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马营村新发现《重修广济桥碑记》残碑考证（郭须善著）

郭须善

（向导苗花娣及村民在洺河首次发现）

2018年6月3日，邯郸市永年区东杨庄镇前马营村西洺河河道内，新发现一块清乾隆三十年二月（1765年3月）镌刻的残缺石碑。石碑青石质，仅存上部 ，呈不规则梯形。残碑最高处63厘米、最小处47厘米，宽90厘米、厚25厘米。正、反面刻字，碑阴刻字磨损严重不可识读，正面残留刻字17行，行5——29字不等。碑文楷体左行竖书，首行题《重修广济桥碑记》，落款为“大清乾隆叁拾年岁次乙酉春贰”。上与左、右三边刻减底线刻瑞草纹，宽9厘米。根据古代碑制规格体例，依此残碑推算，原碑碑身高度不会低于220厘米。残碑上部带有安装碑额的榫头，原来应该有螭首龟趺，今佚，通高在400厘米以外，如此规格的清代早期修桥石碑在永年境内洺河上发现，实属罕见。碑文未见别处著录。（释文中带“/”处为原碑每行首字）

（河底随手捡的石斧）

（郭须善拓片完成，揭纸）

今据残碑，释文如下：/重修广济桥碑记：/闻之《夏令》曰：十月成梁，□…□/圣祖仁皇帝亦尝以修理桥梁布□…□/顺，其由来者远矣。夫此桥□…□/余同里人也。闲步河上，见□…□/有建桥志焉。其始置于王□…□/兴相沿，甫十载而桥残冲□…□/苦心矣。又不数祀而中孔□…□/坏。名著曰：柱之不稳，或者□…□/功最者，前唯恭人先生，后□…□/得千狐之腋耳。故其事不□…□/邑候冯公闻其事，即为之出印□…□/我恭人先生与李氏名著之□…□/石，用垂久远，诸君子求余为□…□。

/乾隆癸酉科□…□。

/原建桥会首生员姚体温、重修桥会首善人李名著，本年总理会首梅、宋、何□…□。

/大清乾隆叁拾年岁次乙酉春贰□…□。

碑文中提到的重要信息有：广济桥，余同里人，始置于王，李名著，姚体温，恭人先生，乾隆癸酉科，邑候冯公和乾隆叁拾年等。

现就以上信息论述。首先此碑在前马营与后马营之间附近的洺河河道内发现，证明此碑有可能是乾隆三十年在洺河上重修桥梁时树立的记事碑。但是，走访询问两村村中老人，没人能记起在附近洺河上有过此桥此碑。只是说早些时候太辛庄洺河上有桥，不知道桥叫什么名字。

（第一次发现，天气太热简单拓了一下）

（棕刷上纸）

（雨天，扇扇干的快些）

（打伞扑的第二遍墨）

关于洺河，《汉书.地理志》载：魏郡武安有寖水。三国时易称洺水。洺水之目不知谁改，俗谓山之下，地名，故曰洺水。元代始称洺河。

据光绪年间《永年县志》记载，历史上洺河在永年境内曾多次溢堤泛滥，决口改道，迁徙于滏阳河以北，小沙河以南，在永年中部地区留下许多故道。参考《华北平原北部历史时期河道变迁图》《河北平原黑龙港地区古河道图》等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洺河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变迁，洺河在唐、宋、金三代，曾从永年裴坡庄附近向东南流，经北李固、苏固、赵固、北碾头、周村、贾村一带，到西大慈村转向东流，大致是沿着现在滏阳河的流向流入曲周县境。

明代以来，洺河始从辛村向南，自许庄村西向南至贾八汪村后，折而向北至许庄村前复向东南、继而向东北至茹佐村南、过李家庄、西、东陈甫村东南，转向东南流经北廓，石官营、三合村，前、后当头入护城河。《永年县志》载：“乾隆二十五年河决，南趋至八汪村，北折向东流，经茹佐、杨、李、太辛庄，北郭，石官营，大营头（今当头）等村，汇入牛尾河，河身隘狭不能容，府西诸村时受其患。”《邯郸地县水利志·永年县水利志》（初稿）：“明代万历年间曾从辛村决口，改道东南流。辛村南趋至八汪村，北折向东流，经茹佐，东、西陈甫，李家庄、太辛庄，北郭、石官营，大营头等村，汇入牛尾河，到清乾隆二十二年又从这一带决口南流，经八汪村北转而向东，再经茹佐、陈甫、石官营，到当头村，汇入牛尾河，流经时间长达115余年。同治十一年才将辛村决口彻底堵死，使洺河返回原道。”明代以来至乾隆二十二年形成辛村当头故道直至同治十一年才复故道，在此时期内洺河曾从东、西杨庄，屯庄、司郭庄、七急、辛庄堡向东流入鸡泽。

