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论文寻找记（1）金安平

平安是金

那天从校史馆出来，我想，这该算‘’结案‘’了吧？

这事得从头说起。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早期（清末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教员队伍曾非常强大，基本由留美、留欧、留日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博士硕士组成，对于早期中国政治学来说，先是占了近乎大半壁江山，后来是半壁江山，在写作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学系、学术发展史的计划中，对这些政治学前辈的学术思想和教学内容的评介是重要的部分，他们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不仅直接反映着他们的研究趣向与水平，也关系着北京大学政治学教学的早期水平和学术传统形成的可能。但多年来，前辈论文的内容从未得到详细介绍甚至连题目都无从知晓。为此，我和我的博士研究生王怀乐踏上了寻找政治学前辈论文的路途。第一次选择的目标很集中：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前辈的论文，时间范围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四十年代。

没来得及倒时差，第二天就访问了哈佛大学的档案馆。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的王丽萍教授已经事先将我所要查找的名单向哈佛档案馆提出了第一次Request，共4份博士论文和四个博士的学籍档案。在美国交流的我们的学生丹阳、妍茹也来帮忙。

5月15日，乘坐海航481航班直飞波士顿。

哈佛大学的档案馆在Pusey Library楼。

可是档案馆却不是从这个楼的正门进，要到地下去。嗯，就是这个低于“地平线”的门。

王丽萍教授持有哈佛大学的ID，她向守卫档案馆的那个不苟言笑的老先生解释了需要带我们进馆查看的原因，毕竟是档案馆，要比其他图书馆管的严。老先生严格地查了护照后热情地放行，而且他牢牢地记住我们一行，因为以后我们再来光顾时，他就不再查证件，而是大手一挥：请进，进门左拐！

由于王丽萍教授的提前申请，我们到时，档案馆工作人员已经把申请查看的资料准备好放在Reading Room，我们再填一个简单的登记单就可以看了。申请查看的第一批材料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是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钱端升先生；一个是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过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临时主任的崔书琴。崔书琴先生的学籍材料和论文材料十分完整，但钱端升先生的博士论文居然没有！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找到。这就奇怪了，哈佛大学的论文档案保存工作做的是非常好的，钱端升先生又是哈佛大学早期为数不多的博士之一（1924年哈佛大学只有20个博士毕业），怎么能没有呢？比他更早的论文都有呀！

心怀疑虑地复制完了崔书琴的全部材料后，不甘心又让杨妍茹同学到查询台，要求再次查找。这次工作人员让我们看着他查找，在论文库中输入我们提供的钱端升先生的韦氏拼音“Ch’ien Tuan-sheng”，没有；又输入在袁同礼编辑的《1961年以前中国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中钱端升先生的英文名字“Chien Thomas. S”，还是没有。

好生奇怪。不解之中，我与在国内的钱端升先生的家人联系，回复说钱先生的博士论文原稿已由家人捐给北京大学校史馆了。可是，这就更不可能了! 哈佛大学怎么可能把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送出而不存档呢？将信将疑地又赶紧与北京大学校史馆联系，得到的回答是：钱先生的博士论文确实在北京大学校史馆！！！

这可有点扑朔迷离的感觉了。北京大学保存有钱先生博士论文原稿和哈佛大学档案馆没有找到钱先生博士论文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似乎不好解释啊！在没有查清之前，是万万不能告诉哈佛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有存本的。

迷惑不解细思极恐中，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的王老师建议我，这事可以去请教一下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的Nancy女士。

费正清中心创始于1955年，是美国也是世界研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重镇。中心图书馆建于1961年。现在负责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的Nancy女士是个传奇人物，她大学毕业不久即在这间图书馆工作，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中心曾专门举办过一个仪式，感谢她几十年在哈佛的服务和贡献。她是个真正的爱书人，是我心中《查令十字街84号》美国版的女主人公。她不仅对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图书资料十分熟悉，对哈佛大学整个图书资料系统也很熟悉。

我问她，如果在哈佛得到博士学位而在档案馆又查不到他的博士论文，那么会有几种情况？她立即说，三种情况。一是根本没有得到博士学位也没有提交论文；二是可能保存在原来读书的系没有上交档案馆；三是丢了。她接着又说，钱先生我知道，肯定是哈佛的博士；失窃说不好；还是先问问哈佛大学政府系吧。过了一天，她说政府系回答了，他们不可能私自保存论文，所有论文必须上交档案馆的。Nancy说你把钱先生的材料给我，我来想办法查。Nancy女士确实富有经验，她先查1924年哈佛博士毕业生的名单里是不是有钱先生。一查果然有，是20名毕业博士之一。再一仔细看，她看出问题来了：钱先生的英文名字是Thomson，而不是我们提交的Thomas！一个汤姆森，一个托马斯，名字错一点，电脑都不答应。那个编目的袁同礼，曾经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可把我们“害苦”了。

Nancy女士帮我们重新查找的结果是，这本论文提交的时间是1923年，由于时代较远，所以不在档案馆大馆里，而是在另外的库存室保存（offsite Storage），提取需要时间。而且确定这是Typewritten 形式的原稿。这下似乎峰回路转了。

虽说如此，没看到真实的论文还是不放心。请王丽萍教授按照最新信息再次向哈佛档案馆提交了查阅申请后，我们在等待档案提取的时间里，就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查找另一拨留学博士的论文。

在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阅览室，查到了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邱昌渭的论文。雕塑为顾维钧先生。顾维钧先生是哥伦比亚引为骄傲的中国学生，他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

