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回望：图说我的知青往事

信天游

写在前面的话

往事已随风而去，昨天只留在梦里。不是所有的往事都会在你的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因为时光会抹去不值得留恋的东西。

然而，总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梦魂牵绕，像汩汩而出的泉水长久地流淌在我心上，挥之不去。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把它们记录下来，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梳理，对自己的青春有个交代。

去陕北插队50年的今天，我决定了却这桩心事。

又要回忆，又不想工程太大，我选择了“图说”这种形式。用照片唤醒记忆，让记忆生发说词，图文并茂，短小简洁，看者省心，自己省力。只是早些年照片不是随手就能拍的，没有照片作证的经历，能跟其他照片勾扯上的，就做个说明，实在没理由的，只好放弃。

做完这件事，我可以坦然地向昨天挥一挥手，然后转过身去走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了。同时，对这个世界上牵挂着我，关注着我，打探着我的人，对那些在不同时期相遇、又对我之前或之后的经历感兴趣的人，我也可以让他们得偿所愿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可能会有错误或偏差，恭候知情者指正。

2018年6月

图片转载自《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激情岁月》

一场场大雪一阵阵风

冬季里告别了北京城

天上下雪地上滑

窑洞住进了北京娃

老树根深叶叶密

这辈子记住了黄土地

　　1968年夏，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从涌向北大荒开始，紧接着是内蒙草原、晋北山区、云南农场，并于冬季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从12月开始，每天三趟专列，北京—西安—铜川—延安—各县—各队，火车—卡车—驴车—驴队，同样的路线同样的场景持续了两个多月，把两万七千名北京知青像种子一样洒向黄土高塬的山川沟壑中。

我就是这两万七千名知青中的一员。

图片转载自《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激情岁月》

出 发

当时，北京四中高一3班“韶山红旗”战斗队有11人选择了去延安，1969年2月2日我们出发时，已是赴延大军的后续部队了。

一路上的事还依稀有些印象：火车站送别，车厢里欢歌笑语，西安、铜川、延安的欢迎仪式，漫步在延安街头，参观枣园毛主席故居等等。但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从小到大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寒冷。从铜川到安沟四百多公里，全程坐的都是卡车，虽然有车篷，仍难以阻挡扑面而来的冷风和寒意。那叫一个冷！手脚麻木，脸部僵硬，寒彻心肺。面对黄土地给我们的第一个下马威，语言功能似乎也冻住了，大家沉默无语，车厢里一片寂静。

卫星图片上的黄线是从县城到安沟的公路

2月5日，离开北京的第四天，我们乘卡车从延安出发，一路东进向延长而去。到达安沟时，公社领导和各大队接人的干部已等候多时，开过欢迎会，吃过晚饭（猪肉烩粉压饸饹），天已擦黑了。“谁家的娃们谁领走”，各路人马纷纷上路。

卫星图片显示的安沟（红点）到太木塬（左下角）的地形

我们跟在社员和驮行李的驴队后面，向目的地踅梁大队进发。天上无月，路上无灯，我们先是在川道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上山，在雪后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到达踅梁大队太木塬生产队时，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

因为天已很晚，去踅梁和前山的知青只能先在太木塬将就一夜，第二天再各进各村。我们11个人挤在一张土炕上，像锅贴一样紧紧挨着，实在想翻身了，就喊口令一起行动。好在人困马乏，“锅贴们”依然睡得很香。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共11人，上图是我们参观枣园毛主席故居时的合影。前排左起：宗丕铎、周彻、吴政新、罗万、彭健；后排左起：谭祖谋、王士鑑、张元、金铁鸣、宋世昌、白迪祺。

　　后来小组又增加了两个人，一个是投奔哥哥白迪祺而来的白矛（后右一），一个是1970年6月进队的北京干部老郭（前左一）。

卫星图片中的踅梁和太木塬

初到踅梁

我的双脚终于站在了踅梁的土地上，这里将是我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我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也许一两年，也许五六年，也许更长。虽然那时我们都有过“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但那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心，更像是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豪言壮语。

第二天进村有没有敲锣打鼓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将要居住的窑洞前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社员，婆姨、娃娃居多。

当时的场景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互不相识的人都想表达自己的热情，脸上酝酿着笑容，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常见的问答是：

“来啦？”

“来啦。”

“家里老人好吧？”

“好。”

