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这是妇女节日的一个代名词,是一个特有的专用符号。然而,这个日子之于我,却是一段如炼狱般的人生的开始


下 乡


1972年3月8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序初春,既没有春雨的芳菲,也没有春日的氤氲,天空一片灰濛,或许是这一年春意来迟的原因,县城的景色中也仍是一幅萧瑟肃杀的景象。这天一大早,永兴县一中正对校门,位于学校操场一角的一株老古树下,正聚集着百十来个青年学生。每人都背着背包,手上提着形形色色的网袋、布袋、皮箱、木箱。这一群人年龄都在18——20岁之间,高中毕业,正是青春芳华,英气蓬勃之际,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喜悦、欢笑,神色中透射出满腔的革命激情。但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他们中间却夹杂着十来个身材明显偏小,脸上还未脱去稚气的半大青年。这十来个半大青年年龄约为15——16岁,是永兴一中当年初中毕业生的一小部分。这十来个初中生混在一大群高中生里面,除了个子偏矮,身材偏小以外,更大的区别在于,他(她)们没有高中生的那种成熟的外表,那种对理想、信念渴求的热望和躁动。在他(她)们的脸上能够看到或者读到的,只是内心的无奈和对未来的迷茫。因为这一天,他们将要离开学校,离开父母,离开亲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到广阔天地里去锤炼红心,接受改造。

操场上人越聚越多,除了我们这些将要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来送行的,他们当中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还有一些不明来历的看热闹的人们。学校大门口和古树周围的屋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学校组织的锣鼓队正喧闹地敲打着欢送的锣鼓。当时的我就置身在这人群丛中,瘦弱的肩膀上背着一个与身材极不相称的臃肿的大背包,一手提着一个装着脸盆、水桶和洗漱用品的网袋,一手提着一个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木箱,神色木然地在人群里游荡着。

我因为读书较早,又加之文革期间教育改革缩短学制的原因,初中毕业时才刚过14岁,至1972年3月8日下乡时也还只14岁半。这么小的年龄而且又还未发育完全的身体,此时站在这一大拨人群里面,尤其显得渺小,甚至有些猥琐。

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我是可以不下乡的。我是家里的独子和独孙,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象我这种情况不在下乡范围之内,可留城就业。而且读初中时,我也还算班里的一个优秀生,无论学习成绩还是班上活动,都可算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我自己也是满怀希望能够进高中继续学业的。完全没想到,也毫无思想准备会中途夭折,读完初中便与学校告别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为此为我感到十分惋惜,得知我不能读高中的消息后,还找过校领导为我求情。但知道学校也无能为力,便只好对我说了一些抚慰勉励的话。当时的我未涉世事,懵懵懂懂,不明个中缘由。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让我知道,我之所以不能读高中,必须下乡,是因为我的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成份和出身是一个人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的取舍标准。而我父亲的问题,自然影响到我,我被取消了升学的资格。而且我还知道,我之所以下乡,不能享受独生子女留城的待遇,是因为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从中作梗。因为当时户籍在街道,居委会对本街道居民有管辖权,谁下乡,谁不下乡,是由居委会决定的。但我后来又想,这位领导也不一定是和我家过不去,可能是政治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也可能是上命难违,指标控制。就象反右运动时,某些地方打右派也是按指标来打的。但这事,今天已成如烟往事,一扫而过,用不着再去追寻探究了。

大约九点来钟,我们这些将要下乡的知青开始上车了。我爬上了其中一辆货车。在汽车将要开动之际,我猛然间寻觅到了我的祖母站在欢送的人群中看着我。佝偻着腰,一双干枯无神的眼睛中流露出万般的无奈。我瞧见她的嘴唇噏动了一下,象是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张开。只是颤巍巍地迈着两只裹着的三寸金莲小脚,随着人群往前行进着。我的心刹那间象被一只尖锥刺了一下,一股痛楚从心底涌了上来,眼眶中噙满了泪水。此时此刻,别的同学都是父母,兄弟姐妹来送行。而我只有年迈的老祖母来为我送行。我的父亲和继母早在1969年,因为珍宝岛事件而导致的中苏对抗,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保障城市和企业的安全,中央下了一道密令,在全国范围内将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安定分子,作为城市闲散人员遣散到农村。而我的父亲和继母也就在那时,被作为城市闲散居民遣散到农村去了。尔后我就跟祖父母留在县城一起生活。时值文革期间,国家的行政管理机制还没恢复,职工退休无人答理,各单位因此滞留了一大批超龄工作人员。祖父已是77岁高龄,也还没退休,仍在上班当商店的售货员,直到80岁时才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事在今天看来,感到不可思议。但在文革年代,许多的不正常都变成了正常。由于这些原因,家里就只剩下祖母能够来为我送行了。我望着祖母,祖母望着我,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四目相对,泪眼婆娑,别离之际,既然无言相对。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能说什么?祖母又能说什么?我的心中有满腔的悲伤和抑郁,祖母的心中也有一腔的无奈,一腹的辛酸。