四天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时，正赶上一个美国的公众假期即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档案馆已经细心地提前做了预告。不开门，着急也没有用。又捱了一天，才得以再次来到哈佛大学档案馆。

门卫老头居然还记得我们，大手一挥：进吧，往左！充满期待，怀着惊喜，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装订得像一件礼品盒似的厚厚的论文。果真是钱先生的答辩论文：正文542页，Summary 7页，有三位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决定和签名！还有从1924年到1960年的借阅记录。

查阅复制时大家都感叹万分，钱先生真是那代留学生的杰出代表，23岁多的时候，就能够写出长达五百多页的论文并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了不起！我的博士怀乐也反复说，23岁，23岁时，我们在干嘛呢？干嘛呢？

一边复制，一边还用手轻轻地在论文上摩挲，因为我们得记住这个手感，这个纸（是纸不是质）感，我们回去要去鉴定和比较北京大学校史馆存本与哈佛存本的区别。是的，此时在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论文原件真真切切地在哈佛大学，那么北京大学校史馆保存的由钱先生家人捐出的论文是怎么回事呢？

半个月后，回到了北京大学。立即通过在校史馆做志愿者的唐宇同学联系了校史馆，申请看这件库存。鉴于这篇论文查找的一波三折，我们把最后校史馆的查看称作“结案”。

6月7日上午十点，在校史馆的临时办公地，钱先生的博士论文已经被从库存室提出:　也是红漆皮装订的厚厚的大书，书脊上也写着哈佛大学和钱老的名字，也是Typewritten的版本，题目也是基于四国比较的议会委员会，页数也是542页加7页Summary。乍一看，与哈佛大学的一样，一瞬间我似乎又穿越回了哈佛档案馆！不要说我惊讶居然有两本“原件”，即使北京大学校史馆也以为他们保存的是钱老唯一的哈佛博士论文！镇静片刻，我清楚地确认了这件事：钱老的博士论文真的有“两本”！但这两本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版本同时做了两本（像我们今天论文要提交若干本）？还是两个版本？要知道，即使是在美国，1923年时也没有电脑打字和复印技术，论文都是靠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嗒嗒哒哒地敲出来的。五百多页啊，如果打两遍，那得是多大的工程！

有没有可能是用打字机先打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推印出２份呢？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根据版本的考察也似乎能印证这一猜测。在复制其它论文时，比如崔书琴的论文，每页文稿的背后都可以用手摸到明显的凸起，那是打字机敲打在纸张上留下的痕迹，所谓“力透纸背”。而钱先生的两本论文的文稿背面都是十分平展，没有任何从另一面敲打形成的哪怕是微小的凸起，所以很可能是先打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推印出来的。但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两份论文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好在我们已经熟悉了钱先生提交哈佛大学那本论文的情况，所以立即用眼与手对北大存本进行观察（北京大学校史馆居然不让拍照）。北京大学存本与哈佛大学存本的不同，果然存在。

第一，北京大学保存的论文，没有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和答辩委员签名，而哈佛版本有，说明哈佛存本是真正提交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那本；

第二，北京大学版本中加了两页活页的手写的法文文献。

第三，北京大学版本上有钱老多处用铅笔、钢笔改动批注增加的痕迹，甚至有大段的替换性修改。开始我们判断，北京大学存本应该是论文打印的第一版，打印出来后钱老做了修改，然后重新打印一本提交了。但如果这样，哈佛大学版本中那些段落、句子和单词就应该是修改过的。但是经过比对，北京大学存本中的那些大量手改的明显的改动、增加以及注解的地方，在哈佛大学版本中并没有体现，两本论文绝大部分是一样的。但也确实是有不同的：比如在第44页，北大版本中，钱老用铅笔把涉及”century”的两个冠词“the”、“this”做了修改和调换；在哈佛版本中，这两个词就已经是修改以后的样子。北京大学版本第221页的注释中，注释2与注释3是重合摞印在一起的，而哈佛版本则是清楚地打为两行。

虽然不同的地方很少，但只要有一处不同，就可以说明存在着两个版本！我的猜测是，论文一式两份（当然也不排除还可以印制更多本）油印出来后，可能钱先生发现有个别地方有误，做了个别修改。但鉴于再重新打印整本代价高昂，所以可能只对有问题的那几页进行了修改，然后装订，作为正式答辩版本提交——即哈佛大学版本。作为支持的有两个细节：一是，两本论文文本虽然有单词和注释的修改，但是两本论文所有页码中的开头单词和结尾单词都是一样，页数也没有任何变化，说明只有轻微改动，轻微到没有影响原来的版面。第二，提交的哈佛版，有几页是用打字机做了修改的，也许抽出来修改再重新装订时，出现了小的装订顺序差错——有两页的顺序是装订反了的。而在北京大学保存本中，页码装订顺序是对的。

钱老家人捐给北京大学这本，应该是钱老自己的保存本，也是答辩时回答问题时的依据本。所以，那些详细的批注、修改，可能是为回答问题做的准备，也可能是在提交论文后或者在更以后的长时间中，钱老又发现了新问题而做的修改。在钱老1923年8月提交论文到1924年通过博士论文之间也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根据钱老认真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一贯学风，在提交论文后仍反复琢磨，在自己手中的论文上，反复琢磨和修改，是非常可能的。

这篇论文存在两个略有区别的2个文本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了。有一些史实的细节考证，还在等待钱老家人的佐证（但毕竟钱老已经作古，论文这些细节家人也不一定知道）。

寻找论文的过程中，对前辈学者的崇敬之情常常涌满胸膛。看来，天赋、聪明、勤奋，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