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根成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苏联革命期间的印记/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炮兵学校哈巴罗夫斯克市（伯力城）

文史编委

康根成（1905－1966），曾用名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蒙古族，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人。康根成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大，二弟康富成，蒙名贾力更，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特派员，蒙古工委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抗战期间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蒙政部部长兼任中共蒙古土默特委工委书记，绥察行政公署蒙政处处长。一九四一年春与侵华日军作战中牺牲于土默特大青山。三弟与四弟和康家长女均参加革命活动与工作。小妹康军蒙古族八路军抗日女战士中央毛主席秘电发报员。

康根成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间，在本村私塾读书。父康海明在本村蒙古族中以勤劳著称。虽不识字，但开明通达，对其子女读书学习非常支持。

一九一八年，康根成被送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学生除衣服外，住宿、书籍、文具等皆是官费。此外第个学生第月由土默特旗政府发给饭费一元二角银元。与康根成同期在高等小学读书的有多松年（革命烈士）、乌兰夫(原中国国家副主席）、奎璧、赵诚等。北京伟大的"五四"运动，使这座塞北古城沸腾。尤其是城中有许多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对国家、民族前途都非常关心，当时的康根成也很快成为这些热血青年之一员。

一九二三年在"五.七"四耻纪念日，归绥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康根成同土默特高等小学的同学多松年、乌兰夫、奎璧、赵诚等及归绥中学、师范学校的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他们不顾学务局头目的劝导与警察的阻拦，在归绥旧城的大北街、大南街上高喊"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翌日，当学生队伍走到当时以销日货为主的"盛兴时"商号时，康根成和同学们一怒之下砸了这个洋行这一举动轰动了归绥全城。

1923年秋天，康根成、康济民和多松年、乌兰夫、吉雅泰、佛鼎、朱实夫等一共39名同学一起考进北京蒙藏学校。他们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和校方对进步学生的种种限制，连续发动了几次**，赶走了反动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看到这些蒙古族学生是蒙古族的优秀代表，亲自来到蒙藏学校了解蒙古族的情况，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还为他们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共北方区委还派遣邓中夏、赵世炎来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从理论上提高蒙古族青年的思想觉悟。

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吉雅泰、赵诚、佛鼎、贾力更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1924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大部分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内蒙古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

康根成娶了乌兰夫二姑云爱爱的女儿玉成（乌兰夫的妹妹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孔飞夫人云清回忆录），妻子玉成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支持丈夫革命信仰，康根成与乌兰夫两人是亲戚关系经常在一起活动。1924年，北京筹备国民议促成会期间，中共党组织安排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到北京东城区的中共党组织办事处工作，乌兰夫和康根成按照党组织指示，连续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一次在康根成掩护下，乌兰夫躲过了特务警察追捕的危险。

一九二五年九月，在中共北方区委员会领导人李大钊的主持下，由韩麟符、刘伯庄共同决定选送在蒙藏学校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多松年、乌兰夫、康根成、云润、张瑞等五名党团员赴苏联深造，贾力更、王建功等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当毛泽东的学生。临行前康根成和弟弟贾力更在校园里彻夜长谈，兄弟俩互相勉励，要为祖国民族命运和家乡父老奋斗。康根成他们由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同学其中包括吉雅泰、佛鼎、邓小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原中国国家主席）、刘伯𠄘（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及蒋经国（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康泽（中统领导人）郑介民（军统领导人）等，由中共"五人团"作党的领导工作，他们是朱务善、俞秀松、周达文等。

中山大学，校址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是一座四层楼房，共有一百个房间，餐厅、教室、图书馆皆在楼内。有近万册图书。楼前是宽阔的校园与成荫的树木。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经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开始在莫斯科筹备中山大学的建校工作。康根成、多松年、乌兰夫等是首批学生。是年十月下旬，他开始在该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成发展史、西方革命史等课程。在学习期间即一九二六年，康根成转为列宁主义青年团员。并担任班内的团小组长。康根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投身参加在莫斯科大学间与莫斯科的革命社会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山大学毕业后共产国际东方部选派康根成进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同去的有朱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王昌希等。在此期间他仍担任联共团小组长。未参加过任何左、右派别并坚决反对这两种倾向。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效外在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召开，莫斯科炮兵学校康根成、王昌希参加了会议接待工作，朱瑞参加会议秘书工作，乌兰夫参加会议重要翻译工作与会议重要会议精神的解释翻译和秘书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月，康根成由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毕业，共产国际东方部把他和一位由法国到苏联读书的王同志由炮校迁居于红场国际旅馆居住，并买衣服，照相，经德国大使馆办理路经西欧护照，准备派康回中国苏区，从事军事工作。因中东铁路冲突事件，共产国际在远东伯力城附近红河组织中国游击纵队，十一月间东方部改派康根成到伯力城加入中国游击纵队。这支中国游击纵队，由黄平、刘伯承两同志领导，黄平是党代表，刘伯承（后任解放军元帅）是大队长；游击队下属三个骑兵纵队，一个重机枪（炮）纵队，康根成担任重机枪（炮）纵队队长。

一九三0年初日本正策划侵略中国，首先是东北满洲，根据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长（情报部）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四局）。简称《格鲁乌》一直是世界上机构组织最为庞大、工作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由它获得的情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克格勃的前身契卡。现在格鲁乌（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意为情报总局）总部一直设在莫斯科市阿尔巴特街的苏(俄)军总参谋部内，代号是44388军事部。总部内约有5000余人，派到外国的谍报人员另有一万一千三、四百人，各类人约15万人，每年经费预算为15亿美元。】

