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烈士包玉昆 （“四·三“会议东部区七执委之一）

一缕阳光

包玉昆，蒙古名哈斯蒿博尔，1900年7月16日出生于三家乡，祖籍在清代的卓索图盟（今辽宁省北票市境内），祖辈出身农民，大约在光绪中叶，其父带领全家挑担子从北票蒙古营长途跋涉，历经艰难，移往今吉林省洮南市。当时居住的村子叫三家子（今洮南市大通乡）。

包玉昆少年时期在家乡私塾读书，后来就读于沈阳蒙旗师范学校。1931年5月始，历任黑龙江省洮南县公安局警卫队队长，蒙古边境绿陆军第九独立骑兵团中尉副官、吉林省第四警备骑兵旅上尉副官。1932年经特木尔巴根和朋斯克介绍在哲里木盟秘密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受第三国际和人民革命党指派，打入伪军，秘密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36年8月晋升为少校，1940年3月调至热河地区骑兵第四十一团，任副团长，1941年3月任陆军某部副职长官，此后任伪满陆军中校，曾在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任军士候补队队长、教官 。

1945年10月，为了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和蒙古的自治统一，也为了考察蒙古民族复兴，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的委派，从王爷庙出发，作为信使与富理清桂同行（富理清桂因病很快返回）前往西蒙古，冒着艰难险阻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携带特木尔巴根、萨嘎拉扎布、哈丰阿、乌云达赉四人签署的汉文信函，由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出发，收信人是西部蒙古革命者乌力吉敖喜尔、都楞仓、阿拉坦道尔吉、敖其尔。

在去西蒙古的道路上，或乘车或徒步，要躲过国民党部队和日本占领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到达张家口时，大约是12月初。想必是未找见收信人，于是找到刚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任自治运动联合会秘书长的刘春接待了他，并领他见到了乌兰夫面交带来的信函，信的主要内容：东蒙古地区在苏蒙对日宣战后，组织武装，与原来有联系的蒙古军会合，对日本进行游击战，“从红军（苏军）所指”，组织政府实行地方行政。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并发表宣言，希望西蒙详细介绍中国内部情况和对内蒙的决议等。信函末尾向收信者告知：送信的同志“是内部人，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包玉昆见到乌兰夫和刘春后，先介绍自己的身份和来的任务，同时表明“内蒙古搞自治应该大家一起搞，所以来西边联系。“并介绍东部情况：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已经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告知政府未来主要负责人和人民革命党负责人等。刘春在回忆与包玉昆见面情景时谈到：“他们东部找了苏联红军。也找到了我们的东北党组织“。刘春还谈到“从包玉昆的谈话看来我们东北的党组织可能已和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及东北局对东蒙自治是如何分析的，我们不了解，也没有通报。”《乌兰夫传》：乌兰夫与包玉昆谈话后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东部）主动派代表来联系，表明有东西蒙联合的愿望。而这正符合他（乌兰夫）的想法”。

包玉昆从东蒙来时是特派信使，回东蒙时，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工作团担负带路任务。从《包玉昆日记》中记载其工作活动，在张家口停留最早的时间记录是1945年12月19日，何时到达的？面见刘春和乌兰夫的具体情具体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知的是，在19日之前肯定是早已到达张家口，因为在19日这一天的《日记》内容之前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张家口的人和事，例如：记录人名有刘春、乌力吉纳仁、包正岩、孔飞、王德明等11人。

东蒙工作团的组成是乌兰夫看到包玉昆带来的信函及从包玉昆口中得知东蒙情况后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向上级中共党组织汇报后，得到了中央晋察冀中央局批准，决定派刘春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云泽（乌兰夫）前往东蒙谈判。刘春为团长、克力更为副团长（一说为支部书记）。工作团成员有孔飞、乌兰、包彦、田户、乌力吉纳仁、赛西雅勒图、庆格勒图、高德明、桑培勒、白音仓（又作包英仓）等（成员名单据刘春《内蒙古工作的回忆》；克力更《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回忆》：除刘春所记人名外，还有彭广涵、吴昭；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成员12人，克力更《回忆》。东蒙工作团由包玉昆领路从张家家口乘火车出发，具体时间是1945年12月29日23点10分。工作团成员行进途中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十分艰难，天寒地冻，时而徒步，时而坐马车，进入根据地还乘汽车，有时还会遭受土匪袭击。由于包玉昆从王爷庙出发，来张家口的途中所经之处走过一次，有时还有熟悉之人，知悉道路，这样就减少了途中的困难和麻烦。工作团十几个人，有的途中或因病，或调往他处，或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或因某种原因暂时停留，最后到达王爷庙者，仅二三人，除包玉昆之外，还有乌力吉纳仁和白因仓（一说有此人）。到达时间是1946年3月2日。

1946年3月14日，《包玉昆日记》记录的内容有博彦满都主席在林东讲话：政府诞生；地域名称；施政方针；东蒙自治政府拥护八路军和新四军。克力更讲话：东西两蒙统一事项进行中；蒙古民族所经受的压迫生活；民众的欢迎及鼓掌声等。刘仲汉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人民军讲话：汉蒙满回藏五族之亲善；汉蒙两兄弟关系；东蒙自治政府领域内各民族成立政府；七七事变后不应该把东北3600万民众送给敌人；护送博主席一行之重点；传达毛泽东“东北各民族之自治自决，是八路军，、新四军有责任必须要尽到的；“农业之发展耕种；八路军正规军200万，民兵300万，散驻28省之内等内容。

