，又不是这里的学生，是不应该往里撞的。但好奇心又驱使我深入到里面去看个究竟。契诃夫在他的杂记中写道：“我观察出来：人在结婚以后，就不再好奇了”。这一点我可不赞同。我继续往里走，心里有一点惶恐不安，担心遇到盘查。记得我们读大学时，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图书馆是开放的，有阿姨值班。我和一个阿姨是老乡，后来混得熟了，可以把阅览室的杂志借到寝室里晚上看。象《十月》、《收获》、《钟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青年文摘》、《青海湖》、《辽宁青年》等各种杂志都借出来看过。为什么现在的图书馆、阅览室星期六不开放了呢？是没有人来看书了吗？我左顾右盼，估计没有人会出来拦住我，便挺起腰板、加大一点步伐往里走，往里左手边有一个“党建活动室”，门自然紧闭着。从门边往上有十多级向上的梯级，这些梯级比火车站上下通道的梯级都宽。梯级的最下面一级的墙边，靠近党建活动室门边坐着一个女生，黑色带一点白色胸花的T恤，配灰白色的牛仔裤。她前面的平地上有一个小方凳，凳子上放着笔记本电脑。耳朵上戴着耳脉，低着头在玩手机。我走近两步，电脑是开着的，有一个亮点在屏幕上移动。她一直没有抬头，当我是空气一样。难怪现在的坏人都很易得手。梯级的最上面也坐着一个女生，乳白色的衬衣，浅红色的裙子。一副很茫然的样子，头微微抬起，懒洋洋的斜望着天空，面部表情既不是沉思、又不是遐想，是一种无所事事的漫不经心。她的这个样子，用我家乡的话来说有点“瘟”。

　　大厅里面连通着一个天井式的小花园，有一个一、两米宽的口子可以进去。说它是花园，不如说它是一个盘景园更恰当。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盘景很随意地散落在天井里。有黑色的、白色的、琉璃色的、深红色的。花盘的外面，因下雨天泥沙随雨水溅起的缘故，吸附在花盘的外表面，由上而下越来越厚，以至下面那一截花盘都看不清原来的底色是什么颜色。进去口左边的四方形水泥墩上有一个口径四、五十公分花盘，不知道这花盘里原来是种什么花木的，现在却长着四根大拇指粗的樟树苗，大约有七、八十公分高。据我住在龙山院子里的经验，这四根樟树苗是今年生长的。是去年老的樟树籽掉到这花盘里发芽生根的。我在龙山的院子里，每年春天都会扫很多的樟树叶和樟树籽，点火烧了以后，搬到菜地里作基础肥料。那些没有烧透的樟树籽就会发芽生长。如若不及时扯掉的话，一年就可以长得一米多高。再要除掉的话就只能用刀砍了。就象《金人铭》中说的“青青不伐，将寻斧柯”一样。我望了望天空，并没有高大的樟树，这几粒樟树的种子是怎样飞到这花盘里来的呢？是鸟儿衔来的呢？还是有好事者故意而之呢？樟树本应该是生长在大山上，大路旁，为什么会生长在母校图书馆的花盘里呢？就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听到“笃、笃、笃”高跟鞋走路声。我扭过头去，看到两个女生结伴走进了图书馆大厅，踏着均匀的步伐、不急不慢的上楼去了，留下一路咚咚鞋子声。楼上的阅览室开着吗？我想上去看看，又担心我的单车没有上锁出现意外。进来之前，我以为会有一个管理员出来把我拦在门外，不让我进去的。心想既然很快会出来，又何必上锁呢？省得开锁的麻烦。现在要离开久了可不行。我的钱包和手机都放在单车前杠的小袋中，要是被人骑走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望了望上楼的楼梯，不舍的离开了图书馆。

　　我扶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漫不经心地走着，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影子。经过一片一片的建筑群，大多是母校的一个个分院。每个建筑群的大门口，都扯着很大的横幅，红底白字特别醒目。其中有一个横幅上写着：“青春作伴好读书，不要问时间去哪里了？”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青春作伴好读书，人都去哪里了？”。我不知道“青春作伴”是不是出自“青春作伴好还乡”。我听说现在的母校有上万名学生。人都去哪儿了？是纵酒去了？还是放歌去了？我从新旧两个图书馆走步到现在，一共就看到九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玩。是不是学子们都在教室里学习呢？我从几个窗子往里看，也没有看到人。倒是音乐学院的大楼里有钢琴声飘出来，有一个声音在练唱。