局长别尔金将军同志、第四局远东科长尤思科维奇同志派你去远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科）工作。这是命令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示，中国游击队党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是这样介绍康根成到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后称侦察情报科）工作。康根成的介绍信的内容是"伯力加宁街一零二号卡尔波夫同志，派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康根成去你处工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科）直属于莫斯科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部）领导，康根成从此成为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一名苏联红军上尉情报军官，一名共产国际的红色国际特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康根成在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工作一开始就是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技术，学习密码的编辑与跳码的记忆。此期间康根成经常到四科专用楼地下室学习冲洗复印照片，并学会了将胶片作化学处理，作成薄薄的仅有形像或文字薄膜，同时学习用特种照相机翻照文件等。当时与康根成在四科的中国同志有周云庭、苏子元、范传甲、王光禄和专作无线电教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依万诺夫、安得烈夫等同志。当时他们对外和彼此之间都使用俄文名字，穿苏联红军军服，是苏联红军正式编制的军人。

一九三0年春至一九三二年秋，特别红旗军侦察情报科派康根成到中国满洲齐齐哈尔中东铁路沿线从事秘密军事工作，任上尉翻译情报组长。期间，康根成曾寄信给阔别六、七年的家里，要家里给他凑二百块大洋（据资料介绍当时：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一个银圆是一担谷。当时的薪水水平：工人工资月是5～10个大洋；蔡锷将军（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毛泽东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说"革命成功后再还"。年迈的母亲武芸芸和父亲康海明与媳妇，听说儿子与丈夫还安在，即烧香磕头，望神保佑儿子，妻子玉成盼丈夫平安无事早日返家，全家上下四处筹借银票银元由归绥城汇往齐齐哈尔市康根成处。康根成负责的情报向上传递的方式有两种:用文字说明的情报或紧急情报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发出,由于伯力红军第四科直属于莫斯科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领导所发出的电报,红军总参第四局和伯力第四科同时收到;一般性的情报,或者照像胶卷,照片,图表等,每十天或半月由交通员通过国境送到苏联国境交通站,急密文件及时派人送去过去。康根成也经常通过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苏子元具体负责领导的交通站传递情报和接受密令。在此期间康根成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一名军事情报员，曾与博古（秦邦宪）、阎宝航、萧三、周保中、任国桢、吴丽石、韩乐然、孙乐天等著名革命同志结识、交往共同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命令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搜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情报。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满洲省委配合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情报科一起建立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情报网，特别是建立留存现在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二卡地下交通站（红色景区）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的负责人是苏子元。康根成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利用母亲武芸芸父亲康海明与媳妇分次汇来的银票银元和上级的经费突出的协助参与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线和交通掩护工作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搜集了大量日本的政治与军事情报。共产国际的任务和来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使这位蒙古族青年康根成，既要克服主观能力所不能，又要克服经验所不及，去做起初自己"根本不了解和想象"的军事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在日伪的严密监控下，经常运用化装侦察、打入内部和发展情报人员等方法，搜集在东北地区的日伪军事、经济情报，如军队的编制、番号、武器装备、驻防和调动的情况，以及哈尔滨地区的、齐齐哈尔地区的军事设施、兵营和军需工厂等，每天时刻都处在敌人跟踪、监视、逮捕、杀戮的危险之中。当时的东北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寇压迫的战场，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情报战空前激烈。齐齐哈尔既是敌人的军事要地，又距国境线相对较近，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侦察情报科在齐齐哈尔建立中心情报站。为掩护地下工作建立了"龙江医院"作为情报站的中心联络站。同时，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扎赉诺尔、二卡及绥芬河、萝北等地建立起情报交通网，并开辟了六条护送人员去苏联的路线：一是满洲里国境线；二是扎赉诺尔、二卡国境线；三是瑗珲国境线；四是萝北国境线；五是绥芬河国境线；六是佳木斯国境线。交通员每次去苏联送情报时，都是指定路线而行的。

二年左右时间康根成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侦察情报工作任务。

一九三二年四月特别红旗军第四科长卡尔波夫大校调回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瓦林上校来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四科任科长，苏联驻中国广州武官伊利亚钦克上校和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加伦将军秘书纪略夫中校任副科长。其他不少工作人员，如翻译、秘书，情报分析，技术侦查，中文俄文汇集等大都是康根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中山大学同学、克拉辛炮兵军校的战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底，康根成因工作被调回伯力城四科，康根成曾请求侦察情报科科长瓦林大校，请求把自己转送到苏共远东边疆党部，进而送回共产国际东方部去，以便返回祖国从事革命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中国革命献身。然而当康根成到苏共远东边疆党部时却将康根成派到伯力城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的《工人之路》报社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原定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部从伯力迁往伊尔库茨克的计划撤消，日本苏联不侵犯协定正在交涉，将中东路卖给日本的交易正在讨价还价，日本已基本占领了全东北地区，此外，日本军队内部关于南下太平洋，北上苏联的战略在争论中。苏联红军为了加强战备情报工作，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培训军事情报敌后尖兵和工作人员。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四局（情报部）指示根据当时远东地区多种工作安排和康根成在此之前军事情报工作成缋请红旗军侦察情报科派人到巜工人之路》报社并商共产国际东方部兼报社总编辑主笔周达文同意，调康根成回侦察情报科任上尉继续从事侦察情报工作，这样短短离开数月康根成没有回到中国而又回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司令部四科（情报科）工作，一九三七年康根成升任苏联红军少校情报官。

北京蒙藏学校康根成（贾力更的大哥）左三，右一贾力更（康富成）。康根成将和乌兰夫等五人受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同志和共产国际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贾力更（康富成）等五人受中共北方局李大钊同志选派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分别时的留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康根成更加努力的工作多次申请回到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时刻准备好行装准备回家乡投身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康根成等待来的不是回国而是.........

