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迎建：重读父亲杜庭芳的《情报工作回忆录（摘）》

天津陈力

下面谈谈我们情报站，我所了解和记得起来的几件工作问题。先谈谈搞国民党北京行辕二处电台的经过情况。

在我们情报关系中，有个叫刘凤尧的（现叫李力行，住在天津市和平区）。他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河北省献县的某区参加革命的。"五一大扫荡"时，形势紧张，他跑回饶阳被敌人抓去当了伪军。因为他"七七事变"前在山东省交际处当过职员，会拍马屁，因而不久在饶阳县伪警备大队当上了上尉副官。在这时期，他和我们敌工部建立了工作关系。饶阳解放后，经过地委敌工部训练，又派他到徐州做"打入"工作，没有打入进去，跑到天津后与组织失掉了联系。1946年我做情报站外勤工作的时候，有个交通员名叫宋可福，他在饶阳县小宋各庄村务农。抗战时期，在饶阳干过伪事，与刘凤尧相识。他到天津来联系工作时，在街上偶然碰到了刘凤尧，刘向宋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宋问刘凤尧在天津干什么？刘说开粉笔作坊，还把住址告诉了宋。宋回到我站，向我汇报了刘的情况。我和薛一五同志（站长）研究后，决定再次找他联系，并考察他。我们找到刘凤尧原来的领导人饶阳县委敌工部副部长耿坚（解放后在辽宁省抚顺市石油研究所工作），让耿坚以他的名义给刘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组织上原来派你出去，是为了让你继续工作，现在听说你在天津已经有了社会职业，站稳了脚跟，希望你能和组织恢复关系，仍做原来的工作。我们让宋可福带着耿坚的信去找刘凤尧。宋把信带到后，刘答应为革命继续做情报工作，并说"我现在能通过何思源（国民党北京市长）打入敌人内部。因为何思源在七七事变前，是我在山东省交际处工作时的老上级。"就此我们批准他打入敌人内部。他去找了何思源，何思源把他介绍给"华北剿总"二处处长史洪。史洪说"行，不过你得在我这里试一试。"于是给了他个运用员的名义，并发了证件。他把这一切告诉了宋可福。我们为了进一步考察他，又让宋可福把他带到大城县，我天津情报站的驻地王良村，让他汇报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经过。刘凤尧汇报完以后，我们用电台向当时的冀中公安局局长陆治国同志作了汇报。陆局长立即回电，要我们把他带到冀中公安局，当面考察他。记得这是1947年的冬季，当时冀中公安局驻在饶阳县城东南的小韩村。

我带着刘凤尧到了局里，见到了陆治国局长、吴庆诚办公室主任、江枫副科长等人。陆局长与刘凤尧谈了话。刘凤尧汇报了他打入"华北剿共"二处当运用员的情况后，把"华北剿共二处"发给他的证件给陆局长看，陆局长看后说"这种证件好像见过。"于是和吴庆诚同志一块儿把这个证件，同饶阳县公安局送来的饶阳县大尹村刘润田的证件作了对照，发现证件名称一样，笔迹是一个人写的，而且两个人的证件号码衔接。因此对刘凤尧产生了怀疑，决定由我和江枫等分别担任两个角色：江枫打他（即吓唬他），我拉他（即讲情的意思）。当时陆治国同志的说法是"打拉并施，双管齐下"。江枫和我一块儿去"审讯刘"。江枫故意当着刘凤尧的面大声地对我说"杜庭芳，你怎么把国民党的特务带到咱们机关来了呢？"我假装奇怪的说"我没有领特务来呀，刘凤尧是我们派的人啊。"江枫说"不对！他的证件有问题，我们见过这种证件。刘凤尧领取特务证的真正目的不是为做情报工作，而是另有打算。可他一点儿也不向组织汇报，这里面有鬼。肯定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现在已经对我们的机构和驻地了解了，不能放他走，把他枪毙了！"刘凤尧害怕得要命，一个劲儿的求饶。我假装惊讶，向江枫给刘凤尧求情"江科长，你先别毙他，让我问明白了再办。要不我也说不清。"

