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2018年12月10日，是我参加工作的纪念日。四十八年前，我是一个“大三线”时期的建设者。所谓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展开和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当时堪称是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战略工程的“三线建设”。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参加的工作。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我为曾经跟随父辈参加过伟大的三线建设，而感到无尚荣光。</h1><h1> 关于三线建设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家是保密的，是不见于报端的。所以，对内地人来说，即使当时有人说起，也十分的神秘。而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三线建设的概念和历史的更是少之又少。三线建设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 小而全 ”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其目的就是建立中国的 “ 战略大后方 ”。</h1> <h1> 时光重返一九六五年，家父所在的华东煤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处，完成了对曹庄矿的建设任务，矿井投产后，随即被煤炭部调遣去贵州水城参加三线建设，企业番号改编为 “ 煤炭工业部第七十工程处 ( 后改号为燃化部七十处) ”，我们全家也随即进入了万山之中的纳罗寨纳福工人新村二村。</h1><h1> 转眼到了一九七〇年。我在七十处职工子弟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三线建设中后期，水城矿务局大批招工，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工作。当时我虽然户口年龄符合招工条件，但体检环节我却未能过关。由于身体瘦小，可怜的体重只有32公斤，与45公斤的招工标准相差甚远。这次招工的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去了汪家寨选煤厂当了工人，而我又回到了学校就读当时的“半工半读高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脱离了我的同学群体。</h1><h1> 然而，贫穷的家境无能让我继续上学，贫困中的母亲，无奈地把我从高中的课堂领出来去做临时工，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母亲为了让我去做工，蹒跚着一双小脚，艰难地爬上了那座山顶中学，专程去为我申请退学。时任班主任的刘旭宏老师语重心长地劝说母亲别让我退学，别耽误了孩子的前途。母亲非常无奈地回答说家里日子太难了，顾不上了。在母亲的坚持下学校准我退了学。人在贫困中为了基本的生存，自然也就失去了理想，也没有未来的眼光去考虑自己的前途，就这样随着我学业的结束，也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h1> <h1> 离开学堂后，先是在筑路工地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七十处三村家属服务站，先后跟着周师傅学电焊做零活，在豌豆车间做粉条，轮胎翻新车间打杂，后来到二采区的土建工地跟着袁师傅干活。就这样一直干到一九七一年年末，每天一元钱的收入的临时工，在当时对于一个贫困母亲来说，收入更多的则是对生活的希望。每当回想起母亲因每月增加一份微薄的收入而挂满喜悦笑容的这段虽苦犹乐日子，我从未因辍学而感到后悔。曾经用瘦弱的身躯能为家母分忧、尽一份孝道，则今生无悔。</h1> <h1> 时间在我的成长中飞逝，在一年的临时工时间段里，经历了三次招工。第一批走的是同期干临时工的王洪臣和高秀梅等人去了“九〇六”厂，那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国家保密单位，后来知道它是有色金属冶炼厂，代号九〇六使它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第二批走的辛同山、刘桂芳等人去了建筑安装公司。还一个去了三十七处大修厂，吕红军好像就那一批是去的大修厂。我和亓爱国、孙康平第三批去的二十四处。同时被录取的是六个人，二村的有我和齐爱国、孙康平，三村的有陆继忠、陆继华、王晓考。由于当时招工是采掘工种，三村的哥们儿害怕下井没去，二村的我们仨则豁出去背水一战去下井。</h1> <h1> 时空穿越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h1><h1> 这一天，是我们仨奔赴二十四处报到的日子。