还有人问：“毛主席好吧？”我们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点头微笑。

大概在陕北人的意识里，我们在北京就如同当年党中央所驻村庄的老乡，和领导人碰面打个招呼是常有的事。这个情景让我觉得十分有趣，于是便有了后来在信天游中的描述：

三十六孔窗子双扇扇门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东家请来西家坐

尝尝米酒油馍馍

热炕上笑着拉家常

问完了毛主席问爹娘。

　　踅梁大队分为踅梁、太木塬、前山三个生产队（现在的自然村），踅梁是大队所在地（现在的行政村）。金铁鸣、宗丕铎、王士鑑分在太木塬，彭健、周彻、张元、白迪祺、白矛在前山。我和罗万、谭祖谋、宋世昌则留在踅梁。

吃派饭

因为“初来乍到，摸不清锅灶”，队里没有让我们马上自己开伙，而是派饭到社员家里吃。

“派饭”是当地一种待客形式。延长的村庄规模普遍不大，集体经济也不发达，生产队既没条件也无必要设立食堂，更没人开饭馆。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宣讲政策、驻队蹲点，到了饭点，就由队里指派某家接待某人，事后队里会用麦子、谷子等实物给些补偿。

我们到社员家吃了几天派饭，其实也是认门，知道了谁谁谁叫什么，谁谁谁是两口子，谁谁谁家境如何，这对我们尽快融入这个集体多有裨益。

参考图片：塬上的村庄

窑 洞

我很后悔当年没有拍下踅梁山村的全貌，虽然它始终保鲜在我的记忆里，但我却无法告诉家人：这，就是我当年生活过的踅梁。

从网上下载了一张陕北塬上村庄的图片，可做参照。塬上的村庄无论大小，大致的模样都差不多：一般都位于塬上朝南的低洼处，窑洞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小路把各家各户连接起来。从图片上看有两排像是砖窑，那时的踅梁可没有，全是土窑。

窑洞起源于人类最早期的“穴居”。人们为了躲避风雨的侵袭和猛兽的袭击，在自然形成的山洞中居住，成为人类早期的居住方式。后人受到祖先的启示，就在一些山体与丘陵中开挖洞穴，装上门窗，成为我们所说的“窑洞”。

参考图片：陕北窑洞

陕北窑洞大多数属于“靠崖窑”，即依自然形成的土崖，从横断面挖进去，形成洞状，在洞壁里面抹层黄泥，安上门窗，盘上炕、灶，就可住人了。窑洞冬暖夏凉，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光着膀子睡在炕上，连扇子都不需要。陕北农村几乎各家都有一孔窑洞不住人，叫“寒窑”，热天里有些不宜存放的食物什么的，就放在寒窑里。

延长有的生产队因为知青较多，专门打了“知青窑洞”。踅梁就我们四人，生产队长兰生才就把自家的一孔窑洞腾出来，供知青居住，成了我们的房东。

参考图片：窑洞内景

我们住的窑洞跟网上下载的这张图片很近似，只是门在右炕在左。靠近窗户是土炕，土炕紧挨着灶台，灶台上放一口大铁锅，烧开水、下面条、蒸炒煎炸都在一口锅里。冬天做饭时就顺便把炕烧暖了，夏天则在户外另盘一个灶。我记得我们还用过自带的煤油炉。

　　兰生才既是队长又是房东，对我们颇为关照：窑寒不寒，炕冷不冷，灶火怎么生，粮食够不够吃，嘘寒问暖，细致周到。他在指点我们烧火时引用老话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实”，既有实效又富哲理。这句话我至今铭记在心，并收录到我搜集的“民间俗语”中。

兰生才本人就是一个实在实诚的人，他正直、稳健，话虽不多却很有主意，既能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他和许多陕北老乡一样，对知青有一种质朴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也许因为知青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又因为这些“文化人”能从大城市到农村来“受苦”，让他们打心里对知青高看一眼。在后来的相处中，无论知青提议在冬季水利工地开展“三员一队活动”（读报员、板报员、歌曲教员，宣传队），搞科学试验田，成立青年突击队，发动全村男女老少搞积肥会战等等，都得到兰生才的大力支持。插队第一年，当我们因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而忍饥挨饿时，也是他让队里借粮食给我们渡过难关。