　　音乐学院是在我们大学时代教学楼原址上扩建起来的。我们在那栋教学楼里上过三年课，换过三个教室。先是从二楼换到一楼，又从靠湖的一头换到靠陡坡的一头。这头的教室采光很差，但白天晚上都有不少同学在教室里自修。这栋教学楼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小山丘，记得是大二那年的春季开学后，学校分配我们班搬走那座山，平整那一大块地。我们班同学干劲十足，还真有一点愚公移山的壮举。尽管料峭春寒，人人干得汗流浃背，回到宿舍就在大洗漱间洗只有几度的冷水浴。把一个寒冷的洗漱间洗得热气腾腾，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有热水供应呢？这正是“煮水何愁柴不济，青春也能把水温”。曾经热气腾腾的空间，被新的图书馆替代。现在新的图书馆安静得出奇。

　　大学时代的体育馆和商店，现在都成了绿化地带。那时经常逛商店里的书柜。我现在书柜里的一些书、还是当时在学校商店里买的。有的书匆匆看过一遍以后，就随我由城市带到乡村，又由乡村搬到城市。有的书我一遍也没有看过。比如契诃夫的小说集。记得契诃夫的小说集，母校商店有一段时间，隔几天会来几本，来几本我就买几本。前后买了二十多本，买是买了，却没有看完两本。直版、繁体字是我没有看完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经常搞得我昏头转向，不知是谁。而且好多名字都是一长串一长串的。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好多人的名字都有十多个字，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思金”，“娜塔西雅·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更要命的是，一些人还会有一到两个别称和爱称，有的人还不时外带一个职务或职责上的称呼，如总管哪，将军哪，经理哪，等等。稍不留心，又以为冒出了一个新人物。我想俄罗斯人的名字，他们当地人也未必记得住。在契诃夫的札记上有这样的文字：“我刚刚跟我的第三个丈夫结婚……第一个丈夫名叫伊凡·玛卡里维奇……第二个名叫彼得……彼得……我忘了。”看，俄罗斯女人连她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的名字都记不住，那就怪不得我不喜欢看他们的书了。所以当我看完《白痴》以后，我真想开一个欢庆会。

　　说实在话，我是不应该谈读书的，抑或是没有资格谈读书。今天回母校，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大学生活，想起那个时候应该是喜欢契诃夫的，是喜欢看书的。之所以说没有资格谈读书，是因为怕别人问我：既然那么爱看书，那现在应该是一个学问家了啰！那我可真要找一个地缝钻下去。这么些年过去了，我的学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象我头上的头发一样，越来越少了。

　　音乐学院的下边便是体育场，算我孤陋寡闻，母校的体育场是我见过的最大体育场。比起我们那时候气派多了。我们那时的跑道就是灰黑的煤渣铺垫的。是不是学校锅炉房中出产的煤渣，我无法考证。再看现在的田径场，朱红色的跑道，碧绿的草地。在跑道上走步，就象是走红地毯一样。只可惜看不到一个人影。运动场的夹在音乐学院和体育学院中间，东西相距一百多米，北面是一面高十多米的陡坡，现在改成了水泥梯级，其倾斜度比以前平缓了许多。说是梯级，也是看台，估计坐几千人一点也不会显得拥挤。在这坡的正中间的顶部，筑有一个气势宏伟的主席台。我站在空旷的主席台上，环视下面的体育场。出现了一种幻觉，幻觉中，体育场人声鼎沸，象一个很大很大的竞技场，踢球的，跑步的，热闹非凡。这一幻觉仅出现一瞬间，一瞬间以后，我又回到现实。站在主席台上，放眼望去，是波光鳞鳞的南湖。南湖原名叫邕湖，邕字应有三点水，不知是这个字难得打出来，还是由于这个湖位于这城市的南边，便把它改成了一个通俗的名字———南湖。记得在大学期间，母校有一份小报“邕湖之声”。
邕湖以前是与洞庭湖相连的，出口有三、四里路宽，古时是一个有名的渡口——南津港。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进城去城方便，修筑了如今的南津港大堤。在现在的出城口，立有一块很大的米黄色的石碑，上面刻有“南津古渡”四个大字。现在的南湖周边已经修了风景别致的走廊。与岳阳楼、君山岛、洞庭湖旅游走廊连在一起。骑自行车环绕南湖一周大约要两个小时，近三十公里。我自己现在就居住在南湖边。和母校是“同居向阳岸，共赏邕湖水。”