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穿着母亲新做的制服棉袄，背着行李，手提一个装满脸盆、牙具及换洗的衣服等物品的网兜，踏着云雾山中的小路，走到二村山下的公路小桥，坐上了处里专程送我们的解放牌卡车去二十四处报到。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离开了家，踏上了就业之路。</h1><h1> 汽车拉着我们从纳罗寨出发，途径儿时多年徒步行走的汪家寨，然后穿过山坳里的一个称作“三五九信箱”的工厂，现在看来那也是个三线建设的保密单位。我们一路马不停蹄，走过了一山又一山，越过一壑又一岭，坑坑洼洼不平的路，重重叠叠的烂泥坑。也不知道走了多长久，车在翻山越岭中喘息，人在车上心潮澎湃。一边欣赏着高山叠岭的壮观，一边还想着即将成为一名挣工资的正式工人，心中自然抑制不住那种由衷地喜悦。就这样我们仨人一个姿势，不知疲倦地站立在车厢的前端，一路越过汪家寨，穿过三五九，经过二塘电厂，又过了大湾，终于在中午之前，我们到达了目的地。</h1><h1> 二十四处位于水城特区威宁县境内，当时正在建设木冲沟矿。报到之后才知道我们幸运地没有分配下井，原计划招采掘工两千人，而实际报到的只有像我们一样豁出去下井的三十七处、四十二处、七十处、七十一处、虹桥机厂、汪家寨矿等局属各矿处单位的职工子女，包括二十四处本处的（李凤兰、张秀英、韩乃娟、李红梅、周佳媛、孙叶凤、马凤荣、关秀敏、郭秀芝等）一共招了百十来人。由于计划招工名额没有招够，最后把这些人全部分配了地面工种。次年春天由劳资干部徐志发带队又去华东一带招了一批农民工（当时被称作华东子弟）充实到了井下。我们来的仨人被分配了三个单位仨工种：孙康平去车队学开车，亓爱国到机厂学车工，我被分到土建十一连干了瓦工。虽然我的工作不是很理想，但与下井相比那时相当知足了。</h1> <h1> 二十四处离七十处的家很远。当时的交通十分落后，回一次七十处的家相当困难。记得那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回家，周末下了班吃过晚饭后，连夜摸着崎岖险峻的山路赶往梅花山火车站，去赶乘半夜从昆明来的火车坐到水城，然后再转车到汪家寨煤矿的野马寨火车站下车后，再走三十多里路的山路。就这样，经过繁星密布的深夜奔波，在朝霞满天的早晨赶到了家。</h1> <h1>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们土建十一连正在木冲沟矿建隧道窑，那天天气炎热，我那小手刚刚能抓起那一块块沉重的耐火砖，我分到的那一段工墙，好容易垒到了半米高，手指肚都磨出了血，可工长说我垒得不合格必须返工。那耐火砖墙是在一条大线上垒的，我干得特别认真，灰浆饱满严丝合缝，都垒半天了，灰浆特别的坚固，再拔掉重垒谈何容易。又渴又累几乎崩溃的我，气急败坏地连扒带踹那段耐火砖墙。就在这时，一位英俊帅气的大青年来到我跟前儿，冲我说道：小伙子，跟我去演剧干不干？当时的工作那般苦累，一听这话心想这下可妥了，我说演啥剧啊，我干！那帅哥说：现代京剧《杜鹃山》，让我明天去处工会报到。于是我赶紧跟连长报告了这个情况，好心的连长看我挺杆巴，手都磨出了血，就批准我去处里报到。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准时到了处工会，负责接待我的是工会干事康国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结识了康大叔。通过他我才知道，下基层为《杜鹃山》剧组招募配角演员的是二十四处原双鸭山少京团的武生王立明。<br> 过了几天演员找齐了，专业的主要演员大都是原双鸭山少京团的老班底，还有些处里的老文艺骨干。从基层各单位找来的是配角，还有灯光、音响、司幕、维修电工等。乐队由孙义奇（黑管）、关树勋（长号）、魏吉海（手风琴）、王永生（笙）、魏红霞（雷琴）、朱永栓（笛子），以及小号等铜管乐器等人组成。<br> 演员分工开始了，魏艳彬扮演党代表柯湘，刘洪太扮演雷刚，朱宗迅扮演杜奶奶，韩福友扮演她的孙子杜小山（小山子），机修厂的老姚叔扮演毒蛇胆，江喜堂扮演温七九，我扮演的是毒蛇胆的跟班狗腿子。我的戏比较简单，主要是柯湘在刑场上的一段戏。柯湘是以党代表的身份，带着收编湘赣边界杜鹃山上的雷刚农民自卫军的任务来到杜鹃山，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刑场上我手持屠刀正准备行刑时，就在手起刀落的千钧一发，雷刚的队伍前来劫法场，我与雷刚武打几下子，耍了几下大刀之后，做出一个破绽被对方踢一脚，并顺势做一个窜翻跄背的动作逃走。这个动作虽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排练时要领不到位不是磕脑袋就是跄肩膀头。江希堂对这个动作做得非常规范和漂亮，我就是跟他学的戏。在对方飞脚到来瞬间的同时，我必须身体迅速用力侧倾，脚下发力使身体腾空下落，在下落的同时迅速内收右臂，让肩后背软着地后顺势一滚出戏。为练这个动作，我的脑袋不知磕了多少个包，肩膀头肿了好几回。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玩儿的。<br> 排练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在水城矿务局各个矿处巡回演出。开场的管弦乐队演奏雄壮有力，让观众感到非常震撼，小号领奏高航嘹亮、刚劲有力，被称之为爵士乐之王的长号更别具一格，它的滑音吹奏艺术风格与小号刚柔相济，整个乐队倾情演奏得浑厚而雄壮，在六盘水山谷久久回荡。