踅梁大队主要干部与北京干部及部分知青合影

方 言

踅梁大队的三个生产队都在塬上（即山上的平地），只不过踅梁和太木塬的农田面积大一些，地平一些。而前山的平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峁上，支离破碎，自然条件是最差的。

踅梁以本地人为主，村民说的是有别于榆林话的本地方言。太木塬和前山多为当年逃荒到此地的山东人的后裔，因此满口的山东腔。

说到方言，初到踅梁，老乡说的话我们常常听不懂。比如，劳动叫受苦，可怜叫恓惶，饺子叫扁食；“莫麻达”就是没问题，解下了（读咳哈了）不是害怕了而是明白了；入不里去（读克）听着像外语，其实是放不进去的意思，等等。当我们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后，语言交流便不再是障碍，以至于我们原本标准的普通话中经常夹杂着本地方言。两年后我第一次回京探亲，与家人交谈中常常冒出一些令他们莫名其妙的词语，现在想起来仍忍俊不禁。

婆姨娃娃

陕北人口中的婆姨，指的是老婆、媳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一般不叫妇女的官名，而说谁谁谁婆姨，甚至是谁谁谁屋里的。未婚的年轻女子、女孩子，就可以叫小名，或省掉姓直呼其名，兰巧啊，宝珍啊，翠娥啊什么的。

照片上是踅梁的部分婆姨和娃娃们。能有机会照一张相，把她们高兴坏了，梳洗打扮后穿上了干净的衣服。记得我们刚进村时，有婆姨好奇地看着我们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不明白“匣子”里咋会有人说话。还有娃娃问：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参考图片：坡田锄地

受 苦

在踅梁的两年，我们和老乡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感情日深。

羊肚子手巾头上戴

小米饭就着腌酸菜

春种糜子秋收谷

满天风沙满脸土

翻山过沟羊肠道

双脚磨出血泡泡

太阳落山满天星

夜读伴着小油灯

一碗凉水加白糖

苦乐冷暖自己尝

东边下雨西边晴

交上的朋友都是受苦人

这正是我们初到陕北农村的生活写照。

参考图片：耕地、拿粪、点种

社员手把手教我们挑担、抡撅、锄地、开镰、拿粪、垄田，我们学会了许多农活儿，清晨耕地，夜战送粪，苦夏割麦子，寒冬修水利。生活上我们学会砍柴烧火，吆驴驮水，炒菜做饭，缝补衣服，当然也学会了抽旱烟袋。我在2004年戒烟时，已有35年烟龄，第一次触烟就是插队那年。

插队第一年还有许多第一次：第一次骑毛驴，第一次看杀牛，第一次动手杀鸡，第一次在农村赶大集，第一次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翻越几十里高塬进县城……严格地说，从城市到农村，多数经历肯定都是第一次，但有些第一次却是刻骨铭心，久久难忘的。

参考图片：驴车运庄稼

如同初到陕北便体验到寒冷一样，之后我又第一次品尝到饥饿是什么滋味。1962年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我是幸运的，父母机关在食堂专设了“学生餐桌”，供正在上小学、长身体的干部职工的孩子在此用餐，基本管饱。因此，学生时代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饥饿。插队第一年，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无法填饱我们的肚子。粮食不够吃，又缺肉少菜，肠胃素得厉害，更容易显饿。饿肚子的感觉不光身体发软，还有心里发慌。早上出工，好不容易盼来早饭，送饭的才走，我们又对午饭翘首以盼了。“受苦”干的都是力气活儿，饿一顿两顿能忍，十天半个月怎么过！还是生产队借粮，让我们渡过难熬的日子。

参考图片：麦收时节

陕北有句谚语：“男人怕割麦子，女人怕坐月子”。修水利在冬季，割麦子在夏天，都是“受苦人”受苦的季节。虽然麦收时节天不亮就出工，但太阳出来后，割麦、捆麦、担麦、拉车等工序照样得在烈日烧烤下进行。骄阳似火，口渴难耐，背心干了湿，再干再湿，带来的水早已点滴不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嗓子眼冒烟。

夜 战

所谓“夜战”，就相当于城里人晚上加班。夜战一般是在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如播种前夜往地里送粪，秋收当天连夜将庄稼运回场院。