鞭炮响了,锣鼓也骤然间密集地敲打了起来,汽车徐徐开动。我站在车上望着渐行渐远的人群,望着人群里面瘦骨嶙峋,老态龙钟而又一脸呆滞的祖母,眼中渐渐糊上一层云翳,我的视线模糊了。


干 校


永兴县五七干校位于该县的鲤鱼塘公社境内,与国营矮塘铺林场相邻,距县城六十八华里。五七干校这一名称来源于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成为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劳动的场所。

永兴县五七干校地域面积约六、七百亩,其中有水田近200亩,旱地一百余亩。前有一条水渠紧挨着校本部穿流而过。这条水渠是六十年代未该县修建青山垅水库时而挖筑的一条灌溉水渠,深约3米,宽约7米。从水库流至干校地界已有十余公里,再往前则还要流经几个公社,据说可灌溉几万亩农田。干校的后面则背靠一溜巍峨的大山,逶迤起伏,连绵不断。大山的深处是原始森林,也是矮塘铺林场采伐木材的所在。一条山涧溪流从大山深处汨汨流淌而下,溪水清澈,水量也颇大,正好可作干校农田的灌溉用水。从地貌地利来看,这里应当是一块水丰地肥,适宜农作的佳地。

干校之前陆陆续续地来过几拨人,有县里的一些干部,还有从省城下来的一些干部,他们也都是来这里进行劳动锻炼改造的。文革期间,五七干校也从最开始的“大学校”,逐渐演变成安置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的劳动改造场所。包括当时的所谓走资派人物和给予了各种处分的各级干部。对他们在干校的境况,后来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蹲牛棚”。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心怀各种怨气、怪气和牢骚,但有一些也不乏为具有卓越才干的优秀分子,其中还有一些省里下来的大知识分子。据说有一位曾经当过原省委书记张平化的秘书。在我们来之前,这里只剩下20来名干部了。但安置知青,我们是仅有的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

从永兴一中出来后,汽车载着我们沿着一条破烂的土马路一路颠簸到了这里。而当天同时到达的还有马田五七中学、东风中学、湘永煤矿子弟学校、以及该矿的安陵工区子弟学校和坡塘工区子弟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也都是作为知青下放到这里的。我们这批知青总人数有197人。其中高中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二,其余为初中毕业生。初中生最大的一块主要来源于湘永煤矿子弟学校及所属的安陵工区子弟学校和坡塘工区子弟学校。他们基本上是整个一届都下来了。我至今仍不明白,也没去探问过原因,为何都不读高中,却选择了下放。而我是渴望读高中,却被迫下的放。在干校这近200名知青中,来自于永兴一中和马田五七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是主力,干校的所有活动基本上是他们在唱主角。他们当中有一大批才华横溢者,演戏的、唱歌的、跳舞的、打球的、写作的、演奏乐器的、写字画画的……应有尽有。有几位在未下放之前就已经名扬县城,风靡全县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在校医务室,从省城下来的曾经当过女军医的邓医生,跟我闲聊时曾说过:你们干校这些知青,有些人将来出去了会不得了,会有大出息的。与这些高中生相比,我们这些初中生就是小弟弟、小妹妹了。年龄的差距,加上知识的差距,在刚开始的时侯,我们这些初中生就只有当跟屁虫的份儿。我是1957年8月生人,45年后在干校知青的一次大聚会上我才知道,在这197个知青里面,我的年龄其实是最小的一个。我们的到来,霎时间使这片土地热闹了起来。仿佛一阵春风将这片土地吹绿,又仿佛一颗巨石砸进池塘,将一潭死水激活了起来。

据悉,永兴县当年集体安置下放知青的只有三个地方,即五七干校、矮塘铺林场和县农科所。之前和之后,知青下放基本上都是插队落户。相比较而言,我们集体下放安置的条件还是好多了。首先,一大伙知青在一块学习、劳动、生活,不会寂寞,不会冷清。军营式的管理,使我们感到紧张、充实。其次,一日三餐有食堂供饭,不用自己动手,减轻了生活的艰辛和窘迫。

从此,我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也让我经历了一段炼狱般的人生。


炼 狱(一)


到了干校,我们所有男生都被安排住进了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而女生则住在一排由一间间单房组成的红砖砌筑的平房里,这是干校当时唯一一栋标准建筑。同时按照部队建制,分成两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三个排,每个排辖三个班。我被分在二中队的第三排第七班,排长赵忠平,班长梁瑞郴。4月份又成立了三中队,一个排,辖三个班,全部是女知青,专门负责养猪种菜。简易棚也没住多久,四月初我们这个排就全部搬到临时借住的隔壁林场的一间队部会议室去了。