一九三八年八月也就在此时，苏共党内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部）与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侦察情报科）主要负责人正副局长，正副科长全被投入内务部监狱中。康根成所在的侦察情报科因运动扩大化而集体蒙冤。八月十日由伯力城内务处来人，康根成不明何帮就被逮捕起来，入狱两个半月才开始检审，并宣布诉状；第一叛变祖国，第二暗杀，第三破坏，第四是有组织的日本间谍。其根据是诺扎老夫（侦察情报科第二股股长，同年被捕）、鲁赫马脑夫（侦察情报科第三股日本翻译、同年被捕）与周文达（伯力城《工人之路》总编辑主笔）之口供。诺扎老夫与鲁赫马脑夫说康根成：于一九三七年被红旗军侦察科电报密码翻译股长贝老夫招收入日本间谍组织，并曾在一九三五年到哈尔滨给日本人转送情报材料云云。这使康根成莫明其妙。当时他要求审问员对口供，但被拒绝。康根成申辩说："为何没有贝老夫招收我加入日本间谍组织的口供？一九三五年全年内，我在本科工作，查阅每月上班纪录即可知我并未离城一步，此外出国须有内务处发给护照，这也可查知，既然说我是日本间谍，为何一点证据也没有？我根本不是日本间谍，而是苏联忠实的侦察情报工作人员之一。"在审问过程中苏联审判员采用非常手段威逼他，康根成虽受重刑，但终未说谎言。接着案子转送到伯力城远东军事第二法厅，在预审会议上作了如下决议：因为起诉状缺乏真实具体材料，所以军事法庭拒绝审判。案子仍旧退回内务处。但内务处既不宣布康无罪，又无权判决，结果将案子送交苏联内务部下属的特别审议会。特别审议会竟违法判决：取消自由，在"劳动营"强制劳动三年。康根成遂含冤入"劳动营"。

三年期满后，本应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释放，但德国进攻苏联，苏方处于战争状态，苏军招募西伯利亚劳动营里面的苦役犯(包括苏联前期被“大清洗运动”波及的大量政治犯)赴卫国战争前线打击德国侵略者，康根成由于在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过机械设备理论知识在劳动营边劳动边协助负责机械设备的修理保养，苏联卫国战争的持续卫国战争弹药枪炮机械配件相当部分转入远东西伯利亚等地生产，西伯利亚劳动营从此也在劳动营为卫国战争生产多种军需枪炮机械弹药等物资，康根成没有受募赴前线而尽自己的力量为卫国战争所需去战斗。至此康根成一直拘留于西伯力亚劳动营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才由劳动营放出，并指定居住地点，实是半监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康根成在指定居住地一家修理汽车工厂当翻砂工。九月九日早九点，本地内务处人员到康根成住处，第二次把他逮捕起来。送到XXX城大狱中照旧案审问。并要请军事检查员来，康根成说："不知苏联有无这样的法律，不论什么人在过去是否违犯法律，但他已被执行惩罚，并且超过执行惩罚五年多，为何现在又照旧案逮捕并审问呢？"捕者回答："因从前未详细询问，故现在又重新加以检查。"这样审问了五、六次，后将案子仍送到苏联内务部下属特别审议会，判决为永久"充军"于遥远的XXX村。"充军"规则是每月三次到内务部军务处报到签名，不得许可不能出外村去。

从一九五0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康根成就在该村当木匠。他身处异地，被所在国当局无故二次投入监狱，并强近其"充军"、流放；回国的夙愿也无法实现，只得默默地等待着。在此期间，康得了一声致命的肺病。病魔常常使他虚汗满身，哮喘不止。幸而有一位养蜂的俄国老太太常给他吃蜂蜜，并热心服伺，使他侥幸留于人世，在恹恹中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想起了祖国、家乡，年迈的母亲和结发的妻子（他哪里知道，此时她们都已离开人世），同时也想起了那个俄国妻子。那是一九三四年春，在伯力城经远东边疆党部指导员王昌希介绍，他娶了一位中国同志的遗妻俄国妇女叫杜洛娃.阿力戛.谢苗诺乌娜的，带一六岁女孩。一九三六年生一男孩，名叫加里宁.乌拉基米尔谢苗诺维赤；可他俩关系总不融洽。一九三八年八月十日，康根成被捕，她同康断绝关系，此后杳无音讯。一九四六中康根成在半监禁期间与根洁莉扎•安德列那维娜（音）结婚并生下一男孩，一九四九年九月康根成再次被捕他与妻子儿子即失去联系，后传她们在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居住。一九六三年间根洁莉扎•安德列那维娜（音）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和康根成索取孩子的生活费，此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康根成回国数年已再婚，康根成将孩子生活费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交与第二任前苏联妻子，康根成除自己外生前未留下任何第二任前苏联妻子通讯地址与信息。