1946年3月27日，在承德与李运昌会见，内容涉及内蒙古自治和民生问题，当时东蒙地区经济、交通、民生等问题。包玉昆上午拜访李运昌，双方就经济、交通和民生等诸多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席间向李将军请教和咨询，李将军一一给予答复和说明。“谈询“内容：古北口、平泉间交通恢复问题；双塔山发电所何时发电问题；因时局关系，庆隆岭煤矿、大庙铁矿等暂时不能运作；技术人员和劳动者等人力条件具备；为“免去民众之受桎梏““国家大问题将来有相当办法“，解决“满洲票之回收方法“商谈顺利取得“相当之成果“，包玉昆感到很高兴，向李富春、黄克诚、李运昌等领导人表示感谢！

1946年3月28日，午前（在承德）李（运昌）主席来拜访；随博主席“午后赴冀热辽军区司令部访问。左记要人：程子华分局长、萧克司令员、李参谋长。博主席（与要人）商谈：东蒙自治政府与中共协力；东西两蒙统一之件；本政府自治领域；旗县政治处理蒙汉杂居地带。”

1946年3月29日，《包玉昆日记》记录：“云（泽）主席到承德，笃宅住。”包玉昆与云主席等“一同在省政府共进晚餐”。同日，“博主席以下九名，在兴隆旅馆办公室”开会研究讨论：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国大会议前；内蒙统一政权成立之件。

1946年3月30日，举行”主席以下临时会议”。内容有：国共会议联合政府成立前统一政权成立之件；国大会议前检讨；自治区域边境；军事组织名称；经济发展。实业进步。是日热辽省政府“夜间在胜利会场演奏；音乐；合唱；解放热河；粮食；不忘殁者。”

1946年3月31日，在外八庙办事处召集大佛寺附近住户（蒙）喇嘛、一般民众”宣讲说明：东西两蒙自治政府成立原因理由；中国版图上中国（版（坂）图上中国范围内，内蒙古人民自治基于孙总理遗嘱、大西洋宪章、“八二四广播”；文化教育、文字言语、风俗习惯、农业及劳动的发展；厂（历）史遗传民族斗争观念打破。

以上工作中，内蒙古东西部代表和不是代表的各族各界人士，都十分关注内蒙古民族的自治和解放问题。现在已知资料显示程子华、胡锡奎、李运昌等，他们都十分关心“四·三”会议、领导会议，会下程子华、乌兰夫等人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会上会下多次接触、认识、了解，讨论、协商，包括宴请、观看节目等一系列活动，都为“四·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取得圆满成果，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是双方或多方人士努力的结果。众所周知，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革命活动的发展和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民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更需要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四·三”会议作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的主要决议，这是历史性的重要会议，双方认为“内蒙古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争取奋斗的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不约而同”（乌兰夫语）。内蒙古的统一是双方长期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备加珍重。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感到要想达到一个目的，必须去努力奋斗，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开几次会议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包玉昆日记》的记载时间准确，每日基本上标明年、月、日，甚至连时和分也有记载；重要内容以符号和某某要件记录，表明此内容对当时是不宜公开的；内容涉及广泛，如果人名既有苏联红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等三人代表，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如前）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生；记录人名、地点、数量惊人，地名170多处，人名多达400余人。

《包玉昆日记》对研究内蒙古现代史有一定学术和史料价值；考察东蒙工作团的行进路线，这是研究者目前所见唯一的详细资料，可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包玉昆思考民族复兴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一般而论，人的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由多种原因和因素形成的，每个人的思想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是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原因形成的。客观上讲，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的教育感染，亲朋好友的影响帮助。或者受到某种社会团体和党派组织的引导启发；主观上讲，个人的勤奋好学，求知、读书、学习，有志向上进改变自己或民族的处境，有个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人们在一种思想或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历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处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更是会遇到艰难险阻的。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有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包玉昆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呢？归纳起大致是这样一位人物：他老人家出生于中国受外敌侵略、民族危亡之时，蒙古族同胞遭遇封建剥削。还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压迫，在旧社会中成长，后来成为接受新思想的爱国、爱民族的有识之士，在考察蒙古民族复兴的实践中，进一步成为民族复兴而艰苦奋斗的革命战士，最后成为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不怕流血牺牲而血洒草原的革命烈士。

内蒙古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王再天在《关于包玉昆同志牺牲的证明》材料写道：“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从张家口撤退到贝子庙（即锡林浩特）不久，包玉昆受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派来和联合会总会工作联系，包玉昆是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我当时任自治运动联合会社会部长兼军事部副部长，我接待过包玉昆同志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十月中旬。包与乌兰夫同志谈完话后，离开贝子庙回东蒙途中经布里亚特旗时（在贝子庙东南，多伦东北，克什克腾旗西三角地带）晚间被谋叛的旗长额林沁道力吉杀害，额匪即率全旗叛变，杀害包玉昆的经过，是四七年春消灭额匪部时由俘虏多人口供证实的。抢去包玉昆一支七九步枪，100发子弹，一批马，以及其他衣物。一九四九年底，额仁沁道力吉被我河北民兵在西柏坡附近捕获，送回内蒙。额匪本人也供认包玉昆是他杀害的。按这段历史及我党的有关规定，包玉昆应按烈士对待。此证明。”

（本文章及图片根据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包文汉整理注释的《包玉昆日记》收集、摘录、整理。）

包玉昆长子包文良”八·一一“起义参加者”

河北承德”四·三“会议原址。摄影包文汉

《包玉昆日记》作者包文汉

包玉昆遗物在乌兰浩特解放战争博物馆展出

包玉昆日记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