我最怕夜战。因为我的近视程度在夜晚空手走路都觉得“前途暗淡”，更别说在田间地头摸黑劳作了。夜战往田里送粪还好些，即便走得慢，也不会落太远。要命的是无月之夜背庄稼（如黑豆、玉米杆），每每到了漆黑一片的地里，我就好像到了“三岔口”。明明知道白天割下的庄稼就在附近，但它们看得见我，我却看不见它们，我只能弯着腰在地里摸。往往到最后，夜战的社员们都已完成定额回家了，我一个人还在“三岔口”摸来摸去，十分狼狈。

参考图片：打夯

打夯号子

干农活我不算壮劳力，但我也有强项。冬季修水利，在土坝上打夯，就发挥了我的特长，因为我能领唱打夯号子。

打夯号子是属于民歌的一种劳动号子，群众在修坝筑路等土建工程打夯时所唱。劳动号子产生于劳动过程中，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叫，其音乐形象粗犷豪迈、坚实有力。

踅梁打夯用的是木夯，木夯圆柱形，一米多高，边上按着把手，供掌把人做扶手。打夯时，拉绳人随着号子一起用力，先轻后重，先低后高，渐入佳境，木夯高高飞起又重重落下，在土层上一点点移动。木夯飞起时有一人多高，因为掌把人身边有四个人同时用力，依靠麻绳的张力保持夯的平衡，所以木夯飞起时看似惊险，其实安全是有保障的。

因为我是个“菜鸟”，刚开始只有拉绳卖力气的份。慢慢的，我熟悉了打夯的要领和号子的调调，便有些心痒，跃跃欲试。社员们大概也觉得以前唱的号子过于单调，北京娃有文化，脑瓜灵，也许能唱出新词儿，便试着让我掌把领唱。毕竟我在学校时写过说过数来宝、天津快板，对韵文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并不陌生，稍微适应适应，很快就上路了。

打夯号子的曲调有各种各样，节奏形态也不尽相同。我会两种号子，最常用的一种，以切分音为节奏的基本形态，是这样的：

　　号子的头两句是常规的开场词，开场词过后就由掌把人自由发挥了，他必须即兴歌唱，要眼到脑到嘴到，也就是把看到和想到的快速组成词句，随口唱来。能押韵最好，押不上也无妨，关键是唱词要与曲调的节奏合拍，才能引导拉绳人齐心合力。所以，打夯号子多以七言句为骨架，根据节奏需要加上“那、呀、个、里、来”等衬词。比如，“昨天晚上下场雨，今早摔个嘴啃泥”。节奏调整并口语化后就成了：

夜黑里（昨晚）下了那一场雨

哎—嗨呦，哎呦嗬嘿

一早就摔了个嘴啃那泥

哎—嗨呦，哎呦嗬嘿

劳动是辛苦的，要付出体力和精力。打夯号子在完成统一号令这个基本功能时，如能做到风趣幽默，引人发笑，就能活跃气氛，舒缓压力，减轻劳动所带来的疲惫感。仔细回忆，我现编现唱的“别看那木夯飞得高，砸到脚上可受不了”、“某某的婆姨生了个娃，娃一落地就会爬。”等号子效果就蛮好。 在我看来，打夯是个体力活儿，但也是我所接触过的农活中最有艺术含量的工种，就因为有打夯号子。

参考图片：毛驴驮水

吃 水

当地人管喝水叫吃水。踅梁在塬上，祖祖辈辈吃水都要靠毛驴从山下驮上来，或者人背肩挑。据村民说曾经打过井，但没打出水来。引水上山成了踅梁一代代人的梦想。

盛水的木桶是圆形的，全封闭，顶上有把手和桶眼，用来接水倒水，以保证运送过程中水不会溢出来。

从村子到山下的泉水池，一来一回约五里地，需要六十分钟。这是毛驴的速度，换做人背肩挑，上坡途中要休息若干次，至少增加30分钟。况且毛驴一次驮两桶，而人只能背一桶。

参考图片：驴驮水人挑水

我们到踅梁的第二年春天，队里接连死了几头驴，27户人家吃水推磨的重担就落在9条瘦弱的毛驴身上。队里决定，除了知青，各家不许再用驴驮水。知青小组则决定，与村民同甘共苦。于是，每天早晚，我们又增添了一项力气活儿：下沟背水。

由于吃水不易，我们一般都是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水沉淀后洗菜，没菜可洗就洗衣服，最后浇到菜地里。有一次轮到我做饭，发现水缸里没水了，下山背水已来不及，没辙，我只好将前一晚沉淀后的洗脚水倒进大铁锅蒸熟了玉米团子（类似发糕）。然而这件事在公社知青中却以讹传讹，变成我“用洗脚水和面蒸团子”，我冤不冤哪！