一九五四年六月间，由苏联内务部与苏联最高检查员命令，结束"充军"生活，并取消审判，给以政治上平反，康根成终获自由。他即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信请求办理回国手续。得到许可后，经苏联红十字会与苏联外交部办理回国字据，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由莫斯科乘火车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归国。

康根成于四月三日拎着一个盛满烂衣服的破皮箱和一个伴随他渡过"充军"生活的旧小铁筒，走出北京站。他的联系人让他在车站等候，但一去未还。他只好自己去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中组部让他先住招待所，等候审查分配。

一天，一位女同志，在招待所的过道上问："康根成住哪间屋？"康回答："我就是。"女同志喜出望外地说："那你就是我大哥了。"交谈中康根成才知道这就是自己离家时仅两岁的牙牙学语的小妹康军。十六岁上小妹康军就徙步由内蒙古土默川家乡去了延安，入延安女子大学，成了蒙古族抗日女战士中央毛泽东主席身边秘电报务员。如今已经三十出头了随丈夫于占彪（刘志丹同志警卫员，陕北红军团长，八路军抗日绥蒙独立二支队司令员，时任西北煤田地质局局长）工作生活在陕西省西安市。"康军回忆康根成回国后她和家人如何见到大哥康根成的故事：康根成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他住前门鲜鱼口胡同组织部招待所，他去西单石狮子胡同蒙藏学校找有没有把什村人，我们本家侄儿康裕厚在，他问父母双亲在否？妻玉成在否？回答他人先后去世了。他回国那年我正在北京开会，我侄儿康裕厚给老家写信，我四哥康贵成给我写信寄往西安市我丈夫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某天去招待所找他，他出来叫我进去，进门后他住一间房内一人床，床头墙上贴中国女人和苏联女人画像。我说找我大哥康根成，他说他就是呀。我们认了兄妹谈不少话。不几天我**大姐均来北京看他，**叫康福成，大姐叫爱玉我们四人合影留念。像如今还在。他们回去了，我四哥又来看他。"

本年五月，康根成向中组部请示，要求回内蒙工作，中组部同意他的意见。十月，康根成回到内蒙古。内蒙古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国外颠沛流离了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三十多年的康根成此时因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感到无比欣慰。

康根成在法院工作期间，任劳任怨，秉公执法，得到全院同志的尊重。可国外长期的"充军"、监狱生活，使其身体总是不佳，一九六六年终于病倒，经内蒙医院检查是白血病，即血癌。后转往上海治疗，无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康根成自述档案文献 

党史研究通讯

土默特史料第十三期

妹妹康军回忆大哥康根成回国前后：

康军回忆康根成回国后她和家人如何见到大哥康根成的故事：康根成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他住前门鲜鱼口胡同组织部招待所，他去西单石狮子胡同蒙藏学校找有没有把什村人，我们本家侄儿康裕厚在，他问父母双亲在否？妻玉成在否？回答他人先后去世了。他回国那年我正在北京开会，我侄儿康裕厚给老家写信，我四哥康贵成给我写信寄往西安市我丈夫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某天去招待所找他，他出来叫我进去，进门后他住一间房内一人床，床头墙上贴中国女人和苏联女人画像。我说找我大哥康根成，他说他就是呀。我们认了兄妹谈不少话。不几天我**大姐均来北京看他，**叫康福成，大姐叫爱玉我们四人合影留念。像如今还在。他们回去了，我四哥又来看他。

1956年康根成由苏联回到中国北京，康根成的大姐康爱玉、三弟康福成、小妹康军于北京王府井眀昌照相馆的合照。

1956年苏联生产铜制办公桌上摆放使用的电风扇，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四局）《格鲁乌》于康根成平反冤假错案后回中国前赠送。

康根成生前写给妹妹康军的信谈弟弟贾力更抗日英烈：

亲爱的妹妹: 首先问你，妹夫及外甥们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

我于本月 9 日至 20 日来到兰州市参加中央公安部在兰州饭 店开的西北六省区会，本打算在会后到西安去看你们一次，但恐 怕你也走了，教我白跑一趟，因此决定暂不去，晚间乘车回呼市 去，待以后有机会时我再去看看你们，可惜的很!

今日 12 时有(兰州)军区司令张金瑞(张达”子”志)请内蒙检 察长公安厅厅长吃饭，因为他在内蒙工作过，于是把我也教去了， 在吃饭时张司令员说，我在内蒙有个最近的好同志叫贾力更，可 惜牺牲了，我与贾力更一起做了许多工作，并且介绍了一些 你二 哥的革命工作情况。我说贾力更是我的亲二弟，当我听到张司令 员说贾力更牺牲话之后，不由得我的心好似千百万的针刺我的心， 连话也不能说了，眼中几乎滴下泪来，因为有人我忍耐再三，才 好易把这难关过去了，现在给你写信我还是心里悲伤着，在谈话 间，我问他是否认识妹夫，他说也认识，写到这里我再不写了， 时间已到 5 点十五分了，现整理东西，5 点半吃饭，6 点上车站， 不写了，最后再祝你们全家安好并致敬礼。

大哥根成 1958，11，20，5:30 于兰州饭店 629

现在的兰州饭店和康根成给妹妹康军写信时的一样

莫斯科（前苏联首都）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交通枢纽，还是机械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心。是仅次于英国伦敦的欧洲第二大城市，已有800年的历史。人口约850万。

