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这张“起义人员证明书”,父亲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脑海里,与父亲相处日子里的点点滴滴又历历在目。

父亲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穷、落后、偏僻的闽西北山村。7岁丧父,由母亲一人拉扯长大,常常是吃了上顿找下顿,只得靠外公的接济,有段时间就干脆住到外公家。19岁那年被迫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几个月后在长汀起义,谴散回到家乡务农终其一生。由于这段当兵经历给他后来人生带来了许多不幸,直到35年后的1985年才承认了他为起义人员,恢复了名誉。
父亲是个高个子,有一米七五左右,这在南方山区绝对是鹤立鸡群的高度,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从未叫他爸爸,都亲切的称“高高”。由于生活的重负,他体弱多病,年轻时患上胃病,老年得了慢性支气管炎,身体瘦弱,让人有种“风一吹就会倒”的担忧。就是这样一个他,却以孱弱之躯为这个十余口的家撑起一片天,让我们兄弟姐妹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父亲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一脸严肃,难得有笑容示人。他既有农民的勤劳淳朴,又有小市民的“小九九”,还有商人的精明。他一生除了勤劳,还体现出赚钱的天分。60年代初他冒着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的风险,辗转厦门、晋江,宁化、清流一带,利用两地之间的价差,贩卖布票、银 元。
文革开始凡外出就要有大队证明,“投机倒把”更是在严厉打击之列,何况是父亲这种身份呢。不能外出,父亲就在家里办了一个粉干加工作坊。加工粉干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力气活,磨浆,压水,搓粉,揉粿,榨粉,晾晒每一工序都是在拼力气,而且必须是在一天的生产队繁重劳动之余来完成,天没亮就得起来,在出工之前干完加工粉干的所有事情。这样的辛苦就是为了赚取那微薄的加工费和出粉率高出一点点的盈利。
改革开放后,父亲本是可以大有可为,但父亲身体已大不如前,他仍然不肯闲着,还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营生。晚年主要是养鸡、养牛,偶而也会帮人参谋参谋做一下贩牛的生意。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到死我也不要用你们的钱。父亲,你做到了!
父亲明辨事理,乐善好施。父亲到了上学年纪祖父早逝,家道从此衰落,听说只上过不多的几个月私塾,识字不多,但日常生活应用也勉强能够应付,简单的加减乘除心算能力还是很强的,我的算盘就是他亲手教的。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明辨事理,从善如流。由于善于经营有段时间确实赚了点钱,但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经济上始终还是比较拮据的,父亲能够尽微薄之力帮助亲朋好友,对母亲家的亲属和自己的叔侄亲人更是关爱有加,大凡有婚丧嫁娶之事他都会全力帮忙出钱出力。
父亲没文化却尊重知识,崇尚文化。我家兄弟姐妹达7口之多,还抱养了两个女孩,孩子到了上学年龄,父亲总是节衣缩食送我们去念书。除大姐以外,我们全部都有初中以上学历,这在当时的山区农村是不多见的。
特别是为通知我考上中专学校一事,让我感动,难以忘怀。恢复高考第二年,我以高分考上了中专学校,通知体检时我正在离家20多里的一个深山老林里砍杂木棍。接到通知已近傍晚了,听说父亲特别兴奋,不顾家人劝说硬要第一时间赶到山里亲自告诉我。父亲一到我的工地连水都没喝一口,我们即刻动身连夜往回赶。我们父子俩照着手电筒昏暗的光亮,跋涉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翻山越岭,到家已是半夜时分了。这对一个年近半百体弱多病的人来说,一口气往返四五十里翻越崇山峻岭是有多么的难呀。但是,可以看出父亲却没有一点倦意,有的是满脸的得意,因为我是全村第一个考上的中专生呀。
父亲一生嗜酒如命,烟瘾极大。从我记事起我们这里就缺衣少食,但是父亲每天至少一餐的酒是不能少的。平时喝的少,要求不高,一碗自酿的米酒,或二两固本酒(低端药酒)就可以打发。如果是节日喜庆或是酒友相聚,那就非得一醉方休,烂醉如泥也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醉了,回家的路上摔到路边的水渠里,好在被过路的人及时发现才没有发生意外。
父亲烟瘾极大。小时我和父亲睡一张床,经常看到他夜里起床小便之后总要靠在床头抽上一根烟,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也是抽烟。父亲晚年身体越来越差,慢性支气管炎也越来越重了,我们亲人和医生都劝他一定要把烟戒掉,但都无异于与虎谋皮。有一次父亲的病情已很严重了,他一边就诊一边还在抽烟,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生气地对父亲说:“还抽烟,开什么药,下一个”,父亲才迫不得已把烟灭了。可是刚走出诊室就迫不及待的又把烟点上了。我埋怨父亲连医生的劝告也不听,他万千感慨地对我说:“我7岁就失去了父亲,从那时起烟陪伴我走过了60多个风风雨雨的人生岁月,那里是说戒就能戒的”。我还清楚得记得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火柴划不动了,我帮他点上。最后父亲连吸烟的力气都没有,烟含在嘴里却怎么也点不着,看着他那贪婪、渴望的目光,我毅然把烟拿过来点上后拿给他抽。这一幕直到父亲去世12年后的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我也经常反思,但我不后悔。
爸爸,愿你在天堂,天天有香烟,夜夜有美酒,自在又逍遥,快活似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