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一颗卑微的灵魂在行走

吴极

摘自《北方文学》2018年第6期

我是林区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区还没有什么忧患意识，生活和就业都不成问题，所以考取功名者寥寥无几。我1992年参加工作，那时好歹还能发下工资，具体数额为每月二百五十元，有几分零头被财会省略掉了。没想到二百五的日子没过上几年，资源很快走向枯竭，林业同时遭到断奶。为了寻找出路，林场还成立了开荒办，小组长随手一指，整个山坡被砍伐一空，随后刨坑下种。放下油锯，我也学会了当农民。腐殖土肥沃，不用施肥，大豆玉米连年丰收，效益往往还要超过工资。后来上面来人纠正，这么干是不行的，于是又栽上树。树倒是活了，人彻底没有了饭吃。广大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纷纷展开自救，养殖业开始大行其道，环境优美的场区转眼污流遍地臭气熏天。我同样别无选择，在庭院里用木板建起了猪舍，只一年时间就把所有积蓄赔个精光。媳妇问我还干吗？我说不能再干了，这样下去恐怕我比猪死的还惨。那些年，所有人都在想办法怎么活下去，整个林场除了学生，没有一个人在读书。

山里人要走出去谋生是一件很难的事，他们除了会伐树没有一技之长，信息和意识更加乏善可陈。跟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出门打工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大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念头。我有一身力气，最好的选择是走向工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没有之一。在建筑工地，每天马不停蹄劳作十二个小时太正常不过，你经常会看到伤口不断流血的人还在奋力挥舞着锤子；有时明明是一项危险操作，而有人肯去把性命白白送掉。即使这样，几乎所有民工都拿不到足额的工钱，有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了，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包工头也跟我一样困惑，他们讨要工程款的时候腰里往往要揣上一把刀子。

对我来说繁华的城市到处杀机四伏，或者成为市民所鄙视的对象。比如在公交车上，他们会尽量避开我，路遇美女也要时而捂住鼻子。对于外面的世界我是一个负担，生命的卑微足以证明我的可有可无，此后我找到更好的休闲方式，下工之余窝在工地里看书。我所说的书主要是过期的文学杂志，在夜市地摊上获得，包括《章回小说》、《青年文学》、《人民文学》之类。工友之中不乏读书之人，特别是《故事会》和《章回小说》，因为通俗，只要认识常用字，一般人都能读得懂。只是他们舍不得买，即使五毛钱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在他们肩上有一种责任，叫做养家糊口。挨着我睡觉的，是一个叫小林子的工友，小伙子个头不高，浑身肌肉块儿，而且非常聪明勤劳。我们都是木工班成员，负责预制模板，那些奇特的造型或旋转楼梯多由他去完成。他说过一句话：“我干木工活着迷，睡不着觉都在琢磨怎么能把活干好。”后来在创作过程中，我总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对任何一件事情来说，只有达到痴迷的程度才能做得更好。他也喜欢看书，我们对打工题材特别感兴趣，只是小说里所描述的细节不像那么回事。我跟他讲，等以后我要是成了作家首先要写写你的那些丑事，他乐的直翻跟头，笑我吹牛吹出了新境界。

大概七八年之后，我又重新上岗——林场办公室锅炉工。这时的林场经过十年动荡渐渐安静下来，靠国家拨放的管护资金维持着正常运转。人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场区里只剩下不足一半的常住人口，原来的锅炉工换了脑出血，找个替代的职工都不容易了。比起农民工，锅炉工是个很清闲的工作，领导只要不喊冷，我想干吗都行。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小说，想起了我的工友小林子。从2010年起，我开始试着写他们的生活，经过三年努力，翻烂了两本新华字典，我的第一篇小说终于问世了。我拿着那本杂志去找小林子，他家在三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可惜的是他于两年前死在了俄罗斯，死因是一次工程事故。那天早晨刚下过一场雪，整个天空灰蒙蒙的，我特别想哭，绕过村头，我把那本杂志烧掉了，但愿他能在小说里看得见自己的样子。