15世纪末，伊凡三世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并在1721年由彼得一世改称俄罗斯帝国，对外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曾吞并欧亚多个国家，领土不断扩张。1914年8月，俄罗斯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在1917年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宣布俄罗斯帝国灭亡。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俄。1922年苏联成立。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使苏联成为全欧工业生产值最高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经4年激烈的战事后取得了胜利，与美国一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被称为"超级大国"。1955年苏联与卫星国组成华约，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最大加盟国俄罗斯正式独立，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二，并且拥有世上最大的核武器库。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其科技实力雄厚，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位居世界前列。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现俄罗斯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

现俄罗斯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正门，这里包含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的部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岁月中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大学，那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举办的这所专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大学，在短短5年间，总共接收中国859名国共两党留学生。其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多松年、乌兰夫、康根成（贾力更、康军的大哥）云润、张瑞（前五人为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亲自选派的蒙古族青年）邓小平、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可以说，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过大量干部的学校就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门牌号码/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是现在的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14号（普希金美术博物馆傍)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由前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该校曾培养出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乌兰夫和蒋经国等一些两大政党的重要人物。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建。学校简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对其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乌兰夫和蒋经国、康泽等就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孙中山逝世，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枪炮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创建人鲍罗廷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闓、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考试选拔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

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最终录取的300名学生中，广州就占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蒙古族5名：多松年、乌兰夫、康根成、云润、张瑞，鲍罗廷特别推荐了20名，他推荐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沸沸扬扬的莫斯科中大招生无疑激发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谁不想去"西天"朝拜，谁不想去"红色麦加"取经。时髦的"诱惑"毫不例外地冲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在此之前，革命青年以报考黄埔军校为莫大荣耀，而今许多黄埔生还未毕业，就吵吵嚷嚷到国民党中央执委申请报考中大。眼看黄埔校园军心不稳，蒋介石大伤脑筋，因黄埔军校一、二期学员即将毕业，他急需这批少壮军官，以对付广东各派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虽然国民党中央执委也给了黄埔军校10名报考名额，但蒋介石下令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但这道禁令并没有"一刀切"，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偷偷报考，并获得通过，于是他跑到汕头前线，向蒋介石恳请恩准，经过一番软磨硬缠，校长终于在报告上签了字，而黄埔一期的另一位中共学生左权，他对校长的禁令根本就不屑一顾，邓文仪前脚一走，他打起背包后脚就跟。邓文仪后来自然感恩戴德，尽忠效力，以至受蒋介石的精心培养，官至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

校园特色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学校与国共合作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了学员总数的80%以上。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迫害，根据党的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当时的莫斯科中大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一个中大学生都起了个很好听的苏联名字，这主要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以后的安全。

开学典礼

11月中旬，莫斯科中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厅主席台上悬挂着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并列悬挂在两国国旗中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作精彩的演讲。这位仅次于列宁，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诙谐的语言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讲话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主义"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园滋润了一片土壤。

学校待遇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教学方式

学制

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学习方式

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中山大学基本单位为小组，1926年初约340多人，编成11个小组。到了1927年初，学生达600余人。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校为文化程度差的学生设了预科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高的学生设有翻译速成班，张闻天、杨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学生。

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民党而办的，所以中大的管理者有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大的理事会成员。这期间，国民党要人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纷纷来到中山大学演讲。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一怒之下，离开武汉取道新疆来到莫斯科。在中山大学礼堂，他控诉了蒋、汪合流，过河拆桥之后，又指责中共的"暴力"行为。为此，中大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团员被触怒，他们用关电灯、跺地板、掷鸡蛋来发泄不满，邓演达只好中途退场。后来他在苏联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而与此相反，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中山大学却受到空前的欢迎，她在欢迎会上说："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中山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宋庆龄沪音悦耳，咬字清晰，言语朴实，她的演讲不时地为中山大学学生们的阵阵掌声所淹没。

斯大林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产生重大分歧，矛盾不断激化。广州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先后登上中山大学的讲台，就中共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回答中大学生的提问。当然他们的目是都是为了争取中大学生的支持。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并且僵化地搬用马列主义，结果好心并没有办成好事，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的负作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并从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俄语功底好的学生担任大会筹备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飞夫人)、孟庆树(王明妻子)、杜作祥(陈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曼云等人都参加了大会筹备组材料翻译工作。大会材料都是中山大学教授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拟写的，几位中大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翻译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决议和文件，他们比中共六大领导层核心人物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还先看到六大文件。六大之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根据中大学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当然向忠发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顿以后，扬言要把中大的托派学生统统开除。

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大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便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

历届校长

中山大学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关门的5年时间里，先后有过二位各显神通的校长。

拉狄克

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波兰人，早年在波兰、德国、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成为第三国际著名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拉狄克退出国际共运的领导圈，开始了宣传教育生涯，后成为一个令人倾倒、才华横溢的学者。他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每天都要到学生宿舍、食堂看一看，与学生聊聊天。他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中山大学最叫座的一门课，只有这门课才能把不同班级的学生吸纳到一个教室里来。尽管他的口才雄辩而饶有风趣，但他在生活上举止懒散，不梳头发、不刮胡子，看上去不像个大学校长。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展开一场影响第三国际的大争论，拉狄克被卷进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旋涡，最后被打成托派分子，没有向中大学生告别，甚至也没有授完《中国革命运动史》，拉狄克便从中大校园消失了。