（雨天拓碑需打伞）

上文中两次提到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五年洺河改道南流八汪村，时间长达一百余年，同治十一年才归故道，此故道就是在前、后马营中间的洺河，即现在的洺河，自明至民国时期的各种永年县资料上记载的太辛庄桥就是在这条河上，现在太辛庄村后洺河河道里还残存有石灰搅拌的夯土遗迹和作桥墩用的石头滚子。

查永年县各有关广济桥资料，在雍正版《永年县志》桥梁：“广济桥，在城南五里滏阳河上，邑人连矿有记”；此处没记太辛庄桥，同样在此卷末又记桥梁：“太辛庄桥，洺河，在城北二十里”。乾隆版《永年县志》津梁卷找到广济桥与太辛庄桥，“广济桥，城南五里；太辛庄桥，城西北二十里。”乾隆版《广平府志》建置：“其津梁可名者曰：广济，城南五里，邑人连矿有记。”光绪版《永年县志》：“广济桥，城南五里；太辛庄桥，城西北二十里。”光绪版《广平府志》卷十六津梁记载有两处广济桥，其一跨滏阳河桥，“广济桥，在县南五里，明弘治中邑人史祥重修，甃以石，旧志。嘉靖二十三年知府唐曜重修，畿辅通志，一曰南桥亦名午桥。”其二跨牛尾河桥，“广济桥亦名大营头桥，在县西北三里。”记载洺河渡口“渡口，又双陵村、讲武村、西杨庄均有洺河渡口。”新《永年县志》“广济桥在永年广府城南5里南桥村村中，又名南桥午桥此桥为石桥，明弘治年间重修。连矿撰文广清石桥记（前盖草木为之，弘治中居民申祥易以石，功顺而利益永。）”

以上诸志中出现有两处广济桥，一是滏阳河上的广济桥，原名广清桥，即是今之南桥村广济桥。一是城北跨大营头（今前、后当头村）牛尾河上的广济桥，亦名大营头桥。两桥在志书中都带有明代以来始建重修的延续记述，与前马营新发现的《重修广济桥碑记》碑文内容完全不符，且二桥横跨河道注明，据此断定此残碑与上述两处广济桥无关。

各志书所记前、后马营附近处洺河桥梁只有太辛庄桥，然此碑上记为广济桥，与诸志不合，应该不是志书上所说的太辛庄桥。综上所述，此碑所记广济桥不是南桥村与大营头（当头村）广济桥，也不是太辛庄洺河上的太辛庄桥，而是另外一座横跨洺河上的广济桥。从上段文字不难看出，自明代至乾隆二十五年洺河时而还流经故道，二十五年后基本不入故道，致使桥毁碑废。

（第一遍墨，要求均匀）

（蔡庄杜振国先生保存的杜氏族谱）

（光绪十九年版《广平府志》举人杜鸿勋）

（光绪三年版《永年县志》举人杜 勋。县志错记）

（蔡庄杜氏繁衍最快的一支，杜举人在十六世中位列第二名）

关于碑文撰书是何人的问题，碑文中“乾隆癸酉科”标志着重要信息，应该是撰书人的科举功名标识，可惜原碑下部残缺，撰书人的任职及真实名字遗失。乾隆癸酉是乾隆十八年（1765年），此年开举人科，撰书人可初步确定是此科举人、永年县人。

据查各《广平府志》、《永年县志》及相关资料，永年县人在此科中只有申成章与杜鸿勋（光绪版永年县志错记为杜勋）两人中举，碑文中提到撰书人与姚体温是“同里”关系，同里乃是同村人，邻里之意。