一到干校,正赶上春耕春种时节。农事特别讲究节气,有句农谚“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此时刚过惊蛰,正是农田开犁的时侯,必须赶在谷雨前后将早稻秧苗插下去。而一些旱地农作物也要赶在惊蛰和春分之间下种。否则,就赶不上趟,这一年就可能被耽误了。为此,我们大伙一到干校,卸下背包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农忙工作中去了。
时值初春,春寒料峭,寒风凛冽,清晨的水田里水面还结着一层薄冰,地面草丛中的露珠被冻结成了一粒粒冰晶。我被安排做犁田者的副手,我的职责就是搭田埂,刨除田埂上的草,拾捡田里的石头,翻挖犁不到的边角旮旯里的田泥,此外协助犁田人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每当我光着脚丫下到田里,一股刺骨的寒意立即从脚底穿透到心脏,骤然间如被针扎,浑身都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起来。没过一会,我的双脚就被田里的冰水冻得红肿起来,但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不晓得疼,也不晓得冷了。当犁田副手最累的是搭田埂。犁第一遍田时,要挖田埂壁,目的是修整塌陷的田埂,便于搭泥。挖除田埂上的草根和藏在泥里冬眠的虫卵,让草根沤在泥里作肥料,虫卵则被冷水淹冻死。犁第二遍田或耙田之前,要搭田埂,目的是堵漏保水,方便人在田间行走,或种植旱土作物之用。一丘田要围着搭一圈,遇到大丘的田其长度是相当长的,一天下来劳动强度相当大,十分的辛苦。我的双手都磨起了水泡,甚至还有血泡。第二天继续干,水泡破了,握锄头的手钻心地疼。一个春天过去后,我的一双手掌已长满了一层厚茧,一双脚则变成了紫红色的脚。小腿上布满了一个个被蚂蟥叮咬,而留下的褐色的伤疤。

说实话,打从娘胎起我就没受过这样的苦。虽然我家遭逢变故,身处逆境,自小与祖父母在一块生活,但因我是独孙,如掌上明珠,俩老对我是十分呵护的。父亲出狱后,一块生活的几年里,对我也是备加珍爱。下到干校,我仿佛一下从米箩跳到糠箩,从温室跳进冰窖。其情其状真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所言:“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后来我阅读到了中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似乎有点领悟,我现在不也在经历“炼狱”的磨砺吗?再后来当我读到《孟子》的语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后,便我心释然了。

200亩水田要靠几条耕牛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耕耙一遍,显然搞不过来。为了抢进度,这时校领导和中队领导便另外安排了人力来挖田。牛耕人挖,双管齐下,终于抢在春插之前将所有水田都进行了耕耙。然后又赶在“五一”之前,将早稻全部插了下去。
插完早稻后,除留一部分人继续负责中耕、施肥、除稗、杀虫等田间作业外。其他人则转入制作土砖的工作。

干校当初作为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最多也只有几十号人。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知青,住房和用房异常紧张,明显不够。大家都是挤住在一起,十分不便。象我们排借住到林场的房子后,也是30多个人挤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自己做土砖、做瓦。那段时间我也被安排到做土砖的队伍里。做土砖时先要挖好一大堆泥,再将一些铡碎的稻草掺和进去。然后放水和泥,再牵牛过来踩泥,牛搞不过来时,便人跳进去用人脚去踩。泥踩熟后,将一个土砖模子放在一块坪地上,铲上一大团泥放进模子里,抹平压实后将模子抽出来,再经过晒干修整后,一块土砖就做成了。一块土砖重约20余斤,挑一担泥只做得了几块砖。我那时个子还小,一担泥有百余斤,一天往往返返要挑几十担,异常吃力。当时正是炎夏时节,烈日暴晒,酷暑难耐。每天这样的繁重劳动之后,特别感到饥渴。到食堂吃饭,四两一钵的米饭,我要吃2——3钵。有一位外号叫“毛茸茸”的女生,有一餐竟然一个人吃了6钵米饭。这可是2斤4两啊,而且是个女生。据说男生里面有一餐吃过3斤多米饭的。这种食量在今天的年轻后辈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那时,我们一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巨大;二是正值身体发育期,需要食物供养;三是肚里缺油,耐不住消耗,便经常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食堂的菜,一煮一大锅,就放一点点油,清汤寡水难以下咽。没菜时我们还常常一钵米饭泡点酱油就咽下去了。我亲眼见到,有次隔壁寝室的一位谷姓男生和人打赌,将家里捎来的一罐约三斤来重,已冻成白生生的油脂的猪油,就那么一大匙一大匙地往嘴里送,也没有其它副食佐餐,一次全部吃了下去。

做瓦时,干校特意将女知青王富姣的父亲请来做技术指导,他是县砖瓦厂的师傅。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做出了土坯瓦,并且将瓦烧制了出来。
砖瓦做好后,接着就是建房。除了请来的建房师傅,干校也选派了一批有一点砌墙技能的知青参与进去。由于人手足,很快两栋长排土砖平房就建成了。一栋作男生住房,另一栋则作工作用房和带队干部住房。当年的11月,我们就住进了自建的新房里。
住房问题解决后,为了理顺工作职责,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干校领导(校长胡仲达、副校长高万蒿、教导员陈义忠)决定,将干校机构和工作职责范围重新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全校被划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负责副业生产,主要是打砖做瓦,修水渠等项工作。辖三个排,中队长由省城下放的带队干部丁绍奇担任。二中队负责农业生产,包括200亩农田的粮食、棉花种植及几十亩旱地的经济作物种植。辖三个排,中队长由县里下放的带队干部陈明贤和省城下放的带队干部朱悦担任。三中队负责养猪和种菜兼茶园的管理。辖一个排,中队长由县里下放的带队干部齐辉云担任。各中队既分工又协作,比如农忙时,一中队也参与春插和双抢,农闲时,二中队也去打砖做瓦。决定于12月份宣布,我仍留在二中队,分在二排一班,并担任副班长。