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小号感兴趣的，也是我后来学吹小号的动力源泉。</h1> <h1> 转眼到了一九七三年，那年是煤炭系统建井队伍完成三线建设之后开始大调遣的一年。在六盘水地区参加三线建设的各个工程处，都各自完成了承担的建设任务之后，按照煤炭部的统一部署开始战略性的转移，分期分批地陆续撤离贵州。</h1> <h1> 据后来知情人透露，当时二十四处的调令是去河北省邯郸，六十三处的调令是黑龙江大雁。煤炭工业部第六十三工程处前身为河北第五工程处。后调贵州六盘水，改为贵州省煤管局第一基本建设司。一九六五年改名为六枝矿区建设指挥部第一工程处，同年十二月被命名为煤炭工业部第六十三工程处。出身双鸭山的二十四处人不愿意去邯郸，而出身河北六十三处的人又恰恰不愿意去东北。就这样，这两家的头人都不约而同的去煤炭部申请改调令，部里的顺水人情就成全了两家的心愿。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h1> <h1> 我从二十四处办完调遣手续之后回了家，然后提前两天去的汪选厂，临行前去见见几位好同学。头一天是袁传江陪我去野马寨车站买的票，售票员问我买去哪儿的票，我像傻子一样竟然说不知道！传江同学提醒我是随二十四处去大雁，这才知道买大雁的票。售票员没找着大雁站名，给我提供的是齐齐哈尔的车票，告诉我说到了齐齐哈尔你再买那边的票，那边的车次很多。</h1><h1> 晚饭后到了老班长牛启义的宿舍坐了一会儿算是告个别，然后去吕鲁文宿舍睡了一觉。</h1><h1> 第二天下着连绵不断的牛毛细雨，传江送我去的车站。同去车站的还有曲玉英同学，我是和曲大姐的父母搭伴启程，也是曲大叔把我领出了贵州。与同学分别时时刻，没有太多的离别之言，上车后只是挥了一下那只沉重的小手……</h1><h1> 从背井离乡的开始，随着列车启动也开始了我的乡愁。我透过车窗看着淅淅沥沥不停的濛濛细雨，心中不断默念，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再回到这里见见同学。忽然间想到父母、兄弟和妹妹将去兖州矿务局，三弟将从四十二处调遣淮南局，全班同学都在这汪选厂，而我就要去万里之遥的黑龙江大雁。想到这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悠然而生，那一刻心中的滋味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酸楚与茫然，每当回忆起这个场景，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h1><h1> 想着想着火车到了水城站，我要随曲大叔一家从水城转车再前行。先后中转于柳州、杭州、上海和南京，之后从南京乘坐上海至哈尔滨的直快列车。车到德州后我下车去买烧鸡，在站台上巧遇二十四处的土建老工人耿玉浦耿师傅，就这样我俩一路顺利来到了当时称北大荒的黑龙江大雁。</h1> <h1> 大雁当时隶属黑龙江省煤管局，当时正是建矿初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下车时已是秋草黄满目凄凉的季节，接着很快就进入了严冬，那是从小到大第一次经历严寒，从贵州到黑龙江巨大的气候变化，那是当时难以忍受的寒冷。冬天土木建筑停工之后，全体工人都得去北河套挖沙子。我里面穿着棉袄，外面套上劳动保护羊皮大衣，皮帽子大棉裤加上大头鞋，捂得溜严，一车一车的像劳改犯一样，被拉去北河套打沙子（挖沙）。</h1><h1> 我一边干着这活儿，一边想起了汪选厂老班长同宿舍姓宋的老大哥唠的嗑，他家是二十四处的。他说东北老冷了，冬天吐口吐沫冻成一个钉儿。去那得遭老罪了。我对他说，听老工人说的到了冬天不能施工都猫冬。他说，冬天不施工都得打沙子备料，想猫冬门儿也没有啊！真叫那哥们儿说着了。</h1><h1> 得了，既然来到了这瘪犊子地方就啥也别说了。熬过了冬天是春天，春天风吹化雪，开化以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到了夏天除了蚊虫叮咬，那太阳离得也太近贼热贼热的，都能晒死人，这一点儿也不是唻悬。到了秋天的时候，望着南飞的大雁，随着变黄的草原，秋草黄，人的心也凉。特别是到了雨季，不穿靴子出不了门，到处泥泞不堪。就这样，我离开木冲沟后，伴随着充满艰难困苦的时光，度过了三年的蹉跎岁月。</h1> <h1> 一九七六年春天，二十四处成立了路线教育工作队。一个改变我终身命运的意外机遇，幸运地降临在我的头上。一天早上，我还没去食堂吃饭，我们工区的陈景林区长在我门口敲门，随即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八点去处机关报到。我说报到干哈去，区长说不道。于是，我匆匆忙忙吃了早饭，不到八点就到了机关，傻了吧唧地挨屋问我去哪儿报到，终于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去找武保科的王国才部长那里报到他是工作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队由魏殿军处长带队，我在工作队分配做文书，除了日常的抄抄写写的工作，还要负责工作队的宣传报道出黑板报等，一切都是现学现卖。</h1> <h1> 就这样，我脱产成为当时的以工代干。工作性质与环境的根本改变，幸运之神恩赐于我，工作性质与条件的巨大反差，给我以我极大的满足。