发表过一系列打工题材小说之后，有城里文友建议我写一写有关林区的现实小说。我何尝不想呢，可是我无法介入自己的生活。“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于我，很多大作家都是离开故乡之后才写出惊人之作，身在其中反而看不清身边在发生什么。我决定换个环境和视角来重新打量林区状态，为此我去了临近的兴隆林业局，沿着国内唯一保留下来的森铁路线徒步八十多公里。由于常年不再跑山，第一天我的脚就磨出了水炮，第二天流淌出血水。事实证明，那些森工林场处境更加不堪，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几乎都走光了，昔日辉煌只停留在老工人的叙述里而成为历史。我由此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肯写林区的生存状态，因为熟悉林区的笔杆子都在本地任职，他们不喜欢揭开伤疤让人来看，包括本地执政者。我在一片萧条中艰难跋涉，相伴而行的是痛定思痛的思考。全国仅黑龙江省就有50个森工林业局，另有403个国有林场，它们的命运大同小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林业“两危”的调查报告，直到2015年管理层才下发文件彻底停伐。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答案是没有停歇的连续砍伐，而有的林业局在此之前已经无木可伐。至于资源彻底枯竭，职工怎样生活，人要到那里去，从来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就像一群鸟儿，吃光了食物，然后一哄而散，留下来的是满地狼藉，飞去的是任凭命运摆布的生灵。更严重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深刻的危机意识，大众普遍认为，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不了像乡村一样，把山林像土地一样分到各家各户手里，结果这个美好期盼很快变成神话。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只能背起行囊，流着眼泪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他们没有绝望，没有萎靡，没有抱怨，唯有的愤懑是，为什么老百姓没有了饭碗，而很多为官者却富的满身流油，仅此而已。社会上很多人都在痛骂腐败，提到某个腐败份子更是咬牙切齿，可是很少有人思考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我说过，我种过地，我知道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生长出茁壮的庄稼，也很少得病。如果土壤坏掉了，再好的种子也无法健康成长。《飞鸟各投林》是我创作的第一篇林区生态小说，或可说是基层林业几十年来的缩影。令人唏嘘的是，我们对自然索取的太多，而回报的总是太少太少。

因为我是山里人，出门经常惹出笑话。一次入住旅馆，找到房间却没有钥匙，我去前台跟美女讨要，她说就在我手里，争执了半天结果还是我错了，我怎么也没想到用一张卡片就能把门锁打开。写作跟开门一样，也要掌握一定经验和技巧，而这些主要通过阅读来获得。而事实上，我的阅读量实在少的可怜，发表过几篇小说之后，我甚至不知道卡夫卡和乔伊斯的存在，所以我不敢在任何场所大谈文学，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消费者，我喜欢看美国大片，不仅因为热闹，有趣的是他们的导演总能想方设法把故事引导到最终主题——爱国主义。因为阅读上的恶补，我首选俄罗斯文学，他们作品里充满斗志和激情以及民族自豪感。回头看我们的文艺作品，那里有太多毫无意义的颓废、迷茫和荒诞，更缺少对祖国和民族的爱。我们的当代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一种西方规则所束缚，似乎只有那样才是文学，才能获奖，才能出人头地。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文学没有抛弃我，它没有门槛，更无需投资，以宗教般的胸怀接纳每一个人，引导着我从读者变成作者。我的创作方向主要是小说，没人能够说清小说该怎样来写，但起码要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我力求表达平民的个性和时代的特性，而不是微观之个体，更不是对阴暗角落的无限放大。文学对我而言不是工具，也不是改变命运的稻草。我要试图通过对文学的热爱，从一颗卑微的灵魂转变为丰饶的灵魂，做一个自我觉醒自我救赎的人，明是非知善恶，懂得在这个多元构建的世界里发现美好与激情的人。当有一天放弃文学放弃写作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