炼 狱(二)



干校最美、最繁忙的时侯莫过于双抢。7月中旬以后,干校那一丘丘稻田里的水稻,谷粒早已灌满了浆,沉甸甸的稻穗弯曲着腰。管水员几天前就已将田里的水放干,经过几天烈日的暴晒,稻叶和稻穗都开始泛出金黄。干校的田都呈梯田状,站在高处往前看,那一片金黄层层叠叠,从脚下一直伸向远方。微风吹来,稻叶摇曳,如涟漪般的金色稻浪在眼前起伏翻滚。每当这时,我和所有的干校人一样,心里都会涌出一股美滋滋的喜悦之情。这是我们劳动的果实,正等着我们去收获。

干校种的是双季稻。因此,收了早稻就要接着种晚稻,而且要在“八一”前将晚稻插完。抢收抢种,谓之“双抢”。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要将200亩的早稻收割完,并脱粒、晒场、装仓。然后犁田、耙田、插秧。其作业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是多么紧张和艰难。那时又没有农业机械,全是人工割稻、人工插秧、耕牛犁田,仅有的脱粒用的打稻机,也要人工踩踏驱动,而不是电驱动。
在双抢的日子里,干校所有人都投入了进来。按作业项目分成了若干小组,有割禾的、脱粒的、运输的、晒场的、犁耙的、扯秧的、插秧的、送水送饭的、食堂帮厨的等等。每个人都拼足了劲,如同打了鸡血似的,不要命的在干。收割田里,只看见镰刀贴着地象一道光栅快速来回摆动。打稻机旁,齿轮在飞快地旋转,脱出的稻粒象一片黄沙在飞舞。插秧田里,插秧手象织布机一样在快速地织出一片绿色。尽管骄阳似火,但我们都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从不退缩。搞一个双抢,我们都要脱几层皮。特别是男生们,常常赤膊上阵,背上的皮被晒得如同剥落的墙壁,一撕一大块。搞完双抢,一些知青回一趟家。一进门,父母都不认识了,黑不溜秋,又黑又瘦,弄得父母心酸得不得了。我曾经到农村看过生产队的农民和插队落户的知青生产劳动的场景。也是集体出工,一排人在地里挖土,但那基本上就是在磨洋工,拖时间。慢悠悠地挖一会儿土,然后大家就攥着锄头把子聊半天。再挖一会儿土,一袋旱烟卷着又抽半天。最后土没挖多少,大家就拍拍屁股扛着锄头回家吃饭了。我后来思考,为什么当时干校这些知青干活这么卖力?原因应该是,干校是一个半军营式的管理单位,外界的干扰较小,内部又有各种学习激励机制在督促。此外,有一大批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青年作骨干。自然而然就在干校内部,在知青群体中形成了一股正气,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蓬勃向上的氛围。这种氛围也极大地影响了我,鼓励了我,让我受益匪浅,并影响了我往后的人生。
干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有许多开心的瞬间。8月上中旬是收西瓜种子的时侯。每年这时,我们将地里留下做种的西瓜摘下来,一担一担地挑到球场上。到了晚上,全干校的人都来到球场。校领导简单地开个大会,布置了相关工作以后,大家便开始吃西瓜。做种的西瓜又大又甜,吃起来甜沙沙的。大家放开肚皮吃,吃得越多越好,但有一条只能在球场吃,瓜籽要吐在水泥地上,以便第二天清扫收集。那时大家都年轻都能吃,偌大一堆西瓜基本上都能给吃完。但到后半夜,大家都被尿胀醒。女生宿舍的灯时明时灭,尿盆里“哗哗”的流水声不绝于耳。男生宿舍的男士们被尿急所逼,跑出宿舍也不去找尿桶,反正是晚上,也不用避嫌,干脆就站在走廊边对着水沟,一排人打起了排枪。一整个晚上,这种“哗哗”声,此起彼伏,响声不断。第二天早上,那刺鼻的尿骚味则弥漫着整个宿舍房的周周围围。