这样，江枫走了后，我问刘凤尧"你领取的这个证件，你还知道别人有这种证件吗？"刘说"知道，还有饶阳县大尹村刘润田，我帮他领了一个。"我问"你们是怎样领取这个证件的？"刘答"我们合伙做买卖，为了出入卡子方便，我们在史洪那里领取了这两个证件，一个是为了做工作，一个是为了和刘润田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对半分。这一点我没有汇报。"我说"你看，怪不得江科长说我把特务带到机关来了。这样吧，我给你求个情，看看行不行。"于是我让人找了江科长来，对他说"江科长，刘凤尧给刘润田领的那个运用员证特务证，他说是为了合伙做生意，没向组织汇报，是有罪，这当然是欺骗政府。但他已经把实情报告了组织，咱们能否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江枫说"空口无凭，你要他写个立功赎罪保证书，你做担保人，要不还是把他枪毙了好。"这样，刘凤尧写了保证书，大致内容是"我叫刘凤尧，为了和刘润田合伙做生意，花钱在北京行辕二处买了一个特务证，此事我没有向组织汇报，欺骗了组织，欺骗了政府。我要立功赎罪，并以家庭人员和财产担保，在三个月内做出优异成绩，以此立功赎罪。"我说"我向领导请示一下，看行不行再说。"把保证书交给了陆治国等领导同志，领导认为"优异成绩"的提法太空洞，不具体，没有东西可抓。于是，我们又向刘凤尧指出：你所说的优异成绩太抽象，那不行，要有实在的东西。刘说"我重新写吧。"结果把"优异成绩"一句改为"我以假情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证在三个月内搞出敌人一部电台"，刘又写了保证书，我也在保证书上签了字。我们这才把他送了出去。

刘凤尧回到京津后，编假情报骗史洪，他对史洪说"我在冀中发展了一些情报员，让他们把情报送给我，可是送到北京天津太不方便，而且八路军检查得很严，好情报往往送不出去，有部电台才好。有了电台，可用电台及时向你汇报。"史洪说"你还没有好情报，以后看你的情报是否有重要作用再决定。好好干吧！"敌人没给他电台，这样过了三个月，他没有完成搞出敌人一部电台的任务。我们催他，把他急坏了。我们也帮他想办法，创造条件。后来果然来了机会。

那是1948年夏末秋初的时候，"剿总二处"一个小特务对咱们的人说"烟土和海洛因被剿总二处卡住没收了。"咱们的人对他没办法。为此冀中禁烟局的领导找了我们说"我们被行辕的小特务给坑了，请你们利用咱们的内线关系把那小子给办了（打死的意思），咱们出出气。"

我们经请示领导批准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凤尧，并帮他编了情报。刘当即按照我们编的内容给史洪写了个情报："据我情报员密报，我二处×××私通八路，大量贩毒，并为共军购买军用品。据我情报员探知，×××最近又运进一批鸦片和海洛因存放在他家中，证据可靠，特此报告"云云。

史洪是个大烟鬼，他看了刘凤尧的情报，认为有利可图，便对刘说"我给你派车派人，你去指挥抓他。"这样，刘乘车带人把小特务抓了起来，并在其家中抄出大量鸦片和海洛因，一起交给了史洪。史洪一审问，小特务承认了贩毒。史洪得了不少烟土和海洛因，又破获了一起通共案，很高兴，当即任命刘凤尧为冀中少校潜伏组组长。刘乘机对史洪说"像这样的情报，我的情报员手中多得很，就是八路军卡得太严，送不过来。有的送过来也过期了，起不到情报的作用。"

史洪说"好，我给你派电台，你先回去，找个掩护点。"刘凤尧即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我们，我们又给他做了安排。刘回去对史洪说"史处长，电台的掩护点找好了，安排在咱们情报员的家里。"史说"好，我让报务员一块去。"刘按我们的授意说"这样最好，但报务员一定要选派冀中一带的人，要不然口音和风俗习惯不一样，容易引起八路军的怀疑。"史洪觉得有道理，说"这就不好办了，要不你自己设法找一个，找来我们先考试一下，及格了就给你发电台。"刘假装为难的样子，"唉"了一声说"试试看吧。"

