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长篇小说《把我的世界给你》节选


金 先 生

金先生五十出头,中等个儿,偏瘦,九岁丧母,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及河套爬山歌熏陶,自幼喜爱民间文艺,青年时代曾作为“国高”(国立高中)学生代表会主席,组织过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罢课,建国初考取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绿江大学任教。次年“反右”开始,学校“有关部门”几次动员他“帮党整风”,因为“这是一名模范青年教师和预备党员应尽的责任”。于是他“响应”了“号召”,给校方提了份不足百字的书面意见(希望他们像报纸上倡导的那样——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作风,并妥善安置前几次政治运动中无辜蒙冤的同志),不料命运从此改变,二十七岁即被打成“右派”,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公职,携新婚不久的妻子到边地“劳改”。乘坐闷罐子(货车)到达劳改地时,夫妻俩又被强令分离。雨中的小站月台上,他们把捆在一起的行李匆忙拆开,之后在呵斥声中挥手泣别,爬上开往不同方向的大卡车。
二十多年后,金先生重返大学讲坛。这个昔日的青年才俊、曾经的“阶级敌人”已满脸沟壑,但民俗学学问未减反增,底层经历令他同农民、工匠、民间艺人、巫医、神汉各色人等打了多年的交道,以屈辱和非自由的方式完成了知识的积累。他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写着值日生不舍得擦掉的漂亮的板书,将身后长长的历史阴影化为源源不断的学识、智慧、诗情妙喻和奇思异想。舞会上他跳的优雅活泼的踢踏舞,更是让刚刚在交谊舞上开蒙的新一代大学生眼界大开。
金先生是中文系最受历届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还有一位教现代汉语的景先生可与他并美。景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据说是是俞平伯的外甥,课堂教学效果和金先生一样,堪称一流。听金先生和景先生的课没人打瞌睡挖鼻孔东张西望,因为他们不但课讲得好,知识储备、学术眼界、儒雅的风度和幽默感也令人着迷。听二公讲课是当年中文系学生的一种享受,好像同时在听几门课,耳朵和眼睛都忙不过来,哪还有功夫干别的?不过对金、景二公也有非议者,说他们不是在讲课,而是在说相声。非议者当然都是有利害关系的同事,他们把自己的课堂效果不佳、学生一听他们课就搞小动作归因于自己没在说相声。但在讲课问题上,中文系历届学生才最有发言权,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究竟得到了什么。他们把笑声、掌声和注意力给了这样的老师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如果他们就是不喜欢枯燥乏味的语言也怨不得他们,更怨不得相声和金、景二公。
金先生不仅开民俗学选修课,还搞过多次学术报告会,在挤成沙丁鱼罐头一样的会议室里介绍过“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作过“关于文学的非文学思考”一类的报告。听他讲演不但没人挖鼻孔,几个小时下来连上厕所的都没有。说他讲课像在说相声的人并非毫无根据,金先生的确具有表演才能,只不过他的表演更智慧,更语惊四座。他说频繁的政治运动过后,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应当重新受到尊重,今天的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不要再像书法家笔下的“人”那样歪倒着了。说到这儿他向左斜下身子,岔出左腿,缩紧臂膀,还歪着苦脸模拟“人”字的起笔,弄出书法家习惯写的歪倒的“人”字,惹得全场哄堂大笑。他还对风魔全球的牛仔裤提出批评,认为它模糊了男女性别,让女性再次屈从于大男子主义霸权。他说女裤本来是旁开口的,这符合女性的生理特点,但牛仔裤的风潮把这个特点弄没了,不分男女一律中间开口。这时金先生做了个“文革”时代舞蹈动作一样的生硬姿势,按着右腰的拳忽然向肚脐处急速移动,仿佛将旁开口强行扭成了中间开口,再次引起哄堂大笑。
当年他最难过的一件事是自己的“右派”身份耽误了女儿的学业。女儿是他“劳改”地乡村小学里的学习尖子,并且继承了他和妻子(中俄混血)能歌善舞的基因,又是乡村小学里的文艺尖子,有一副远近闻名的金嗓子。但她从乡村小学毕业后,却因出身失掉了升中学的机会。那一天,扎着俩小辫的女儿背着书包从学校一路哭着回到家,一进门便对他说:“爸爸,就怨你!”那以后的多少个不眠之夜,“爸爸,就怨你”这句话总是在他心里翻腾着。
一九八零年秋,林一木失学后到北京求告期间,金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会开讲之前,先问满座中文系学生:“林一木同学来了没有?”七九三班人向他摇头或摆手,他于是说:“请你们转告他,我的课欢迎他来听。只要他想听我的课,我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
一九八二年春,新学期伊始,金先生给七九年级三个班开民俗学课之前,再次问大家同样的问题,这时候林一木就在场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频频点头。金先生也向他点头一笑。