饭 食

说到吃，不能不说说陕北农家的饭食。

还记得贺敬之的诗句吗？“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着炕上坐”。油馍馍属于陕北的一种风味小吃。农村人平日舍不得吃，只有逢年过节才做一些犒劳自己。油馍馍呈饼状，中间有小孔，由土豆、白面、荞面、糖等杂粮和在一起炸制而成，金黄似铜钱，味道甘甜可口。

我们到踅梁时临近春节，没过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过年的饭食了。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知青作为村里的新农户，社员轮番邀请到家里做客，我们终于尝到了久闻大名的油馍馍、黄米油糕和摊米黄，确实名不虚传。

　　那时过年，米酒和油馍馍应该算是标配。米酒又叫稠酒，是陕北特色的农家自酿酒。呈米糊状，浑浊黄稠，陕北人也叫它“甜酒”。各家各户的稠酒味道不同，全看技艺如何，最好的稠酒是酸甜适度的。我不好白酒，但对米酒还是接受的，醇香扑鼻，但喝多上头。

　　洋芋擦擦，是陕北的传统饭食之一，属于天然绿色食品。洋芋擦擦顾名思义，是用洋芋（土豆）擦出来的食品，当地人称为“洋芋库勒”。加工时先用“擦子”（鱼鳞状的专用工具）将土豆擦成寸长的薄片或丝丝，水泡后同面粉搅匀，上笼蒸熟。食用时，盛入碗中，调入蒜泥、辣子面、酱、醋、葱油或香油，最好再拌上自制的西红柿酱。除了蒸，也可以用锅快火炒出，其味也佳。

上图是餐馆提供的，我在踅梁吃过的洋芋擦擦可没那么丰富的调料，有点盐、蒜泥、葱油就很不错了，我至今还想念。

　　黄米油糕是很有特色的山西陕西传统小吃。黄米油糕以熟黄米面包红小豆泥茸，油炸而成。吃时撒少许白糖。外焦里嫩，色泽金黄，甜香可口。

　　摊米黄，又叫摊黄、摊馍馍，是陕北的特色美食之一。有小米面制作的，也有玉米面和小米面混合制作的。每年到了腊月，陕北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摊米黄，存放到寒窑里，吃的时候在锅里加热即可。

据资料说，自古以来，陕北地区每年的小麦仅占全年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多点儿，这就意味着陕北人主要是靠吃玉米、谷子、糜子、豆类、薯类等粗粮来维系生计的。在这种生存状况下，陕北人便不断琢磨尝试杂粮细作、粗粮精做的技艺，流传至今。“摊米黄”就是粗粮细作的精典范例。

　　前面提到过，我们到达安沟公社的第一顿饭吃的是猪肉烩粉压饸饹，在陕北那可是农村过年才吃的饭食。

饸饹，是用饸饹床子（像机床模样的工具）把和好的面团轧成滚圆长面条，直接压进开水锅煮熟，捞出浇卤，既方便又可口。吃饸饹的历史源远流长，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吃饸饹的习惯。

　　猪肉烩粉对我毫无吸引力，因为我从小一吃肥肉就呕吐，即便在插队艰苦的日子里，我照样对肥肉看都不看一眼。但对别人来说，能吃上一顿猪肉烩粉，绝对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像油馍馍、黄米油糕、摊米黄那样的名小吃，一年也就有一次机会一饱口福，绝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吃的是玉米团子、玉米贴饼子、玉米糊糊或小米粥。麦收后很长一段时间，知青会经常吃烙饼和面条，老乡却一个劲摇头说我们是“败家子”。因为烙饼费面，同样的面粉吃汤面、杂面就划算得多。

　　在缺水的陕北高塬上，绿色蔬菜难得一见。我在踅梁吃的最多的菜是腌酸菜。刚开始很不习惯，感觉很酸，有股臭味，难以下咽。其实，这不是酸菜本身的问题，多一半与发酵技术有关。手艺好的人家腌出的酸菜味道就比较正。我记得刚到踅梁时，兰生才婆姨就帮我们腌过一缸酸菜，因为不那么爱吃，我也没特意去学，至今也不会腌酸菜。

　　