实际上我们已经给敌人准备了报务员，名叫金川（又名杜汉文，唐山地震前任唐山电台办公室主任，1976年地震时遇难）。金川原是我野战军十七团的青年干事，"五一扫荡"时掉了队，去北京投考了无线电学校。毕业后，他在冀中公安局的舅舅把他叫到公安局，经过培训，把他派到了石家庄敌人电台当报务员。石家庄解放后，咱们把他安排在冀中公安局学习，等待机会再往外派。这时我们把他找来交待了任务，给他编了假历史，说他读完小学后去北京上了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到石家庄给日本人当报务员。石家庄解放后，他逃出石家庄，白天藏在柴禾垛里，晚上走路，逃到了天津，在天津闲着。把这段历史编好后，由刘凤尧带着金川到北京行辕二处去见史洪。史洪说"你先去考试，看行不行。"金川去考了，评语是"手法熟练，考试合格，可当报务员"。史洪立即任命金川为上尉报务员，发了特务证件和两个月的薪金，一部电台和密码本，并规定了联络时间和波长、呼号等（当时规定的联系时间是每天早上五点至七点），还派人把刘凤尧、金川连同电台送到了天津西南的陈官屯火车站。咱们的情报站也同时派人到陈官屯西，在青纱帐里等待。敌人走后，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咱们的人就把电台接走了。夜后，刘凤尧、金川和迎接他们的人骑着自行车、带着电台安抵冀中情报站所在地大城县城西南邱庄村。

刘凤尧、金川带电台回到我情报站，怎样用电台和敌人联系？我们又如何利用电台和敌人斗争呢？我们开始让金川找借口推脱，不是说电池潮湿，就说机器发生了故障、声音太小听不清等，应付敌人。敌人为了能让电台发报，给我们送过多次方的、圆的电池和电台零件。后来，我们经冀中公安局请示了许建国同志（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许建国同志指示说"可以编假情报骗敌人。"于是我们按上级指示编了些假情报，让金川发给敌人。当时，发给敌人的电报内容，都是经过冀中公安局领导核稿批准的。记得有一次发报的内容是："日前冀中行署召开厅长联席会议，决定为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在现已实行了土改的地方颁发土地证。"事后，刘凤尧听说，史洪对此情报很感兴趣，说"这情报很重要，是战略性的情报。"同时，我情报站用本站的电台也对金川进行了监听、考察。经过监听，确实可靠。敌人对金川电台报告的情报很感兴趣，史洪对刘凤尧也更加器重，认为他能干，晋升他为中校冀中潜伏组组长，并命名金川的电台为"秋水台"。

我们利用"秋水台"也获取了敌人的一些情报。如有一次，敌人电告金川的电台一个任务，说他们派人带一部电台设在保定东附近的某一个地方，但这个电台很长时间不和他们联系了，让金川去找冀中潜伏组，查找电台下落。我们及时把这个情报报告了冀中公安局，至于查得结果如何，就记不大清了。

又有一次，敌台交给金川和刘凤尧一个任务，说他们在河间城东北一带，有个叫什么楼的村庄，发展了一个姓佟的特务，失掉了联系，让金川告诉刘凤尧派人去了解一下。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把这个情报报告了冀中公安局。在我的印象中，是找到了这个特务。

在解放天津前夕，冀中公安局陆治国局长转来许建国同志的电报，让我们利用"秋水台"给史洪打电报，目的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根据许处长的指示，我们发出了这样内容的电报："近日来，共军夜间在河间、新镇、胜芳等地，由南向北挺进，弹药充足，武器齐全，企图不明。"敌人立即回来电报，内容是"立即查明共军兵种、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有否攻打北平的企图？"我们请示陆治国同志后回电，电文内容是"番号、指挥官姓名、无法查出。共军部队向北进发，而且大都配有炮车、机枪等重型武器，估计是炮兵。"

当时，我第四野战军快要打天津了，我们也准备进城接收天津。这时，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大量收集天津的电话本和天津市街巷详图。我们部署力量搞到了一批，经领导机关转给了部队。最后冀中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许建国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用报警的的方法和敌台中断联系，即用电台的报警暗号告诉敌人："电台被共军发现了，危险！危险！"遵照领导的指示，我们用报警的方式与敌台中断了联系，使敌人认为我们要攻打北平了，立即进入战备的紧张状态。据我北平的地下工作者汇报，当时北平的敌人连续戒严，部队拉到城外进入战备工事，以便迎战我军。这样，我们转移敌人视线的目的达到了，电台从此与敌台中断了联系。这是搞敌人第一部电台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