干校农田的水源来自于那条山涧的溪流。但一到枯水季节,水流变小,便难以满足用水需求。为了使农田能够旱涝保收,校领导决定在农田上端东面的一处山坳里修建一座小型水库。这是一处天然的建水库的绝佳洼地。只需在上端掘出一条不长的渠道,将山涧那条溪流引过来。然后在山坳的开口处建一道土坝,便可将水蓄起来。水库库容约有一万余方,建成后丰水时蓄水,枯水时放水,完全可满足干校所有农田的用水需求。
工程于1972年12月间开工。从工程量来说并不是很大,如果有施工机械将很快完成。但那时整个国家都很穷,象我们这区区小地方用机械来施工,简直是一种奢望。何况我们下放是来锻炼的,这样的工程正是给我们锻炼改造的机会。
筑坝期间,正值隆冬,寒风刺骨,时不时还雨雪纷飞,将施工现场弄得一片泥泞。我们挖土挑泥,让土坝一层层地增高。挑泥的都是小跑一般打着飞脚。挖土的供不上了,他们就动起歪脑筋,挖起神仙土。先将山坡上一大块土堆的底部掏空,再掏出边际沟,然后几个人在上面用粗大的木棍一撬,一大堆土就滚落了下来。这个方法工效提高不少,但不注意也十分危险。有一次邹荣斌就被神仙土埋了进去,差点丢了性命。我有一次在下面挑土,还没走两步,上面神仙土滚下来,将我扑倒在地。泥土埋住我的双腿,肩上的扁担和箢箕滚出去好远,还是几个人帮忙才将我扯了出来。
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这座水库的土坝硬是被我们一担土一担土地挑了出来。这也是我们战天斗地,在广阔天地建功立业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奋斗的足迹让我们终身难忘,然而,刻骨铭心的悲痛,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
1973年6月9日晚上,天空闪着星光,燥热的空气弥漫着夜空。大家在球场开完大会后,便陆续回到各自的宿舍准备就寝。但也有一些人洗完澡后,端着一脸盆的衣服,来到校部旁边的水渠桥下浣洗衣服。约莫11时许,一声惊呼从水渠边响起:
“宋曼玲被蛇咬了!”
听到惊呼,人们迅速围了过来,摸着宋曼玲的脚,查看伤口,挤压污血。一些人还四处搜索,寻找蛇踪。折腾了好一阵后,发现宋曼玲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大家悬着的一颗心也似乎放松了下来。众人便护送着宋曼玲回到宿舍去了。
到了半夜2点来钟,宋曼玲的宿舍又闹腾了起来,“宋曼玲蛇毒发作了”,“快不行了”。人们又迅速从床上爬起来,围到了女生宿舍外。校领导也匆忙赶过来,查看症状。然后急忙给外面打电话求助。清晨6时,县里一台跃进牌卡车载着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和血清赶了过来。然而,已经无力回天,宋曼玲已经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宋曼玲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女知青。中等偏高的身材,鹅蛋型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微翘的鼻梁,白皙的皮肤,十足的美人范。她来自马田五七中学,是我初中一位女同学的姐姐。她随母姓,妹妹随父姓。平时走路步履急促,做事风格风风火火,充满了青春活力。在干校她拿10分的工分,这在女生中是凤毛麟角。她的死,实在是干校的一大损失。但她的死,却也暴露了我们那时的无知。事后知道,她是被银环蛇咬的。银环蛇是神经毒,人被咬后不会象血液毒蛇那样,立即出现红肿,淤黑的症状。而是隔一段时间后,才出现呼吸麻痹,循环衰竭的症状,如处置不当将快速死亡。如果当时有人懂蛇毒,及时救治,或可免予一死。