和面（读获面）的和，我理解就是搅和的意思，把土豆、南瓜、白菜等蔬菜与擀好的面条搅和而成，类似于河南的“杂烩面”。和面有干有汤，有主食有副食，一碗全有了，省事又好吃，我就好这口。后来当干部，下乡工作吃派饭，不指望馒头炒菜，有碗和面就心满意足了。到现在，蔬菜的种类比插队时丰富多了，可我很少吃干捞拌面，就喜欢把各样东西和面条搅和在一起煮，这是插队留下的“病根”。

离 别

1971年2月，上级决定调整知青布局，踅梁知青并入东方红大队，我虽极不情愿，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从命。

离开踅梁那天，送行的社员把我们三人（这时谭祖谋参军已走）很重的木箱（因为有书）搬上驴驮架，送到二十几里外的约定地点，与东方红大队来的人交接。分手时，这些在庄稼受灾、牲畜病死的困难时期从不流泪的汉子们，眼眶里却满含着泪水。其中一个社员叫武颜善。

　　武颜善当过生产队副队长，干活儿是把好手，就是脾气死倔，属于软硬不吃的“刺儿头”。一次他在涝池（塬上接收雨水的盆状土坑，供牛羊驴马饮水，婆姨们洗衣服）边上为队里洗羊时因凉水所激突然休克，赤脚医生打了急救针后仍昏迷不醒。我急忙借了自行车下山来回奔走30里地，请来公社医生，此时武颜善已苏醒过来。虽然没真正帮上忙，但武颜善却领情，从此和我成了朋友，无论是劳动还是处理村里的事，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帮我。由此我深感陕北农民的朴实敦厚，不管什么性格脾气的人，只要你真诚以对，他也会对你掏心窝子。

　　连喜和双贯是我担任踅梁青年突击队长时的小组长。两个小子一个倔一个灵，但都能吃苦，争先恐后，成为我的左膀右臂。离别时他俩跟随驴队把我送出二十里，分手时嚎啕大哭，这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到东方红不久，我就请假回京探亲。临行前又回了一趟踅梁，两天里吃了20多家的饭，谁请你都得去，否则会伤了主人的心。即便什么也吃不下了，也得意思意思，因为在这家的这顿饭，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有了。

后来我在写电影剧本《冬天的记忆》时，在歌词里描绘了离别的场景：

村边的槐树田边的柳

送娃们送到大路口

高山上喊话有回声

出门人别忘了家里人

你要走了不想让你走

拉着你的胳膊抓住你的手

泪花花闪在眼窝窝里

往后见一面不容易……

部分东方红大队知青

东方红

东方红大队原来叫朱家河大队，文革中改的名字，现在又恢复原名。为了尊重历史，我在这篇记述中仍称之为东方红。

原在东方红的知青是北京四中高一4班的17人，加上踅梁去的10人（谭祖谋和彭健已离开）和其他队的6人，规模一下子扩大到33人，成了一个大知青组。

人多力量大。据知青组组长柏铮回忆，知青介入了东方红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乎所有领域：参与建立了广播站、卫生站、机器磨房、发电房、扫盲识字班、夜校；在大队里有人任队干部，各生产队有人任政治辅导员，学校里有人当教师，卫生站有人当赤脚医生，这在踅梁小组是不可想象的。

大知青组除了人多好干事，另一个优点就是可以集体起伙，有了专职炊事员，我们不用再把心思放在一日三餐上了。

不用想做饭的事并不意味着不用想吃饭的事。东方红33个正在长身体的精壮青年，每天受苦消耗着热量。白天干活，大家各有各的去处，多数情况下早饭和午饭都送到田间地头。晚饭就不同了，三十几个饥肠辘辘的人几乎同时回来，喧哗声、咀嚼声、碗筷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我的饭量算中等，和面都能吃五大腕，比我高比我壮的肯定奔七八碗去了。什么叫狼吞虎咽？看看知青吃饭就知道了。

“鸡窝”

我住的窑洞被称为“鸡窝”，是因同住四人的外号而得名。上图左起：“老鸡”金铁鸣，“瘸鸡”白矛，“田鸡”本人，“鸡蛋”袁林峰。

“老鸡”是我中学以来的好友，和我一样比较倔，但比我稳重，且善于思考；“瘸鸡”很像他哥哥，心性温和，不急不躁，适合做学问；“鸡蛋”调皮捣蛋，人很机灵，喜欢恶作剧。

我在东方红也留下一个段子，为了比谁嘴大，我往嘴里塞了两个（有人说三个）熟鸡蛋，结果卡在口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憋得脸红脖子粗，最后用筷子戳碎鸡蛋，才化险为夷。仔细回想，出这个主意的人，“鸡蛋”嫌疑最大。