初夏的一天上午,金先生又站在文科大楼西侧大教室的讲台上,开始讲“民俗中的禁忌”。忽然从外面闯进三个人,校园管理处的胖子和瘦子,外加学籍处的四方脸男职员。胖子和瘦子仍戴着红胳膊箍,学籍处男职员只戴着金边眼镜,下巴刮得铁青。他们盯着一百多名听课者看来看去,眼神亮如探照灯。
金先生拍着手上的粉笔灰,对他们说:“我们正在上课。”
胖子傲慢地说:“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金先生说:“在一所大学里,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公务吗?”
瘦子说:“当然有了!等着瞧吧。”
金先生说:“我要向学术委员会反映这个情况。”
胖子说:“还有这么个委员会?没听说过。”
学籍处男职员跟瘦子咬了会儿耳朵,瘦子又跟胖子咬了会儿耳朵,之后三个人走出教室,在走廊上低声商议。
学籍处男职员说:“我早上确实看见他骑车进了校门,不会错的。你们就按刚才说的那样,让他暴露出来!”
胖子和瘦子又回到教室,瘦子对金先生说:“对不起,我们还得继续执行公务。”
胖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在手上,举起双手向听课者发出命令:
“注意了!现在听我指挥!全体女生,起立!也包括进修女教师!对对!只要是性别女的同志,都站到过道上!抓紧点!不要喧哗!好!听我指挥!齐步——走!一二!……一二!……”
性别女的同志们从几条过道上按口令走出来,先还绷着脸,走着走着就绷不住了。
瘦子喝道:“不要笑!这是件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性别女的同志们不要停留!走!走!往外走!离开教室!一二!……一二!……”
性别女的同志们缕缕行行走出去了,还有三分之二性别男的同志坐在长条椅上。
金先生收拾好讲桌上的备课笔记,装进公文包,说:“好吧,你们执行你们的公务,我不奉陪了。”说罢愤然离去。
胖子又举起两只戴白手套的手,发出新的命令:“剩下的人注意了!现在听我指挥!所有不戴眼镜的,起立!不要笑!不要乱!都站到过道上!快一点!
突然一片喧哗,走廊上向教室里观望的性别女的同志们尖叫起来。教室前方窗户附近的日光灯坠下了一端,带着脱落的链子在半空怪怪地跳动,积年的灰尘向四下弥散着。
胖子和瘦子扭头望去,都蹙起鼻子。
文科大楼西侧的银杏树丛中,一伙人坐在草地上,金先生站在他们面前,继续讲“民俗中的禁忌”。在一棵棵能有上千年寿命的高大的银杏树中间,他的灰衬衫裹着的身影更显瘦弱,但却像树干一样挺直。他没地方放备课笔记了,也的确可有可无,虽然他每次都带着那本书写工整、漂亮的备课笔记,可一讲起来就很少再去看它。“禁忌”当然都是通常所说的“迷信”了,但他不主张全盘否定,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他称之为“俗信”的东西,对人类没什么弊害,甚至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它们同社会生活密切相联,久而久之便转化为一种社会心理,约束着人们的品行。信奉“禁忌”的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三尺之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好不好呢?当然其中包含着愚昧的成分,同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行为准则完全不是一回事,但那也的确是善行、善举、善念的动力之一。除非这个社会不再需要善良,只需要旷日持久的“斗争”。可那样的话,世界离崩溃、人类离毁灭也就不远了。我国民间有禁止捕杀虎、熊、鹤、鹰、孔雀、天鹅、大雁等“禁忌”,因为它们被看作是和某些氏族祖先有近缘关系的圣物。这样的“禁忌”就没什么不好的,从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角度看,对人类无疑是一大福音。
金先生向上抬了抬栗色眼镜框,让大家讲一讲各自家乡都有什么“禁忌”。他用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说:“林一木同学!你来讲讲?”
林一木从草地上站起来,眼神发涩。
金先生笑道:“要不要把我的眼镜借给你?”
林一木不好意思地摆手。
金先生说:“你得多预备几副眼镜了,一副可不够。”
全体大笑。
倪高天和茹嫣急步走来,茹嫣从他手中接过那架老式的黑框近视镜,绕到林一木身边,递给他。
林一木把眼镜戴上,大家再次哄笑,并向倪高天鼓掌。倪高天挥手装起领袖人物,在笑声中选了个地方坐下。
初夏的阳光把银杏树间的草地照亮,微风携着植物香气轻轻掠过,林一木开始发言(发梢不时被风撩起):
“我下乡当知青那个地方,春季里时兴下夹子打鸟,然后烤着吃。我用夹子打着过两只鸟,一只叫三道门儿,褐色的,不怎么好看,另一只叫烙铁背儿,黑亮的脑袋和后背,鲜黄的肚皮,非常好看。两只鸟我一只也没吃。(众笑)我算最没本事的,当地的男孩子产量可比我高得多。(众笑)但让我奇怪的是,四处低飞的燕子又多又肥,青黄不接的时候,却没有人捕捉它们烤着吃。我问孩子们为什么?他们说打燕子会瞎眼睛,老人们都这么说。后来我才知道,好多鸟都吃粮食,燕子却只吃农作物里的害虫。”


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版,责任编辑: 史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