宋曼玲是我们在干校当知青时唯一故去的战友,我们会永远铭记着她。


升 华(一)



世间万物,芸芸众生,冥冥之中仿佛都有一种定数。人处逆境之中,并不一定就是死路。人的命运其实也是变幻莫测,难以预料的。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想当初,我被拒阻在高中大门之外,下到干校这个天天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成天与泥土打交道的地方。本以为万念俱灰,从此坠入深渊了。没想到我却在这里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升华。

干校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在干校的带队干部和下放干部中,有好些人都是各方面的精英。他们中有农业专家、畜牧专家、建筑专家、管理专家,有编辑、记者、医生、教授等等。这些人虽然并未教过我什么,但与他们相处在一起,从他们的风度、气质、修养、谈吐等方面,让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得到许多启迪和见识。其中的朱悦对我的影响较大。
朱悦当过我们二中队的队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偏胖的身材,走路时常常佝偻着腰高翘着屁股,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一口普通话夹杂着长沙话的口音。据传他原先是《湖南科技报》的副总编辑,不知什么原因让他下到了永兴五七干校。朱悦是个很有文学素养的人,看过很多书,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文质彬彬,气质儒雅。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经常是一副笑脸,对人说话时喜欢循循善诱,直到对方理解为止。我内心十分仰慕着他,将他视为尊崇的楷模。我那时可以说还未成年,性格、爱好、志趣正在形成期,可塑性很大。此时周围遇到什么样的人,对形成什么样的性格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后来的性格可能有许多地方模仿自他。我之后对文学的偏爱也可能源自于他。他后来回长沙工作后,安排在省新闻出版局当办公室主任。我参加工作后当宣传部长时,为了本单位的一份企业报纸的年审问题(因为我还兼了这份报纸的总编辑)去新闻出版局,碰巧遇见了他,在他办公室叙谈了许久。那时经常去长沙出差,我之后又专门去他办公室看望了几次。后来我调基层生产单位当书记,然后又调学校当校长,去长沙出差的机会少了,就没再去看望他了。待到重新回到公司机关当领导时,他已退休,便再没有联系了。此事至今想来,不免有些惆怅。
另一位二中队队长陈明贤,一位乡干部出身的基层领导。枣红色的脸庞,满脸的络腮胡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操一口马田语系的口音,让人第一眼印象就感觉是个精干、泼辣的人。他做事雷厉风行,不喜欢拖泥带水。发起脾气,训起人来,嗓门特别大。有些知青特别怕他,但也特别喜欢他。相比较他的性格,我尤其喜欢他做事的风格。在我后来当了领导后,也喜欢这种说话简短,工作布置明确,行事迅捷的作风,并以此要求下属。关于他的事情,我在后面章节还会叙述。
一中队队长丁绍奇,则是一位身材颀长的中年干部。他是从省城下放的,他儿子也下放在干校。我不知他以前是做什么职业,平时见他常常眯缝着眼,说话慢声细气,做事则有条不紊,举手投足很是大气,一颦一笑不失风度,颇有谦谦君子的绅士气质。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接触不多,但他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干校呆了四年零一个月,接触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大我几岁高中毕业下放的学哥学姐们。他们当中有一群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人。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我从一个茫然无知,胸无点墨的懵懂人,逐渐地有了人生的方向,培养了志趣爱好,开始打下了初步的知识根底。

到干校的第一年,接到县里通知,要干校排练文艺节目参加汇演。干校的笔杆子梁瑞郴①、许永刚②、李南极、余光诚等都被动员了起来。他们有的写剧本,有的写朗诵诗,有的写歌词。我是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文学创作,第一次见识了怎样写作剧本。当梁瑞郴创作的独幕话剧《赤脚医生》,主演代宝英。余光诚创作的小歌剧《岔路口》,主演曾玲玲。排练上演后,我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感觉,好像我也参加了创作似的。这种感受也激发了我去亲身体验的欲望。1976年我在衡阳读书,正赶上毛泽东逝世,我写了一首悼念毛泽东的长篇叙事诗,投到衡阳电台和衡阳日报,既然被采用了。从此有点小名气,毕业时本来是要将我留校任教的,后因一些原因而取消。参加工作后没多久,单位搞文艺汇演,我写了一部独幕话剧和一部歌唱剧,就引起了单位重视,在车间只当了半年的工人,就抽调到材料写作班子专门撰写典型材料。没过多久,又正式调团委成了一名团干③。

文革期间的教育质量是十分低下的。小学五年成天陪大人们搞运动。初中二年又有相当部分时间,在学校学农基地搞劳动,所以基本上没学什么知识。刚到干校时,我对文学一窍不通,看一部小说许多字都不认识,要查许多次字典。但干校的学习氛围很好,许多人都在努力地学习。与我同宿舍的周建国、凌宪德两位学长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时还没有电灯,晚上看书只能点煤油灯。两位学长天天都点着煤油灯挑灯夜读。我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才晚上看书学习的。由于看得时间长,煤油灯的烟雾被大量吸进喉咙,一咳嗽吐出来的都是黑痰。那时学习资料又十分地贫乏,想找一本书很不容易。我们除了自己订阅的几本文学刊物互相传看外,就是千方百计找其它读物来看。

孙晓芬那时也是一个文学女,我和她一块劳动时,时不时地给我传递灌输一些文学知识。她借给我一本有些破烂的伏尼契的小说《牛虻》,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这本书不是很厚,大约10来万字。但我看得异常吃力,很多地方艰涩难懂。后来看得多了,日积月累,知识便在逐渐增长。我不仅看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也看了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状》、《孽海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红旗谱》、《家》、《春》、《秋》,鲁迅的杂文集,曹禺的剧本,郭沫若的专著《李白与杜甫》等等。此外,我还看了不少外国名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和》,契轲夫的《短篇小说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别林斯基的《怎么办》,歌德的《浮士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这些文学著作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打开了桎梏心灵的枷锁,也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


: ① 梁瑞郴现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散文学会会长。

② 许永刚现已退休,原任广东体育学院教授、院长。

③ 我1978年2月分到原东波矿供销科汽车队任修理工,8月份抽调到矿待业青年文化补习班任语文课老师,10月份又抽调去耒阳为即将开办的柿竹园技校招生,9月至12月抽调到矿材料写作组,为年底的矿先代会撰写先进典型材料,11月正式调矿团委任干事。


升 华(二)