米夫

中山大学的第二任校长米夫，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王明路线"的后台老板。1921年，20岁的米夫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课课长，从而接触到中国革命运动。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该校副校长。他胸中墨水不多，但颇有心计，整人有一套，搞宗派更是行家里手。拉狄克一下台，他就填补了空缺。米夫地位的骤升得机会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米夫看准风向，支持了斯大林因而获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也把米夫视为中国通，在许多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文件、指示都征求米夫的意见，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确是受宠若惊。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米夫再次提升，他以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是个心思很长的人，他开始不满足蹲在共产国际大楼和中山大学校园，他要到中国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副校长期间，就携带中大他最宠爱的学生王明到武汉，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中共五大，从而在中共党内树起了一定的形象。1928年，斯大林委托他负责组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这使他的权力更加膨胀，他有权提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和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

1930年底，中山大学关门后，米夫又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他一手操纵下，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然而米夫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中国的计划竟化成泡影，中国革命几乎被他推到悬崖的边缘。米夫青云直上而一落千丈，最终也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清洗。

康根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蒋经国（左）和邓小平 ​​​（右）

在中共北方区委员会领导人李大钊的主持下，由韩麟符、刘伯庄共同决定选送在蒙藏学校学习的蒙古族青年多松年、乌兰夫、康根成、云润、张瑞等五名党团员赴苏联深造，为中国革命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力量。他们由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陷入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下。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然而，此时的国内不具备开会的安全条件。从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召开中共六大起的3个多月时间里，会议地点几经酝酿，仍因安全难以保障，无法定夺。

恰逢共产国际决定1928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召开几次国际会议，希望中共派代表参加。经多方考虑，中共中央希望把中共六大会址定在苏联境内，并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

此时，"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也向共产国际提议，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并把会议的举办地点定在了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

自1928年4月下旬开始，出席中共六大的100多名代表，冒着被国民党抓捕的危险，分多批前往莫斯科。为确保安全，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代表到达会场报到之日起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一律使用编号。这也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与会者使用编号的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莫斯科西南郊外的五一村，迎来了它最特殊的时光。上百名中国人在这座警卫森严的村子里，散步、交谈、唱歌，抑或争论。草地、树林、小路，以及楼里的起居室、会议室和过道上，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陌生的编号，交替闪现。

"在当时艰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未来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俄罗斯中共党史专家卡尔图诺娃介绍说。在小楼二层会议室里，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报告……

"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85年后，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上，如此感慨。

这位领导着8000多万名中共党员的总书记评价道："中共六大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莫斯科效区五一次会议旧址（翻新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难困苦的那座建筑，却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渐渐埋没在岁月尘埃里。

始建于18世纪的会址楼，因为黄白相间的外表涂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着"银色别墅"之称。1960年，该建筑连同庄园内的教堂及其他建筑，作为18世纪至19世纪历史建筑群，被列为联邦级历史文化遗产。

用"命运多舛"来形容这栋建筑，恰如其分。二战后，"银色别墅"先后变成集体住宅和国营商店。即使在被确定为"历史文化遗产"后的40年间，也是常年无修，在几场大火中几乎损毁殆尽。2012年，本报记者来到五一村寻访六大会址时，眼前的情景让人痛心：楼房已经没了房顶、窗户，只剩下断瓦残垣，孤零零地立在满地垃圾中。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个历史事件，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宝贵历史。"中共六大会址的保护，被提到了两国元首级议题中。

2013年3月22日，在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的补充议定书，确定对中共六大会址进行修复。翌日，习主席与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共同出席了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

同年9月，中俄两国代表签署了中共六大会址租赁合同，租金每年1卢布，租期49年。中方出资修复后，将其作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分部，举办中共六大常设展览，免费对观众开放。展览馆整体建筑占地3267平方米，其中主楼1741平方米。

时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中华，经历了中共六大会址"重生"的整个过程。"不容易啊！"每每回忆，她感慨万千。这不是修复一栋楼的事，而是"以旧修旧"还原文物保护建筑。光是办齐租赁合同的全套法律文书，就花了1年零5个月时间。

修复涉及俄罗斯国有资产局、能源局、地籍局、文物局等十几个部门和市、区、乡几级政府。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亲自协调，致信戈洛杰茨副总理和有关部门，解决施工中的难题。那段时间，张中华几乎每天要去施工现场，"水、电、暖等管线铺设，一切从零开始"。她的继任者龚佳佳，时任中国文化部外联局欧亚处处长，也见证了文化部当年这个"一号工程"的不易："各种谈判、协调、文件，几乎每天都会从前方工作组传来，工程进度也每天在变化。"

现场协调会从初期的每月一次，变成后来的每周一次、每天一次。位于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的这处会址，在五一村居民眼中从未这样热闹：每天天刚亮，双方代表就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开会，现场解决各种问题……

压力最大的是承担会址工程修复任务的中建一局项目团队。为确保100%复原会址，他们冒着楼房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用相机详细记录历史遗物的种种细节；为了在漫长冬季中争取工期，他们创造性地采用"逆作法"等特殊方式，为建筑穿上"巨型保暖外衣"以提高施工场所温度……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相关部门和党史研究专家、历史学者，对常设展览馆的展品内容仔细考证、推荐；相关当事人也积极回忆细节。会议厅、代表宿舍等，尽可能还原开会期间的布置。"中共六大召开前的形势""中共六大的筹备与召开""中共六大之后革命运动的发展"……一组组展示内容，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六大前后的历史风貌。