从那时候起以致于以后的几十年，我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学习和工作，无欲无求。</h1> <h1> 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工作队历时不到半年结束了，我被留在了处机关。同年年末，二十四处番号被撤销，二十四处分为土、矿两处，我被分配到土建处武保科，一年后被宣传科长韩忠学科长看中，开始做宣传报道工作，工地采访然后广播站投稿，刻钢板，推油滚印快报，等等，一切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学习。</h1> <h1>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八年我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跟着肖增武老师筹建《矿工报》。板报成功了，我的一篇《土建二队成为煤炭部上刚要队》成为创刊的头版头条。</h1><h1> 好景不长，一九七九年大约在秋季。孙正豪杀回大雁当局长大砍以工代干，原先下井的回井下，原先土建的回土建，总之哪来的回哪去。就这样我在干部队伍里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就像计算器完成了一组算式一切归了零。</h1><h1> 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土建工区之后，张凤义书记考虑我脱产几年，原本学的那半生不熟的瓦工技术也荒废了，就照顾我在工区里跟着毛洪彬干总务，跑粮库给合同工办补粮证，给公出探亲人员办理全国粮票，以及给工人按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等等，就这样天复一天地忙并快乐地干着这份工作。</h1> <h3>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十九列电开进大雁，我又被招去当工长，领导一帮全局各单位筛出来的“合同痞子”，负责列电车下的送煤出灰工作。这份工作责任重大，送煤不及时会影响发电负荷，出灰不及时会导致顶炉排事故，严重的还要负法律责任。那些合同痞子自然也就适应不了这种工作。于是换了一批建材厂的女知情接管了给列电送煤出灰的活儿。为了保证列电发电负荷，我带着一个班用大板锹往皮带机霍过一车皮从鹤岗运来的煤，下了班骑车子回街里宿舍，回想起来那真是个苦差事，只是当时年轻力壮不怕累！当时四十九列电的刘书记看中了我给工人做的工资表，想培养我做会计，并和厂长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动员我到列电工作，我竟然拒绝了那份工作，原因是不想去山西。后来我想方设法地辞去那工长岗位，又回到了土建一区继续做人事总务工作。</h3> <h1> 一九八一年初，矿务局恢复信访处，处长庄阁臣先生走访基层招一名信访干事，原在土建宣传科时，没事儿就跟着工会干事康国义康叔学写大字块，经康大叔向庄处长推荐，我又重返局机关在信访处当了干事。之后，一九八九年调到局工会办公室当秘书，一九九五年调到卫生处计生办，一九九六年调到局总医院办公室，供职于四任院长办主任，直到二〇〇八年退二线结束了我的工作生涯。</h1> <h1>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历历在目的往事，一切只有回忆，却没有机会重演。</h1><h1> 自一九七三年离开那万山丛中的木冲沟，转眼已经过了四十八年。远山给我以无尽的追忆与思念。简单的总结一下，离开大山，给了我闯关东、独立生活、锻炼一生的机会，我的身心也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大雁。 </h1> <h1> 人生如梦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由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在时光的流逝中变成霜鬓雪髯。我的青春和我的时间，全都消失在从木冲沟到大雁到转换。<br> 如今， 我人到晚年，会时常唤起对那远山的追忆。遥远的大山中留下了我走向社会的起点，二十四处成为我成长的摇篮。就这样，我从弱冠之年到而立不惑，又从天命到人过花甲，就在这时光交措中，我从成长到成熟，又从成熟走向变老的路上。<br> 人的一生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充满了挑战也赋予了我乐趣。人生好比下棋，落子无悔。对此让我感到一生把一切美好都当作人生的精彩，而所有的不如意或者是磨难，到把它看作是经历吧！</h1> <h1> 当年不识黔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大山中。纵然时光不能倒流，但使今生回大山，再去看看那里的同学们，再去欣赏那里的层林尽染，再走一走那山、那水、欣赏那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再去看看我曾经亲自参与建设的木冲沟煤矿。这就是我的木矿情结，还有我的木矿之缘……</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