干校又是一座大熔炉。在干校当知青的4年时间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晨,一声清脆的哨笛声频频响彻在干校院子内,人们迅速扛着锄头、齿耙,拿着镰刀、砍刀,挑着箢箕、箩筐等各式工具,晴天戴着草帽,雨天则披着蓑衣,从各自的宿舍里络绎而出。走过水渠上的那座水泥桥后,便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然后奔向各自的作业地点。夕阳西下,暮色朦胧之际,笛声又在田间、地头、砖场等各处响起,大家才又从各自的作业地点收工回来。

那时大家都年轻,青春勃发,精力旺盛,充满激情,浑身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出工路上和收工途中,都会不约而同地扯开喉咙,放声歌唱。即使性格内向、腼腆的人,此时也会小声地跟着哼一两声。唱的歌曲五花八门,但大都是当时流行的歌曲。我至今还记得一些歌名:《回延安》、《老房东》、《北京的金山上》、《天上布满星》、《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远飞的大雁》、《我爱五指山》、《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以及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海港》里面的歌曲。唱得最起劲的是何亮亮、胡文杰、李南极、王德胜、卢建英、曾玲玲、代宝英等一些文艺男和文艺女。我那时虽然小,但也跟着大家一起吼。也许是那时开的嗓子,打下的底子,当多年后卡拉OK在中华大地风行时,我也能当仁不让地唱几首,而且嗓音还算洪亮。
干校按照部队体制,实行半军营化管理。校本部有校长、副校长、教导员。下面分设三个中队,中队下有若干排,排下有班。另外,还有校团委,各中队设团支部,排则设团小组。各中队因工作性质不同,相对有些独立。中队长每天将工作和生产任务布置到排,排长再分解到班。中队长负责巡视和检查。需要开展学习和政治活动时,则由教导员或校长通知团委,团委再通知各团支部。
我因表现积极,又要求上进,到干校没多久,便于1972年7月份被批准入团了。其实我在初中就已经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但政审没通过。可能干校对此比较宽松一些,我终于入了团。干校的劳动尽管辛苦、疲累,但我从没叫过苦,也从没拈轻怕重,挑肥拣瘦过。班长、排长安排的任务我都积极完成,从没打过折扣。有次打草积肥,我从10多里外独自打一担青草回来。担子太重,压得我摇摇晃晃地走,腿都哆嗦了起来。回来一打秤,170多斤。那是下放的第二年,我还只15岁多,骨架都还没长成。挑那么重的担,走那么远的路,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或许是太艰苦、太劳累的原因,我成年后的身高只定格在1.68米。而我祖父身高有1米8多,我父亲也有1.76米以上,我想这是否是缺乏营养和被压矮的缘故。
干校强健了我的体魄,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了解了生活的艰辛,坚定了对未来人生努力打拼的愿望。虽然屡遭挫折,但我并未因此萎靡不振,不思进取。
1974年在下放两年后,终于迎来了首次大中专学校招生。那时工农兵上大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单位推荐,身体检查合格,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就可录取。我被作为13名被推荐人之一,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了体检,可是政审时我被刷了下来,也是唯一被刷下来的人。1975年长岭炼油厂来干校招10名工人,我又作为被推荐人之一报了上去。可是还是在政审时通不过,又被刷了下来。
两次被刷,虽然让我有些心灰意冷,对前途感到渺茫了起来。但也并未因此而破罐子破摔,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努力争取好的表现。我努力学习各项农活,虚心求教,勇于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完全能独自进行犁田、耙田、播种、育苗、插秧和农田管理等各项农活的操作了。而且也具备了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赵忠平招工到长岭炼油厂后,我就接替他担任了排长和团支部书记。
此时,由于几次招工、招生、参军、顶职,干校已陆陆续续走了一百来人,只剩下九十来个人了。全校仍是三个中队的建制,每个中队辖一个排。一中队排长刘桂生,三中队排长凌淑云,我和王运莲为二中队的正副排长。三中队仍负责养猪种菜,一中队已不打砖做瓦了,和二中队一道负责农田和旱地的种植管理。这时我的职责变成,每天清早先负责为大家排工,分配工作任务,然后再和大家一道出工。大家休息时,我则扛着锄头,到田里各处走走看看,有些田需要减水或加水,我便把水口挖一挖,或堵一堵。同时把第二天要干的农活考虑确定好。这段时间的磨练,对我的成长尤为重要,也为我日后担任领导工作奠定了一些基础。

刚到干校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羸弱单瘦的半大青年。经过4年的磨练,得到茁壮成长。虽然还有一些未脱的稚气,但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一些风雨,留下岁月痕迹的青年小伙了。我很感谢干校这座大熔炉,它让我洗髓伐毛,有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也很怀念干校的岁月,它将成为我一生的珍藏。


风 波



1976年元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6时许,我象往常一样到中队长陈明贤的房间去(与我的宿舍相隔4间房,位于平房的最边端),商谈明天的生产安排事项。只见他脸色肃穆,语气沉重地对我说:“你们要到林场去了”。

