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耀中国》第四篇

春老师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一 童年

1. 毛泽东

毛泽东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后来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了地。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家吃得很俭省。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父亲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

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湖南长沙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百姓起来造反的事件影响了我的一生。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去湘乡县读新学堂，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新学堂的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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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长沙的日子

1. 毛泽东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想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时候，我听说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我听了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的演说，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后来我又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我在《湘江日报》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后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几经选择我去了省立第一中学上学，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那里读了五年书。我拿到了毕业证，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

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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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革命的前奏

1. 毛泽东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

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北京，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很幸运，一位同学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沙了。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译；《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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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革命时期

1. 毛泽东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第二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陈独秀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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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维埃运动

1. 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

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它要赤手空拳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

2. 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军，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红军的前身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3. 秋收起义

毛泽东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毛泽东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九月间，通过湖南的农会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阳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4. 毛泽东被抓

当毛泽东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他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略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5. 井冈山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经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一千左右。

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了师。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地和建立苏维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

井冈山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着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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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红军的成长

1. 红军的八项纪律、三项守则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四、借东西要还；五、损坏东西要赔；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七、买东西要付钱；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2. 游击战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3. 妻子、妹妹被杀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

4. 李立三

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汉口之间，因为共产党在这两个地方都设"地下"总部。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人。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统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到莫斯科去"学习"，至今仍在那里。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也许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过"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否认苏联的这个地位。

5. 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

一九三〇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军总数超过十万，兵分五路开始包围苏区，以鲁涤乎为总指挥。当时红军能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术，迎击并克服了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红军如果不是在围剿开始时创造了三个条件，那末这次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一、一军团和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刘铁超）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四个月的喘息，南京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以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非常危急。我们放敌军诸路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击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在十四天中，红军打了六仗，走了八天路，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身出马统率三十万军队，要最后剿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荡平赤匪。我军主力只有三万人，到九月间，蒋介石就承认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在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十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第五次围剿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刚好一年以后，这一年作战和斗争几乎不断，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6. 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红军几乎不断地行军，并且进行了最有力的战斗。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扩大了目前在中国的大西北的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达到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