水利队

到东方红后，因为我经常断断续续被抽调到公社知青宣传队，时在时不在，在队里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队里索性把我安排在水利基建队，走了不缺我一个，回来了也不多我一个。

陕北地区从上到下一直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每到冬季都要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东方红大队农闲时主力部队回归，水利工地热火朝天，平时也保留着一支游击队，细水长流地担负着打坝、修路、修梯田等任务，农忙时就参加突击性质的麦收、送粪等农活。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水利队里女子和小子（当地人对未婚少男少女的称呼）居多，他们年轻活泼，勤奋好学，充满青春活力，早前在扫盲识字班“脱盲”，现在成了夜校的主力。当时水利队还有个知青叫荣朔南（外号南瓜），后来崔希通（外号老太太）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担任辅导员，白天一起劳动，休息时给队员读报纸、讲时政、学唱歌，晚上教年轻人读书识字。从她们的眼神和言谈话语中，我可以感觉到她们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知青带来的她们所不熟悉的新生活方式的向往。

我和水利队的男女老少能很快熟络起来，在踅梁学会的打夯号子起了不小的作用。

参考图片：打夯

东方红水利工地打夯用的是石硪，扁圆形状，石硪有带把手的，也有不带的。（见参考图片）有了踅梁的磨炼，我编唱的打夯号子花样多起来，有宣讲时政的，鼓舞士气的，歌唱延安的，歌唱东方红的，还有现场取材开玩笑的，如：“石硪子飞的高又高，飞到那天上找不着”，“远远走来了一个娃，走近一看是南瓜”，拉绳的人就一边齐心用力一边笑着喊“哎—嗨呦，哎呦嗬嘿！”

参考图片：打夯

现编现唱一次半次比较容易做到，长时间即兴发挥就很考验人了。有时难免“炒冷饭”，有时一下子没词儿了，嘴里只好含含糊糊蒙混过关，队员们也宽容，一笑了之。

后来我想到一个取巧的办法：唱毛主席诗词。一些“七律”诗可以直接唱，长短句的词就挑选七言的名句组成集锦，“四海翻腾云水怒，哎—嗨呦，哎呦嗬嘿！五洲震荡风雷激，哎—嗨呦，哎呦嗬嘿！”且应对很长时间呢。现在想来，当时要是能找到脚本，我一定唱快板书《双枪老太婆》，有故事有人物有悬念，篇幅也足够长，就怕女子小子们听得入了迷，不肯收工可咋办？

　　当年还未婚的女子、小子们，现在应该已经当上爷爷奶奶了。但她们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像山丹丹花一样朴实无华、满怀人生梦想的陕北少男少女。

宣传队

我在插队和后来的延长生活岁月里，有很长一段经历与文艺活动相关，而这一切的源点，就要追溯到安沟公社知青宣传队那段经历。

1969年9月10日，我们插队的第七个月，安沟知青宣传队成立了。那个年代的文艺活动必然会带有政治色彩，小小的公社宣传队也不例外。公社党委革委会在批复中给宣传队下达的任务是：迎接国庆20周年，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毛主席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动员令，配合公社的整党运动。

宣传队成立后，先用12天时间分头创作节目，我能记起来的，有朗诵雕塑剧《珍宝岛不容侵犯》、小话剧《整党一课》、表演唱《建设社会主义新延安》、舞蹈《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以及快板剧、眉户调说唱等十几个。全体人员22日在瓦石头大队集中，紧锣密鼓排练了6天，28日白天就给大队社员进行了一次答谢演出。然后冒雨赶到公社，29日给公社干部、贫下中农和师生代表汇报演出。

从10月1日至26日，包括公社在内，宣传队翻越12个山头，走遍23个大队，进行了26场演出，行程约200里路。刚回队没几天，宣传队又紧急集中，在学赶大队給全县“三干会”演出了一场。