我木讷地不解道:“到林场干什么”?
陈明贤眼神犀利地望着我,盯着我瞧了好一会,突然绷出一句“县里要把干校的知青,全部转到矮塘铺林场去”。
“什么”?我吃惊地叫了一声。望着陈明贤怔怔地看着,想要寻求进一步的答案。
陈明贤告诉我,他刚从县里开会回来。县里决定,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正在制订一个方案,打算将干校剩余的知青,全部转到矮塘铺林场作为林业工人重新安置。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干校知青的出路问题。另方面又解决了林场林业工人短缺的问题。同时又可将每年拨到县里的不多的招工、招生、参军指标,移到其他地方解决知青的安置问题。如果这个方案被执行,意味着我们从此就被钉在了这块土地上。因为我们从此将成为拿着工资,做着农活的新工人。性质没变,只是身份作了下置换。
这次会议干校只有教导员陈义忠,副校长高万蒿和二中队队长陈明贤等几位领导参加。校长胡仲达因1975年下半年身患癌症后,就一直在住院治疗,基本上没再打理干校的工作了。陈明贤是开完会就赶回了干校,另几位领导则还留在县里未回。
我和陈明贤对望着。我的心里此时云里雾里,如坠迷雾,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处置。我刚楞了会,陈明贤便对我说:“去把刘桂生喊过来”。我猛然间醒悟过来,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刘桂生过来后,陈明贤又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他。三个人商量了好久,然后决定,立即召开班排长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商讨对策。
这个消息也飞快地在知青中传播了开来。大家的反应,先是惊㤞,然后就是激愤。经过商讨,当即决定。由我连夜起草致全县人民呼吁书、标语口号、给县革委会的请愿书等文件材料。 第二天兵分两路:我带王国洪、代林桂坐汽车打前站,先赶赴县城打印呼吁书、请愿书,然后在县城街道上,一路张贴呼吁书和从干校带过来的标语口号。刘桂生则带干校所有知青一路步行,走到县城去。早上七点出发,68华里的路程,经过约七个多小时的步行,大约在下午三点来钟,大家便齐集在县革委会革委办的楼房前。或许是被一腔激愤之情所驱使,大家为命运而抗争,也顾不得长途跋涉的辛劳,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县革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递交了请愿书,表达了我们的诉求。该主任让我们派代表去会议室诉说。为此我们选了十来个人去会议室,将我们的想法、愿望和要求作了反映。在等待答复的时间里,我们90多号人站在办公楼前的坪地上,群情激昂,一些人说着说着便声泪俱下,痛哭流涕了起来。县革委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看着我们也似乎有些同情了起来。等了一段时间,县革委办的领导对我们说,此事需要研究,让我们回去等待。此时,天色已晚,我们便离开县革委大院,到工农兵旅社安顿下来,等待县领导的答复。当天晚上,县革委办的领导也到旅社来看望了我们,并做我们的安抚工作。
第二天下午,县里政、军主要领导,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等都来到旅社看望我们,并向我们传达了县里的决定,取消将干校知青转并林场的动议,要求我们立即回到干校,好好劳动,好好锻炼。第三天,我们见已经达到目的,便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干校,一场风波也就此结束。
这场事件由于组织得当,目的明确,诉求合理,加上秩序性和纪律性掌控得较好,因此能够迅速得到答复,获得解决。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从我掌握的信息了解到。象我们这种知青上访事件,在整个知青运动存在的历史中,无论时间还是规模上,都是不多见的。云南知青的上访事件,虽然最终导致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但这个事件发生在1978年12月中旬,比我们迟了将近三年。当然,云南知青事件与我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它的影响和意义是撼动了全国的,是要载入史册的。
因为这次事件,陈明贤队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春节过后没多久,他就被传唤到县里停职反省去了。陈明贤队长是一位充满正义感,有责任心,有事业心,有同情心的好领导,他为我们蒙受了冤屈,我们会永远铭记着他。
事件过去三个月,我就于1976年4月16日,被招到了衡阳冶金汽修技校。但政审时又遇到梗阻,县里某位领导想为其亲戚挤占这一名额,我为此还去胡仲达校长家找过他。据招生老师后来告诉我,是我亲生母亲此时出了面,为我说了话,我才被最终录取。由此,我终于离开呆了4年零38天的干校,走向另一片天地。


后 记



有句箴言说:人到老年,已没有了未来,剩下的只有回忆。干校4年多的知青生涯,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不论是留给我的后人也好,还是留给自己消遣回味,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在职时冗事缠身,心多浮躁,一直未能得暇偿愿。诚如箴言所说,人只有到老了,才能屏心静气,心无旁鹜,沉浸到过去的时空中,书写过去的历史。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无文字记载,史料缺乏,文中难免存在挂一漏万,或张冠李戴、乱点鸳鸯的错误。但我想,本文书写的并不是历史的范本,而是我的一段人生轨迹,心路历程的记录。源于此,我是将自己毫无遮掩地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但如有明显地与史实不符的问题,仍要恳请干校诸位战友斧正为念。在此,也要感谢周建国、刘桂生、余光诚、王运莲等知青战友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提供了珍贵的史实回忆,澄清和改正了一些模糊、错误的记忆。


2018年6月17日

写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