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山村广播声

高粱红

　　上世纪五六十、七八十年代，走进农村，随处可见农家窑洞的窗户上，门硷的树杈上都挂着一个小广播，群众在家吃饭听广播，上炕歇息听广播，地里干活山上放羊都听广播。广播成为鼓动群众，教育群众的主要宣传工具，是广大群众了解政策、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主渠道。

　　记得我很小时，家里就有3个小广播，其中一个父亲做了一个木匣子套在外面，还用红漆刷的漂漂亮亮挂在门框上。每到夜幕降临，父亲放羊回来，便端着饭碗坐在门槛边吃边听广播，我也跟着父亲一起听，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小头头讲话，中央、省里、县里的新闻、秦腔都听。后来离家到乡里上初中，对听广播一直没有间断过。每晚晚自习后悄悄翻出校门站在冷清的街道木电线杆下听广播，而且是风雨无阻。其实那时候主要是听广播播里我写的新闻稿，我的新闻写作就得益于小广播，没有钱订报纸看，就听广播学写作，那是我在县广播站的上稿率特高，每晚的新闻节目和对农广播节目有时有我写的3篇以上新闻稿，省台也隔三差五播。

　　爱听广播，也和广播事业有缘，我到乡政府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带3名各村抽来的线务员到离乡里30里外的村子架设广播线。接受任务的那天一大早，我们骑着自行车，驮着工具，翻山越岭，一路高歌来到村上。群众架设广播线的热情特高，他们从家里扛来木杆，挖窝栽杆，拉线进户，然后从我手里花一元钱买去我从乡上带来的小喇叭回去就可以听了。那些日子，我一边带领他们架设线路，一边搜集材料写新闻，晚上从农田工地回来的群众就躺在自家炕上听到他们身边的事上了广播，喜滋滋的竟睡不着觉。想起那时的工作情景现在也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听广播，也和广播事业有缘，我到乡政府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带3名各村抽来的线务员到离乡里30里外的村子架设广播线。接受任务的那天一大早，我们骑着自行车，驮着工具，翻山越岭，一路高歌来到村上。群众架设广播线的热情特高，他们从家里扛来木杆，挖窝栽杆，拉线进户，然后从我手里花一元钱买去我从乡上带来的小喇叭回去就可以听了。那些日子，我一边带领他们架设线路，一边搜集材料写新闻，晚上从农田工地回来的群众就躺在自家炕上听到他们身边的事上了广播，喜滋滋的竟睡不着觉。想起那时的工作情景现在也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电视的逐步普及，曾受群众喜爱的有线小喇叭受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在线路老化，被盗，投资不足的严酷现实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2004年，我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到广播电视台工作，成了一名真正的广播电视人。当年站在风雪听到的广播新闻编辑记者老师仍然坚守岗位，我和他们开始了并肩战斗。工作之余每每谈起当年办广播的火热情景，总让人激动不已。遗憾的是在也不能吮吸庄户上空浓浓的蒿草味听广播了。但这心中浓浓的乡情却丝毫没有淡去，梦里常常有群众和村干部的身影，我知道此生真的不能离开农村和农民了。一天不在农民舒心的日子里走走，会顿觉没了精神。

　　在我当广播电视记者的这些年来，不管酷暑寒来，吹风下雨，我的身影总会出现在乡间小路，田间地头，农舍院落。我为农民鼓与呼，我拍摄农村的巨大变化，拍摄农民红火的日子。在农村采访我喜欢吃农家饭，睡农家土炕，和干部群众谈农村农民问题，到地里帮农民干农活。好多乡村干部和农民都熟悉我这个“泥腿子”记者，常常打电话给我，告诉他们的收成和生产生活情况。劳动的汗水也终于换来了成果。2011，2012两年我有两件广播评论作品蝉联甘肃广播影视奖广播评论一等奖。一件作品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这对于一个广播新闻人已经是很大的鼓励。

　　时常站在丰收希望的田野上，看到美丽的新农村画卷，看到乡亲们一天比一天好的舒心日子，我在鼓足劲用镜头记录着农村的巨大变迁，心里猛然有了几分陶醉，这浓浓的乡情再一次涌上心头。耳边仿佛又传来山村广播声！时常站在丰收希望的田野上，看到美丽的新农村画卷，看到乡亲们一天比一天好的舒心日子，我在鼓足劲用镜头记录着农村的巨大变迁，心里猛然有了几分陶醉，这浓浓的乡情再一次涌上心头。耳边仿佛又传来山村广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