2016年6月20日，修复工程顺利通过中俄联合验收小组验收。验收会上，莫斯科市文物局局长阿列克谢·叶梅利亚诺夫感慨"中国速度"："按照一般进度，工程应该到2019年才能竣工。"俄罗斯中央科学修复设计院也对"中国质量"给予肯定，在验收意见中他们郑重写道："（项目）较好实现了文物修复与展览陈设的内外统一"。竣工后，这座建筑接连荣获莫斯科市政府授予的"优秀修复项目奖"及"文化遗产修复及现代化使用"特别大奖，并赢得了20万莫斯科市民参与投票的"最佳印象奖"。

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莫斯科效区五一次会议旧址（翻新后）

莫斯科市中心约40公里的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是一栋三层高的典雅小楼。这座看似普通的建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会址。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2016年7月4日，修葺一新的六大会址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重现昔日"银色别墅"的风采。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分别宣读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贺词，共同为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揭牌。

《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定的政治信仰、昂扬的战斗意志、崇高的理想追求、巨大的牺牲精神以及钢铁般的意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整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很多资料均是首次披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早期中共党史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简介

彭军荣，女，新疆大学科技俄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一等秘书，在莫斯科工作5年。接触到中国早期留苏学生档案材料，怀着崇敬之情，收集早期留苏学生，特别是军校留学生部分档案材料，经翻译整理，编著本书。现在某单位从事外事工作。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学校

第一节 东方大学

第二节 中山大学

第三节 军事院校

第二章 学习

第一节 办学意见和学员入学申请与审批

第二节 关于教务和党务工作讨论

第三节 课程安排

第四节 学员来信和班会纪要摘录

第三章 生活

第一节 学员日常生活

第二节 生活用品交接清单

第四章 毕业

第一节 测 评

第二节 毕业分配

第三节 回 国

第五章 留苏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第一节"江浙同乡会"事件

第二节"清党"事件

第三节 中共六大部分档案

第六章 部分学员留苏期间档案摘录（1949年以前去世）

第一节 黄第洪

第二节 刘伯坚

第三节 左 权

第四节 罗世文

第五节 王 备

第七章 部分学员留苏期间档案摘录（1949年后去世）

第一节 刘亚楼

第二节 许光达

第三节 杨至成

第四节 刘伯承

第五节 叶剑英

第六节 萧劲光

第七节 傅 钟

第八节 屈 武

附录一：部分学员留苏期间学校调查表影印件

附录二：部分学员留苏期间信件影印件

附录三：部分学员留苏期间清党材料影印件

康根成是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第一批16名学员一班名册第8名，与毕业后回到中国参加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朱瑞是同班同学，共同学习了当时先进的军事炮兵学。

莫斯科克拉炮兵学校位于莫斯科列佛多沃区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只有一墙之隔，在当时苏联各种军事学校中炮兵是一门热门专业，火炮在那时作战中被称为战争之神，学校招生条件非常高，学习炮兵专业是学习军事专业的首选。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存在于1919～1943年，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党员，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中文名

第三国际

外文名

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成立时间

1919.3

解散时间

1943.5.25

总部

莫斯科

历史

第三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以别于第二国际的本名"社会主义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和中国共产党关系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与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李汉俊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因此共产国际的刊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是1920年8月。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来自中国各大城市和日本留学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13名党员（共有57名党员）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移至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为领导机构。这也是中共通常认可的成立日期。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

1927年8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为八七会议。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操纵秘密召开中共六大。

1928年6月之后，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由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

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由王明（陈绍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为主持中央工作，总书记向忠发为傀儡。

1931年，王明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日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

1932年第三国际派遣德国人李德来华协助营救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1933年自愿申请去苏区，1934年1月，化装成外国传教士进入苏区，并立即成为中共军事委员会核心之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德被中共本土力量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为由强行剥夺权力，第三国际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直接控制。

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王明任命其为代表团副团长。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明回国，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是第三国际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后来在苏联被清洗，毛泽东成了国际的新宠。王明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遭到批判，在党内失去势力。

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因通讯及地域限制不能与中共产生直接领导关系，受第三国际支援和指导。

1940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布结束使命。[1]

和宋庆龄关系

宋庆龄在苏期间，积极参加第三国际活动，长期和第三国际保持联系。有人推测她曾加入国际共产党。西安事变后，第三国际首先和宋庆龄联系并出于中国联合抗日考虑倾向于和平解决。[2]

和中国国民党关系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2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蒋介石列名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委，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地位。

在1926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参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中文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排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卷，第一部分的胡汉民就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提要)。

1926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联共（布）代表团核心小组在会议中讨论议决，"关于接纳国民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第3卷，第91页，第149页)。

1926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最终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1926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决议通过了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名誉委员。国民党代表胡汉民也在2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扩大全会。[3]

哈巴罗夫斯克市（伯力城）

哈巴罗夫斯克号称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第一大城市人口60万，清朝末年，这里曾经是属于中国的伯力城。1858年，一个名叫穆拉维约夫的俄国人来到此地，建立军事据点，从此改变了伯力城的历史。

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司令部（苏军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部）