1971年第二期宣传队在县文化馆

宣传队自编自演的节目紧密配合形势，联系农村实际，受到农民观众的欢迎，因为这些节目大多说的是他们身边的事，一看就懂，而且一些形式他们从未见过，感觉十分新奇。有的年轻人在自己队上看完，听说宣传队下一场在临近大队演出，第二天收工后就翻山过沟再看一场。他们可不是在“追星”，而是“追新”——新鲜的内容，新颖的形式，新奇的感觉。

1978年与卢云峰的合影

跟随宣传队进行调研的县文化馆馆长卢云峰在与农民的座谈会上，概括了宣传队的几个特点：自编自演、就地取材、联系实际；短小精悍、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不挑场地、不用幕布、三盏马灯解决问题；写农民、演农民、自身就是新农民。我也是从这次开始，认识了老卢，后来他又成为我的同事、领导和良师益友。

　　现在看起来，我们创作表演的节目难免会有那个年代共有的缺陷，激情有余而深刻不足，政治口号多而缺少艺术性，形式多样却流于粗糙。但那是打在我们身上的时代烙印，不必苛责。

　　除了紧张的创作和演出，宣传队里也有许多逸闻趣事。

第一次集结时宣传队住在瓦石头一户人家的两孔新窑里，新窑位于半坡上，一条新踩出的小路通往坡下。晴天还好说，毕竟插队七个月我们已经学会了走山道。可一旦下起雨来，吃派饭就成了一大难题。小路泥泞不堪，又陡又滑，下坡时只能横过脚，一点一点往下蹭，就这样仍难免滑到。如果两个人手拉手互相扶持，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同归于泥”。后来不知是从谁开始，索性双腿蹲下，用一根柴火棍在前面顶着，慢慢往下滑。于是，走山路的六字经“上山摇，下山跑”，在我们这改成“上山摇，下山滑”了。

　　我的新疆鼓手装扮。不过靴子不是皮的，是长筒雨鞋

我擅长写、说、唱，却从未跳过舞。但乌兰牧骑式的宣传队要求一专多能。我们几个男队员除孙志光会跳舞外，其他人都是“舞盲”，只能赶鸭子上架。秧歌舞还好学，关键是走好十字步。藏族舞可就难了，明明是自己的双手双脚，却怎么搭配也不协调。几个大男人笨拙、滑稽的“舞姿”，让女同胞们笑破了肚皮，说我们是“猩猩下山”。

那时宣传队的生活颇有些准军事化的味道，在紧张高效的创作、排练、行军、演出之外，还要在驻地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并参加劳动。天天在一起，连舌头和牙都要摩擦。宣传队员朝夕相处，对节目、排练、演出怎么可能没有意见、误解、争执，甚至面红耳赤。但队员们都能坦诚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队内还设立了“红哨兵”，对每天排练演出中的队风队纪进行监督评比。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生活是很值得怀念的。顺便提一句，在宣传队的“一对红”活动中，结成互帮互助对子的四中的孙志光和铁二中的陈玉纹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伉俪，也算是宣传队的一段佳话。

　　安沟公社和黑家堡公社知青宣传队联合为延长县三级干部会议演出

安沟公社和黑家堡公社知青宣传队在延安

第一期宣传队历时35天。后来又集结过几次，人员有出有入，但骨干成员基本稳定。这时的安沟知青宣传队在延长县已经小有名气，在县文化馆也挂了号，得到了去县里和地区演出的机会。

1971年12月开始，宣传队陆陆续续有人招工走了，知青离开农村已是大势所趋，知青宣传队的历史使命便宣告结束。

可惜第一期宣传队没有留下照片，我只能借第二期宣传队的“全家福”和剧照，向所有经历过那段“轻骑兵”生活的队员表示怀念和致敬！

第二期宣传队在枣园毛主席故居

宣传队在杨家岭

宣传队在张思德墓前

从1971年开始，延安知青的格局发生了变动，一大批知青招工、招干、上大学离开了农村。我是在1972年11月得知，县革委会要招收我为国家干部。当时传来的消息是，东方红有六人，即王小平、金德本、祝文、王泰立、周彻和我。但没过几天，最终的结果却只有我和金德本“有幸中标”。我知道我在延长的生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相信，有插队这碗酒垫底，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考验，我都能坦然面对。

再见了，命运与共的老乡们！再见了，朝夕相处的插友们！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再见了，我一言难尽的插队岁月！

谁说命运是一杯苦酒

磨难能让心灵变得富有

种下青春我们收获了成长

还有那永远的信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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