蔡庄自古就不是以行政村存在，而是以自然村存在，行政一直归附于尚古村，两村在明清两代均属城北乡七方社八甲尚古村，就是现在也是讲武镇尚古村行政。姚体温是尚古村人，尚古村没有姓申的，有杜姓，杜鸿勋也应当为尚古（蔡庄）人。

在尚古（蔡庄）杜氏祠堂找到“杜鸿勋”名字。现存蔡庄祠堂《杜氏族谱》（挂轴）记为“十六世，杜弘勋。”名下没有注明科举功名。杜振国先生收藏的清嘉庆年间手抄本蔡庄《杜氏族谱》（书籍）记载，“十六世，杜弘勋，孝廉，三子：维精、□□、维清。兄弟二人，其兄名弘猷，父名士元。”孝廉就是对举人的雅称，证明尚古杜鸿勋是举人无疑。光绪版《永年县志》记为杜勋，记载错误，实为一人。另据杜鸿（弘）勋举人同族、蔡庄人、邯郸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志书专家杜振国先生说：“我村举人《杜氏家谱》抄本上记为杜弘勋，《广平府志》记载是杜鸿勋，《永年县志》错记为杜勋，应该都是避乾隆皇帝弘历的讳，《广平府志》不敢写“弘”写成“鸿”了，《永年县志》干脆就不写“”弘”字，空格，实际都是我村举人杜弘勋。上世纪70年代，在杜鸿勋举人故居大门口上，还曾悬挂有题写为《玉堂伟人》四个大字的巨大木制匾额，旁边有小字，隐约记得好像有祥符县字样，由于时间久远，忘记是标注杜弘勋举人任职地还是送匾人的官职了。”据此可证实举人杜鸿勋是永年区讲武镇尚古村（蔡庄）人无疑，

根据上述内容可确定《重修广济桥碑记》碑为乾隆癸酉科举人蔡庄（尚古）杜鸿（弘）勋所撰书。

（姚体温子，姚令闻）

“原建桥会首生员姚体温”和文中两次提到的“恭人先生”，实属一人，即今之永年县讲武镇尚古村人。

据查尚古村姚氏祖坟享堂内保存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立，十一世姚升撰文、姚诹书丹的姚氏《续题名碑》发现，“姚体温，诹之子，字恭仁，邑庠生，习诗经。姚令闻，体温之子，字君誉，武庠生；姚襟洺，体温孙，字□□,号南溪，乾隆□…”碑中显示姚诹是十一世，那姚体温就是姚氏十二世了。但是《续题名碑》碑阴有功名人员名字不是一次性镌刻上的，而是逐年加刻，最晚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后镌刻。从这一点上并结合《广济桥碑记》来看，姚体温的名字拟或在康熙末年后刻。再一点可以从姚体温孙子的命名上看出洺河在尚古村的地理位置和在姚体温心目中的情愫，证明姚体温建造广济桥的情怀。姚襟洺，号南溪，顾名思义，襟，衣之前幅，南溪，村南一小溪，从姚襟洺的名字含义也可以看出洺河距离尚古村不远，河道不是很宽，且在尚古村南。碑中还有“闲步河上见”“有建桥志焉”，距离太远了姚体温闲暇徒步游玩是走不到洺河上的，出行不用经过洺河也不会出资建造桥梁的。应该是说姚体温平时在洺河附近游玩，见行人苦于洺河阻隔遂生建桥之志。

碑中前后三处提到“李名著”的名字，是为此次重修广济桥的重要人物，是“重修会首、善人”。按民间集资修建某物的传统习惯，可以说李名著居住的村庄应该也不会距离此桥太远，太远不需要经过此桥，李名著是不会出资重修此桥的。附近只后马营有李姓，且是明代迁民，清代有大财主，李名著在碑中既为“重修会首、善人”，可以想见此人是没有功名的人，可能只是附近村庄热心公益事业的一位大户而已，详查各种资料，均无见有“李名著”的相关记载，可惜不知此人具体是哪一村庄的。根据碑文中记述与撰文人及姚体温有一定的人际交往关系，应该不会太远。