俄罗斯远东司令部（苏军特别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加宁大街102号，是一片红色俄罗斯的老式楼房。在拐角的街心花园有一个坦克车、门前立了一个小炮作为街头装饰。

这里承载着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战争不可分开的重要印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命令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第四科（侦察情报科）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搜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情报。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和苏军伯力远东红旗军情报科一起建立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情报网，以便获得日本侵略军的活动情报。第四科（侦察情报科）瓦林大校负责、康根成任上尉翻译中国情报组长，远东红旗军情报科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的负责人是苏子元。

*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记载：1940年至1941年间曾经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召开了两次"伯力会议"。为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对外使用苏军远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旅。

*1949年12月25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

　　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黄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远东红军中国游击队党代表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四局）《格鲁乌》的嶶标

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局（四局）《格鲁乌》的嶶标

格鲁乌的座右铭是"只有星星够不着"（выше нас только звёзды）

中东铁路事件开始于1929年，"改旗易帜"的张学良，追随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国际反苏路线，采取了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行动。中苏双方装备悬殊，东北军 "以东北一隅之力，对抗俄顷国之师" 而南京政府未发一兵一卒出关协助，中方伤亡惨重。张学良只能与苏联和平谈判，无条件同意恢复中东路原状。整个事件历时半年余。

"中东路"全部恢复交战以前状态，依旧中苏共管。这场仗算是白打了。但这倒也算了，关键是张学良把面积多达335平方公里，处于中国地图"鸡冠"的"黑瞎子岛"给丢了苏联撤军至这个岛，就再也不归还了。为了要回这个岛的主权，中国后来费尽周折，直到2004年，才达成了"各占一半"的协议（中国分西半部，俄罗斯分东半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康根成因白血病（血癌）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逝世，终年六十一岁。骨灰安放于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一室。

莫斯科电：当地时间2015年5月9日俄罗斯隆重举行盛大阅兵式和游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举行阅兵式和游行活动。“不朽军团”大游行在莫斯科红场共有20万人参加，由以纪念卫国战争期间为反法西斯做过贡献的老兵亲属高举亲人的肖像参加纪念游行。

不朽军团游行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游行人群第一排正中央，普京手中举的是自己父亲身穿潜艇艇员服的照片。其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在上世纪30年代在苏军潜艇部队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主动报名上前线，被分到步兵团，曾凭借当水兵时学到的技能奇迹生还，后来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浴血战斗中身负重伤。

新中国开国领导人亲属举着毛泽东、毛岸英、刘少奇等7人肖像也参加红场不朽军团的纪念游行。

康根成  Кан Гинчэн

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 Калинен. Се Мяо Михайлович

北京专电：俄罗斯有关代表总统普京向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与亲属后人颁发此纪念章。很多中国人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战争期间，尽管还很年轻，但是他们毫不畏惧，挺身而出，与苏联军队和人民并肩作战，帮助苏联取得了胜利，对此，俄方表示深深地感谢。同时指出，两国青年一代应铭记二战历史，并把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传承下去。

莫斯科专电：当地时间2018年11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出席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格鲁乌”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致辞。“格鲁乌”指的是苏联与俄罗斯联邦的军事情报机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在苏联时代，总参谋部情报部的全称为苏联红军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在目前的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情报部的全称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格鲁乌”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勋章和“格鲁乌”识别标

2020年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

康军的儿子记忆中的大舅康根成：

大舅康根成我的儿时永恒的记忆：

“我五、六岁时在北京见过他，他在北京看病到我家西四住的四合院看我母亲和父亲（那时他已在北京医院确认为白血病）他和我母亲在客厅说话仍然保持精神愉悦的神情，我找我母亲要个东西母亲让我等一下再找给我，我要儿时性子不断的踢门边大舅严力的教训我：‘小孩子要听话懂事’后来大舅走对在院子里还对我母亲说：‘小男孩不能贯要严格’我当时特别特别不喜欢他我的大舅。后来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北京火车站送大舅去上每继续医疗，母亲在火车站软卧车厢里问大舅在苏联儿子的联系地址大舅说让我母亲不用管他的家里事，后来下了火车车厢在火车站母亲让我和大舅说再见，我不情愿说但我仍按母亲的话和大舅说再见，后来火车开了母亲哭着告我大舅回不来了，他的病情严重很快就没了，当时我小对死亡没有直接的意识但没了仍然给我了极大乃至终生的震撼和纪忆。

母亲生前谈到我的大舅与大舅妈玉成充满亲情与怀念，母亲生下来因是女孩子是我大舅妈建议留下，当时我大舅和大舅妈他们有一个女儿比母亲小一岁叫梅梅，（户口册上）母亲小时我大舅妈帮忙带过她，遗憾是我大舅妈与孩子遇到伤寒疫情均过世了，每每谈到大哥在苏联受到的苦难和大嫂与孩子过早离世母亲十分伤感与怀念他们......，

这几年我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前苏联）特别去大舅学习生活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悼念大舅和他们那一代革命者......

特别去调阅了有关康根成各种方面的资讯，特别感谢俄罗斯有关负责人与机构给予的帮助，感谢驻俄罗斯中国机构给予的协助，谢谢俄罗斯仍然记述着康根成为前苏联所做的贡献，感谢由于康根成贡献而给予奖章等勋章存念。

康根成大舅和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中勇 国家企业投资协会副秘书长、海峡弘桥交流基金秘书长、弘桥智库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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