站在主席台上远眺南湖，湖面宽阔，湖岸逶迤曲折，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我们的老校长文家驹先生有诗赞曰：“处处长堤处处莺，岳阳原是绿杨城。一楼花影因风俏，万户华灯碍月明”。唐代张说的“邕湖佳可游，既近复能幽。林里栖精舍，山间转去舟”。唐代释齐己的“邕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对岸的龙山，虽说不高，却象一条长龙横卧在一方，湖中九个小岛，一个接一个通往洞庭湖中。在当地留下了一个“一龙赶九龟”传说。大学时代，很是喜欢护在寝室走廊的栏杆上看南湖水景。特别喜欢大晴天，刮南风的天气。南风劲吼，白浪排空。满湖全是洁白的浪花，向着你滚滚而来，蔚为壮观。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洁白的浪花仍留在我的胸中。那时每每看到这种景象，总有一种“到中流击水”的冲动。但终归受到校纪校规的约束和自己游泳的技能不强的双重影响，没有实现，留下一点遗憾。

从前，体育场下面就是南湖，水不太满的时候有三、四米高，用石头砌成的足有一米宽的坡岸。现在，体育场的外面填高了许多，并建成了一个小公园，树木参天。树荫底下，散落着一些石凳、石椅、石桌。有几个从城里骑单车来的女士，把单车支在大树下，正围着一个石圆桌玩起了纸牌。靠旁边不远的地方的石凳上，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人躺在上面。我很想走近去看清楚他的面容，看看他是否睡着了，看看他的面容是否和他的头发一样苍老。我在想，年岁大的人未必有这样好的睡眠，年纪轻的人又何来这么多白发。真是不适合的人，躺在不适合的地方。终归觉得冒然打扰人家、没敢走近。

　　从这个小公园向湖中眺望，水波反射太阳的光辉，闪闪烁烁，分外耀眼，象一座银色的浮桥，一直延伸到湖的那一边。从大学时代起，每每看到这样银色的或金色的“浮桥”，幻想着自己生出一种特异功能来，由浮桥的这头走到对岸去。湖中央有十多艘单人赛艇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游弋。有三人落在水中，赛艇底象一张弯弓一样露在空中。从小公园穿过一条绿荫如盖的单车专用道，便看到了一个平湖面的赛艇码头，码头上还有一、二十人在等待上赛艇，有两个人刚上赛艇就翻了。一个从头到脚湿漉漉的青年人，从码头上走上来，裸露着黝黑的上身，在地上留下一串串水迹。这青年或许也想“到中流击水”，没有想到到湖中戏水都不行。小伙子斜耸着肩膀，阴郁着脸，象是普里希叶夫中士，在法庭上听到法官判他坐一个月牢一样表情。听说剑桥大学的赛艇队是世界上顶级的赛艇队，他们应该是在康河里训练的吧。不知道母校的赛艇队何时也能有骄人的成绩。看着那个年青人远去的背影，我顿时觉得要母校的赛艇队出骄人的成绩，怕是比盼国足出成绩都难。虽说就赛艇训练来的自然条件来说，南湖比起康河来一点也不逊色。

想到康河，便想到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是啊，这一趟母校之行，我一个人悄悄地来，悄悄地离开。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我来得不是时候，回到母校，本该高兴的我，却感到有点遗憾。尽管我看到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内心里总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景象没有看到。希望下次来再不会有这样的遗憾了。同时，希望下次回母校的时候，我的那些契诃夫的小说集也看完了。

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2018年7月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