（尚古村姚氏《续题名碑》姚襟洺，号南溪）

（尚古村姚氏《续题名碑》姚体温，字恭仁。）

（《永年县志》光绪三年版）

（《永年县志》标示的职官表遗佚）

（光绪十九年版《广平府志》）

（《广平府志》首载永年知县冯方邺。）

（尚古村姚氏《续题名碑》拓片）

“邑候冯公”，在碑文中顶上格两字，是为尊称，邑候即县令，知县。今不知冯公为何许人也，根据立碑时间，查山东省《历城县志》得知：“冯方邺，乾隆十五年，举人。”另在光绪朝重修《广平府志》载，“冯方邺、王锦林，以上二人见三十三年（1768年）府学碑记。”《广平府志》此时间段的职官多是在同时期的碑文上查找的，新《永年县志》沿用此条“冯方邺，知县，三十三年任”。此处之“任”不是到任时间，而是在任时间。

在光绪三年《永年县志》上，乾隆二十年至五十六年的《职官表》人员竟然缺失,其曰：“按旧志所载止此，年久失修，以后居官诸公遗佚者多矣。”实是乾隆二十年后一直没有修补《永年县志》，致使乾隆中后期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今据永年县西苏乡西苏村现存《节孝坊》石刻记载，三十年（1765年）闰二月初六日立石，当时知县是冯方邺，教谕杨模，训导王尧佐。此时冯方邺任永年知县。但是《府学碑记》的信息可确定在立碑前的近段时间内，是冯方邺与王锦林职务交接时间。可证明冯在三十三年尚在永年任职，三十三年内的某一个月调任别处。查陕西省《宝鸡县志》载“冯方邺，举人，山东历城县人，乾隆三十七年任。”

（总算老天开眼，雨停了5分钟，抓紧拓成。）

（《重修广济桥碑记》拓片）

“始置于王□”，“王□”应该是地名，此碑发现地附近村名前一个字带“王”的村庄现在只有王盘庄，距离《广济桥碑》发现地不足千米，在前马营西南方向，不足300米。前、后马营，太辛庄倒是有姓王的，但是村庄名字中没有带王字头。据此可以断定此桥不是诸志书中载记洺河上的“太辛庄桥”。王盘庄当时不是行政村，各府县志上均无此村，此村而是归附于附近某村，此种并村现象在永年县地名中不止一例，如茹佐村中的“谢庄”，尚古村中的“蔡庄”等等，文中之“王□”应该不是王盘庄，这样就只能是《永年县志》中的“前、后王马营”了。明代称“营里”，清代叫“王马营”。《永年县地名志》载：“明初，王、马两姓氏在此占产立庄。故以姓氏命名王马营。后来户籍繁衍，发展为两村，称前、后王马营（光绪三年县志上有记载）。清代以后又简化成前、后马营。”据此可以断定此广济桥是修在现在的前、后马营之间的洺河上，不知何种原因志书漏载，只不过是名称与另外两座“广济桥”重名而已。

（残碑原貌）

（虔诚对待古物，跪着上纸）

《重修广济桥碑记》的发现意义重大，历史资料弥足珍贵。其一，可填补《广平府志》、《永年县志》的不足之处。知县冯方邺，在光绪十九年《广平府志》上记载的信息很简单，上任年限、功名与籍贯均缺失，光绪三年《永年县志》更是无任何记载。据此，以后可知为“冯方邺，乾隆十五年庚午科举人，山东历城县人，乾隆三十年或更早前在任永年，三十三年调任去。”其次，证明此碑是举人杜鸿勋的唯一留世撰文碑刻，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尚古村的人文历史及其附近风土人情。再者，此碑是迄今为止永年金石史唯一发现的一块记载洺河桥梁史的碑刻，是了解洺河水利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四，此碑的发现是对于古代民间集资建设力量价值的充分肯定。碑刻是一部不可移动的不言史书，从《重修广济桥碑记》的出土，再次看到金石证史的完美体现。

郭须善，邯郸市永年区曲陌乡前党庄村人，1969年生。现为河北省金石学会会员，邯郸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永年区洺州诗社理事。爱好金石文化，精于传拓。数年来多篇文章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多次为各地文保单位制作拓片。2014年受邀河北师范大学作《永年碑石的发现与资料整理》讲座，2017年12月获河北省金石学会《弘扬燕赵金石文化优秀奖》。曾与赵海京一起用6年时间拓完永年境内现有古代碑刻。拓片作品数次参加全国金石拓片展览，部分拓片被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或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